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花、畫鳥，也畫蟲、畫魚，聽上去像極了老輩人的習慣，卻成了時下不少年輕人的新愛好。對於世間萬物，崇尚科學繪畫的人們選擇用手中的畫筆描摹，用科學增補常識，格物致知是他們認識並尊重世界的一種方式。而在人類的發展史上，這個看似清閒的愛好其實是一種職業，它也曾有一個響亮的名字——科學繪畫師，只是今天，這種職業由於看上去的不合時宜而日漸消退。
網絡連結起同好

每到月底，“自然筆記”官微就會不由自主地詢問植物繪畫愛好者“年高”，“驗收”她一個月以來的繪畫成果。年高本職工作是人力資源職員，但卻對季節有一種天然的敏感，“進入五月，北京正是春暖花開的好時節，而初夏就意味着滿架薔薇、汁水豐沛的西瓜、乾淨蓬鬆的綠槐樹冠。”

年高几乎每隔兩天就會在微博上傳自己最近拍到的植物照片，她用“北京花事2015”來給這些微博分類，每條微博都是一種植物，她還對植物所屬的科目、種植的習性進行了特別標註。從三月份開始的這個微博系列，如今已經積攢了近20種植物。年高說，其實人們生活里會遇到各種植物，只是很多人並不留心，“北京一個普通的街心花園，植物的種類數量就十分可觀，後續的工程量還大着呢。”

其實，年高最擅長的並不是植物攝影，記錄植物，她精通的是另一種語言——繪畫。她幾乎每天都會畫上一株植物，每次耗費一個小時。在年高筆下，那些路邊不知名的小黃花、小藍花，就成了色彩艷麗的水彩圖，黃刺玫、二月蘭和小藥八旦子則是它們的本名。這些美麗清新的小圖不定期地出現在她的微博上，每次出現都會引發植物愛好者的一片驚嘆。

沒有人會真的“監工”年高到底畫了多少植物，在社交網絡上傳植物的手繪圖，是她與同好們之間不成文的約定，而“自然筆記”就像是一個暗號，連結起了分散在網絡世界的愛花人。年高回憶道，“自然筆記”最開始只是一個豆瓣上的興趣小組，熱愛植物的人們在這裡上傳自己喜歡的植物手繪圖片。後來，同好聚集得越來越多，小組的發起人“空錯”和“阿蒙”就開始正式創立自然筆記的網站，上傳讀書筆記，討論日常遇見的植物品種，還不定期舉辦“自然茶聊”等線下活動。像年高這樣能長期徒手繪製植物圖的“大神”，在組裡就算是資深會員，自然筆記的討論群里經常會有初學者羨慕她繪圖的手藝，隔三差五地向她求教。

而上個月剛剛在網絡視頻演講平台“一席”上發表演講《我有一隻霸王龍》的趙闖，早年間也有着相近經歷。在趙闖的大學時代，每次打開電腦時他都只做一件事，便是直奔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研究所（簡稱“古椎所”）的論壇，和網友們交流。因為從小就痴迷恐龍，趙闖在論壇里熱衷探討恐龍的種類，查找恐龍研究的資料，並不時地參與網友們的爭辯。十年前，趙闖就讀於東北大學平面設計專業，他回憶說，那時國內的恐龍資料並不多，關於恐龍形象的圖片更是少之又少，這讓有美術專業功底的他，琢磨起了畫恐龍的念頭。

“一開始就是簡單的素描，論壇里偶爾也看到有人曬畫，就先從臨摹開始。”大學四年，一千多種已知的恐龍類型他都嘗試着畫了個遍，“當時有些類型還沒有專門的圖形參考，就按自己的恐龍知識去推斷。”畫完圖自然要跟小夥伴們分享，趙闖說，雖然那時畫的圖並不算精緻，現在看來都略顯粗糙，並有不少明顯的錯誤，但因為當時國內的恐龍論壇，還大多是以知識討論為主，發燒友們也沒見過太多的恐龍圖，沒過多久就有專門研究恐龍的學者找到趙闖，詢問他能不能幫忙畫論文插圖。

