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災難。12月13日，侵華日軍野蠻侵入南京，製造了滅絕人性的南京大屠殺慘案，30萬同胞慘遭殺戮。這一駭人聽聞的反人類罪行，是人類歷史上十分黑暗的一頁，是中華民族永遠的傷痛。

80年前，南京保衛戰最激烈的6個日夜，蔣介石身在離南京469公里的廬山，那裡沒有戰火，也沒有硝煙。

守不守

“嗚——呼嗚——呼嗚——”91歲的南京大屠殺倖存者葛道榮，惟妙惟肖地向我們模仿起防空警報聲。這個聲音在他11歲那年響起，此後永遠地留存於他的記憶之中。

那是1937年8月，淞滬戰役的序幕剛剛拉開，日軍的20餘架飛機就衝到了國民政府首都南京的上空。第一枚炸彈在8月15日落下。光華門機場、中華路、雨花路、健康路、三山街……日機在南京鬧市區上空來回低空掃射、投擲炸彈。許多南京人甚至來不及做出躲藏的反應，只是驚愕地望向天空，就失去了生命。一日之間，古都淪為火海。此後，防空警報時時響徹在南京上空。

在日軍的炸彈下，蔣介石也不得不東躲西藏。他每天輪換着在清涼山、中山陵四方城、中華門城堡等處辦公、休息，不得安生。相比之下，民眾的適應力是驚人的，牆圮壁頹中，南京人迅速恢復了生活的節奏。當時有外國記者寫了一篇報道《南京在空襲下》：“南京的居民，現在是那麼的習慣於日本飛機的空襲了……一聽警號響起，都那樣談笑自若地走入地窟中，互相估計被擊落的日機的數目……在這樣的情形下，日機要達到他們的‘炸毀南京’的目的，那真是談何容易……南京雖然時時有炸彈襲來，然而南京的居民，卻鎮定得如同住在上海租界上的人一樣。”

11月11日，上海市市長發表告市民書，沉痛宣告上海淪陷，這意味着南京保衛戰被提上日程。但當時在國民黨高層中，南京是棄是守，意見不一，蔣介石也拿不定主意。”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蔣介石研究者楊天石這樣說。

蔣介石在他位於南京中山陵的官邸連續召開了三次高級幕僚軍事會議——在會議上，蔣介石不僅決定了南京的前路，還改變了一個人的命運。

第一次高級幕僚會議是11月13日至14日，出席會議的只有軍政部長何應欽、軍事委員會常委白崇禧、軍委會辦公廳主任徐永昌、大本營作戰組組長劉斐等。劉斐在會上力主“象徵性的防守”“守是守不住的”，應該“適當抵抗之後就主動地撤退”。他的意見得到了白崇禧的支持，何應欽和徐永昌也隨即附和。眼見傾向棄城的意見一邊倒，蔣介石只得表示：“南京是國際觀瞻所系，守是應該守一下的，至於如何守法，值得再加考慮。”

第二次會議是11月15日至16日，除了前次參加者外，又增加了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軍委會執行部主任唐生智、南京警備司令谷正倫等人。在這次會議上，主流意見還是棄城。李宗仁視南京為戰術上的絕地，“敵人可以三面合圍，而北面又阻於長江，無路可退”“不主張死守南京”“讓他徒得南京，對戰爭大局無關宏旨”。倒是唐生智態度堅決地表達了反對：“南京是我國首都，為國際觀瞻所系，又是孫總理陵墓所在，如果放棄南京，將何以對總理在天之靈？因此非死守不可。”蔣介石總算聽到了守城的意見，但仍猶豫不決，難下定論，只是說：“孟瀟（即唐生智）的意見很對，值得考慮，我們再研究吧！”

第三次會議在11月18日晚上召開。這一次蔣介石不再聽取眾人的意見，開門見山地說：“南京是我國的首都，又是國府所在地，經過十年締造，為國際觀瞻之所系，又為國父陵寢所在，斷不能不戰而退，拱手讓敵，這樣對國內外都說不過去，應當死守。”眾人聞言，趕緊附和，守城決策一錘定音。江蘇省社科院歷史研究所所長王衛星對記者解釋道：“蔣介石要通過守衛南京向國際社會、中國民眾表明政府絕不屈服和投降的態度。如果他主動放棄，會在政治上造成惡劣影響，對民眾的抗日決心也是沉重打擊。其實單純從軍事層面上考慮，保衛南京是一場必敗的戰役，但從政治上考慮，這是一場必敗也必須要打的戰役。”

蔣介石隨即問道：“誰負責固守南京為好？”回應他的，是死一般的沉寂。蔣介石不得不激將道：“如果沒有人守，我自己守。”此言之下，唐生智站出來表示：“委員長，若沒有別人負責，我願意勉為其難，我一定堅決死守，與南京城共存亡！”

原南京衛戍司令長官唐生智（1890年—1970年）。據其自述，1937年11月，蔣介石在“明知其不可為”的情況下，把守衛南京的任務交給了他

唐生智“自告奮勇”地守一座守不住的城，打一場打不贏的仗，把自己的性命、聲譽放在了歷史的車輪之下，其志凜然。但在他所寫的文章《衛戍南京之經過》中，這份凜然的背後，另有隱情——“蔣介石這樣來將我的軍，我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因為第二次會議結束後的次日，蔣介石約他“出去看一看”。兩人一路走一路談，到了由國民黨精銳部隊教導總隊駐守的陣地，蔣介石感慨道：“這個地勢，應該有辦法。”唐生智則回應道：“現在從上海撤下的部隊傷亡很大，新兵多，沒有幾個老兵，任務是艱巨的。”下午，蔣介石又去找唐生智。這次他不再兜圈子，明確地說：“關於守南京的問題，要就是我留下，要就是你留下。”唐生智只得答允：“你怎麼能夠留下呢？與其是你，不如是我吧！”

唐生智的自述得到了參加南京保衛戰的教導總隊隊長桂永清的印證，“後來由（蔣）校長親自到唐生智家裡勸說，唐生智才勉強答應擔任守衛南京總指揮的任務”。在最後表態的會議上，一些參會人員看到唐生智“不是坐在椅子上，而是蹲在座椅上”“一會兒跳下來，馬上又蹲上去”，顯得“不太正常”。若唐生智的自述屬實，蔣介石這是把可以預見的南京保衛戰失敗的責任，轉到了唐生智身上，唐生智心知肚明，故而坐立不安。

11月20日，唐生智正式出任南京衛戍司令長官，張貼布告，宣布戒嚴。南京進入戰時狀態。

在唐生智走馬上任的同一天，國民政府正式發表移駐重慶宣言：“凡有血氣，無不具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之決心。國民政府茲為適應戰況，統籌全局，長期抗戰起見，本日移駐重慶，此後將以最廣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之戰鬥。”

