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影《唐山大地震》裡，陳道明扮演了一位叫王德清的普通軍人，在唐山抗震救災中收養了“孤兒”方登。曾在天津親歷唐山大地震的陳道明很想演這個角色，連劇本也沒看就答應了下來。

　　南方周末7月30日報道 (記者 張英) 陳道明現在不看報紙，不看電視，平時在家裡上網看看新聞，大部分時間用來讀書、寫字、聽音樂。

　　對現實頗感悲哀的他說自己看到了問題，卻改變不了。所以他選擇遠離人群，讓自己邊緣化。

　　汶川大地震發生後不久，陳道明在深圳碰到馮小剛。當時，馮正為該不該拍《唐山大地震》犯愁。經歷過唐山大地震的陳道明，給馮小剛談起了自己當年遭遇地震時看到的細節和場景，還出了不少主意。馮小剛就藉機問陳道明是否願意演一個當年去唐山救援的解放軍幹部，陳道明沒看劇本就答應了。

　　在《一地雞毛》之後的十幾年裡，馮小剛和陳道明沒有再合作過。拍《夜宴》的時候，馮小剛想找陳道明演厲帝，當時陳道明剛演完《康熙王朝》，“怕自己有點黔驢技窮”，沒有答應。後來馮小剛找了葛優。“我覺得軍人有意思，在戰爭年代他們是在第一線，在地震、水災等大大小小的災難面前，或者是騷亂、帶有群體性的危險事件面前，基本上中國軍人都在第一線，同時軍人又是被紀律管制的一個群體，在今天的社會生活里，他們的自由程度是最低限的。”陳道明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2008年，陳道明在汶川地震現場看到，現場參與救援的軍人全部是年輕人，大部分都只有二十多歲，這喚醒了他對唐山地震的記憶。

　　1976年，在天津人藝工作的陳道明，地震發生時顧不上穿衣服，就一步四個台階往下跑，跑到宿舍樓中心的廣場上，才發現自己的腳崴了。過了一會兒，下起了雨，餘震頻發，樓還在晃，陳道明看到在場的女同事穿着短褲抱着肩膀躲在角落裡發抖，他和另外一位膽子比較大的同事又回到宿舍，為女同事取來了衣物。

　　天亮時，陳道明發現他們蘇式風格的宿舍樓沒什麼損壞，只有幾條裂縫。他打算回自己家看看，從單位所在的天津西郊往市中心走，越往城裡走越感到恐怖——林蔭道一側的樹沒了，被倒下來的建築壓斷了，另外一面的樹卻好好的。

　　“回到家，發現我們家住的那棟樓一面牆已經沒了，就像七十二家房客似的，就像在演一出話劇，但是樓沒倒，每間屋子裡的家具、桌子、床什麼的還都在。”

　　此後，陳道明家和當時所有的天津人一樣，在街道兩側搭起帳篷，住了兩個月。“後來就開始用木板、鐵絲搭建臨時宿舍，一直住了兩三年。”

　　陳道明那個時候見到的救援軍人，大部分也是年輕人。他們除了救人，還幫助天津人蓋臨時住房。“有了這些經歷，我覺得不給軍人樹一筆，委實過不去。”馮小剛擔心他的片酬問題，陳道明回答：“這是一部很美好的電影，片酬你看着給。”

　　“現在很多電影都是條件先行，已經不是創作先行了。我對這個角色感興趣，錢就不那麼重要了。然後馮小剛把劇本給我，我跟他聊了兩次，就順當地拍了電影。” 陳道明說。

　　陳道明在《唐山大地震》裡的角色是一位叫王德清的普通軍人，在唐山抗震救災中收養了“孤兒”方登，其後幾十年間，妻子患病去世，養女不知其蹤，直到有一天養女重新出現在他面前……

　　陳道明以“傲”著稱，被認為“向來不愛接受媒體採訪”。在《唐山大地震》北京新聞發布會上，馮小剛說：“這些年陳道明變得特別隨和了。”陳道明在接受南方周末獨家專訪時說：“不是的，其實我一直挺隨和的。”近年來，對電影或者電視劇完成後，製片方的宣傳需求，陳道明逐漸理解了，也參加了不少集體性的新聞發布會。“我的原則是只回答有含金量的提問。”陳道明說。

　　如果你是精神上的暴發戶，你的生活質量會很差

　　有些演員說我不好合作，而說這些話的人，我基本上都沒跟他合作過。你跟我合作過，才可能評價我。

　　南方周末：《唐山大地震》剪掉了你多少戲?