科學家的論文插圖，意味着趙闖要畫的可能就是剛剛發現的新物種。這對他來說無疑具有莫大的吸引力，“你能比其他人都提前知道恐龍的新物種，不給錢也要畫啊。”他有些調侃地說。與科學家的合作就此展開，並一發不可收拾。2006年，還在大學校園的趙闖與古椎所的專家孟津、汪筱林合作，一篇有關遠古翔獸的論文發表在了國際著名科學期刊《自然》雜誌上，封面使用的就是趙闖繪製的插圖。後來，趙闖繪製的恐龍圖相繼在國內科學類雜誌和讀物上發表，趙闖會畫恐龍的名聲也開始在學者圈流傳，美國、瑞士等國的恐龍專家先後與他建立了聯繫，更多的恐龍新物種，通過趙闖的畫筆出現在世人眼前。
科學是最大的難題

上周六下午，從河南剛剛趕回北京的趙闖顯得滿臉疲憊，連續工作十餘天、每天睡眠僅兩個小時地繪製了五十多幅恐龍化石圖像，對他來說是工作的常態。此前，趙闖所在的“啄木鳥科學小組”接到了河南一家博物館的合作邀請，館裡發現的十幾種恐龍，都要做生物形象科學復原圖。汝陽恐龍動物群、欒川恐龍動物群也要作生物場景復原，對趙闖來說，目前這個工作還在進行。

雖然身心疲憊，趙闖卻樂在其中。以恐龍為核心的古生物形象復原，是趙闖和啄木鳥科學小組的另一位創始人、科普作家楊楊在古生物領域科研野心的一部分，他們給它取了一個有趣的名字——生命美術工程“達爾文計劃”。在這個計劃里，小組要針對地球上已消失的生命系統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科學藝術實踐，其中就包括對所有現存古生物化石的生物形象、骨骼結構等進行科學和立體復原。從成立至今的五年間，啄木鳥科學小組已完成了超過1000種古生物化石的生物形象的科學復原，近500種古生物化石骨骼結構的科學復原，以及數十種古生物化石生物形象的立體復原。

對並非古生物專業出身的趙闖來說，這意味着他不僅要熟知這些早已滅絕的古生物可能具備的習性，還要能夠通過相關知識來推斷古生物可能具有的形態。在趙闖第一次與科學家合作畫恐龍形象圖時，他就發現單純的發燒友知識儲備，完全不能滿足恐龍復原圖像的需要。“一種早已滅絕的古生物，只留下了化石這個唯一的證據，沒人見過它們真實的長相。”當時的古椎所研究員汪筱林提供給趙闖的遠古翔獸化石照片，幾乎無法辨別生物原型。“要從這毫無關聯的一堆骨頭化石里，想象古生物立起來的形態，頭一回試手的我幾乎崩潰了。”趙闖說，自己只能厚着臉皮再向汪筱林請教，“除化石照片外，還有什麼別的研究數據嗎？”

這一次，他得到的是骨骼化石的長度，其中包括肱骨、肩胛骨、腿骨、頭骨等處的長度數據。參考專家提供的論文描述，這種遠古翔獸與現代的鼯鼠相似，前爪張開時有皮連着。趙闖憑藉想象，嘗試着用坐標系勾勒出翔獸的大致輪廓，並得到了專家的認可。按照汪筱林給出的夜行、有樹等要求，他頗為得意地畫出了四組構圖方式，並特別中意其中一張具有武俠片風格、兩隻翔獸張牙舞爪打鬥的畫作。可等專家過目後，一句“遠古翔獸並不能擺出這種造型”的客觀描述卻讓趙闖傻了眼。原來，在遠古時代，哺乳動物並不像現代的物種，能夠自如地奔跑騰挪，移動上相對緩慢。趙闖這才明白，要想如實畫出古生物的原貌，必須考慮生物所處的年代，並嚴格按照科學研究的成果，“一丁點兒多餘的裝飾或想象，都可能不符合生物復原圖對精準度的要求。”

強調科學繪畫的嚴謹，是幾乎所有門類科學繪畫師的共性。就在上周四的公開講座中，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高級畫師曾孝濂，面對和年高一樣熱衷植物繪畫的年輕人，除了給予極大的鼓勵之外，不忘提醒新手們要尤其注意處理好科學與藝術之間的邊界問題。他特別提到繪畫時對背景的處理，並希望人們不要忽略每一個細節。“對物像的理解不能孤立起來，要把它放到環境當中。”曾孝濂透露，在他的植物繪畫作品中，植物所處的環境一般都不是臨摹時的實景，而是經過考證後為植物“配上”的背景，“你找到的植物要符合它的生態要素，你所設想的空間也要與植物匹配。要在畫的過程中查找資料，某些植物生長在樹上，就必須在構圖中有所體現。”