遷都的準備其實早已開始。當年10月29日，淞滬戰役接連失利之際，蔣介石就已召集政府工作人員召開了一次遷都動員會。在其《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的講話中，首次提議遷都重慶。此後，他頻繁在日記中提及遷都相關事宜：“與林（森）主席商遷都問題”“決心遷都於重慶”“本日處理遷都部屬”……

在蔣介石的一條條“部屬”下，整個南京變成了搬家的世界。按照計劃，撤退的順序是先黨政軍機關，後工廠、學校、商店等。往日繁華的大行宮、花牌樓、太平路一帶變得十分冷落，軍政人員的家屬逐漸疏散，國民黨要人在陵園新村的公館基本騰空，北京路、山西路一帶政府要人的住宅也大多人去樓空，人員、物資拼命向下關碼頭和江南車站集中。曾經燈紅酒綠的夫子廟唯剩一泓清水，秦淮河上的歌聲不再唱，明遠樓上的鐘聲不再響。

對於“部屬”之外的普通民眾來說，唯一的生機系在逃離南京的船票上。據王衛星介紹，當時一張船票比原價高出四五倍，輾轉過手的黑市票甚至高出十數倍，“有錢人可以買到船票離開，下層民眾哪有錢，而且他們平日就靠種田、挑擔子、賣苦力過日子，沒什麼關係網，讓他們走，也不知道該往哪裡去。當時留在南京沒有撤離的，大部分都是下層民眾，他們逃無可逃。”無錢無力逃離危城的民眾，只能像無頭蒼蠅一般亂竄，“城北的百姓往城南搬，城南的百姓往玄武湖搬。玄武湖的百姓往鄉下搬，鄉下的百姓往城裡搬。搬來移去，好像他們離開原來地方就可以得到無上安全保障似的”。1937年《時事半月刊》刊登《我們鋼鐵般的國都》一文，描述了這樣一幅亂世景象。

蔣介石倒沒有搶着搬走，而是忙於調兵遣將，布防南京。南京地區的主要作戰部隊起初僅有3個軍，總體戰鬥力薄弱。淞滬會戰後，撤退下來的殘部陸續回到南京，成為守衛南京的補充力量。蔣介石又電令雲南部隊趕來參加保衛戰，但是路途遙遠，這支部隊還在路上，南京就淪陷了。

南京大屠殺史與國際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員盧彥名分析道：“守衛南京的部隊從派系上來講是中央軍、廣東軍和川軍3個主要派系，以中央軍的主力部隊為主，以其他地方軍為外圍。他們大部分剛從淞滬戰場下來，士氣零落，裝備損失、人員傷亡很大。到南京後，很多部隊靠臨時徵集壯丁和學生來補充兵源。這些新兵大多連名字都沒登記、也沒經受訓練就上了戰場。後來我們要統計殉國的將士有多少，都很困難。當時的局勢是兵臨城下、箭在弦上，沒有辦法了。”

蔣介石將防守南京的方針表述為：“南京守城，非守與不守之問題，而是固守之時間問題。”11月29日，在親率唐生智、桂永清等高級軍官視察紫金山、天堡城等陣地時，蔣介石對守城官兵承諾道：“南京東南一帶山地利於防守，北部有長江依託，形成天然要塞，至少可以守衛兩個月。有了這段時間，便可以整編新的生力軍。只要南京能守住，我將親率雲南部隊前來解圍。”盧彥名認為，蔣介石的基本方針是“短期固守”，但真想固守一兩個月，單從軍事層面考慮，不僅需要中國方面指揮調度有方、三軍用命，還得指望日本方面多犯錯誤，是個“一廂情願的想法”。蔣介石如此布防，“實際上是把籌碼壓在了國際調停上”。

值得注意的是，此時，蔣介石與日本正在通過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議和。

求不求

在紫金山北麓的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紀念館內，豎立着一排排黑色的烈士墓碑，上面鐫刻着數千位抗戰期間犧牲的航空烈士的名字，其中有6個蘇聯名字與南京緊密相關——蘇聯援華的最初6位烈士全部在南京保衛戰期間犧牲。“當時在國際上，蘇聯是唯一表示願意積極支持中國的國家。在11月28日的日記中，蔣介石在‘注意’條目下寫道：‘俄機已到，尚可圖挽救戰局。’他將蘇聯出兵看成挽救南京危局的唯一希望。”楊天石說。

早在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時，蔣介石就寄望“國際公理之判斷”“一方則訴之國聯，請其根據國聯之盟約，為公正道義之處置，以保障‘世界和平’”，終致東三省迅速淪陷。此後華北危機日益深重，他仍希望依靠保障列強在華聯合統治的《九國公約》來干涉、制約日本。時任國民政府外國軍事顧問團團長法肯豪森將軍曾勸蔣介石：“華盛頓之九國公約，實際早成廢紙。中國苟不自衛，無人能出而拔刀相助。”但蔣介石仍對“國際裁決”“國際調停”抱有幻想，在日記中寫道：“解決中倭問題，惟有引起國際注意與各國干涉。”

1937年10月5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在芝加哥發表“防疫隔離”的演說，把侵略國家比喻成蔓延的傳染病，指出“為了保衛國際社會的健康應當加以隔離”。這是美國第一次公開宣布要放棄“孤立主義”與“中立主義”政策。次日，美國國務卿赫爾發表聲明，譴責“日本的行動違反了國際關系所遵守的準則，同《九國公約》和《不戰條約》相牴觸”。這讓蔣介石欣喜若狂，在10月7日的日記中直呼“此皆於我精神助力甚大，惟以軍事局勢不能轉入主動地位為可慮耳”。他認為以美國為首的國際聯盟和“國際公正人士”終於要付出實際行動了。

但羅斯福的“防疫隔離”觀點沒能得到國會同意，美國最終僅選擇對華予以道義上的支持。與此同時，德國納粹緊逼西歐，英國提心弔膽，自顧不暇，對遠東的中日戰事毫無興趣。11月在比利時召開的《九國公約》會議上，蔣介石抱以最大期望的美英兩國，藉口“不介入戰爭”，相繼讓蔣介石失望，蘇聯成了他的最後一根稻草。

負責蘇聯國防的伏羅希洛夫元帥，曾請到訪的中國代表張沖轉告蔣介石：在中國抗戰到達生死關頭時，蘇聯當出兵，絕不坐視。這句承諾，極大地增強了蔣介石堅持抗戰的決心與信心。11月30日，蔣介石致電伏羅希洛夫及斯大林表示感謝，希望蘇聯實踐諾言，出兵相助，“中國今為民族生存與國際義務已竭盡其最後、最大之力量矣，且已至不得已退守南京，惟待友邦蘇俄實力之應援，甚望先生當機立斷，仗義興師”。

