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風獨自涼

平生只愛江湖美，一入江湖歲月催。1920年代興起的武俠片根植於中國歷史悠久的武俠文化，轉眼已愈90個春秋，成為備受青睞、最具中國特色的影片類型。在文化產業被確定為國家支柱性產業的情勢下，未來幾年內地票房很可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長，武俠片能從這塊蛋糕里切走多少？梳理武俠電影的發展軌跡，或可洞悉刀光俠影的未來。

始於“不務正業”

“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示君，誰有不平事？”有人的地方就有紛爭，有紛爭就有俠客的用武之地。韓非子的《五蠹》用寄生蟲“蠹”形容“以武犯禁”、不事生產、被權貴包養的俠客，視其為威脅王權的禍端；“至相如屬筆，始贊荊軻”，相如之後，《史記》盛讚俠客“言必信，行必果，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立意較然，不欺其志”；李白推崇的遊俠，“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與寶馬銀槍、功成身退的美國牛仔異曲同工。

物不得其平則鳴。面對不公不義、暗無天日的醜惡現實，所有憤怒、慷慨、憂傷、芳潔之情，不能無所寄託；一切苦難和對正義力量的渴望，亦不能不有所抒發。

1920年，由“不務正業”的商務印書館出品、26歲的任彭年執導的中國第一部類型片《車中盜》，改編自當時流行的美國偵探小說《焦頭爛額》，主角是一位在火車上抓賊的偵探，“相當程度上影響了中國今後的武打和偵探電影”。任彭年後來一口氣拍了長達13集的系列片《關東大俠》，成為中國第一代武俠片導演。

1922年上海《紅雜誌》開始連載平江不肖生（向愷然）的傳奇小說《江湖奇俠傳》，發誓要在電影方面“替中國人爭回一點體面”的明星公司創辦人兼導演張石川，據此書改編的武俠片《火燒紅蓮寺》，1928年5月13日於上海中央大戲院首映，火透大江南北，三年之內連拍18集。各大電影公司聞風而動，陸續推出200多部武俠電影，掀起中國第一波武俠片創作熱潮。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容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脫離抗日救國主題的武俠神怪片招致輿論的猛烈批評：“一方面造成理想成事實的神行萬能，以至於四川峨眉道上有許多神經瘋狂者跑上去，另一方面還造成野蠻的英雄主義，到處動手打人。”1932年6月，國民政府電影檢查委員會發布公報，認定《江湖奇俠傳》“荒誕不經，有違黨義”，“紅蓮寺影片完全取材此書，其傳播之廣，為害之烈，甚於書籍”，“即行撒銷紅蓮寺影片各集之准演執照”。當局查禁了60餘部武俠片，並通緝相關製作人和導演。

何謂普世價值？但願人間留俠氣，不教狐鼠敢相侵：從荊軻刺秦到施陶芬貝格刺殺希特勒，從梁山好漢、三俠五義到羅賓漢、佐羅、蜘蛛俠、蝙蝠俠、鋼鐵俠，反抗暴政、匡扶正義、鋤強扶弱、急人之難、挽狂瀾於既倒，用文字、影像謳歌丹心俠骨、英雄主義、騎士精神的偉大和崇高，激發人們與戰邪惡的豪情，實為人類社會共同的主旋律，非一紙倒洗腳水連孩子一起倒掉的禁令所能遏止。

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電影人轉戰香港，1935年3月推出第19集《火燒紅蓮寺》。1949年，導演胡鵬拍攝了以廣東傳奇人物黃飛鴻（1847年—1924年）為主角的《黃飛鴻傳》，轟動香江。“一生顛沛流離、坎坷困厄，駕鶴西去的時候，後人甚至無力殯葬”的黃飛鴻至此成為武俠電影的著名品牌，上百次被搬上大銀幕。