“生物繪畫和一般的繪畫有所區別，它有一定的局限性，要受制於生物的客觀生長規律，不是純藝術。”作為曾經一手創立了昆明植物研究所植物繪畫組，並成功促成《中國植物志》裡程碑式編纂的業內大拿，年近八旬的曾孝濂依然堅持着手藝人的小心，如今以花鳥國畫著稱的他，也依然堅持只畫西雙版納的孔雀，原因只是他曾經去過幾十次西雙版納，“我熟悉那裡的植物，可以不看樹葉的透視關係，幾十年的積累變成了經驗。我們需要尊重實際，尊重生物，離開客觀實際的發揮是斷然不行的。”
國內尚無成熟職業環境

在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簡稱“水生所”），實驗師蔡鳴俊的身份很少被認證為職業繪畫師。在大家眼裡，愛畫魚不過是他的業餘愛好，很難與職業畫上等號。

“畫魚是水生所專業學生在本科階段就要求掌握的基本技能，到了碩士和博士階段，如果不再從事分類學專業，可能就不再需要經常畫。”水生所博士生鍾再選解釋道，由於這個專業現在更側重分子分類技術，會經常畫魚的同行並不多。不過，水生所目前正打算推動《中國動物志》硬骨魚綱的修訂工作，重新繪製配圖的事情再次提上日程。“在涉及到百科知識類的編纂時，儘管生物攝影的技術已經十分先進，但對魚類進行分類和繪圖，依然是必要環節。”鍾再選說，科學繪畫能夠以寥寥數筆直觀展現魚類的外形及內部結構，為分類提供科學依據，“而依靠攝影的話則很難實現，一張被剖開的魚肚子照片，是沒辦法告訴人們某種魚類內部的結構，它無法再現生物活着時候的形態。”

這種畫魚的技能雖然重要，但在日常的科研中更多算是一種輔助手段，在目前的科研體系中並未得到強調和重點培養。在水生所所有在讀和在職人員中，並沒有任何人員是專職的繪畫師。當修訂《中國動物志》這類難得一遇的情況出現時，能夠專職繪製配圖的人員就很難找到。

如果把科學繪畫看作是一個可以從事的職業，這將令所有從業者遭遇職業困境。事實上，在中國現有的科研機制內，幾乎沒有真正為科學研究專門配備的繪畫師。在趙闖看來，古生物復原的重任能夠交到他這樣的外行人手裡，其實就與圈內專職繪畫師的匱乏不無關係。“能夠做到古生物復原繪畫的人，既要求對古生物的研究成果有深入了解，又必須掌握熟練的繪畫製圖技巧。能夠同時滿足兩個條件的人，幾乎少之又少。”趙闖說，自己也是走了一條誤打誤撞的道路，但與他同期的發燒友幾乎都很難堅持下去，“沒有人是專職在畫恐龍，大多數人就是把畫畫當作一個興趣愛好，不可能放棄手頭的飯碗來做這個。”

這其中首要的原因還是歸結於職業報酬。趙闖調侃道，同樣是平面設計專業，大學時他做遊戲設計的私活兒，一單拿到一兩萬元都是稀鬆平常，而當時勞神費力地為科學家們繪製一張配圖，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友誼性的幫襯，偶爾有雜誌付稿酬，“撐死也就是幾百塊”。趙闖透露，他直到現在也並不是完全依賴古生物的復原計劃獲取經濟報酬，更主要的經濟來源還是科普領域的相關圖書、雜誌等出版物，以及周邊產品的開發。

