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儿点评：就在三亚海天盛筵成为网络热门词之后，三亚聚众淫乱派对之中，又出现了[上海姑娘要价最高]一说。这显然多半是出于一种文化（也包括性文化）上的偏见和嫉妒，对上海姑娘的敌视态度，以一种相对落后的文化观念去诋毁上海姑娘。若按此类推下去，来自于被人称为“小上海”无锡的姑娘们的要价，就应该紧跟在上海姑娘之后了。

或许是目睹上海姑娘见到那些参加海天盛筵“外地人”时，会发自内心、不由自主甚至不加掩饰地表现出一种优越感，这便正是让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其实，其实呀，对上海姑娘越是说得多，就越是没有自信心。因为必须靠这种捧杀上海姑娘的方式，来为自己打气。再说，这种深怕上海姑娘拔得头筹的心态，只是证明了自己的底气不足？否则，没完没了地说它干啥？

上海姑娘一定不会介意有人说她们三亚聚众淫乱派对之中，[上海姑娘要价最高]！虽然让人嗤之以鼻，但是上海姑娘们个个自信满满。她们能够逗男人开心，因为她们身上带有“上海味”———上海姑娘有“嗲”的魅力，上海姑娘有“嗲”的风情，上海姑娘有“嗲”的文化，上海姑娘有“嗲”的智慧。要想知道为什么[上海姑娘要价最高]，还是看看下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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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6950645.html

侯勇迷|十级

  我并不是要袒护上海女孩，我实际上在东北多年，性格中更多的是北方人的爽快和实在(再一次自吹自擂)。也不是因为我的姐姐们青年时有姿色，中年时犹有风韵...，我便偏要替上海姑娘讲好话。
  上海姑娘确实是好，好到我们美国总统柯林顿，在上海时，眼睛都转不过来了。据随行人员讲，柯林顿总统对上海印象最为深刻。他还许诺将来退休后，要到上海来开律师事务所。柯林顿如果能成愿，不仅能够赚进大把绿色，还可饱览上海春色。
  还是丹．奎尔的儿子先行一步，在上海学习、工作，喜交上海女孩，喜结上海良缘。当新婚小夫妻双双向奎尔行大礼时，喜得这对前副总统夫妇闭不拢嘴。
  上海姑娘真是很嗲，嗲字就是娇美，柔顺。就是会撒娇。丹．奎尔的儿子痴迷上的上海姑娘，想必一定有这些素质和气质。可惜，前副总统奎尔本来就是连土豆也要拼错字的人，单词量太少，对“嗲”更是无法体味，只有一个劲地向节目主持人雷诺和现场观众，讲自己的儿媳妇是“Beautiful”、“Beautiful”以外，再也找不到别的词来了。
  当然，英文永远翻译不出上海姑娘的嗲来。事实上，自上海开埠以来，从小渔村变成东方的巴黎和纽约，全中国的美女，向黄浦江边倾流。当然，绝姿绝色的，更是来自江浙一带的美女，她们眼睛亮丽娇媚，皮肤白晰，体型修长苗条.....端的是典型的江南美。
  当然，上海姑娘的嗲，结了婚，有不少也是有变化的。正象台湾名作家龙应台，写文章讽刺“啊，上海男人”。上海男人的妻管严，做家务，伺候上海“嗲”小姐变成的凶太太，也是出了名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上海男人都这样，而且，还是有很多曾经是上海“嗲”小姐，现在也是上海“嗲”太太的女士。
  不管如何，进入九十年代，上海姑娘的“嗲”更增添了现代女都市女郎的风情。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在上海交汇，上海姑娘不仅濡染上西方流行服饰和化妆的美和西方文明的气质，还保留了东方女孩质朴的美，使得许多中国人欣赏上海姑娘的洋气的美，又使得许多西方人在欣赏上海姑娘的洋气，有一种同质感之外，又痴迷于她们内在的东方美。尽管西风东浸，上海姑娘在感情性爱方面比以往的几代的上海姑娘开放很多，但相比西方女孩，还是东方。
  上海姑娘之所以最受到西方尤其是美国男士的亲睐，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七十年代以来，上海的英语教育和社会学习英语的风气，始终是在全中国大陆首屈一指。这又使得最聪明的上海姑娘们能以一口流利的英语来传递自己的“嗲”的天生丽质，“嗲”的性格，“嗲”的气质，“嗲”的风情。
