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兒點評：就在三亞海天盛筵成為網絡熱門詞之後，三亞聚眾淫亂派對之中，又出現了[上海姑娘要價最高]一說。這顯然多半是出於一種文化（也包括性文化）上的偏見和嫉妒，對上海姑娘的敵視態度，以一種相對落後的文化觀念去詆毀上海姑娘。若按此類推下去，來自於被人稱為“小上海”無錫的姑娘們的要價，就應該緊跟在上海姑娘之後了。

或許是目睹上海姑娘見到那些參加海天盛筵“外地人”時，會發自內心、不由自主甚至不加掩飾地表現出一種優越感，這便正是讓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其實，其實呀，對上海姑娘越是說得多，就越是沒有自信心。因為必須靠這種捧殺上海姑娘的方式，來為自己打氣。再說，這種深怕上海姑娘拔得頭籌的心態，只是證明了自己的底氣不足？否則，沒完沒了地說它幹啥？

上海姑娘一定不會介意有人說她們三亞聚眾淫亂派對之中，[上海姑娘要價最高]！雖然讓人嗤之以鼻，但是上海姑娘們個個自信滿滿。她們能夠逗男人開心，因為她們身上帶有“上海味”———上海姑娘有“嗲”的魅力，上海姑娘有“嗲”的風情，上海姑娘有“嗲”的文化，上海姑娘有“嗲”的智慧。要想知道為什麼[上海姑娘要價最高]，還是看看下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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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6950645.html

侯勇迷|十級

  我並不是要袒護上海女孩，我實際上在東北多年，性格中更多的是北方人的爽快和實在(再一次自吹自擂)。也不是因為我的姐姐們青年時有姿色，中年時猶有風韻...，我便偏要替上海姑娘講好話。
  上海姑娘確實是好，好到我們美國總統柯林頓，在上海時，眼睛都轉不過來了。據隨行人員講，柯林頓總統對上海印象最為深刻。他還許諾將來退休後，要到上海來開律師事務所。柯林頓如果能成願，不僅能夠賺進大把綠色，還可飽覽上海春色。
  還是丹．奎爾的兒子先行一步，在上海學習、工作，喜交上海女孩，喜結上海良緣。當新婚小夫妻雙雙向奎爾行大禮時，喜得這對前副總統夫婦閉不攏嘴。
  上海姑娘真是很嗲，嗲字就是嬌美，柔順。就是會撒嬌。丹．奎爾的兒子痴迷上的上海姑娘，想必一定有這些素質和氣質。可惜，前副總統奎爾本來就是連土豆也要拼錯字的人，單詞量太少，對“嗲”更是無法體味，只有一個勁地向節目主持人雷諾和現場觀眾，講自己的兒媳婦是“Beautiful”、“Beautiful”以外，再也找不到別的詞來了。
  當然，英文永遠翻譯不出上海姑娘的嗲來。事實上，自上海開埠以來，從小漁村變成東方的巴黎和紐約，全中國的美女，向黃浦江邊傾流。當然，絕姿絕色的，更是來自江浙一帶的美女，她們眼睛亮麗嬌媚，皮膚白晰，體型修長苗條.....端的是典型的江南美。
  當然，上海姑娘的嗲，結了婚，有不少也是有變化的。正象台灣名作家龍應台，寫文章諷刺“啊，上海男人”。上海男人的妻管嚴，做家務，伺候上海“嗲”小姐變成的凶太太，也是出了名的。當然，並不是所有的上海男人都這樣，而且，還是有很多曾經是上海“嗲”小姐，現在也是上海“嗲”太太的女士。
  不管如何，進入九十年代，上海姑娘的“嗲”更增添了現代女都市女郎的風情。西方文明和東方文明在上海交匯，上海姑娘不僅濡染上西方流行服飾和化妝的美和西方文明的氣質，還保留了東方女孩質樸的美，使得許多中國人欣賞上海姑娘的洋氣的美，又使得許多西方人在欣賞上海姑娘的洋氣，有一種同質感之外，又痴迷於她們內在的東方美。儘管西風東浸，上海姑娘在感情性愛方面比以往的幾代的上海姑娘開放很多，但相比西方女孩，還是東方。