對年高來說，植物繪畫確實為她打開了另一個世界的窗口。自然筆記小組裡不少人也是出版社的編輯，其中商務印書館的老余“嗅覺”實在靈敏，拉上了經常在小組寫植物筆記的阿蒙和擅長植物繪畫的年高，經過小組裡七嘴八舌的多次討論後，一本名叫《時蔬小話》的小書就此面世。這本視角獨特、插圖精美的小書很快晉升為“豆瓣讀書2014年社科文化類好書”，並獲得了2014年度“大眾喜愛的50種圖書”等殊榮，年高也頻繁出現在公共場合，與書迷們交流心得。年高還開始了與出版社合作的計劃，目前每日更新的植物繪畫，也是為未來的出版打基礎。不過，年高說，目前根本沒到考慮專職還是兼職的時候，只是一本小書的出版，還很難說服她完全放棄現在的工作。

就連已經步入正軌的啄木鳥科學小組的成員，也要常常告訴自己活在了奇蹟里。他們剛剛啟動了科普雜誌《恐龍大王》的首印，與《英語周報》合作出版的恐龍專刊也將在不久後面世，但趙闖和楊楊似乎都更加關心古生物的復原計劃和隨後的科學研究。“如果一開始就奔着靠這個謀生，其實是很難堅持到現在的。”趙闖說，在啄木鳥科學小組成立的頭兩年，他們其實並沒有任何作品面世，也沒有經濟來源，只是想踏實地做完恐龍等古生物的復原計劃。“從市場考慮來說，我們確實是獨一無二的，圖書、報刊、動畫乃至影視都有可能會去做。”在趙闖眼中，能夠每天生活在自己熱愛的事物中，已經是天大的幸運，而科學繪畫向市場的轉化不能一蹴而就，“這是個慢熱的行業，我們很有信心，但未來到底能走到哪一步，誰也沒法預料。”
中外植物科學畫史

1061年 宋代蘇頌等人編撰二十一卷《本草圖經》，書中繪畫為配製草藥服務。明代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對其文圖引用頗多。

1478年 達·芬奇《花與聖母》，被視作西方重視畫花的一個代表作品。當時，意大利和弗蘭德斯地區的畫家都是精湛的畫花人，但花只作點綴，並非主角。

15-17世紀 隨着地理大發現，歐洲人對植物科學興趣漸濃，畫家、科學家、探險家、傳教士都能隨手畫下植物新種。

1787年 倫敦人威廉·柯蒂斯創建倫敦植物園，寫出了世界上第一部關於城市自然的書籍《倫敦植物》。同年，他與英國皇家植物園合作《柯蒂斯植物學雜誌》，成為世界上現存最好的植物科學插畫。

1788年 法國人皮埃爾·約瑟夫·雷杜德成為御用畫花人。他所繪製的1800多種花卉，大多是前人所未畫的品種；他在梅爾梅森城堡玫瑰園中寫生169株玫瑰畫成的《玫瑰聖經》，有200多種譯本，《百合聖經》與《花卉聖經》也成為經典。

18世紀初 藝術家加入探險隊伍，荷蘭傳奇女插畫師瑪麗亞·梅里安出版的《蘇里南昆蟲變態圖譜》，記錄了她1699年到1701年在南美蘇里南觀察並繪製的植物。

1848年 吳其浚《植物名實圖考》，是最早的中國植物學圖譜，為1714種植物繪製了1800多幅實物插圖。

1943年 近代中國植物科學畫“祖師爺”馮澄如創辦江南美專。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科學院先後在北京以及東北、華東、西南地區成立了數個以植物分類學為基礎的植物研究所。

1957年 馮澄如編寫第一部生物科學繪畫專著《生物繪圖法》。該書為編寫《中國植物志》打下重要基礎。

1958年 《中國植物志》編研工作正式啟動，由中科院主持，聯合有關部委和大專院校，各地植物研究所和四川大學等單位上千位科技人員，進行了規模宏大的全國性野外調查考察和標本採集。這一時期，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創辦科技幹部訓練班，其中設立植物科學畫專業，報名參與訓練的二十餘人，成為《中國植物志》最主要的繪製者。

1959年-1963年 《中國植物志》出版了三卷冊後，停頓10年，直到1973年才逐步恢復編研。

2004年10月 《中國植物志》全部出版完成，從首次出版開始前後歷時45年。此後，原先從事編纂的植物科學繪畫師部分繼續留在科研機構，偶爾為新物種繪製圖像。老一輩繪畫師退休後，中青年在職的植物繪畫師不足10位。（轉自凱風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