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1／5女性出軌 “二奶”達百萬

     男方一直或經常給女方錢財的，只不過占16％；完全不給的超過一半。但另一方面，有人推算，“二奶”已經成為一個擁有百萬之眾的新興高消費階層。

　　中國人的婚外性，實際上是婚外情——隨時準備破壞婚姻的“小三”並不多見，因為婚外性的對象多 半也是已婚；包養“二奶”的也不多，只有16%的男性會經常給外遇對象錢財；婚外之性甚至連高潮頻率都不如婚內之性。那為什麼婚外性的比例還不斷走高呢？ 難道真是為了追逐愛情？

　　典型的中國式婚外性：不給錢，只談感情

　　2003年，觸及婚外戀的電影《手機》票房大熱時，范冰冰扮演的武月還被喚做“情人、小蜜”；六年後的夏天，電視劇《蝸居》熱映時，人們對劇中女子海藻的稱呼，已經變成了“小三”。

　　更值得玩味的是，在《一聲嘆息》和《手機》的時代，人們對妻子一邊倒地同情，到《蝸居》和《北京遇上西雅圖》的時代，年輕觀眾開始對“小三”報以理 解、包容甚至羨慕。社會輿論或者說價值觀在悄然變化，據學者潘綏銘的調查研究，對“做二奶”的女性持同情態度的被訪者已經占到總人數的11%。

　　學者方剛認為，“第三者”和“情人”在逐漸地去污名化，雖然“小三”的稱呼還是有點貶義，但已經帶上了調侃的意味。

　　而同時，對“婚外性”的社會評價也會隨時因突發事件而逆轉。2007年，一位女性在北京跳樓自殺，遺書中寫滿了對丈夫以及丈夫婚外性對象的憤怒與怨恨，這次事件也在網絡公共空間中掀起了一場針對婚外性的大討伐。

　　“二奶”是個比“小三”發端更早也更具中國特色的詞彙。但潘綏銘調查發現，固定的婚外性行為中，男方一直給女方錢財或經常給的，只不過占7％和9％；完全不給的超過一半。

　　但現實中，一些城市的“二奶村”、“二奶街”早已蔚為壯觀。有人推算，如果以大陸實際居住着1000萬至1500萬富裕階層人士計算，“二奶”已經成為一個擁有百萬之眾的新興高消費階層。大陸地區的奢侈品消費很大程度上是由這個階層推動的。

　　同時，“二奶”也與“反腐”組合在一起，成為一個新的政治詞彙。過去幾年，從雷政富、范悅到劉志軍、劉鐵男，因為情婦和二奶關係被曝光或被舉報而落馬的官員不計其數。

　　1／5的女性有過婚外性

　　或許因為婚外性中混雜了太多的情感因素，中國男性和女性的出軌率在短短的十年內都翻了一番。僅僅在接受調查之前的一年中，有過婚外性行為的也有1/7以上。成年女性中有過婚外性行為的比例從2000年的9%猛升到了2010年的21.5%。

　　什麼樣的人更容易有婚外性行為？方剛對這個群體進行了素描：他們擁有廣泛的社交機會，工作單位或朋友圈的性觀念相對開明，對可能存在的冷眼不以為然，甚至樂於與之對抗，或者擁有更多隱藏技巧，而且是不會厭倦的逐愛者。

　　在潘綏銘看來，目前中國人的婚外性行為，仍以持續時間較長的“婚外性關係”為主，是一種“婚外戀情”，既不是“一夜風流”，也不是“性交易”。方剛的 觀察也印證了這一點。他和27位分別有過十位以上性夥伴的受訪者有過深度談話，即使這些經常更換性夥伴的人，也並未把性和情徹底分開，而是“仍然渴望，並 且能夠擁有愛情”。“受訪者雖然行為很自主，觀念卻很傳統。他們的思想並不革命。”方剛因此感嘆，無論保守派還是開放派，身心合一才是最好的狀態。

　　中國的“一夜情”也表現出與外國截然不同的生態。研究者張楠發現，有過一夜情的中國人里，2/5的男性和接近一半的女性其實原來就認識對方。“他們中的很多人會從一夜情發展到後來的‘多伴侶’。”

　　問及那些人發生一夜情的原因，張楠表示，很複雜，有的是心情不好，有的是想獲得不同人之間的性體驗，或者想逃避婚姻中的責任以及通過這個過程中獲得對自身魅力的認可。

　　有意思的是，調查結果顯示，有過婚外性行為的男女，其婚內性生活反而更加豐富，質量更高。有受訪者說：“每一次的經驗都會教我一些‘新鮮’事，讓我在家庭里運用。”

　　那麼婚外性對於當事者有什麼負面影響？方剛聽到這個問題時楞了一下。“如果他/她不能很好地處理，勢必會帶來心理方面的問題。除此之外，對於社會——這跟社會半毛關係都沒有，只不過影響了某些人的價值觀。”

　　一半的受訪者家庭、情人兩不誤

　　中國人看起來也越來越擅長處理這種複雜的關係了。在潘綏銘最近的一次調查中，45.24%的受訪者表示會“家庭情人兩不誤”，有1/5的家庭已經切切實實受到了婚外性的威脅，但這些夫妻卻仍然沒有離婚。

　　方剛訪談過的受訪者們都表示，背後的議論不會影響他們的個人生活，他們也不會因為擔心配偶發現而放棄與其他人的性關係，只是會採取更為小心的措施。同時，他們也並不想因為自己追求的浪漫而破壞婚姻。

　　也有夫妻雙方都有婚外性行為而“相安無事”的。一位男性受訪者對方剛說：“直到現在我和幾個網友都保持着多重性關係，大家都是自願的、秘密的，也不願意讓人知道。我太太現在還有網上的性夥伴，我也不反對。”

　　對此，潘一方面感嘆中國人的“虛偽”，一方面對“一夫一妻制”這種強調終生專偶的制度提出了質疑。為什麼不離婚？不是法律手續的困難，而是實際生活中的顧慮實在太多。不僅有財產分割的問題，還有精神創傷、姻親關係、再婚貶值以及對撫養權的爭奪。

　　潘點評說，因此，離婚便利遠比離婚自由更重要，其邏輯就是：離婚越難，“腳踩兩隻船”的婚外戀就越多。“在發達國家中，越來越多的人早就想清楚這個問 題了，表現為離婚和再婚的比例越來越高，一生中多次結婚的人越來越多，但是在每一次婚姻中雙方都可以做到專一。這就是所謂的‘連續婚姻制’：雖然一生是多 偶的，但是隨時都是專偶的。可是直到今天，在中國，白頭偕老都是一種強制的道德評判標準。”

　　在潘綏銘和方剛看來，當下的中國，性開放和性保守勢力已經旗鼓相當。那些反對婚外性乃至其他非主流性行為的人，並非政府和宗教團體，而是一個個普通人，包括那些內心很渴望性的人。“其中很多人不是真的性傳統，就是吃不着葡萄還說葡萄酸。”

　　方剛說，這樣的“保守勢力”也可能就是我們自己。也許一個人會接受婚外性這件事，但卻覺得同性戀或者性工作者很噁心，覺得SM很可怕……

　　參考資料：

　　《性之變》，潘綏銘、黃盈盈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7月版

　　《當代中國人的性行為與性關係》，潘綏銘等著，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2月版

　　《多性夥伴》，方剛，群眾出版社，2012年8月版

　　《場域與慣習理論視角下的中國“一夜情”》，張楠，《雲南師範大學學報》

　　感謝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院研究助理鮑雨對此文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