  上海姑娘之所以最受到西方尤其是美國男士的親睞，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七十年代以來，上海的英語教育和社會學習英語的風氣，始終是在全中國大陸首屈一指。這又使得最聰明的上海姑娘們能以一口流利的英語來傳遞自己的“嗲”的天生麗質，“嗲”的性格，“嗲”的氣質，“嗲”的風情。
  當然，過去和現在，總是有一些“九斤老太”們在對開放的、現代化的姑娘們（不管是上海的還是北京的）說三道四，大加鞭撻，進行侮辱性的批評。有的甚至不惜大談自己在革命時期或者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擁有如何純潔的愛情，她們往往忘了，在革命口號下，她們潛意識地將革命政治利益背後所含有的經濟利益，也在作某種權衡、估量、交換，只是不說出來，只是更虛偽罷了。王實味所批評的革命根據地的“食分五等，車分四等”，並不是捏造的，更何況革命勝利之後。既然如此，她們還有什麼理由來指責相當於她們的女兒、或者孫女或者重孫女的女孩子們？
  人們應該觀察到一個極為重要的現象，在中國大陸尤其是在上海的現代化進程中，人們的“個性化追求”日益強烈，這是一個重大的社會變化。這是極為良性的社會變遷，體現在上海姑娘身上，是她們的強烈的個性追求，她們懂得自己事業追求和自己的情感追求，可以超越地區，可以超越國界。對此，沒有任何偏見，沒有任何拘束。只要自己愛的，只要自己喜歡的，只要是文明向上（當然包括物質上的享受）的，就要追求。更何況具有“嗲”的魅力的上海姑娘們，尚未去追求別人，就有被中外間精英男士們所痴迷，所追求了。
  也許是自然，也許是潮流，在主動和被動中，上海姑娘們被卷進潮流。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的上層社會的政界、媒體、商界的單身或不單身的貴族們，正在向有“嗲”的魅力的上海姑娘們進攻，幽默一點講，上海姑娘們，也正在向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的上層社會的政界、媒體、商界，大舉“進攻”。
  上海的，也是江南的“嗲嗲”的枕邊風，溫馨而甜美，柔和而飄逸，無微不至，直透人心...
  上海春風，將會拂遍美國？上海春風，將會拂遍全世界？
  於是，國會議員考科斯從夢中醒來，出一身虛汗，大聲驚叫：這裡有沒有間諜? 。
    要弄清前面提出的問題，首先就得弄清什麼是上海人。  但這並不容易。   余秋雨說：“上海人始終是中國近代史開始以來最尷尬的一群”（《上海人》）。其尷尬之一，就是身份不明。什麼人是上海人？或者說，什麼人是最正宗、最地道，亦即最有資格看不起外地人的上海人？誰也說不清。因為認真說來，倘若追根尋源、尋宗問祖，則幾乎大家都是外地人，而真正正宗的上海人，則又是幾乎所有上海人都看不起的“鄉下人”。這實在是一件十分令人尷尬的事。如果說，上海是一個“出身曖昧的混血兒”，那麼，上海人便是一群“來歷不明的尷尬人”。   然而，恰恰是這些“來歷不明”的“尷尬人”，卻幾乎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更具有自己的特徵，而且這些特徵還十分鮮明。   的確，上海人和非上海人，幾乎是一眼就可以區分開來的。一個外地人一進上海，立即就會被辨認出來，哪怕他一身的海貨包裝。同樣，幾個上海人到了外地，也會為眾所矚目，哪怕他們穿當地服裝，也不說上海話。當然，其他地方人，也有容易辨認的，比如北京人和廣東人。