  当然，过去和现在，总是有一些“九斤老太”们在对开放的、现代化的姑娘们（不管是上海的还是北京的）说三道四，大加鞭挞，进行侮辱性的批评。有的甚至不惜大谈自己在革命时期或者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拥有如何纯洁的爱情，她们往往忘了，在革命口号下，她们潜意识地将革命政治利益背后所含有的经济利益，也在作某种权衡、估量、交换，只是不说出来，只是更虚伪罢了。王实味所批评的革命根据地的“食分五等，车分四等”，并不是捏造的，更何况革命胜利之后。既然如此，她们还有什么理由来指责相当于她们的女儿、或者孙女或者重孙女的女孩子们？
  人们应该观察到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在中国大陆尤其是在上海的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的“个性化追求”日益强烈，这是一个重大的社会变化。这是极为良性的社会变迁，体现在上海姑娘身上，是她们的强烈的个性追求，她们懂得自己事业追求和自己的情感追求，可以超越地区，可以超越国界。对此，没有任何偏见，没有任何拘束。只要自己爱的，只要自己喜欢的，只要是文明向上（当然包括物质上的享受）的，就要追求。更何况具有“嗲”的魅力的上海姑娘们，尚未去追求别人，就有被中外间精英男士们所痴迷，所追求了。
  也许是自然，也许是潮流，在主动和被动中，上海姑娘们被卷进潮流。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的上层社会的政界、媒体、商界的单身或不单身的贵族们，正在向有“嗲”的魅力的上海姑娘们进攻，幽默一点讲，上海姑娘们，也正在向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的上层社会的政界、媒体、商界，大举“进攻”。
  上海的，也是江南的“嗲嗲”的枕边风，温馨而甜美，柔和而飘逸，无微不至，直透人心...
  上海春风，将会拂遍美国？上海春风，将会拂遍全世界？
  于是，国会议员考科斯从梦中醒来，出一身虚汗，大声惊叫：这里有没有间谍? 。
    要弄清前面提出的问题，首先就得弄清什么是上海人。  但这并不容易。   余秋雨说：“上海人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一群”（《上海人》）。其尴尬之一，就是身份不明。什么人是上海人？或者说，什么人是最正宗、最地道，亦即最有资格看不起外地人的上海人？谁也说不清。因为认真说来，倘若追根寻源、寻宗问祖，则几乎大家都是外地人，而真正正宗的上海人，则又是几乎所有上海人都看不起的“乡下人”。这实在是一件十分令人尴尬的事。如果说，上海是一个“出身暧昧的混血儿”，那么，上海人便是一群“来历不明的尴尬人”。   然而，恰恰是这些“来历不明”的“尴尬人”，却几乎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更具有自己的特征，而且这些特征还十分鲜明。   的确，上海人和非上海人，几乎是一眼就可以区分开来的。一个外地人一进上海，立即就会被辨认出来，哪怕他一身的海货包装。同样，几个上海人到了外地，也会为众所瞩目，哪怕他们穿当地服装，也不说上海话。当然，其他地方人，也有容易辨认的，比如北京人和广东人。但北京人几乎总也改不掉他们说话的那种“京味儿”，而广东人除了一说话就“露馅”外，长相的特征往往也很明显。只有上海人，才既不靠长相，也主要不靠口音，而能够卓然超群地区别于外地人。说得白一点，上海人区别于外地人的，就是他们身上特有的那种“上海味”。这种味道，几乎所有外地人都能感受得到，敏感的人更是一下就“闻”到了。   显然，上海人的特征，是一种文化特征。或者用文化人类学的术语说，是一种“社区性的文化特征”。它表现为一整套心照不宣和根深蒂固的生活秩序、内心规范和文化方式，而且这一整套东西是和中国其他地方其他城市大相径庭甚至格格不入的。事实上，不管人们如何描述上海或上海人的社区特征，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些特征十分鲜明，而且与全国其他地区相去甚远。也就是说，与其他社区相比，上海社区的异质程度很高（另一个异质程度很高的城市是广州）。唯其如此，上海人才无论走到哪里都十分地“扎眼”，与其他人格格不入，并且到处招人物议。坦率地说，我并不完全赞同对上海人的种种批评。我认为，这些非议和闲话，其实至少有一半左右是出于一种文化上的偏见，而且未见得有多么准确和高明。