　　陳道明：只保留了三分之一的戲份，有七八場戲被馮小剛刪掉了。有一場戲是妻子癌症晚期住院後，我扮演的王德清回家給夫人整理衣物，看着這件衣服，他哭得稀里嘩啦的，那是哭得最厲害的一場戲，哭完了之後妻子就死了。

　　另外一場戲是養女方登回到家裡，王德清把妻子後事安頓好以後，留女兒方登一個人在家睡覺，妻子在世時一直比較嫉妒他和養女之間的感情。出於對前妻的尊重，他去辦公室睡了。還有一場戲是最後方登走了，一個孤零零的老頭站在門口……

　　如果這幾場戲能夠接起來，會很感人。目前的電影裡，父親王德清和女兒方登這條線還是有點突然，有點硬。我後來跟小剛說，你回頭給我寫一份書面檢查，一共就這麼點戲，你給我剪掉七八場，我以後更不拍電影了。

　　但小剛也確實無奈，片長就這麼點，每個人物都要拎一下，我非常理解，可能全盤鋪排下來只有我的能剪，所以就剪了我的部分。

　　南方周末：你如何評價你在電視劇《手機》裡扮演的費墨?

　　陳道明：《手機》是交了差、過得去。導演沈嚴給我電話，覺得收視率沒有達到預期效果，有點失望，我就勸他說，不指責你為什麼要複製電影、根本是誤讀，不挨罵，已經算是最佳成績了。

　　南方周末：你的期望值為什麼那麼低?

　　陳道明：期望值不能影響自己的創作初衷，拍戲的時候用功、用心、用力，就行了。觀眾怎麼評價，收視率如何，是創作人員左右不了的。

　　南方周末：媒體上描述的陳道明是難以接近、孤傲、狂妄的，但熟悉你的人又說你是溫和、幽默、平易近人的。哪一個陳道明更接近真實?

　　陳道明：如果把這兩者視作我不同的人生狀態，我是能夠全部接受的。前幾年在跟朋友聊，人生有金錢關和榮譽關，人在金錢面前往往容易走形，這是顯而易見的，要不怎麼會出這麼多貪官?榮譽關是無形的，但可能讓人變形得更大，當你突然間被別人的讚揚聲包圍了，你的抵抗力到底有多強?你還是你自己嗎?

　　我經歷過這樣一段時期，就是1990年代那一陣子。好在我這種狀態持續時間比較短，沒過兩三年我就明白了，我不可以這樣，如果你是精神上的暴發戶，你的生活質量會很差，所以我很快就調整過來了。

　　至於狂妄，其實某種程度上是優點。輕狂就不一樣了，屬於輕易地狂妄。至於外面傳的那些七七八八的，我也反省過，尤其這十來年，我覺得不是這樣的。那為什麼大家對我有那樣的印象?一是過去的某種延續，因為人的印象在局部，挺難磨滅的，大部分都是延續了這類傳說。

　　有些演員說我不好合作，而說這些話的人，我基本上都沒跟他合作過。你跟我合作過，才可能評價我，比如說陳瑾、江一燕、馮小剛、管虎這樣跟我合作過好幾部戲的人，如果他們說過我難合作，那我就必須得承認了。

　　南方周末：不少演員說，和你拍對手戲很緊張。

　　陳道明：你害怕我，說我不好合作，也要看你指的什麼事情。一個演員拍戲遲到、不認真、不做功課、現場擺譜，這叫不好合作。我拍戲從不遲到。不光是拍戲，如果沒有極為特殊的原因，我什麼事都不會遲到。我也沒有因為台詞不熟半天過不去的，戲的問題我可以不厭其煩地給你演。