新武俠鼎盛時期

1954年梁羽生發表新派武俠小說的開山之作《龍虎鬥京華》，金庸、古龍、溫瑞安相繼出手，為武俠片提供了豐富的劇本素材。1964年，長城影業公司推出香港開埠以來第一部票房破百萬的武俠片《金鷹》，開啟新派武俠電影的浪潮。張徹、胡金銓、楚原、張鑫炎、徐克、袁和平、程小東群雄紛起，將武俠片推向全盛時期。

指心而誓，男兒不死何用？描述抗日英雄的《大上海1937》（1986年），讓內地觀眾第一次領略了“香港電影一代梟雄”張徹的風采。“笑盡一杯酒，殺人都市中。”票房大賣的《獨臂刀》（1967年）確立了張徹電影的風格：男人視死如歸、肝膽相照的血性和情誼在血肉橫飛的暴力場面中升華，即蕭蕭易水，亦將羞而不流。這種有仇必報、重然諾輕生死、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價值觀，深刻地影響了後來的香港黑幫片。

“這腔熱血只要賣與識貨的！”義薄雲天的《水滸》統攝了張徹及其弟子吳宇森的靈魂，為朋友兩肋插刀義不容辭，卿卿我我嘰嘰歪歪怎麼可以？有個段子很能說明張徹的為人：被車門夾住手指的他，沒有責怪關門不小心的司機，而是若無其事地徑自走開。目睹現場的香港記者林冰說：“這就是一個真正的男人，他不應該當導演，應該去當丘吉爾。”也只有男人味道很濃的張徹，才拍得出那些快意恩仇、令人血脈賁張的武俠電影。

偏重於意境渲染的香港導演胡金銓，以《大醉俠》（1966年）、《龍門客棧》（1967年）、《俠女》（1970年）奠定了自己的江湖地位。李安認為胡金銓“很中國，很現代，很有獨創性”，“很現代”只怕未必。由於受到包括武俠小說在內的思想資源的制約，武俠片大多遵循除暴安良的傳統套路，讓人想起魯迅、毛澤東對《水滸》的評價：“因為不反對天子，終於是奴才”、“只反貪官，不反皇帝”。

章太炎雲:“古之學者，讀書擊劍，業成而武立，是以司馬相如能論荊軻。”胡金銓推崇的儒俠境界可以歸結為：日則練劍、夜必讀書，“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竹林大戰、客棧激鬥、塞外喋血，以柔克剛、以靜制動，中國文化的空靈飄逸之美、強烈的國家主義和忠君情結，浸透了胡金銓的每一個鏡頭。這種優美的畫面和愛國等於愛朝廷的價值觀被張藝謀的《英雄》（2002年）推向了極致。

抽離具體的歷史情境，《英雄》和平、統一的主題成了空中樓閣，荊軻、高漸離躺着也中槍：爾等不識天下大局，險使和平之幸福時光化為烏有。此說成立，吳三桂誠可謂天地英雄。痛失愛侶陳圓圓的吳總兵化悲痛為力量，冒遺臭萬年之大不韙，毅然引清兵入關，加快了統一大業的進程，民眾得以早日結束戰亂之苦。幾位“英雄”或輕將性命託付與豎子，或見識淺陋，與秦王奢談“天下”，跟那些引皇帝老兒為知己的窮酸書生如出一轍。什麼天下？天下苦秦久矣：博浪金椎，惜乎不中秦皇帝！

受改革開放之惠，內地也開始引進、製作武俠片。1979年意大利劍俠片《佐羅》令國人如痴如醉，法國影星阿蘭•德隆成為英俊、瀟灑的代名詞；1980年北影廠出品的武俠片《神秘的大佛》，十幾萬元的成本，居然賣出440個拷貝！1982年李連杰主演的《少林寺》讓內地觀眾真正體會到了武俠電影的魅力，當時我看的是空前絕後的凌晨6點的那一場，可見此片的火爆程度。前往河南少林寺習武的青少年猶如過江之鯽，家長的報警電話此起彼伏。1983年內地首次引進的香港電視劇集《霍元甲》（1981年），為武俠熱火上澆油。

