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大業》這部因其172名（另一說為187名）明星強大陣容在網上炒得沸沸揚揚的影片已經於9月16日在影院公演。網上有報道說，導演韓三平和主演張國立都稱“這是一個空前絕後、不可複製的電影”。足見其“牛”。不過嚴格地說，任何電影――無論糗到什麼程度或靚到什麼程度，都不可複製因而空前絕後。他們想表達的意思應當是，這部影片所容納的華裔明星陣容會賦予它在電影藝術史上一種類似吉尼斯之最的地位。只要想想這一點就足以讓人稱奇了：即使沒有一句台詞的小角色也都由明星扮演，並且大家還都心甘情願地零片酬參演。 

     然而，在明星們把大家的眼球都吸引過去的同時，輿論卻忽略了在現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這部“主旋律”影片折射出來的由其特定的題材決定的，同樣不可複製因而空前絕後的深刻宏遠的思想內涵。也就是說，電影《建國大業》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周年所選的題材¹，無論是出於精心策劃、順手拈來、無心插柳、甚或是歪打正着，可以說都選對了。180多位影星大腕兒零片酬加盟參演，也永遠不必後悔。但是，若干年後，中國電影史上相同題材的電影，即使不再有一個功成名就的明星參與，在思想性和進步性上超越此片卻是無可置疑的必然。 

     題材“選對了”？選對什麼了？《建國大業》濃墨重彩刻畫的不是屍橫沙場、血流成河的三大戰役打出一個新中國的“解放戰爭”的史詩，而是中國共產黨人鮮明地高舉起新民主主義的大旗，以民主反專制，以協商反獨裁，以求同存異的大眼界，成就民族和解、和平、復興，因而凝聚起全中國一切進步力量，終於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的歷史畫卷；其主題強調的不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你死我活的暴力革命，而是團結、包容、和諧勝過黨爭、狹隘、鬥狠的普世價值方向；着力表現的不是槍林彈雨、不怕犧牲、槍桿子打出新天地的流血犧牲，不是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在隨時會暴露身份而遭殺身之禍的危險處境中的超常心理承受力，也不是毛澤東與蔣介石，或共產黨與國民黨在政治和軍事策略上誰更加老謀深算的一比高低，而是那年頭代表着中國未來光明希望的共產黨人所展示的海納百川，德以致遠的博愛胸懷。儘管此後至今的60年中國歷史最終還是沒能走出“二杆子”²治國的專制輪迴，但是畢竟中國共產黨人浴血奮戰28年，團結起全中國一切民主力量，領導中國人民推翻舊的專制統治，在1949年那個時刻，真實地喚起中國進步的知識分子和中國人民對中華民族光明未來的美麗希望，揮灑出那個特定的中國歷史時空點上的五彩雲霞，融融春意……這樣一個中國共產黨人因反抗專制、爭取民主而最為絢爛奪目的歷史形象，通過180多位影視明星的精彩表演，定格在《建國大業》這個電影上了。也因此，即使到了中國真正走向民主的那一天，今天在價值認同上可能還並不是十分自覺的編劇、導演和明星們，也完全不必為他們在2009年創作和參演了這個電影而扼腕嘆息悔不當初。原因很簡單：《建國大業》可謂“任憑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它切割掉了所有中國共產黨人的錯誤，包括1949年前“反AB團運動”、“延安搶救運動”、以及讓龍應台心痛的當年解放長春時的圍而不打，餓死許多人；也包括1949年後，對影片真實記錄的大事件――政協第一次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的迅速背離，和後來越來越偏離這個建國大業確定的方向，而走入“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歷史歧途，這個影片都可以不必追究不必提及，它只管歌頌歷史截止到1949年10月1日前經得住歷史推敲的這段光輝燦爛。但是無論怎樣，這個影片沒有偽造歷史，也不必偽造歷史。因為這“一瓢飲”本來就是那樣光鮮奪目，大德大智，沁人心脾，爽口宜人。 