蘇聯確實提供了支援。盧彥名說：“蘇聯的支援航空隊第一次援華作戰就是在南京，但很多人不知道這一事實，以為是到武漢後才有蘇聯空軍參戰。此外，蘇聯還支援了一些物資。然而，這些支援對於南京保衛戰而言，實在是杯水車薪，無關大局。”而且，在與蘇聯外交和軍事人員的交涉過程中，蔣介石頗為不滿。他在日記中憤然寫道：“求人不如求己，今觀蘇俄武官態度之驕慢，更覺求己之要矣”“晚見俄武官特德文，態度居慢，可憎可嫌，敗仗之時，遭人陵侮，蓋如此也”“倭俄以中國為戰場，以中國為犧牲品”“靠人之事必害多而無益也”。

事實上，蔣介石真正期待的也不是這些杯水車薪的援助，而是蘇聯“仗義興師”，大舉對日出兵。12月5日，他等候已久的蘇聯回電終於發來，內容讓他大失所望：時機未至，蘇聯不便對日出兵。當日，他在日記中不得不承認殘酷的現實：“對史大林覆電之研究，蘇俄出兵已絕望。”

走不走

1937年12月4日，南京城內一片大戰將至的景象。尚未離開南京的市民王文杰描寫道：中山門附近，“城門只剩半扇開着，其餘的都已用麻袋，水泥管、鋼條”填充堵塞；孝陵衛、麒麟門等沿途高地，“我軍已布置好堅固的陣地，炮手在那裡試炮，傳來隆隆的響聲，京湯路的中心，埋了很多地雷，預料敵人進攻時，至少可以給他一個重大的打擊”；虎踞關內，“工兵們正在挖掘工事，前進曲唱得貫徹雲霄”。

為了安全起見，蔣介石已從東郊陵園的四方城臨時住地搬到城內清涼山林蔚別墅暫住，“還沒有走的意思”。但隨着蘇聯拒絕出兵以及南京東南門戶句容危急的消息相繼傳來，他終於到了不得不走的境地。12月6日，蔣介石在日記“雪恥”條下寫道：“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三年組織，三年準備。”他決定離開南京。

那一天的清晨，他帶着唐生智、羅卓英、桂永清等人，分乘十幾輛小轎車，從黃浦路官邸出發，前往中山陵晉謁孫中山陵墓。一路上只有荷槍實彈的武裝部隊，沒有行人，車行甚緩，能看到梧桐落葉已鋪了滿地。在中山門外綿延的山坡上，幾十幢國民黨高級軍政要員的郊外別墅，都已人去樓空。中山陵所在的紫金山，作為扼守南京的要衝，已褪去了往日的幽美，披上了由鐵絲網、鹿砦和各種防禦工事做成的偽裝。蔣介石的隨從副官蔣恆德後來回憶：眼見這一幕幕，蔣介石“神情悵惘，滿面鬱悒”。

拜謁中山陵後，蔣介石為提振士氣，在鐵道部一個不大的會議室里，召開離開南京前的最後一次軍事會議，對所有列入南京保衛戰戰鬥序列的部隊少將以上將領發表講話。他的講話持續了1個小時，頗為推心置腹：“南京是中國的首都，為了國際聲譽，不能棄之不守。”“我們如不守南京，總理不能瞑目於九泉之下。”“首都已是一個圍城，我願意和大家共同負起守衛的責任。”“現在各方面的戰爭形勢，都在繼續發展，我不能偏於一隅。所以，責任逼着我離開，這在我內心是感到異常的沉痛。”“守衛首都的歷史使命，現在已交給唐將軍和諸君了，我們應了解這是千載一時的機會，大家都能夠達成任務。”“我在外面，也自當調動部隊，來策應首都。”會場氣氛沉悶，悲觀的情緒始終籠罩着眾人。

“當官的全跑啦”

12月7日凌晨5時，在明故宮機場，蔣介石乘坐“美齡號”專機離開了被10萬日軍圍困的南京城，飛往江西。臨行前，他將自己乘坐的炮艇留在了下關江邊，以示“統帥未走”，好安定南京的軍心民心。

早上8點，“美齡號”在江西九江星子縣着陸。蔣介石與夫人宋美齡住進廬山觀音橋別墅。冬季的廬山萬物寂靜、空氣清朗，遠離南京戰事的蔣介石頓感“精神順爽，思慮舒展”。在當天的日記中他感慨：“風景依然，時勢大變矣。”

南京保衛戰中中國守軍使用的高射炮，射程為五千公尺

在圍城南京坐鎮的是唐生智。12月初，日軍開始進攻南京外圍陣地（板橋鎮、牛首山、淳化、湯山鎮一線）。就任南京衛戍司令長官後，唐生智制定了首都防衛計劃，“利用江陰要塞用全力掩護長江封鎖線，協同核心守備隊戰鬥”。此外，他還將到達南京的兵力配置到城垣陣地（雨花台、光華門、紫金山、中華門等陣地）。“看樣子頗為安詳”，時任南京警備司令部參謀程奎朗曾這樣回憶當時的唐生智，“他每日傍晚在庭前散步，侍從身背大溫水瓶，手捧小茶杯、三炮台（又稱蓋碗茶）照常隨侍左右。每隔幾分鐘他用熱毛巾拂臉，品香茗，香煙一支接一支地抽。”

南京城外的雨花台陣地上，已是另一個世界。“我叔叔程雲說，那時最艱苦的就是沒有後勤保障，只能吃生蠶豆、嚼生米，在旁邊的池塘里取點水喝。醫療救護只被安排在光華門等戰鬥人員較集中的地方，其他陣地的士兵受傷後只能自救，靠自己止血、纏繃帶……”程孝民對記者講述了程雲在南京保衛戰中的經歷。程雲時任中央軍校教導總隊2大隊見習排長，他的部隊守衛光華門—雨花台—中華門—安德門一線，負責保衛打擊日軍飛機的高射炮。

程雲所屬的教導總隊被稱作蔣介石的“鐵衛隊”，轄有3個步兵旅，仿效德國步兵編制，全隊3萬多人，是南京保衛戰中實力最強的部隊。但即便是這樣的部隊，打起仗來也力不從心。程孝民記得，叔叔生前曾說過：“當時全南京只有13組高射炮，這種高射炮能打五千公尺，日軍飛機飛到更高就打不到了。我身邊的一個戰士被炸掉一條腿，喊我幫他揀回來，我還沒來得及反應，他就被炸死了。” 而相鄰陣地上那個30多人的排，被日軍轟炸後無一生還。程雲這個見習排長才17歲，此前從沒有上過真正的戰場，他很想跟日本兵好好較量較量。但看着日軍的飛機在高空耀武揚威，他憤恨而無奈，陣地上的氣氛有些壓抑。