晚清公案小說《施公案》中被官府招安的綠林豪傑黃天霸，1920年代兩次被搬上大銀幕（《黃天霸》、《黃天霸招親》）。1987年北影廠導演李文化執導的《金鏢黃天霸》，描述黃天霸單槍匹馬劫法場功虧一簣，為給大哥報仇行刺揚州知府，失手被擒後充當朝廷鷹犬，將待自己恩重如山的義兄、義嫂和眾家兄弟趕盡殺絕，得到康熙的召見和封賞。影片技術上尚顯稚嫩，好就好在徹底顛覆了邪不壓正、好人最終勝利的情節模式，深化了正義終將、但不是每次都能戰勝邪惡的主題，堪稱1980年代反思傳統的啟蒙浪潮在武俠電影方面結出的碩果。

1990年代武俠片進入“徐克時間”，《黃飛鴻》系列、《笑傲江湖》系列充分展示了徐克、程小東對俠義和暴力美學的理解，節奏明快、剪切凌厲、群星薈萃的《新龍門客棧》，成為影迷口耳相傳的經典。

又一波新武俠來襲

有鑑於精忠報國、行俠仗義、拜師學藝、報仇雪恨的武俠片泛濫成災，電影人開始借武俠酒杯澆自家塊壘，形成又一波新武俠電影。其中的佼佼者當推《雙旗鎮刀客》（1991年）和《東邪西毒》（1994年）：前者直指人性的高貴和冷酷，不必劍拔弩張，洞穿已過七紮。後者舉重若輕，大至宇宙人生，小到一個雞蛋；蒼勁粗糲的影像風格、一言難盡的愛與哀愁，揮灑着俠客的恩怨和生命的悲情，加之風華絕代的林青霞、張國榮超水平發揮，自然笑傲江湖。

2008年5月18日，全新數碼修復的“終極版”《東邪西毒》於戛納舉行全球首映。一部14年前的電影在首輪發行完成後再次挺進院線，以此宣示影片的經典地位和受歡迎的程度，在中國電影史上絕無僅有。林青霞說她終於看懂了影片：“不知道是不是王家衛的思想領先了我們整整十四年？”

沒看懂不要緊，充滿靈氣的林青霞照樣將慕容燕、慕容嫣的矜持、嫵媚、哀傷、決絕、痴情、瘋狂演繹得淋漓盡致；歐陽峰是張國榮從一個明星成長為一名演員的標誌：“有很多人喜歡我在《阿飛正傳》、《霸王別姬》中的表演，我自己喜歡《東邪西毒》。”“終極版”輸入馬友友的新鮮血液，是錦上添花還是畫蛇添足？

雙腳踏翻塵世浪，一肩擔盡古今愁：老版的音樂蒼涼、雄渾、大氣，捨我其誰、雖千萬人我往矣的俠者之風迎面而來，似盲劍客向馬賊發起自殺性攻擊一般盪氣迴腸。命運無可避免，怨天尤人何如針鋒相對，讓下一個傷口在前方等我：你好，哀愁！

21世紀的新武俠

“江湖裡臥虎藏龍，人心裡又何嘗不是呢？”2001年，李安根據王度廬的小說改編的同名影片《臥虎藏龍》，捧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等四項大獎，於世界影壇掀起武俠電影風潮。

班固《漢書》批評司馬遷對遊俠的歌頌是“退處士而進奸雄”，因為俠客只是“藉王公之勢”“取重諸侯，顯名天下”。出乎編導意料的是，《臥虎藏龍》以大俠李慕白將價值連城的青冥劍送給京城的貝勒爺展開故事，恰好為班固的指控提供了新的證據。

鋒劍霜刀何相逼，只嘆江湖幾人回。以人文精神取勝的李安，為一個殘酷、無聊而又浪漫、纏綿的江湖塗抹了一層淡淡的哀傷：獨自闖蕩江湖的玉嬌龍，對江湖、人心、愛情徹底幻滅，投身萬丈絕壑。