但北京人幾乎總也改不掉他們說話的那種“京味兒”，而廣東人除了一說話就“露餡”外，長相的特徵往往也很明顯。只有上海人，才既不靠長相，也主要不靠口音，而能夠卓然超群地區別於外地人。說得白一點，上海人區別於外地人的，就是他們身上特有的那種“上海味”。這種味道，幾乎所有外地人都能感受得到，敏感的人更是一下就“聞”到了。   顯然，上海人的特徵，是一種文化特徵。或者用文化人類學的術語說，是一種“社區性的文化特徵”。它表現為一整套心照不宣和根深蒂固的生活秩序、內心規範和文化方式，而且這一整套東西是和中國其他地方其他城市大相徑庭甚至格格不入的。事實上，不管人們如何描述上海或上海人的社區特徵，至少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這些特徵十分鮮明，而且與全國其他地區相去甚遠。也就是說，與其他社區相比，上海社區的異質程度很高（另一個異質程度很高的城市是廣州）。唯其如此，上海人才無論走到哪裡都十分地“扎眼”，與其他人格格不入，並且到處招人物議。坦率地說，我並不完全贊同對上海人的種種批評。我認為，這些非議和閒話，其實至少有一半左右是出於一種文化上的偏見，而且未見得有多麼準確和高明。說得難聽一點，有的甚至可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即以一種相對落後的文化觀念去抨擊上海人，或者對上海的先進與文明（比如上海人特有的“經濟理性”、“個體意識”甚至“衛生習慣”等等）“看不慣”或“看不起”。比方說，看不慣上海人的衣冠整潔、處處講究，就不一定有道理；看不起上海人喜歡把賬算得很清，也大可不必。   但是，無論外地人對上海人的抨擊和批判有理也好（上海人確有毛病），無理也好（外地人觀念相對落後），上海與全國其他社區之間差異極大，總歸是一個事實。上海固然完全不同於農村（因此上海人特別看不起“鄉下人”），也總體上基本上不同於國內其他城市（上海人所謂“外地人”，便主要指國內其他城市人）。這也是上海與北京、廣州的最大區別之一。北京模式是“天下之通則”，省會、州府、縣城，無非是縮小了和降格了的北京。它們當然很容易和北京認同，不會格格不入。廣州則介乎北京與香港之間，既可以與北京認同，又可以與香港認同，更何況廣州在嶺南地區，還有那麼多的“小兄弟”，何愁不能“呼朋引類”？   上海卻顯得特別孤立。它甚至和它的臨近城市、周邊城市如南京、杭州、蘇州、無錫也“不搭界”，儘管上海曾被稱為“小蘇州”，而無錫則被稱為“小上海”。但上海固然早已不是蘇州的縮影，無錫也決非上海的贗品。更何況，別的城市或許會仿效上海，上海卻決不會追隨他人。上海就是上海。   上海既然如此地與眾不同，則上海人當然也就有理由同其他地方人劃清界限，並把後者不加區別和一視同仁地都稱之為“外地人”。事實上，外地人如此地喜歡議論上海人，無非說明了兩點，一是上海文化特別，二是上海文化優越。北京優越但不特別，所以不議論北京人；雲南的摩梭人特別但不優越，所以也沒有人議論摩梭人。只有上海，既優越又特別，所以對上海人的議論也就最多。當然，也正是這些優越性和獨異性，使上海人在說到“外地人”時，會發自內心、不由自主甚至不加掩飾地表現出一種優越感。   也許，這便正是讓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人都有自尊心。每個民族有每個民族的自尊，每個地區也有每個地區的自尊；當然也有每個地區相對其他地區的優越性（儘管可能會有點“自以為是”）和由此而生的優越感。但是，優越感不等於優越性。