     那麼為什麼說，若干年後，同樣題材的電影，必將在思想性和進步性上超越此片呢？因為，這個影片，以及為慶祝共和國六十華誕發行的幾乎所有“主旋律”影視作品，其主題仍是“人民翻身解放的革命，歷經艱難險阻終於取得了勝利”。1949年這個勝利已經過去了60年，這些影視作品卻沒有任何價值自覺，交待一下，60年前的勝利的道義合理性根據到底是什麼？是中國人早就總結出來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還是毛澤東總結的馬克思主義的真諦：“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續，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  

     台灣作家龍應檯曆時380天，前往南京、廣州、長春、瀋陽、馬祖、台東、屏東、美國等地訪問1949年的親歷者、查考歷史現場，參照了五、六十人的口述回憶，於今年9月出版了《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一書。在接受採訪時，她說，“這本書恰巧在十月一日前出來，當大陸慶祝勝利，慶祝建國六十年的時候，對內戰是否可有更深刻的反省？我真的覺得，中國大陸的領導人，台灣的領導人，在六十周年的時候，可以對所有國共內戰中的亡魂有一個儀式，不是一個勝利的儀式，是一個追悼的儀式，是一個說一聲對不起的儀式。”³這個說法恰應了我們的先哲老子早就告訴過我們如何對待戰爭中的勝利的一段話：“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因此，“戰勝以喪禮處之”。⁴ 

     一個民族的自相殘殺，戰勝者與戰敗者，至人死傷者和死傷者都是手足同胞。我們至今對國共戰爭史的描述還是“XX戰役擊斃國民黨軍隊XX人”為勝利的證明，心不為之寒，反而為之快。這種勝利者的心態是多麼的可怕？共和國已經走過了60年，我們各種形式的“革命傳統教育”所宣示的核心思想，都還是這種已經遠遠落後於時代的“你死我活”“不共戴天”。對照一下我們在1990年亞運會唱出的“讓世界充滿愛”，在2008年奧運會上喊出的“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我們想傳達給受眾的究竟是什麼？是希望他們成為珍愛人的生命、尊嚴和自由的一代？還是想讓他們一直停留在崇尚暴力鬥爭中勝者為王的野蠻心理狀態？還是讓他們在這樣兩種完全對立的價值張力中，變成玩世不恭的流氓痞子、隨機應變的低俗小人、或不知所從的精神迷惘甚至精神分裂症患者？ 

     我們不是歷史的虛無主義者，不是價值中立者，不是道德相對主義者，我們是普世主義者。我們完全可以在普世人權價值的原則基礎上找到1949年勝利的道義合法性根據。1911年孫中山領導建立起來的中華民國（實際上是“共和國”Republic）的道義根據是普世人權價值，1949年毛澤東領導建立起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道義根據同樣也是普世人權價值。相應地，滿清王朝崩潰的主要原因並不是孫中山主張的武裝起義，而是它自己逆時代大潮，專制腐敗，踐踏人權到不可救藥的地步，徹底地失掉了人心；同樣的道理，蔣家王朝在大陸的瓦解主要原因也並不是毛澤東領導的暴力革命，同樣也是它自己逆時代大潮，專制腐敗，踐踏人權到不可救藥的地步，徹底地失掉了人心。“不自由，勿寧死”，暴力在除了暴力之外，沒有其他辦法爭取被暴力地剝奪了的最基本的自由權利時就具有了道義合理性。這種道義合理性，既是美國獨立戰爭的道義根據，是法國大革命的道義根據，同樣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反抗當時國民黨暴政的人民戰爭的道義根據。然而這種人民暴力的道義合理性，僅限於爭取革命階級被暴力地剝奪了的與所有人平等的自由權利，卻絕對不能賦予爭取到自由權利的革命階級剝奪其他人的自由權利的合法理由和新的特權。即不能把“昨天我被狼咬過”，變成“今天我要變成狼”的根據。如果這樣，我們人類永遠不能走出以暴力互相殘殺的輪迴。 