说得难听一点，有的甚至可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即以一种相对落后的文化观念去抨击上海人，或者对上海的先进与文明（比如上海人特有的“经济理性”、“个体意识”甚至“卫生习惯”等等）“看不惯”或“看不起”。比方说，看不惯上海人的衣冠整洁、处处讲究，就不一定有道理；看不起上海人喜欢把账算得很清，也大可不必。   但是，无论外地人对上海人的抨击和批判有理也好（上海人确有毛病），无理也好（外地人观念相对落后），上海与全国其他社区之间差异极大，总归是一个事实。上海固然完全不同于农村（因此上海人特别看不起“乡下人”），也总体上基本上不同于国内其他城市（上海人所谓“外地人”，便主要指国内其他城市人）。这也是上海与北京、广州的最大区别之一。北京模式是“天下之通则”，省会、州府、县城，无非是缩小了和降格了的北京。它们当然很容易和北京认同，不会格格不入。广州则介乎北京与香港之间，既可以与北京认同，又可以与香港认同，更何况广州在岭南地区，还有那么多的“小兄弟”，何愁不能“呼朋引类”？   上海却显得特别孤立。它甚至和它的临近城市、周边城市如南京、杭州、苏州、无锡也“不搭界”，尽管上海曾被称为“小苏州”，而无锡则被称为“小上海”。但上海固然早已不是苏州的缩影，无锡也决非上海的赝品。更何况，别的城市或许会仿效上海，上海却决不会追随他人。上海就是上海。   上海既然如此地与众不同，则上海人当然也就有理由同其他地方人划清界限，并把后者不加区别和一视同仁地都称之为“外地人”。事实上，外地人如此地喜欢议论上海人，无非说明了两点，一是上海文化特别，二是上海文化优越。北京优越但不特别，所以不议论北京人；云南的摩梭人特别但不优越，所以也没有人议论摩梭人。只有上海，既优越又特别，所以对上海人的议论也就最多。当然，也正是这些优越性和独异性，使上海人在说到“外地人”时，会发自内心、不由自主甚至不加掩饰地表现出一种优越感。   也许，这便正是让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人都有自尊心。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的自尊，每个地区也有每个地区的自尊；当然也有每个地区相对其他地区的优越性（尽管可能会有点“自以为是”）和由此而生的优越感。但是，优越感不等于优越性。比方说，一个陕西的农民也会坚持说他们的文化最优秀，因为他们的油泼辣子夹馍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饭食，秦腔则是“世界戏剧之祖”，而信天游又特别好听等等。但是，恐怕不会有谁认为陕西农村就是最先进和最优秀的社区。要之，优越感是属于自己的，优越性则必须要别人承认。   上海文化的优越性恰恰是被人承认的。尽管有那么多外地人同仇敌汽地声讨、讥讽和笑话上海人，但决没有人敢小看上海，也没有人会鄙夷上海，更没有人能够否定上海。要言之，他们往往是肯定（尽管并不一定喜欢）上海，否定上海人。但上海人是上海文化的创造者和承载者，没有上海人，哪来的上海文化？所以，上海人对外地人的讥讽和笑话根本就无所谓，当然也无意反驳。你们要讥讽就讥讽，要笑话就笑话，要声讨就声讨吧！“阿拉上海人”就是这种活法，“关侬啥事体”？况且，你们说完了，笑完了，还得到南京路上来买东西。   上海人如此自信，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知道，真正的自信心只能来源于优越性。没有优越性做背景，自信就不过是自大；而区别自信与自大的一个标志，就是看他敢不敢自己“揭短”。没有自信心的人是不敢自己揭短的。他只会喋喋不休地摆显自己或自己那里如何如何好，一切一切都是天下第一、无与伦比。其实，他越是说得多，就越是没有自信心。因为他必须靠这种不断地摆显来给自己打气。再说，这种深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或自己那里有多好的心态，岂非恰好证明了自己和自己那里的“好”，并不怎么靠得住，别人信不过，自己也底气不足？否则，没完没了地说它干什么！   上海人就不这么说。   当然，上海人当中也有在外地和外地人面前大吹法螺者。但对上海文化多少有些了解的人一眼就能看出，那多半是“下只角”的小市民。他们平常在上海不大摆得起谱，便只好到外地人那里去找平衡。真正具有自信心的上海人并不这样做，至少他们的优越感并不需要通过吹嘘来显示。