　　反省我自己，可能有時說話不大注意，是不是會傷到別人?這次拍《手機》，別人問我王志文好合作嗎?我說挺好合作的，志文是一個規規矩矩做事的演員，我反問“幹嗎非得叫他哈着你才算是好合作呢?”然後就有人說我和志文不合。

　　大家都在“抓住今天的錢再想明天的事”

　　我着急的就是人性、價值觀的墮落。在某些地方，我們在退步。

　　南方周末：這些年對娛樂界的大環境有怎樣的觀感?

　　陳道明：娛樂界有相當一批人，出發點是為了名利，當然名利也不錯，但質量是根本呀!戲好，老百姓喜歡，才有長遠的名利。

　　大家現在都搞快餐，都覺得“花無百日紅”，抓住當前的機會，走哪算哪，抓住今天的錢再想明天的事。錢現在成為了惟一標準。有收視率、票房，賺到了錢，就成功了。綜觀我們現在的文化現象，不管什麼藝術、什麼行當，都在高喊着“金錢萬歲”、“向錢沖”，我們還要不要留一席之地，給真正的本土文化留點生存空間?

　　南方周末：你不喜歡商業化?

　　陳道明：關鍵是商業化要有一個度，文化變成金錢，金錢置換文化，要有度，不能把所有的文化藝術、教育科研全部推向市場，全部走江湖去賺錢。我在天津人藝工作過，現在許多文藝院團，走向市場後基本上都變成了江湖班子，說白了，耍玩藝誰耍得能吸引人，誰就能賺錢，最後賺錢成了惟一的標準。

　　難道所有存在價值的最高標準就是錢?那社會的德行到哪裡去了?可能這個問題不是我該問的了。把張藝謀都擠到只能拍“三槍”這樣的電影了，這個社會的價值觀還在嗎?過去我們文人還講點風度，還講點知識，哪怕是虛偽的也好。現在金錢變成主宰，都變成既得利益者了。

　　我着急的就是人性、價值觀的墮落。在某些地方，我們在退步。我們不怕慢，就怕退，哪怕停着不動也行，退就不可以了，就像車不怕走，就怕停，更怕往後退，可現在往後退的地方很多。

　　不久前，我監製電視劇《我們無處安放的青春》，片子拍得很好，到了電視台，他們說“片子拍得很好，不用看”，但就是不肯播。我當時就說：“是不是我們的電視劇沒有殺人放火?我不賣了!”

　　南方周末：他們怕沒有收視率，沒有收視率就沒有廣告，沒有廣告就沒有錢。

　　陳道明：我就想問咱們的電視台，全國十幾億觀眾，是不是所有人都看那些戲說、惡搞、槍戰?那些渴求文化、渴望安靜的人不是觀眾嗎?電視台有文化的導向功能，不能一味追求收視率，不能眼裡就是錢。

　　我覺得現在沒意思，特別想念上世紀60年代的那種純樸、70年代的上進、80年代的創新和無畏。到了90年代，商業消費時代來了，發展到現在愈演愈烈，把文化當成商業。似乎什麼都是文化，到處都在談文化，但都把它當商業的外衣。

　　一個甚至一批不好的電視台會起什麼樣的作用，對社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沒人想、沒人問、沒人管，電視台想怎麼樣就怎麼樣，什麼收視率高就放什麼，怎麼能這麼縱容它們呢?

　　而且現在主宰電視台的收視率調查數字居然都是假的，調查的結果都是假的，調查標準也沒有。誰是標準?這些假收視率影響着廣告投放，影響着電視台播放什麼樣的電視劇，影響着幾億老百姓，但它的基點是假的。靠謊言賺的錢，是結構性的說謊，一個社會結構在講假話，但是沒有人處理它們。

　　南方周末：為什麼沒有人處理?