     是的，馬克思主義幫助過我們中國人推翻蔣介石的腐敗專制，具體地、歷史地看，推動了中國社會進步。但是馬克思主義同時教給中國人用“無產階級專政”這樣的新型專製取代“封建官僚階級專政”的舊專制，以及其道義根據――勞動階級至上的非普世價值為天經地義。1949年，要在一片戰爭廢墟上建立新國家，在這個歷史的重壓下，中國共產黨人張揚起新民主主義旗幟，和各民主黨派團結奮鬥共商建國大業，實際上只是其在中國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遠大目標中的一步棋，是一個策略手段，而不是一個戰略目標，《共同綱領》只是共產黨的建國大業中爭取人心的一個過渡性文件，一種權宜之計，而不是她真正和各黨各派達成共識的持久建國綱領。而這不幸恰恰成了此後中國必然繞行一個60年歷史大圓的邏輯開端。 

     這60年的一個甲子周期，我們經歷了怎樣的歷史大迂迴、大彎路或從1949年奠基的民主建國大業的大倒退呀！1949年無比輝煌的建國大業在此後的頭30年中愈演愈烈地被一種比國民黨專制統治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新的專制取代：輿論一律，國民黨是只禁止馬克思主義一種輿論，而共產黨則是禁止馬克思主義之外的一切輿論；一次次的人為發動的並沒有經濟基礎的階級鬥爭或群眾運動，中國人僅僅因為言論和觀點，就要檢討、認罪、丟飯碗，就被株連、告密、文字獄、揭發、批判，勞改、下獄、槍斃……，到文革時登峰造極，多少人僅僅因為所謂的階級立場和家庭出身而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後30年的開端則是這個周期的拐點，從那時起，中國人不得不摸着石頭過河，慢慢調整自己的方向，整個民族從歧路的死胡同的最低點緩慢向上爬，到了60年的今天，還好，我們轉回來了，終於以螺旋式地迂迴漸漸地在更高點上開始有望回歸到1949年奠基的民主建國大業上。這個過程，反映在“主旋律”口號上，就是“以人為本”和“和諧社會”；反映在影視藝術作品上，就有了“主旋律”影片《建國大業》。 

     筆者現在還沒有親眼目睹《建國大業》這個影片，但是通過各種相關資料對它的了解，已經在為它祈禱，祈禱這部影片不要被禁演。

     禁演？一定有人會問：怎麼會？怎麼可能？

     我擔心的是：怎麼不會？怎麼不可能？前幾年有一位笑蜀先生編寫了一本《歷史的先聲》，內容是當年抗戰勝利後中國共產黨人敦促國民黨當局改專制統治行民主憲政的文章匯編，被禁止出版。2004年《走向共和》的電視劇，較為客觀生動地描述了孫中山、李鴻章、袁世凱、慈禧等歷史人物和走向共和制的歷史坎坷，與我們教科書的紅就紅透、黑要黢黑的好壞分明的模式不相吻合，就被禁演。禁止出版《歷史的先聲》，禁止播放《走向共和》的理由，同樣可以成為禁止放映《建國大業》的理由。為什麼？因為，歷史是連續的。一個歷史的片斷，會引起人們對前因後果的追尋，一個時段中的五彩雲霞，會引發人們對其擴張開來的絢麗連漪的期待。當《建國大業》作為一道精神大餐誘發起觀眾對共和國真實歷史的“食慾”時，如實描述、深入反思、冷靜分析這60年坎坷、災難的學術成果、文學藝術作品就會獲得生長空間。人們至少會關注1949年建國大業主要參與者在此後真實生活中的歷史命運。我們不用說一批傑出的民主黨派人士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不用提一批卓越的中國共產黨領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至死；我們只看看被“保護”得最好的“國母”宋慶齡的思想變化，就會知道影片《建國大業》今天給予我們的五彩雲霞的視覺盛宴，對於那些親歷者其實也只是一飽眼福的過眼煙雲而已。 

     1994年11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審查通過了黨史編委會整理的關於宋慶齡建國後32年經歷的材料。5 

    鄧小平批示：還是要去偽存真，敢於修正不實之處。陳雲批示：宋慶齡的品質高貴，在於信仰始終如一，愛國、愛民、愛和平。不做違心事，不講違心話。要尊重她這一點。  

     1955年11月，宋給毛寫信：“我很不理解提出對工商業的改造，共產黨曾向工商界許下長期共存、保護工商業者利益的諾言。這樣一來，不是變成自食其言了嗎？資本家已經對共產黨的政策產生了懷疑和恐懼，不少人後悔和抱怨。” 

