《建国大业》这部因其172名（另一说为187名）明星强大阵容在网上炒得沸沸扬扬的影片已经于9月16日在影院公演。网上有报道说，导演韩三平和主演张国立都称“这是一个空前绝后、不可复制的电影”。足见其“牛”。不过严格地说，任何电影――无论糗到什么程度或靓到什么程度，都不可复制因而空前绝后。他们想表达的意思应当是，这部影片所容纳的华裔明星阵容会赋予它在电影艺术史上一种类似吉尼斯之最的地位。只要想想这一点就足以让人称奇了：即使没有一句台词的小角色也都由明星扮演，并且大家还都心甘情愿地零片酬参演。 

     然而，在明星们把大家的眼球都吸引过去的同时，舆论却忽略了在现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这部“主旋律”影片折射出来的由其特定的题材决定的，同样不可复制因而空前绝后的深刻宏远的思想内涵。也就是说，电影《建国大业》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所选的题材¹，无论是出于精心策划、顺手拈来、无心插柳、甚或是歪打正着，可以说都选对了。180多位影星大腕儿零片酬加盟参演，也永远不必后悔。但是，若干年后，中国电影史上相同题材的电影，即使不再有一个功成名就的明星参与，在思想性和进步性上超越此片却是无可置疑的必然。 

     题材“选对了”？选对什么了？《建国大业》浓墨重彩刻画的不是尸横沙场、血流成河的三大战役打出一个新中国的“解放战争”的史诗，而是中国共产党人鲜明地高举起新民主主义的大旗，以民主反专制，以协商反独裁，以求同存异的大眼界，成就民族和解、和平、复兴，因而凝聚起全中国一切进步力量，终于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历史画卷；其主题强调的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你死我活的暴力革命，而是团结、包容、和谐胜过党争、狭隘、斗狠的普世价值方向；着力表现的不是枪林弹雨、不怕牺牲、枪杆子打出新天地的流血牺牲，不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在随时会暴露身份而遭杀身之祸的危险处境中的超常心理承受力，也不是毛泽东与蒋介石，或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政治和军事策略上谁更加老谋深算的一比高低，而是那年头代表着中国未来光明希望的共产党人所展示的海纳百川，德以致远的博爱胸怀。尽管此后至今的60年中国历史最终还是没能走出“二杆子”²治国的专制轮回，但是毕竟中国共产党人浴血奋战28年，团结起全中国一切民主力量，领导中国人民推翻旧的专制统治，在1949年那个时刻，真实地唤起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和中国人民对中华民族光明未来的美丽希望，挥洒出那个特定的中国历史时空点上的五彩云霞，融融春意……这样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因反抗专制、争取民主而最为绚烂夺目的历史形象，通过180多位影视明星的精彩表演，定格在《建国大业》这个电影上了。也因此，即使到了中国真正走向民主的那一天，今天在价值认同上可能还并不是十分自觉的编剧、导演和明星们，也完全不必为他们在2009年创作和参演了这个电影而扼腕叹息悔不当初。原因很简单：《建国大业》可谓“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它切割掉了所有中国共产党人的错误，包括1949年前“反AB团运动”、“延安抢救运动”、以及让龙应台心痛的当年解放长春时的围而不打，饿死许多人；也包括1949年后，对影片真实记录的大事件――政协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的迅速背离，和后来越来越偏离这个建国大业确定的方向，而走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歧途，这个影片都可以不必追究不必提及，它只管歌颂历史截止到1949年10月1日前经得住历史推敲的这段光辉灿烂。但是无论怎样，这个影片没有伪造历史，也不必伪造历史。因为这“一瓢饮”本来就是那样光鲜夺目，大德大智，沁人心脾，爽口宜人。 

     那么为什么说，若干年后，同样题材的电影，必将在思想性和进步性上超越此片呢？因为，这个影片，以及为庆祝共和国六十华诞发行的几乎所有“主旋律”影视作品，其主题仍是“人民翻身解放的革命，历经艰难险阻终于取得了胜利”。1949年这个胜利已经过去了60年，这些影视作品却没有任何价值自觉，交待一下，60年前的胜利的道义合理性根据到底是什么？是中国人早就总结出来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还是毛泽东总结的马克思主义的真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续，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台湾作家龙应台历时380天，前往南京、广州、长春、沈阳、马祖、台东、屏东、美国等地访问1949年的亲历者、查考历史现场，参照了五、六十人的口述回忆，于今年9月出版了《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一书。在接受采访时，她说，“这本书恰巧在十月一日前出来，当大陆庆祝胜利，庆祝建国六十年的时候，对内战是否可有更深刻的反省？我真的觉得，中国大陆的领导人，台湾的领导人，在六十周年的时候，可以对所有国共内战中的亡魂有一个仪式，不是一个胜利的仪式，是一个追悼的仪式，是一个说一声对不起的仪式。”³这个说法恰应了我们的先哲老子早就告诉过我们如何对待战争中的胜利的一段话：“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因此，“战胜以丧礼处之”。⁴ 