比方說，一個陝西的農民也會堅持說他們的文化最優秀，因為他們的油潑辣子夾饃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飯食，秦腔則是“世界戲劇之祖”，而信天游又特別好聽等等。但是，恐怕不會有誰認為陝西農村就是最先進和最優秀的社區。要之，優越感是屬於自己的，優越性則必須要別人承認。   上海文化的優越性恰恰是被人承認的。儘管有那麼多外地人同仇敵汽地聲討、譏諷和笑話上海人，但決沒有人敢小看上海，也沒有人會鄙夷上海，更沒有人能夠否定上海。要言之，他們往往是肯定（儘管並不一定喜歡）上海，否定上海人。但上海人是上海文化的創造者和承載者，沒有上海人，哪來的上海文化？所以，上海人對外地人的譏諷和笑話根本就無所謂，當然也無意反駁。你們要譏諷就譏諷，要笑話就笑話，要聲討就聲討吧！“阿拉上海人”就是這種活法，“關儂啥事體”？況且，你們說完了，笑完了，還得到南京路上來買東西。   上海人如此自信，不是沒有道理的。我們知道，真正的自信心只能來源於優越性。沒有優越性做背景，自信就不過是自大；而區別自信與自大的一個標誌，就是看他敢不敢自己“揭短”。沒有自信心的人是不敢自己揭短的。他只會喋喋不休地擺顯自己或自己那裡如何如何好，一切一切都是天下第一、無與倫比。其實，他越是說得多，就越是沒有自信心。因為他必須靠這種不斷地擺顯來給自己打氣。再說，這種深怕別人不知道自己或自己那裡有多好的心態，豈非恰好證明了自己和自己那裡的“好”，並不怎麼靠得住，別人信不過，自己也底氣不足？否則，沒完沒了地說它幹什麼！   上海人就不這麼說。   當然，上海人當中也有在外地和外地人面前大吹法螺者。但對上海文化多少有些了解的人一眼就能看出，那多半是“下只角”的小市民。他們平常在上海不大擺得起譜，便只好到外地人那裡去找平衡。真正具有自信心的上海人並不這樣做，至少他們的優越感並不需要通過吹噓來顯示。相反，他們還會經常私下地或公開地對上海表示不滿。上海曾經深入持久地展開關於上海文化的討論，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在那場討論中，向來愛面子的上海人，居然紛紛投書撰稿，歷數上海和上海人的種種不是，在上海的報刊上讓上海人的種種醜陋紛紛亮相，揭露得淋漓盡致，而從學者到市民也都踴躍參加議論和批判（當然也有認為上海人可愛者）。顯然，這種討論，在別的地方就不大開展得起來，比如在廈門就開展不了（廈門人懶得參加），在北京似乎也不大行（北京人不以為然），然而在上海，卻討論得轟轟烈烈。   上海人自己都敢揭自己的短，當然也不怕別人說三道四。我這本書就是在上海出版的，我關於城市文化的一些文章也都在上海出版的《人民日報》（華東版）、《文匯報》和《解放日報》發表。上海人看了也許會有不同意見，但沒有人認為不該發表，更沒有人像當年揚州人對付我的同宗前輩易君左那樣，要和我對簿公堂。這無疑是一種有自信心的表現。那些沒有自信心的人，是不敢讓“醜媳婦”公開亮相的，也是容不得別人提一點點意見的。看來，除自稱“大上海”這一點較北京為“掉價”外，上海人從總體上看，應該說顯然是自信心十足。   的確，上海人對自己社區的優越性，似乎確信無疑。   除在北京人面前略顯底氣不足外，上海人對自己社區文化的優越性，幾乎從未產生過懷疑。一個可以證明這一點的眾所周知的事實是，上海人無論走到哪裡，都會充滿自信地把上海文化傳播到哪裡，而且往往能夠成功。   建國以來，由於種種原因（支援邊疆、支援三線、上山下鄉等），上海人大批地走出了上海，來到北大荒、雲貴川、新疆、內蒙，撒遍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他們在當地人那裡引起的，首先是新奇感，然後是羨慕和模仿。儘管他們當中不少人，是帶着“自我改造”的任務去那裡的，但他們在改造自己的同時，也在悄悄地改造着那裡，在普及小褲腳、茄克衫和奶油蛋糕的同時，也在普及着上海文化。