“當官的全跑啦!”除了天上的飛機，這樣的小道消息也讓士兵心裡不痛快。程雲告訴侄子：“這些消息像瘟疫一樣，讓所有官兵感覺心中壓着一塊巨石。大官都跑了，我們呢？我們當兵的命就不值錢？我所在的部隊奉命死守南京，命令是誰跑槍斃誰！”

12月6日那天，時任第88師262旅524團2營重機槍連第1排排長武干卿在雨花台陣地聽到了槍聲。這天早些時候，營長黃齊對他命令說：“特務長的工作讓別人去搞，你指揮重機槍連第1排,當排長！”此前，他是重機槍連特務長，負責後勤工作，沒機會上前線。他所在的第88師是當時中國最精銳的3個德械師之一，但剛從淞滬戰場上潰敗下來，一路從蘇州撤到無錫，再到南京，邊撤退邊擴充部隊。補充的新兵多是村民、學生、工人，很多人剛學會打槍就上了戰場。

“當時進攻南京的日軍有10萬餘人，主要是日本華中方面軍，他們打贏了淞滬會戰、江陰保衛戰，是侵華日軍的主力部隊。南京守軍有15萬餘人，但大部分是從淞滬戰場撤退來的，剛吃完敗仗，補充整理尚未完整，有些甚至沒有大炮，步槍也不整齊。”南京大屠殺史與國際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員盧彥名對記者說。

12月8日，日本機械化部隊在飛機的配合下占領了鎮江炮台。大批日軍向南京蜂擁而來。唐生智下令從外圍陣地後撤，但守軍移動時遭到日軍尾隨，日軍直逼南京城，形成了對南京東、南、西三面的包圍。南京守軍只剩北面長江一條退路。

遠在廬山的蔣介石，8日晚上才知曉這個局勢。那天他幾乎一整天都在廬山中閒走。晨起後，他到三峽澗南亭“吸納無限清氣”，上午11時到達秀峰，下午4時與宋美齡同游黃崖寺塔山。戰時能得此休暇，他覺得如在仙鄉。但美景並沒有消除他的危機感，那一天的日記中他寫道，一路都在“考慮全局設計存亡成敗之道”。

漫天飛舞的勸降書

12月9日，蔣介石已經得知日軍攻占了大校場紅土山。那天外出，他的心情並不好，遊覽三峽澗時，他與宋美玲駐足泉邊聆聽泉音，靜思時局與前途，他意識到“除抗戰到底外，別無他道”。下午二人踏上牯嶺，只覺眼前滿目蕭條。

此時，蔣介石開始認真考慮國內團結的問題，決心“為國相忍，使共黨歸服，消除矛盾行動，統一抗戰”。但這些的前提是“不放棄本黨革命性，不可忽視本黨革命之責任”“革命可以失敗，主義不可以消滅”，要使“共黨參加政府之組織”。除此之外，他還羅列了幾件事，包括收羅政客、收拾殘餘部隊、整理私軍，以部署全局。

蔣介石在廬山冥思苦想的同一時間，12月9日早上，幾架日軍飛機從東南方向結隊向南京飛來，南京城內瞬間響起了警報聲、呼喊聲。市民們倉促地躲進防空洞，但這一次，日軍扔下的不是炸彈，而是漫天飛舞的勸降書。

“百萬皇軍，業已席捲江南，南京正處於包圍之中。從整個戰局大勢來看，今後的戰鬥百害而無一利……本司令官代表日本，希望根據以下手續，與貴軍和平地交接南京。”——大日本總司令官松井石根

勸降書上，還規定了中國軍隊代表與日軍代表談判投降的具體辦法：

“對本勸告的答覆安排在12月10日中午，地點在中山路句容道的警戒線上。貴軍派司令官代表和本司令官代表在該地進行接收南京城所必要的協定的準備。如在指定的時間內未得到任何答覆，我軍斷然開始進攻南京，殺個片甲不留！”

除了這些飛舞的勸降書，南京上空還飄着一個巨大的白色氣球，上面幾個紅色漢字赫然醒目：“放棄無益的抵抗，開城投降！”

這些勸降信息，唐生智應該也看到了。9日晚上，為表守城之決心，他向守城部隊下達了“衛參作字第36號”命令：

“本軍目下占領復廓陣地為固守南京之最後戰鬥，各部隊應以與陣地共存亡之決心，盡力固守，絕不許輕棄寸土，搖動全軍，若有不遵守命令擅自後移者，定遵委座命令，按連坐法從嚴辦理。

各軍所得船隻，一律交運輸司令部保管，不准私自扣留，着派第七十八軍軍長宋希濂負責指揮。沿江憲、警嚴禁部隊散兵私自乘船渡江，違者即行拘捕嚴辦。倘敢抗拒，以武力制止。”

隨後，唐生智還下令將長江上的部分渡船銷毀，並把第36師第106旅布置在通往長江渡口的挹江門，嚴防官兵從挹江門逃跑渡江，違者就地正法。

遠在廬山的蔣介石，8日晚上才知曉這個局勢。那天他幾乎一整天都在廬山中閒走。晨起後，他到三峽澗南亭“吸納無限清氣”，上午11時到達秀峰，下午4時與宋美齡同游黃崖寺塔山。戰時能得此休暇，他覺得如在仙鄉。但美景並沒有消除他的危機感，那一天的日記中他寫道，一路都在“考慮全局設計存亡成敗之道”。

漫天飛舞的勸降書

12月9日，蔣介石已經得知日軍攻占了大校場紅土山。那天外出，他的心情並不好，遊覽三峽澗時，他與宋美玲駐足泉邊聆聽泉音，靜思時局與前途，他意識到“除抗戰到底外，別無他道”。下午二人踏上牯嶺，只覺眼前滿目蕭條。

此時，蔣介石開始認真考慮國內團結的問題，決心“為國相忍，使共黨歸服，消除矛盾行動，統一抗戰”。但這些的前提是“不放棄本黨革命性，不可忽視本黨革命之責任”“革命可以失敗，主義不可以消滅”，要使“共黨參加政府之組織”。除此之外，他還羅列了幾件事，包括收羅政客、收拾殘餘部隊、整理私軍，以部署全局。

蔣介石在廬山冥思苦想的同一時間，12月9日早上，幾架日軍飛機從東南方向結隊向南京飛來，南京城內瞬間響起了警報聲、呼喊聲。市民們倉促地躲進防空洞，但這一次，日軍扔下的不是炸彈，而是漫天飛舞的勸降書。

“百萬皇軍，業已席捲江南，南京正處於包圍之中。從整個戰局大勢來看，今後的戰鬥百害而無一利……本司令官代表日本，希望根據以下手續，與貴軍和平地交接南京。”——大日本總司令官松井石根