     一个民族的自相残杀，战胜者与战败者，至人死伤者和死伤者都是手足同胞。我们至今对国共战争史的描述还是“XX战役击毙国民党军队XX人”为胜利的证明，心不为之寒，反而为之快。这种胜利者的心态是多么的可怕？共和国已经走过了60年，我们各种形式的“革命传统教育”所宣示的核心思想，都还是这种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的“你死我活”“不共戴天”。对照一下我们在1990年亚运会唱出的“让世界充满爱”，在2008年奥运会上喊出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我们想传达给受众的究竟是什么？是希望他们成为珍爱人的生命、尊严和自由的一代？还是想让他们一直停留在崇尚暴力斗争中胜者为王的野蛮心理状态？还是让他们在这样两种完全对立的价值张力中，变成玩世不恭的流氓痞子、随机应变的低俗小人、或不知所从的精神迷惘甚至精神分裂症患者？ 

     我们不是历史的虚无主义者，不是价值中立者，不是道德相对主义者，我们是普世主义者。我们完全可以在普世人权价值的原则基础上找到1949年胜利的道义合法性根据。1911年孙中山领导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实际上是“共和国”Republic）的道义根据是普世人权价值，1949年毛泽东领导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道义根据同样也是普世人权价值。相应地，满清王朝崩溃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孙中山主张的武装起义，而是它自己逆时代大潮，专制腐败，践踏人权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彻底地失掉了人心；同样的道理，蒋家王朝在大陆的瓦解主要原因也并不是毛泽东领导的暴力革命，同样也是它自己逆时代大潮，专制腐败，践踏人权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彻底地失掉了人心。“不自由，勿宁死”，暴力在除了暴力之外，没有其他办法争取被暴力地剥夺了的最基本的自由权利时就具有了道义合理性。这种道义合理性，既是美国独立战争的道义根据，是法国大革命的道义根据，同样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反抗当时国民党暴政的人民战争的道义根据。然而这种人民暴力的道义合理性，仅限于争取革命阶级被暴力地剥夺了的与所有人平等的自由权利，却绝对不能赋予争取到自由权利的革命阶级剥夺其他人的自由权利的合法理由和新的特权。即不能把“昨天我被狼咬过”，变成“今天我要变成狼”的根据。如果这样，我们人类永远不能走出以暴力互相残杀的轮回。 

     是的，马克思主义帮助过我们中国人推翻蒋介石的腐败专制，具体地、历史地看，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但是马克思主义同时教给中国人用“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新型专制取代“封建官僚阶级专政”的旧专制，以及其道义根据――劳动阶级至上的非普世价值为天经地义。1949年，要在一片战争废墟上建立新国家，在这个历史的重压下，中国共产党人张扬起新民主主义旗帜，和各民主党派团结奋斗共商建国大业，实际上只是其在中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远大目标中的一步棋，是一个策略手段，而不是一个战略目标，《共同纲领》只是共产党的建国大业中争取人心的一个过渡性文件，一种权宜之计，而不是她真正和各党各派达成共识的持久建国纲领。而这不幸恰恰成了此后中国必然绕行一个60年历史大圆的逻辑开端。 

     这60年的一个甲子周期，我们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大迂回、大弯路或从1949年奠基的民主建国大业的大倒退呀！1949年无比辉煌的建国大业在此后的头30年中愈演愈烈地被一种比国民党专制统治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新的专制取代：舆论一律，国民党是只禁止马克思主义一种舆论，而共产党则是禁止马克思主义之外的一切舆论；一次次的人为发动的并没有经济基础的阶级斗争或群众运动，中国人仅仅因为言论和观点，就要检讨、认罪、丢饭碗，就被株连、告密、文字狱、揭发、批判，劳改、下狱、枪毙……，到文革时登峰造极，多少人仅仅因为所谓的阶级立场和家庭出身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后30年的开端则是这个周期的拐点，从那时起，中国人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慢慢调整自己的方向，整个民族从歧路的死胡同的最低点缓慢向上爬，到了60年的今天，还好，我们转回来了，终于以螺旋式地迂回渐渐地在更高点上开始有望回归到1949年奠基的民主建国大业上。这个过程，反映在“主旋律”口号上，就是“以人为本”和“和谐社会”；反映在影视艺术作品上，就有了“主旋律”影片《建国大业》。 