　　陳道明：因為我們的文化始終沒有立法，天天靠着通知、電話、打招呼，靠這些指導性的意見、政策辦事，這政策可能今年是這樣，明年又變了。

　　我們經常抽自己嘴巴，於是乎權威性越來越淡了、弱了。我記得很多年前，廣電總局明確說，主持人第一要說普通話，第二不許染頭髮，現在照樣又沒人管了。當一個社會結構沒有權威的時候，你仔細想想這個社會是什麼樣?無序，混亂，各自為政，想幹嘛就幹嘛。

　　我不覺得電視劇有多渺小，也不覺得電影有多偉大

　　拍戲不自在，要受各個方面的約束，所以我經常拍完一部戲，歇一年到兩年。

　　南方周末：你最早是從電影《今夜有暴風雪》走進影視圈的，為什麼電影代表作很少，反而是電視劇代表作很多?

　　陳道明：我不太認同電影和電視劇有高尚和低級之分，我不覺得電視劇有多渺小，也不覺得電影有多偉大。

　　我不會因為電影是膠片、是大銀幕，就看低電視劇。其實電視劇從技術角度比電影難演，一部30集的電視劇天天在播，讓觀眾不煩你，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我這個人在影視行業沒有太大的夢。因為演《我的1919》得華表獎，當時我上台發言時說了幾句話：當電影低迷水落石出的時候，我得了這個獎，我很慚愧，我希望有一天電影水漲船高的時候，我再能拿獎。其實我對獎也興趣不大，那都是演完以後演完以後的附加物。

　　南方周末：為什麼?

　　陳道明：演員是我的一個職業，我當時進這行，就是為了避免上山下鄉，有一個正經的城裡飯碗，這個飯碗跟文化沾邊。那時候都是大鍋飯，主角和配角的收入相差不大，一年也拍不了幾部電影，電視劇則根本沒有。

　　起步階段我沒有經歷過急功近利的薰陶，所以思考問題的方式跟現在的演員不同，他們接受的教育可能是以競爭為主，甚至可能是你死我活的，我們經歷的那個年代沒有太多功利性。

　　實事求是地講，演好一場戲，它不會讓我很興奮，演不好也不會讓我多沮喪，我覺得我的工作做完了，我沒有那種“有一天‘花兒不再紅’怎麼辦”的想法。

　　南方周末：你是個早熟的孩子嗎?我採訪過的陳沖、劉曉慶、潘虹在那個時候，就已經因為一部電影紅得發紫了。

　　陳道明：她們過早地裹在了名里，那時候沒有什麼利。她們出名比較早，我是學話劇的，從群眾演員開始做，跑了很多年龍套，沒有太多出人頭地的願望，一是覺得自己能力有限，另外覺得出名這事離我比較遙遠。

　　後來走紅，也屬於命好，我沒有積極地做過一件事情，一直處於消極和被動狀態。有人找我來了，合適我演就接。尤其是這些年，哪怕是一些不那麼好的電視劇，找我來一說、兩說，到第四說我就說好吧，拍吧。

　　我喜歡自由自在，在不妨礙和傷害別人的情況下，我心中要自在。拍戲是不自在的，要受各個方面的約束，所以我經常拍完一部戲，歇一年到兩年。我不接戲拍不是我要積蓄文化能量之類的，沒有那麼高尚，我就是想自在。按理說應該玩命地往前走，尤其是所謂生命最成熟的時候。

　　南方周末：是，我們都覺得你到了黃金季節，在有限的時間段里，你應該多留一些經典的形象。

　　陳道明：如果為名和利，我就要年年拍，甚至一年拍幾部戲。《圍城》之後，我就是這樣拍兩部歇一部，拍一部歇兩年。去年拍完《手機》和《唐山大地震》，今年誰找我拍戲都不接，不管誰來了都直接回絕。那些製片人問我為什麼，我說就是想給自己一點空間。

　　隨着年齡的變化，我的人生觀有一定的轉變。我讀了那麼多年的書，得出一個結論，真正的成功人士回首望其一生時，有多少時間屬於自己支配，有多少事情是自己想干又干成的?如果你有很多想干又干成的事情，你這一輩子活得不管是窮或富，也不管是有名還是無名，你都是最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