勸降書上，還規定了中國軍隊代表與日軍代表談判投降的具體辦法：

“對本勸告的答覆安排在12月10日中午，地點在中山路句容道的警戒線上。貴軍派司令官代表和本司令官代表在該地進行接收南京城所必要的協定的準備。如在指定的時間內未得到任何答覆，我軍斷然開始進攻南京，殺個片甲不留！”

除了這些飛舞的勸降書，南京上空還飄着一個巨大的白色氣球，上面幾個紅色漢字赫然醒目：“放棄無益的抵抗，開城投降！”

這些勸降信息，唐生智應該也看到了。9日晚上，為表守城之決心，他向守城部隊下達了“衛參作字第36號”命令：

“本軍目下占領復廓陣地為固守南京之最後戰鬥，各部隊應以與陣地共存亡之決心，盡力固守，絕不許輕棄寸土，搖動全軍，若有不遵守命令擅自後移者，定遵委座命令，按連坐法從嚴辦理。

各軍所得船隻，一律交運輸司令部保管，不准私自扣留，着派第七十八軍軍長宋希濂負責指揮。沿江憲、警嚴禁部隊散兵私自乘船渡江，違者即行拘捕嚴辦。倘敢抗拒，以武力制止。”

隨後，唐生智還下令將長江上的部分渡船銷毀，並把第36師第106旅布置在通往長江渡口的挹江門，嚴防官兵從挹江門逃跑渡江，違者就地正法。

南京保衛戰示意圖。1937年11月，日軍從東、南、西三面進攻南京。自12月5日起至12月10日，日軍相繼突破板橋鎮、牛首山、淳化、湯山鎮等南京外圍陣地，進攻雨花台、光華門、中華門等城垣陣地

12月10日上午11時40分，日本華中方面軍副參謀長武藤章等4人抵達句容道，緊盯着中山門的門洞，等待中國軍隊代表舉着白旗投降。可直到下午1時，他們一直沒有見到中國軍使的影子，只得離開。日軍沒想到，中方對勸降書不予理睬。“唐生智無理至極，非但在10日正午前沒有任何回應，反而從10日晨起用猛烈的炮火攻擊我軍，作為報酬。”武藤章的這句話，激起了松井石根更大的怒火，他隨即下令：“按計劃，部隊全線進攻，一直打到長江邊上！”  

10日下午，日軍開始向雨花台、光華門、中華門等陣地發起全面進攻。他們先派地面炮兵全力轟擊，再用飛機轟炸輔助，隨後步兵出擊，南京一戰已呈破釜沉舟之勢。

“敵人又來了，莫哭，莫哭”

南京城牆厚10米左右，一般的山炮無法擊破，日軍首先向地形上比較容易進攻的光華門發動攻擊。守衛光華門的是教導總隊。日軍幾次奪下光華門，又被教導總隊發動反攻奪回。

“那是我經歷的最激烈的戰鬥了，陣地上都是飛土、子彈、炮火，飛機一遍遍飛過，就像地震了一樣，我的眼睛根本睜不開。”12月10日，排長程雲帶着二三十個士兵駐守在這裡。“日軍先用飛機轟炸，再用迫擊炮打，最後坦克也沖了過來，日軍很快就衝進了城門。”這時，教導總隊把大量汽油澆到城門上，點上火，霎時濃煙滾滾。火海未熄時，2團團長謝成瑞率領一排戰士突然把城門打開，十幾挺機關槍同時開火。門洞中的日軍不是被燒死就是被擊斃，光華門陣地再次守住了。

血色的黃昏來臨，滾滾硝煙使得天空愈加昏暗，日軍開始猛烈進攻雨花台、中華門等陣地。

“戰鬥太激烈了，我們旅長在前線親自指揮戰鬥，抵不住了，自殺了。後來團長拿槍指揮戰鬥，打了個把鐘頭，團長就犧牲了。”當時駐守雨花台的武干卿回憶。

那一天下午，武干卿的職務再次發生了變動。陣地上，262旅重機槍連連長負傷被抬走了，營長黃奇找到他說：“武排長，重機槍連歸你當連長！”武干卿受命指揮重機槍連作戰兩小時左右，黃奇營長也被彈片擊中左肋。武士卿趕緊跑過去，聽到黃奇虛弱地說：“武連長，你補我一槍吧，我受不了了。”“我的槍只能打敵人，怎麼可能打我自己的長官呢！”武干卿話音剛落，黃奇就犧牲了，武干卿止不住地流淚：“他是同我感情最好的人啊！我當新兵時，別的長官都不要我，他要了，他像我的恩人一樣啊！”兩個士兵過來勸他說：“連長，哭也沒得用了，算了。”“連長！敵人又來了，莫哭，莫哭。”倆人一邊勸一邊也哭得嘶啞。武干卿擦了把淚，大聲吼道：“重機槍連準備好，打！”

到12日凌晨，重機槍連只剩十幾個人。幾小時後，雨花台失守。

在中華門駐守的是孫元良中將率領的第88師其中一旅，他們面對的是日本陸軍中將谷壽夫的第6師團。谷壽夫的兇殘在兩軍中無人不曉，他帶着4條狼狗站在中華門對面，要求下屬必須在黃昏前攻占中華門，否則他們都會成為狼狗的盤中餐。

第51師306團團長邱維達帶隊跑到中華門支援時，發現88師並沒有重型武器。他回憶說：“我聽到孫元良嗓子都喊啞了，他滿臉的淚水、汗水混在一起。我的心沉重起來，一切不用他交代我就明白，我先用一個營堵住城門，不讓後續的敵人進城，再用一個營與敵人拼刺刀。雙方都踩着屍體拼殺，就連雙方的傷員都躺在地上翻滾廝打，他們用手互相拉扯着對方傷口，儘管無力呻吟，但他們也用盡最後一點力氣，在滑膩膩的血地上扭打着。”最終他們把攻入城門的敵軍全部消滅，而守軍同樣死傷慘重。第51師第302團團長程智堅守中華門附近的賽虹橋時，被日軍機槍擊中9彈，腸斷而出，壯烈犧牲。邱維達差人去居民區找來一個大木盆，當作棺木，把他葬在了賽虹橋旁。

12日這一天，日軍在中華門七進七出，中國守軍戰鬥到最後一刻。

雙方激戰至此，身在廬山的蔣介石似乎已預測到南京失陷進入了倒計時。他自我反省：“南京萬一被陷，則對內部、對共黨、對國民應有鮮明態度之表示，決定抗戰到底，義無反顧。”也許此時他才得知日軍勸降一事，他在日記中表明決心：“寧為戰敗而亡，毋為降敵求存，戰敗則可轉敗為勝，降敵則雖存必亡，而且永無復興自拔之時矣。”