改造的結果也是眾所周知的：上海人還是上海人，而一個個邊題小鎮、內陸山城、鄉村社區卻變成了“小上海”。無疑，這不是因為某幾個上海人特別能幹，而是上海文化的特質所致。   上海文化這種特別能夠同化、消解異質文化的特質和功能，幾乎像遺傳基因一樣存在於每個上海人的身上，使他們甚至能夠“人自為戰，村自為戰”。結果自然是總有收穫：如果有足夠多的上海人，他們就能把他們所在的地方改造成“小上海”。如果人數不夠，則至少能把自己身邊的人（比如非上海籍的配偶）改造成半個上海人。比如，在雲南、新疆、黑龍江軍墾農場，無論是其他城市的知青，還是農場的老職工及其子弟，只要和上海知青結了婚，用不了多久，都會裡里外外變得像個上海人，除了他們的口音以外。上海人（尤其是上海姑娘）就是有這種本事：如果上帝不能給他（她）一個上海人做配偶，他（她）就會自己創造一個。似乎可以這麼說，上海文化很像某些科幻影片中的外星生命體，碰到什麼，就把什麼變得和自己一樣。我們還可以這麼說，北京文化的特點是有凝聚力，上海文化的特點則是有擴散力。北京的能耐是能把全國各地人吸引到北京，在北京把他們同化為北京人；上海的能耐則是能把上海文化輻射出去，在外地把外地人改造為上海人。   顯然，這種同化、消解異質文化的特質和功能，是屬於上海社區的。   上海社區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上海人與非上海人之間的區別和差異，要遠遠大於上海人與上海人之間在身份、地位、職業和教養等等方面的區別和差異。在北京或其他城市，你多半可以很容易地大體上看出一個人是什麼身份，幹什麼的，或處於什麼階層，而在南京路上，你首先分辨出的，則是上海人和外地人。至於上海人，除了身着制服者外，你就很難再看出什麼名堂來他們幾乎都一樣地皮膚白皙、衣冠整潔、坐站得體、彬彬有禮，甚至連先前的人力車夫，也能說幾句英語（儘管是“洋涇浜的）。總之，他們都有明顯區別於外地人的某些特徵，即僅僅屬於上海社區的特徵，當然都“一樣咯統統阿拉上海人”。   可見，“上海人”這個概念，已經涵蓋和壓倒了身份、地位、職業的差異和區別，社區的認同比階級的認同更為重要。因為上海文化強大的同化力已經差不多把那些差異都消解結果，在外地人眼裡，上海就似乎沒有好人和壞人、窮人和富人、大人物和小人物、土包子和洋鬼子，而只有一種人——上海人。  當然，上海人並不這麼看。在上海人看來，“上只角”和“下只角”、“上等人”和“下等人”，還是有明顯區別的，只是外地人看不出。況且，上海的輿論導向，似乎也傾向於社區的認同，或致力於營造上海社區的情調和氛圍。最能體現上述傾向的是那份《新民晚報》。在國內眾多的晚報中，它是名氣最大風格也最為卓異的（另一份曾經差不多具有同等水平的是《羊城晚報》，不過現在《南方周末》似乎已後來居上）。外地人幾乎一眼就能看出它是上海的報紙，有着明顯的上海風格。但對上海人，它卻是真正地“有讀無類”，小市民愛看，大名流也愛讀。總之，它對於上海的讀者，也是“一樣咯”統統看作“阿拉上海人”的。它的“個性”，只是上海文化的個性。或者說，只是上海的社區性。   上海的社區性無疑是具有優越性的。   我們知道，文化的傳播有一個規律，就是“水往低處流”，亦即從相對比較先進文明的地區向比較落後的地區傳播，而同化的規律亦然。當年，清軍鐵馬金戈，揮師南下，強迫漢人易服，試圖同化漢文化，結果卻被漢文化所同化，就是證明。上海文化有這麼強的傳播力和同化力，應該說足以證明其優越性。   然而，這樣一種文化，卻只有短暫得可憐的歷史。   