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北京城裡有兩個世界，黃瓦丹碧的內城屬於王公顯貴，骯髒混亂的外城屬於農商平民。平時兩者相安無事，開了九個門的城牆既劃分空間，也界定階級。

1903年12月2日，京城下了入冬以來第一場雪，兩天內就積到了三寸厚。天寒地凍，大風又吹起屋頂、樹梢的乾燥的細雪，如沙塵般四處飛揚，對內城而言這是景致，對外城這卻是災難。

4號晚上，東文學社日籍教師船津輸助在宣武門外的住所里，於夜半萬籟俱寂中，隱約聽到遠方傳來的一陣陣呻吟聲，他暗暗推測：“北京常見的乞丐今晚大概會凍死不少，今天看到他們有一半還只穿着單衣。”果然第二天出門時，城南街道旁就橫臥着幾具凍死骨。“在中國，貧富之間甚是懸隔”，一封寄往東京的家信中，25歲的船津這樣描述北京：“普通人大多衣衫襤褸、蓬頭垢面，在城門內、屋檐下等處寄居，其中尤下等者以乞食為生，嚴冬時節仍然衣不蔽體，往往凍死。因而此處強盜、小偷甚多。但在不潔的人群中，又可以看到身着青色、紅色錦繡，外裹貂皮，全身上下價值數百金極為氣派之人。只要在市中心稍微走一走，就能感覺到這種貧富差距。”

這是義和團事變剛平息，《辛丑條約》簽訂後不久的北京，城牆上還留有攻城時火炮轟出的缺口，街上走着德國、俄國、日本和（英屬）印度等國的士兵。大清國終於下決心改革，包括成立北洋新軍，每日在天壇旁操練：“其姿勢步調有板有眼，很是正規，不愧是袁世凱以德式練兵法訓練的結果。”在看到漢人官員開明進取的同時，船津也注意到身為統治者的滿洲人大多“柔弱”，無論北京還是東北的都一樣，他們只能說漢語，早已不會滿語騎射。

所有的跡象都顯示“中國的確是亡國之候”，原因倒不是因為軍事孱弱、經濟不振或變法遲滯，“全在於表面與實際大有懸隔。北京於明代即有宏大的地下水設施，但今天已全不能用，故道路皆成溝壑。入冬以後，皇帝賜予貧民的救恤費全被官吏侵吞，以至於有‘當官的搶乞丐飯吃’之俗語。孤兒院之類，也徒有虛名。人死以後門前奏樂，客人來了又奏，其家人伏死人枕邊大聲慟哭，一旦客去，則談笑如平日，不見一絲悲傷，凡人情皆虛也…北京全市，皆名實相反。”

《燕京佳信》扉頁

讀到一百多年前這番冷酷但一針見血的評論時，不禁背上冷汗涔涔，“名實相反”四字，不就是一整部中國近代史麼？除此之外，船津還發現清末中國人嗜好實利，於禮數之類不甚關心，以至於北京市井“贗品甚多，玉器雖隨處可見，但大部分都是假的。就連神像前所供奉的遠看是鮮花，近看不過是木製或紙糊的…大到國家制度，小到婦人妝容，粉飾兩字，皆可適用。”

根據現有資料，《燕京佳信：船津輸助的北京通信》的作者1878年出生於東京，早年就讀於東京專門學校，即今天的早稻田大學，畢業論文研究的是湯顯祖。船津輸助一直對中國文化興趣濃厚，還自費出版過名為《松亭雜稿》的漢詩文集。1901年流亡日本的康有為將大同學校從橫濱搬至東京，並改名為東亞商業學校，船津應聘成為這所華僑學校的日語教師，和梁啓超、麥孟華等康派人物成為同事。

因很早就與中國流亡士大夫、革命家接觸，船津的遺物中發現了梁啓超的玉照、譚嗣同的書軸、孫中山的名片等，1916年蔡鍔赴日本治病時，還給他寫了一封親筆信。這些都顯示還沒去中國前，船津就已經是一個中國通，絕非右翼軍國主義者。

船津任教的第二所學校北京東文學社，是二十世紀初“泛亞洲主義”的產物。泛亞洲主義者主張日本、中國、朝鮮三國攜手互助、振興東亞，共同抵抗歐美白人。東文學社即是為有志於留學日本的中國學生提供輔導。校長中島裁之最早從清末高官吳汝綸那裡拿到一千元經費，1901年2月1日正式開學，因為報名學生數量遠超預期，遷址到宣武門附近的一處民房內。翌年9月7日，船津應邀來到北京，總共待了近9個月，在此期間給家裡寫了近40封家信，介紹自己的生活和見聞。

船津輸助家信

船津這部書信集的特點在於，作者不是一個走馬觀花的遊客，而是以一個常住居民來記錄北京的日常。與內藤、芥川等人的遊記在報紙上連載不同，船津沒有出版家信的意願，回國後他將其封存，連晚輩都不知道其存在。他去世多年後書信才被重新發現，由長子船津喜助與小川博合作將其整理箋注，1978年正式出版。此書沒有出版社，版權頁僅註明“山陽印刷有限會社”，屬於自印本性質，因為數量不多國內圖書館皆未見收藏，中文世界更沒人提過此書，我也是在大阪天牛書店偶遇此書。

雖然批判起中國來不遺餘力，總體而言船津非常享受在北京的生活，剛來時他曾感嘆帝都建築“規模壯大宏麗，島國人在夢中都沒見過”，類似的話他後來不厭其煩，在家信中又重複了至少兩次。通過細緻的觀察分析後，他進一步將北京的建築分為三大類：“明代的宏麗，清代的華靡，更早前的朴醇，相較而言對於遊客更有研究價值”，他明顯更喜歡明代以前的中國，對清朝則頗不以為然。