     笔者现在还没有亲眼目睹《建国大业》这个影片，但是通过各种相关资料对它的了解，已经在为它祈祷，祈祷这部影片不要被禁演。

     禁演？一定有人会问：怎么会？怎么可能？

     我担心的是：怎么不会？怎么不可能？前几年有一位笑蜀先生编写了一本《历史的先声》，内容是当年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人敦促国民党当局改专制统治行民主宪政的文章汇编，被禁止出版。2004年《走向共和》的电视剧，较为客观生动地描述了孙中山、李鸿章、袁世凯、慈禧等历史人物和走向共和制的历史坎坷，与我们教科书的红就红透、黑要黢黑的好坏分明的模式不相吻合，就被禁演。禁止出版《历史的先声》，禁止播放《走向共和》的理由，同样可以成为禁止放映《建国大业》的理由。为什么？因为，历史是连续的。一个历史的片断，会引起人们对前因后果的追寻，一个时段中的五彩云霞，会引发人们对其扩张开来的绚丽连漪的期待。当《建国大业》作为一道精神大餐诱发起观众对共和国真实历史的“食欲”时，如实描述、深入反思、冷静分析这60年坎坷、灾难的学术成果、文学艺术作品就会获得生长空间。人们至少会关注1949年建国大业主要参与者在此后真实生活中的历史命运。我们不用说一批杰出的民主党派人士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不用提一批卓越的中国共产党领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至死；我们只看看被“保护”得最好的“国母”宋庆龄的思想变化，就会知道影片《建国大业》今天给予我们的五彩云霞的视觉盛宴，对于那些亲历者其实也只是一饱眼福的过眼烟云而已。 

     1994年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审查通过了党史编委会整理的关于宋庆龄建国后32年经历的材料。5 

    邓小平批示：还是要去伪存真，敢于修正不实之处。陈云批示：宋庆龄的品质高贵，在于信仰始终如一，爱国、爱民、爱和平。不做违心事，不讲违心话。要尊重她这一点。  

     1955年11月，宋给毛写信：“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护工商业者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 

     1957年宋又写信给党中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做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 

     从1958年起，宋曾推病拒绝参加人大常委会。党中央委派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去做工作，宋只得继续参加。1959年4月，宋在人大被推举为国家副主席。宋先后两次推辞：“我是落伍了，思想跟不上，只挂个名，作个样子，对国家不利。”提议由李富春或乌兰夫担任。

     文革期间，宋先后给毛和党中央写了七封信，表达了她对“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并对共产党极度失望。67年8月、69 年11月、76 年6月，宋曾三次产生厌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对来探望她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流露出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感到怅惘和说不出的苦闷。七封信中说：“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夜一天下来，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做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党中央要出来讲话。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 

     1970年，……宋推病拒绝出席一些节日活动和招待会，说“我参加会伤感，还是不参加，参加一次，回来就要进医院。另外，我也不想做政治上的点缀。” 

     1981年5月，胡耀邦、李先念到医院转告宋，政治局决定接受她为正式党员，1950年3月就曾给党中央写信要求入党，52年10月给毛泽东写信再次提出入党要求的宋听后微笑说：“不勉强吧！31年了，我的心冷了，人生的路将要走完了。” 

     宋庆龄这位不仅亲历而且积极参与了1949年民主建国大业的伟大的中国女性在目睹了“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的“罪行”之后，不再想做“政治上的点缀”，在人生之路将要走完时，终于“心冷”了。那么看过《建国大业》电影的人们，会不会在萌发出对1949年开启的60年历史真实的“食欲”后，去了解、去深刻反思这60年我们走过的历史大圆，这样的反思会不会使他们在其人生之路远未走完时，也“心冷”进而“不勉强”加入中国共产党？如果有这样的严重后果，难道这个电影不可能被禁演吗？  

     1911年孙中山奠基的“新中国”和1949年毛泽东奠基的“新中国”，从当时的建国纲领看，都是民主的新中国。但是归根结底，由于历史条件不足，我们民族文化还没有形成充足、厚实的民主自由之树能茁壮成长的空气、土壤，因此它们都没有真正“新”起来，都重回专制老路了。但是，历史从来不可能有完全意义上的复辟，社会进步的足迹必定是在曲折中完成，新的空气和土壤必定会越积越多，中华民族100年内两度给人以希望的民主宪政的新中国离我们已经越来越近了。我们还是不必心冷，我们还是应当满怀希望地去拥抱这个理想，实现这个理想！或许《建国大业》的推出，也是当今中国的执政者们，要于重重荆棘阻力中，为唤起中国人民主建国的意识，开辟中国民主宪政制度基础上真正美好的未来，极高明而道中庸地创造条件？真希望是如此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