儘管上海人有時也會陶醉於春申君開黃浦江之類的傳說（上海的別號“申城”即源於此），但正如世代繁衍於此的“正宗上海人”其實是“鄉下人”，上海作為現代都市的真正歷史，當始於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之後、1843年11月7日的正式開埠。在此之前，直至明末清初，上海不過“蕞爾小邑”，是個只有10條巷子的小縣城。到清嘉慶年間，亦不過60條街巷，並以通行蘇州話為榮。可是，開埠不到二十年工夫，上海的外貿出口便超過了中國最早的通商口岸廣州。1861年，上海的出口份額占據了全國出口貿易總額的半壁江山；九年後，廣州已不敢望上海之項背（上海63％，廣州13％）。難怪作為“後起之秀”的香港也被稱為“小上海”，而不是“小廣州”，儘管廣州在地理上要近得多，文化上也近得多。正如1876年葛元煦《游滬雜記》所言：“向稱天下繁華有四大鎮，日朱仙，曰佛山，曰漢口，曰景德。自香港興而四鎮遜焉，自上海興而香港又遜焉。”   以後的故事則是人所共知的：上海像巨星一樣冉冉升起，像雲團一樣迅速膨脹。1852年，上海人口僅54.4萬，到1949年，則已增至545.5萬。增長之快，雖比不上今天的“深圳速度”，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卻已十分驚人。與此同時，上海的地位也在急遽上升。1927年7月，即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三個月後，上海因其“綰轂南北”、“屏蔽首都”的特殊地位而被定為“特別市”，從此與縣城省治告別，成為完全意義上的城市型社區。它甚至被稱為“東亞第一特別市”，成為當時國民政府的國脈所系。與北京從政治中心退隱為文化本位城市相反，作為世界矚目的國際大都會和新興市民的文化大本營，上海開始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越來越多地發揮着舉足輕重和無可替代的作用。資產階級大財團在這裡崛起，無產階級先鋒隊也在這裡誕生；西方思想文化從這裡輸入，馬克思列寧主義也在這裡傳播。一切具有現代意義、與傳統文化截然不同的新東西，包括新階級、新職業、新技術、新生活、新思想、新觀念，甚至新名詞，差不多都最先發初於上海，然後才推行於全國。一時間，上海幾乎成了“新生活”或“現代化”的代名詞，成了那些不安分於傳統社會、決心選擇新人生道路的人的“希望之邦”。   在上海迅速崛起為全國最大的工業、商貿、金融、航運中心，崛起為遠東首屈一指的現代化大城市的同時，它在文學藝術方面的成就也堪稱亞洲第一。事實上，從某種意義上說，上海也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在這方面，它至少是可以和五四運動的策源地北京共享聲譽的。當北京大學、燕京大學的圖書館還不屑於收藏新小說時，上海卻已有了22種以小說命名的報刊（全國29種）。更不要說它還為中國貢獻了魯迅、胡適、陳獨秀、茅盾、巴金、郭沫若、瞿秋白、葉聖陶、郁達夫、徐志摩、戴望舒、林語堂、劉半農、陶行知、胡風、周揚、夏衍、田漢、洪深、聶耳、傅雷、周信芳、蓋叫天等（這個名單是開不完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和藝術大師。至於它所創造的“海派文化”，更是當時不同凡響，至今餘響未絕。   這真是令人嘆為觀止。   哲人有云“人類是擅長製造城市的動物”，但上海的崛起似乎也太快 事實上，上海文化在這麼短暫的時間內就成了“氣候”，而且是“大氣候”，這本身就是一個奇蹟。上海社區文化性格的秘密，當從這一奇蹟中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