有一次試穿滿洲服飾、並在腦後系上假辮子假扮中國人的時候，他忽然產生了某種代入感，幻想自己是一個明遺民：“第一次感受到了被滿洲人壓制的種種苦痛，但事到如今，要將其重新扭轉回來卻反而變成難事了。”明治末年日本的“泛亞洲主義”者大多主張推翻清朝，這可能是江戶時代日本人已視清政府為“夷”，而在幕府末年“尊王攘夷”運動的慣性下，自然無法想象中國步日本之後塵，圍繞異族皇帝建立君主立憲制。從這個角度看，甲午戰爭後張之洞等高官主張師法日本，結果回國的大量留日學生往往在政治上最為激進，其南轅北轍就不令人意外了。

清末北京人口接近50萬，他們大多聚集在外城，農田面積占到一大半。與今天北京給人極端乾燥的印像迥異的是，當時的北京水系發達，至少在北方屬於多水地區，可以支撐起相當多的農業人口。今天首都處處河流乾涸的情況，其實是建國以後的幾次大規模城市改造運動、加上環境持續惡化導致的。因為明中期開始的南北漕運，當時從玄武門外走水路可以到達通州，再從通州坐船即能直下江南。

船津輸助像

一到隆冬時節，北京的河道就全結成了冰。1903年一月底船津和朋友一起去通州遊玩時走的就是這種冰道。通過他的描述和手繪圖可見，當時北京有一種類似於人力橇的交通工具，其設計大體是以兩根鐵條着地，上鋪蓋板和毛氈，由兩個車夫一起拉，一輛車可以坐六個人。因為五六寸厚的冰面摩擦力小，人力橇速度快得驚人，從東便門上車一路向東筆直地滑行，三個小時即可到達通州，簡直就是高速公路。

坐上人力橇，沿途“兩岸茫茫，皆是黃白色的大原野，除了冬天枯槁的墓地和樹林外，別無他物。”通州城雖小，但比北京城要乾淨得多，還可以看到居民放在戶外的大白菜，船津熱愛這種北京常見的蔬菜，它們“非常柔軟，個頭又大，和肉放在一起煮再加上蔥，便甘美異常。”

可能是受當時《馬關條約》簽訂後“三國干涉還遼”影響，加上當時日本和俄國在東北地區衝突日益升級的關係，船津在信中多次貶抑駐紮在北京的俄國士兵。政治立場永遠會影響一個人的觀察角度，即使在最私密的家信中恐怕也不例外。

在日本教師看來，俄國和中國有很多共同點，主要是貧富差距過大和基礎教育的缺失：“此處的德國士兵和將領之間，往往風采無大差異。但俄國士兵一看便是貧民出身，渾身上下髒兮兮，將領和他們比起來整潔得多，看着像上等人。這是因為在德國教育更為普及，但俄國士官多是華族出身，未受過教育的士兵地位近乎奴隸。”由此他得出結論：“俄國人和中國人其實猶如兄弟，只不過俄國人看上去更多霸氣而已。”

中俄兩國社會的共同點在於頂層少數的知識精英和底層多數的文盲階層，中間空空如也，全無憑藉。日本則在江戶時代便出現了大量名為“寺子屋”的民間私塾，識字率高，其教育普及程度遠超中俄。雖然有學者指出，所謂“和平改良”的明治維新流血範圍其實毫不遜色於十月或辛亥革命，但當普通人皆受過最低程度的教育時，在陣痛期過後更容易達成某種健康的社會共識，國家易上正軌。

除了學校以外，書店對於開啟民智也不可或缺。船津很早就聽說過北京琉璃廠是類似於東京神保町那樣的書店街，故用了一整封信的篇幅對之加以描述。他發現上海才是中國現代化的發動機，北京的新書“有十分之九是上海版，其中時務策論、歷史、翻譯書尤多”，其中翻譯類書大部分是中國留學生在東京翻譯後輸入的，“主要關於政治和地理。另外還有《日本外史》《倭名類聚鈔》的翻刻本，我看到後非常吃驚”，他非常欣喜的看到連中國人都知道賴山陽！

對於中國士大夫最熱衷搜集的善本古籍，船津似乎毫無興趣，他說中國人沒有保存心，以至於琉璃廠“明版書都很少”，但這明顯不符合事實。琉璃廠夥計一般將好書藏在裡面，只有看到大主顧才會亮出，船津沒有享受到這種待遇。最後他只買了一本桑原騭藏的《中等東洋史》中譯本，發現價格比日文原書要便宜一半。

因為不向學生收取任何費用，東文學社給教師的薪水非常微薄，船津其實是帶着某種“泛亞洲主義”責任感來到中國的，對於清末民風之萎靡他滿是遺憾。更讓他難以理解的為何還有在鬧市“殺千刀”這種殘酷刑罰，而且看客還蘸死刑犯的血做饅頭，“像吃凍豆腐一樣”——魯迅的著名短篇小說《藥》五四運動期間才發表，人血饅頭無疑是船津親眼所見。

船津離開中國的細節今天已經不太明了，大致知道是因為東文學社發生內部人事糾紛，教員和中島校長間有矛盾。1904年五月底船津啟程回國，先到山東，坐船經朝鮮仁川、首爾，最終於6月11日回到家中。回國後他繼承家族木材業，平淡地生活着，除了在雜誌上發表過一篇《北京之秋》外沒有任何作品，也很少和人提起北京歲月。在中日關係最差的時候他也保持着沉默，這種沉默本身，就已經是一種特殊的表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