     1957年宋又寫信給黨中央：“黨中央號召大鳴大放，怎麼又收了？共產黨不怕國民黨八百萬大軍，不怕美帝國主義，怎麼會擔心人民推翻黨的領導和人民政府？共產黨要敢於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評，批評人士大多是愛國愛黨的，一些民主黨派人士為新中國的解放，做出了家庭、個人名利的犧牲，一些二、三十歲的青年知識分子怎麼可能一天就變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我很不理解這個運動，我想了兩個多月，還是想不通，有這麼多黨內黨外純粹的人會站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對立面？要推翻共產黨？” 

     從1958年起，宋曾推病拒絕參加人大常委會。黨中央委派劉少奇、周恩來、董必武去做工作，宋只得繼續參加。1959年4月，宋在人大被推舉為國家副主席。宋先後兩次推辭：“我是落伍了，思想跟不上，只掛個名，作個樣子，對國家不利。”提議由李富春或烏蘭夫擔任。

     文革期間，宋先後給毛和黨中央寫了七封信，表達了她對“文革”的不理解、反感，並對共產黨極度失望。67年8月、69 年11月、76 年6月，宋曾三次產生厭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對來探望她的領導人的談話中流露出對自己所選擇的道路感到悵惘和說不出的苦悶。七封信中說：“我不懂文化，說小說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塗了，一夜一天下來，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變成了走資派、反黨集團、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學習批判揭發劉少奇，我不會做的，劉少奇主席在黨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會是叛徒、內奸！我不相信，一個叛徒內奸當了七年的國家主席，現在憲法還有效嗎？怎麼可以亂抓人、亂鬥人、逼死人？黨中央要出來講話。這種無法無天的情況，自己傷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們的優秀幹部從與國民黨的戰鬥中走過來，卻死在自己的隊伍中，這是什麼原因？” 

     1970年，……宋推病拒絕出席一些節日活動和招待會，說“我參加會傷感，還是不參加，參加一次，回來就要進醫院。另外，我也不想做政治上的點綴。” 

     1981年5月，胡耀邦、李先念到醫院轉告宋，政治局決定接受她為正式黨員，1950年3月就曾給黨中央寫信要求入黨，52年10月給毛澤東寫信再次提出入黨要求的宋聽後微笑說：“不勉強吧！31年了，我的心冷了，人生的路將要走完了。” 

     宋慶齡這位不僅親歷而且積極參與了1949年民主建國大業的偉大的中國女性在目睹了“自己傷害自己的同志、人民”的“罪行”之後，不再想做“政治上的點綴”，在人生之路將要走完時，終於“心冷”了。那麼看過《建國大業》電影的人們，會不會在萌發出對1949年開啟的60年歷史真實的“食慾”後，去了解、去深刻反思這60年我們走過的歷史大圓，這樣的反思會不會使他們在其人生之路遠未走完時，也“心冷”進而“不勉強”加入中國共產黨？如果有這樣的嚴重後果，難道這個電影不可能被禁演嗎？  

     1911年孫中山奠基的“新中國”和1949年毛澤東奠基的“新中國”，從當時的建國綱領看，都是民主的新中國。但是歸根結底，由於歷史條件不足，我們民族文化還沒有形成充足、厚實的民主自由之樹能茁壯成長的空氣、土壤，因此它們都沒有真正“新”起來，都重回專制老路了。但是，歷史從來不可能有完全意義上的復辟，社會進步的足跡必定是在曲折中完成，新的空氣和土壤必定會越積越多，中華民族100年內兩度給人以希望的民主憲政的新中國離我們已經越來越近了。我們還是不必心冷，我們還是應當滿懷希望地去擁抱這個理想，實現這個理想！或許《建國大業》的推出，也是當今中國的執政者們，要於重重荊棘阻力中，為喚起中國人民主建國的意識，開闢中國民主憲政制度基礎上真正美好的未來，極高明而道中庸地創造條件？真希望是如此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