一場更大的災難正等着他們

12月12日下午，仍在堅守光華門陣地的程雲，突然接到一個讓他不知所措的命令——撤退令。受了傷的他，沒有找到連長，於是脫下軍服，拆散自己的槍扔進莫愁湖，一瘸一拐地順着護城河往家的方向走去。

撤退令是哪來的？最早的消息是11日中午，蔣介石讓顧祝同轉告唐生智關於撤退的命令，命唐生智當晚渡江北上，守軍相機突圍，但唐生智沒有同意。11日晚上，蔣介石親自給唐生智發了電報：“如情勢不能久守時，可相機撤退，以圖後策。”到了12日下午4時，唐生智終於傳達了撤退令。之後，他又發出口頭撤退令：“如不能撤退，有輪渡可渡江。”

但此時，戰鬥並沒有完全結束，除雨花台失守、中華門形勢危急外，其他陣地並沒有完全丟失。更糟糕的是，部分失去了指揮系統的部隊沒有接到撤退的命令。南京城到底丟沒丟？其他陣地到底還在不在？撤退令到底是不是真的？一片混亂。

12日晚上8點半，堅守紫金山陣地的教導總隊第2旅第3團團長李西開正與中校團副彭月祥商量戰局，第6團團長劉子淑跑進來說：“我們尚在城外與敵拼殺，戰事還未到最後階段，總隊長桂永清、旅長胡啟儒就溜了！”話音剛落，第1團團長秦士銓也急匆匆走了進來，說：“你們知道嗎？中華門確已陷落，第1旅旅部電話已經中斷，旅長和旅部人員均不知去向。”幾名團長面面相覷，只得自行決定撤退方向。

有些部隊接到的是含糊不清的撤退命令。12日晚上7點，邱維達接到師長的電話，稱“部隊完成任務後，應當相機撤退，浦口以北為撤退方向”。而對他來說，情況極為不妙：“我軍正與敵軍膠着，如何後撤？在包圍狀態下哪裡是後方？”

有的部隊則收到了突圍的命令。駐守中山路的第83軍第156師於12日下午5時突然接到命令，要部隊集結到太平門準備突圍。“可是沿着哪條路去太平門？怎樣突圍？突圍以後往哪裡去？這一切誰都不知道。”時任第156師政訓處科員李益三這樣回憶。

“有的部隊收到命令開始撤退，有的仍在堅守陣地，這就導致了戰場的混亂，而防禦作戰是一個體系，一旦有一個陣地撤退，形成一個缺口，其他陣地也就守不住了。”江蘇省社科院歷史研究所所長王衛星對記者說。盧彥名也說：“唐生智下的撤退令模稜兩可，‘可以從下關過江，可以突圍。’但突圍也沒有指明是迎着日軍正面突圍，還是往下關方向突圍，最後演變成大多數部隊往下關方向涌去。”

12日下午，蔣介石又給南京衛戍司令部發來一道截然相反的手令：“南京為我國革命轉敗為勝之樞機，應不惜任何犧牲堅守。”盧彥名解釋說：“蔣介石或許意識到倉促撤退會產生很大的混亂，或許覺得守軍還能再堅持一段時間。於是他對自己下達的撤退令有了猶豫。”

但蔣介石下發這道手令時，南京衛戍司令部正忙着按撤退要求損毀設備和機要文件，唐生智是否收到這份手令至今成謎。此時的長江，成了生與死的分界線。撤退的部隊幾乎全部湧向城北下關碼頭，力圖渡江北撤。南京的市民也在向下關奔逃。挹江門於是成了“逃生之門”。可是駐守挹江門的官兵並未收到撤退令，他們只有此前“誰跑槍斃誰”的軍令，於是就向撤退的部隊開了槍。挹江門洞裡，被打死的、踩踏致死的不計其數。

那些勉強擠出挹江門的人，到了長江邊才發現，一場更大的災難正等着他們。9日那天，為表“背水一戰”決心的唐生智幾乎撤走了江上的全部船隻。眼見渡江無望，一時間軍民亂作一團，哀嚎一片。許多官兵各處找船，有些甚至拆取店戶門板製造木筏。大家爭着上船上木筏，上不去的把住船沿不放，卻被人砍掉了手指，斷指落在艙中，人隨江水漂去。有些船載了太多的人，沒駛出多遠就翻了。有些人甚至蹲在木盆、門板上渡江。江面上人頭點點，江岸邊浮屍具具。

12日這一天，日軍在中華門七進七出，中國守軍戰鬥到最後一刻。

雙方激戰至此，身在廬山的蔣介石似乎已預測到南京失陷進入了倒計時。他自我反省：“南京萬一被陷，則對內部、對共黨、對國民應有鮮明態度之表示，決定抗戰到底，義無反顧。”也許此時他才得知日軍勸降一事，他在日記中表明決心：“寧為戰敗而亡，毋為降敵求存，戰敗則可轉敗為勝，降敵則雖存必亡，而且永無復興自拔之時矣。”

一場更大的災難正等着他們

12月12日下午，仍在堅守光華門陣地的程雲，突然接到一個讓他不知所措的命令——撤退令。受了傷的他，沒有找到連長，於是脫下軍服，拆散自己的槍扔進莫愁湖，一瘸一拐地順着護城河往家的方向走去。

撤退令是哪來的？最早的消息是11日中午，蔣介石讓顧祝同轉告唐生智關於撤退的命令，命唐生智當晚渡江北上，守軍相機突圍，但唐生智沒有同意。11日晚上，蔣介石親自給唐生智發了電報：“如情勢不能久守時，可相機撤退，以圖後策。”到了12日下午4時，唐生智終於傳達了撤退令。之後，他又發出口頭撤退令：“如不能撤退，有輪渡可渡江。”

但此時，戰鬥並沒有完全結束，除雨花台失守、中華門形勢危急外，其他陣地並沒有完全丟失。更糟糕的是，部分失去了指揮系統的部隊沒有接到撤退的命令。南京城到底丟沒丟？其他陣地到底還在不在？撤退令到底是不是真的？一片混亂。

12日晚上8點半，堅守紫金山陣地的教導總隊第2旅第3團團長李西開正與中校團副彭月祥商量戰局，第6團團長劉子淑跑進來說：“我們尚在城外與敵拼殺，戰事還未到最後階段，總隊長桂永清、旅長胡啟儒就溜了！”話音剛落，第1團團長秦士銓也急匆匆走了進來，說：“你們知道嗎？中華門確已陷落，第1旅旅部電話已經中斷，旅長和旅部人員均不知去向。”幾名團長面面相覷，只得自行決定撤退方向。

有些部隊接到的是含糊不清的撤退命令。12日晚上7點，邱維達接到師長的電話，稱“部隊完成任務後，應當相機撤退，浦口以北為撤退方向”。而對他來說，情況極為不妙：“我軍正與敵軍膠着，如何後撤？在包圍狀態下哪裡是後方？”