在加繆看來，只有自殺才是唯一值得嚴肅思考的哲學問題：“自殺是對個體生存意義和個體所在社會的否定。”初出茅廬的章子怡能夠演出一位古代叛逆少女內心變化的層次感，足見導演功力。

孔子提倡君子不拘於小信：“君子貞而不諒。”孟子強調：“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儒家認為服務於道義的誠信才能稱之為誠信，“君子”、“大人”為了大義不必拘泥於信用的小節，誠信是可以靈活掌握、變通的手段。有個叫陳可辛的導演對此不以為然，用《投名狀》講述了一個關於誠信的悲劇，戳穿投名狀、江湖義氣、為窮人打天下的彌天大慌，表達對契約精神的終極渴望。這部反類型影片的細節處理、武打場面乏善可陳，但在整體上極大地拓展了武俠片的視野和格局，成為2008年漢語影壇的獲獎專業戶。

中國為何沒有黑澤明

與中國同時起步的日本武俠片，動作設計不如袁和平們華麗、刺激，藝術品質卻一馬當先。張徹的《邊城三俠》（1966）即從日本片改編而來：“片中只有三俠，沒有邊城。”其成名作《獨臂刀》的靈感亦來自日本劍戟片《座頭市》系列。看看《羅生門》《七武士》《亂》在中國電影人心目中的地位，就知道黑澤明對中國武俠電影的影響有多大。“富士山、藝伎、櫻花”的日本形象，早已變為“黑澤明、索尼、豐田”，黑澤明已然是日本、乃至東方軟實力的象徵。

黑澤明誕辰100周年（2010年），全球都在紀念這位影像大師，不少媒體提出一個發人深思的問題：為什麼中國沒有黑澤明？

《俠女》、《十面埋伏》（2004年）等影片對竹林大戰的表現，明顯受到《羅生門》利用山林的光影變化拍攝追逐場面的影響，黑澤明縝密、宏大的敘事能力和批判性思維，在中國武俠片裡卻付之闕如。

“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略如火、不動如山”，《赤壁》裡小喬的這句台詞出自《孫子兵法》，因《影子武士》（1980年）對“風林火山”的彰顯而名揚天下。吳宇森有心致敬黑澤明，後者凝重、大氣的魂魄，《赤壁》可曾夢見？

織田信長獲悉心腹大患武田信玄早已在三年前死去，震驚、欣慰、惺惺相惜——百感交集的他且歌且舞：“人生在世五十年，大千世界一瞬間，人生不過南柯一夢，幻境一場；生命有界，終須盡。”影子武士高處不勝寒的悲涼，與織田信長人生的虛無狹路相逢，令這部史詩大片閃耀着人性的光彩：

生命意味着什麼？無數勇敢的生命流淌着無盡的鮮血，真的都有那麼重大的意義？

征霸天下的烽火中，除了殺伐、權謀和欲望，還有人性的掙扎和反省。《赤壁》呢？也有掙扎，一隻難產的小馬駒在諸葛亮的手中掙扎！中國沒有黑澤明，良有以也。

一個人的才華是有限的。何平《雙旗鎮刀客》之後再無佳構，徐克《蜀山傳》（2001）、《七劍》（2005）口碑奇差。顛峰過後，避免下滑得太厲害的唯一方式就是不斷地重複自己：1994年之後的王家衛，若《重慶森林》（1995）、《春光乍泄》（1997）、《花樣年華》（2000），不過是變着花樣講述《東邪西毒》已經講得非常透徹的愛情悲劇。《2046》（2004）、《藍莓之夜》（2007）令人失望，這才有了《東邪西毒：終極版》，華而不實的《一代宗師》，只是過目即忘的一地雞毛。

水漲船高，提升武俠片的品質不能只靠個別精英的努力。開闢武俠電影的新紀元，不僅意味着技術上的革命，還需要文化產業管理者打造一個寬鬆的創作氛圍和規範的市場機制，讓電影人和武俠小說作者的想象力插上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