有的部隊則收到了突圍的命令。駐守中山路的第83軍第156師於12日下午5時突然接到命令，要部隊集結到太平門準備突圍。“可是沿着哪條路去太平門？怎樣突圍？突圍以後往哪裡去？這一切誰都不知道。”時任第156師政訓處科員李益三這樣回憶。

“有的部隊收到命令開始撤退，有的仍在堅守陣地，這就導致了戰場的混亂，而防禦作戰是一個體系，一旦有一個陣地撤退，形成一個缺口，其他陣地也就守不住了。”江蘇省社科院歷史研究所所長王衛星對記者說。盧彥名也說：“唐生智下的撤退令模稜兩可，‘可以從下關過江，可以突圍。’但突圍也沒有指明是迎着日軍正面突圍，還是往下關方向突圍，最後演變成大多數部隊往下關方向涌去。”

12日下午，蔣介石又給南京衛戍司令部發來一道截然相反的手令：“南京為我國革命轉敗為勝之樞機，應不惜任何犧牲堅守。”盧彥名解釋說：“蔣介石或許意識到倉促撤退會產生很大的混亂，或許覺得守軍還能再堅持一段時間。於是他對自己下達的撤退令有了猶豫。”

但蔣介石下發這道手令時，南京衛戍司令部正忙着按撤退要求損毀設備和機要文件，唐生智是否收到這份手令至今成謎。此時的長江，成了生與死的分界線。撤退的部隊幾乎全部湧向城北下關碼頭，力圖渡江北撤。南京的市民也在向下關奔逃。挹江門於是成了“逃生之門”。可是駐守挹江門的官兵並未收到撤退令，他們只有此前“誰跑槍斃誰”的軍令，於是就向撤退的部隊開了槍。挹江門洞裡，被打死的、踩踏致死的不計其數。

那些勉強擠出挹江門的人，到了長江邊才發現，一場更大的災難正等着他們。9日那天，為表“背水一戰”決心的唐生智幾乎撤走了江上的全部船隻。眼見渡江無望，一時間軍民亂作一團，哀嚎一片。許多官兵各處找船，有些甚至拆取店戶門板製造木筏。大家爭着上船上木筏，上不去的把住船沿不放，卻被人砍掉了手指，斷指落在艙中，人隨江水漂去。有些船載了太多的人，沒駛出多遠就翻了。有些人甚至蹲在木盆、門板上渡江。江面上人頭點點，江岸邊浮屍具具。

12日這一天，日軍在中華門七進七出，中國守軍戰鬥到最後一刻。

雙方激戰至此，身在廬山的蔣介石似乎已預測到南京失陷進入了倒計時。他自我反省：“南京萬一被陷，則對內部、對共黨、對國民應有鮮明態度之表示，決定抗戰到底，義無反顧。”也許此時他才得知日軍勸降一事，他在日記中表明決心：“寧為戰敗而亡，毋為降敵求存，戰敗則可轉敗為勝，降敵則雖存必亡，而且永無復興自拔之時矣。”

一場更大的災難正等着他們

12月12日下午，仍在堅守光華門陣地的程雲，突然接到一個讓他不知所措的命令——撤退令。受了傷的他，沒有找到連長，於是脫下軍服，拆散自己的槍扔進莫愁湖，一瘸一拐地順着護城河往家的方向走去。

撤退令是哪來的？最早的消息是11日中午，蔣介石讓顧祝同轉告唐生智關於撤退的命令，命唐生智當晚渡江北上，守軍相機突圍，但唐生智沒有同意。11日晚上，蔣介石親自給唐生智發了電報：“如情勢不能久守時，可相機撤退，以圖後策。”到了12日下午4時，唐生智終於傳達了撤退令。之後，他又發出口頭撤退令：“如不能撤退，有輪渡可渡江。”

但此時，戰鬥並沒有完全結束，除雨花台失守、中華門形勢危急外，其他陣地並沒有完全丟失。更糟糕的是，部分失去了指揮系統的部隊沒有接到撤退的命令。南京城到底丟沒丟？其他陣地到底還在不在？撤退令到底是不是真的？一片混亂。

12日晚上8點半，堅守紫金山陣地的教導總隊第2旅第3團團長李西開正與中校團副彭月祥商量戰局，第6團團長劉子淑跑進來說：“我們尚在城外與敵拼殺，戰事還未到最後階段，總隊長桂永清、旅長胡啟儒就溜了！”話音剛落，第1團團長秦士銓也急匆匆走了進來，說：“你們知道嗎？中華門確已陷落，第1旅旅部電話已經中斷，旅長和旅部人員均不知去向。”幾名團長面面相覷，只得自行決定撤退方向。

有些部隊接到的是含糊不清的撤退命令。12日晚上7點，邱維達接到師長的電話，稱“部隊完成任務後，應當相機撤退，浦口以北為撤退方向”。而對他來說，情況極為不妙：“我軍正與敵軍膠着，如何後撤？在包圍狀態下哪裡是後方？”

有的部隊則收到了突圍的命令。駐守中山路的第83軍第156師於12日下午5時突然接到命令，要部隊集結到太平門準備突圍。“可是沿着哪條路去太平門？怎樣突圍？突圍以後往哪裡去？這一切誰都不知道。”時任第156師政訓處科員李益三這樣回憶。

“有的部隊收到命令開始撤退，有的仍在堅守陣地，這就導致了戰場的混亂，而防禦作戰是一個體系，一旦有一個陣地撤退，形成一個缺口，其他陣地也就守不住了。”江蘇省社科院歷史研究所所長王衛星對記者說。盧彥名也說：“唐生智下的撤退令模稜兩可，‘可以從下關過江，可以突圍。’但突圍也沒有指明是迎着日軍正面突圍，還是往下關方向突圍，最後演變成大多數部隊往下關方向涌去。”

12日下午，蔣介石又給南京衛戍司令部發來一道截然相反的手令：“南京為我國革命轉敗為勝之樞機，應不惜任何犧牲堅守。”盧彥名解釋說：“蔣介石或許意識到倉促撤退會產生很大的混亂，或許覺得守軍還能再堅持一段時間。於是他對自己下達的撤退令有了猶豫。”

但蔣介石下發這道手令時，南京衛戍司令部正忙着按撤退要求損毀設備和機要文件，唐生智是否收到這份手令至今成謎。此時的長江，成了生與死的分界線。撤退的部隊幾乎全部湧向城北下關碼頭，力圖渡江北撤。南京的市民也在向下關奔逃。挹江門於是成了“逃生之門”。可是駐守挹江門的官兵並未收到撤退令，他們只有此前“誰跑槍斃誰”的軍令，於是就向撤退的部隊開了槍。挹江門洞裡，被打死的、踩踏致死的不計其數。

那些勉強擠出挹江門的人，到了長江邊才發現，一場更大的災難正等着他們。9日那天，為表“背水一戰”決心的唐生智幾乎撤走了江上的全部船隻。眼見渡江無望，一時間軍民亂作一團，哀嚎一片。許多官兵各處找船，有些甚至拆取店戶門板製造木筏。大家爭着上船上木筏，上不去的把住船沿不放，卻被人砍掉了手指，斷指落在艙中，人隨江水漂去。有些船載了太多的人，沒駛出多遠就翻了。有些人甚至蹲在木盆、門板上渡江。江面上人頭點點，江岸邊浮屍具具。

12日這一天，日軍在中華門七進七出，中國守軍戰鬥到最後一刻。

雙方激戰至此，身在廬山的蔣介石似乎已預測到南京失陷進入了倒計時。他自我反省：“南京萬一被陷，則對內部、對共黨、對國民應有鮮明態度之表示，決定抗戰到底，義無反顧。”也許此時他才得知日軍勸降一事，他在日記中表明決心：“寧為戰敗而亡，毋為降敵求存，戰敗則可轉敗為勝，降敵則雖存必亡，而且永無復興自拔之時矣。”

一場更大的災難正等着他們

12月12日下午，仍在堅守光華門陣地的程雲，突然接到一個讓他不知所措的命令——撤退令。受了傷的他，沒有找到連長，於是脫下軍服，拆散自己的槍扔進莫愁湖，一瘸一拐地順着護城河往家的方向走去。

撤退令是哪來的？最早的消息是11日中午，蔣介石讓顧祝同轉告唐生智關於撤退的命令，命唐生智當晚渡江北上，守軍相機突圍，但唐生智沒有同意。11日晚上，蔣介石親自給唐生智發了電報：“如情勢不能久守時，可相機撤退，以圖後策。”到了12日下午4時，唐生智終於傳達了撤退令。之後，他又發出口頭撤退令：“如不能撤退，有輪渡可渡江。”

但此時，戰鬥並沒有完全結束，除雨花台失守、中華門形勢危急外，其他陣地並沒有完全丟失。更糟糕的是，部分失去了指揮系統的部隊沒有接到撤退的命令。南京城到底丟沒丟？其他陣地到底還在不在？撤退令到底是不是真的？一片混亂。

12日晚上8點半，堅守紫金山陣地的教導總隊第2旅第3團團長李西開正與中校團副彭月祥商量戰局，第6團團長劉子淑跑進來說：“我們尚在城外與敵拼殺，戰事還未到最後階段，總隊長桂永清、旅長胡啟儒就溜了！”話音剛落，第1團團長秦士銓也急匆匆走了進來，說：“你們知道嗎？中華門確已陷落，第1旅旅部電話已經中斷，旅長和旅部人員均不知去向。”幾名團長面面相覷，只得自行決定撤退方向。

有些部隊接到的是含糊不清的撤退命令。12日晚上7點，邱維達接到師長的電話，稱“部隊完成任務後，應當相機撤退，浦口以北為撤退方向”。而對他來說，情況極為不妙：“我軍正與敵軍膠着，如何後撤？在包圍狀態下哪裡是後方？”

有的部隊則收到了突圍的命令。駐守中山路的第83軍第156師於12日下午5時突然接到命令，要部隊集結到太平門準備突圍。“可是沿着哪條路去太平門？怎樣突圍？突圍以後往哪裡去？這一切誰都不知道。”時任第156師政訓處科員李益三這樣回憶。

“有的部隊收到命令開始撤退，有的仍在堅守陣地，這就導致了戰場的混亂，而防禦作戰是一個體系，一旦有一個陣地撤退，形成一個缺口，其他陣地也就守不住了。”江蘇省社科院歷史研究所所長王衛星對記者說。盧彥名也說：“唐生智下的撤退令模稜兩可，‘可以從下關過江，可以突圍。’但突圍也沒有指明是迎着日軍正面突圍，還是往下關方向突圍，最後演變成大多數部隊往下關方向涌去。”

12日下午，蔣介石又給南京衛戍司令部發來一道截然相反的手令：“南京為我國革命轉敗為勝之樞機，應不惜任何犧牲堅守。”盧彥名解釋說：“蔣介石或許意識到倉促撤退會產生很大的混亂，或許覺得守軍還能再堅持一段時間。於是他對自己下達的撤退令有了猶豫。”

但蔣介石下發這道手令時，南京衛戍司令部正忙着按撤退要求損毀設備和機要文件，唐生智是否收到這份手令至今成謎。此時的長江，成了生與死的分界線。撤退的部隊幾乎全部湧向城北下關碼頭，力圖渡江北撤。南京的市民也在向下關奔逃。挹江門於是成了“逃生之門”。可是駐守挹江門的官兵並未收到撤退令，他們只有此前“誰跑槍斃誰”的軍令，於是就向撤退的部隊開了槍。挹江門洞裡，被打死的、踩踏致死的不計其數。

那些勉強擠出挹江門的人，到了長江邊才發現，一場更大的災難正等着他們。9日那天，為表“背水一戰”決心的唐生智幾乎撤走了江上的全部船隻。眼見渡江無望，一時間軍民亂作一團，哀嚎一片。許多官兵各處找船，有些甚至拆取店戶門板製造木筏。大家爭着上船上木筏，上不去的把住船沿不放，卻被人砍掉了手指，斷指落在艙中，人隨江水漂去。有些船載了太多的人，沒駛出多遠就翻了。有些人甚至蹲在木盆、門板上渡江。江面上人頭點點，江岸邊浮屍具具。

即使有些渡船駛過江心，對岸浦口的守軍又開槍了，渡船只能在江心團團轉。因為此前唐生智曾讓第一軍軍長胡宗南派兵駐守浦口，不准南京的人員擅自過江。此時，撤退令還沒有傳給浦口的守兵。

12日晚，唐生智同三四百名衛戍部長官乘坐一艘早已準備好的船到達浦口。他們一行人想到滁州，但遭到日軍伏擊，因此改奔揚州。唐生智身體不適，行路困難，他的隨從副官只覓得一輛板車，車上還有牛糞。唐生智見了說：“這輛車如何可以坐？”拒不上車。又走了幾里路，他委實走不動了，只好上了那輛板車，感嘆道：“我帶兵二十年，大小百餘戰，從未有今日之狼狽。”

那夜，離開浦口的衛戍部長官們回望南京，只見城中火光沖天，部分陣地上光亮如同白晝，數架日機在南京、浦口、烏龍山上空盤旋，槍聲、炮聲、炸彈聲此起彼伏。

此時，蔣介石寫下了憂心忡忡的日記：“南京唐孟瀟（唐生智）處已無人接電話，敵已過江占領江浦，則南京恐已不守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