相反，他们还会经常私下地或公开地对上海表示不满。上海曾经深入持久地展开关于上海文化的讨论，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在那场讨论中，向来爱面子的上海人，居然纷纷投书撰稿，历数上海和上海人的种种不是，在上海的报刊上让上海人的种种丑陋纷纷亮相，揭露得淋漓尽致，而从学者到市民也都踊跃参加议论和批判（当然也有认为上海人可爱者）。显然，这种讨论，在别的地方就不大开展得起来，比如在厦门就开展不了（厦门人懒得参加），在北京似乎也不大行（北京人不以为然），然而在上海，却讨论得轰轰烈烈。   上海人自己都敢揭自己的短，当然也不怕别人说三道四。我这本书就是在上海出版的，我关于城市文化的一些文章也都在上海出版的《人民日报》（华东版）、《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发表。上海人看了也许会有不同意见，但没有人认为不该发表，更没有人像当年扬州人对付我的同宗前辈易君左那样，要和我对簿公堂。这无疑是一种有自信心的表现。那些没有自信心的人，是不敢让“丑媳妇”公开亮相的，也是容不得别人提一点点意见的。看来，除自称“大上海”这一点较北京为“掉价”外，上海人从总体上看，应该说显然是自信心十足。   的确，上海人对自己社区的优越性，似乎确信无疑。   除在北京人面前略显底气不足外，上海人对自己社区文化的优越性，几乎从未产生过怀疑。一个可以证明这一点的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上海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充满自信地把上海文化传播到哪里，而且往往能够成功。   建国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支援边疆、支援三线、上山下乡等），上海人大批地走出了上海，来到北大荒、云贵川、新疆、内蒙，撒遍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他们在当地人那里引起的，首先是新奇感，然后是羡慕和模仿。尽管他们当中不少人，是带着“自我改造”的任务去那里的，但他们在改造自己的同时，也在悄悄地改造着那里，在普及小裤脚、茄克衫和奶油蛋糕的同时，也在普及着上海文化。改造的结果也是众所周知的：上海人还是上海人，而一个个边题小镇、内陆山城、乡村社区却变成了“小上海”。无疑，这不是因为某几个上海人特别能干，而是上海文化的特质所致。   上海文化这种特别能够同化、消解异质文化的特质和功能，几乎像遗传基因一样存在于每个上海人的身上，使他们甚至能够“人自为战，村自为战”。结果自然是总有收获：如果有足够多的上海人，他们就能把他们所在的地方改造成“小上海”。如果人数不够，则至少能把自己身边的人（比如非上海籍的配偶）改造成半个上海人。比如，在云南、新疆、黑龙江军垦农场，无论是其他城市的知青，还是农场的老职工及其子弟，只要和上海知青结了婚，用不了多久，都会里里外外变得像个上海人，除了他们的口音以外。上海人（尤其是上海姑娘）就是有这种本事：如果上帝不能给他（她）一个上海人做配偶，他（她）就会自己创造一个。似乎可以这么说，上海文化很像某些科幻影片中的外星生命体，碰到什么，就把什么变得和自己一样。我们还可以这么说，北京文化的特点是有凝聚力，上海文化的特点则是有扩散力。北京的能耐是能把全国各地人吸引到北京，在北京把他们同化为北京人；上海的能耐则是能把上海文化辐射出去，在外地把外地人改造为上海人。   显然，这种同化、消解异质文化的特质和功能，是属于上海社区的。   上海社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上海人与非上海人之间的区别和差异，要远远大于上海人与上海人之间在身份、地位、职业和教养等等方面的区别和差异。在北京或其他城市，你多半可以很容易地大体上看出一个人是什么身份，干什么的，或处于什么阶层，而在南京路上，你首先分辨出的，则是上海人和外地人。至于上海人，除了身着制服者外，你就很难再看出什么名堂来他们几乎都一样地皮肤白皙、衣冠整洁、坐站得体、彬彬有礼，甚至连先前的人力车夫，也能说几句英语（尽管是“洋泾浜的）。总之，他们都有明显区别于外地人的某些特征，即仅仅属于上海社区的特征，当然都“一样咯统统阿拉上海人”。   可见，“上海人”这个概念，已经涵盖和压倒了身份、地位、职业的差异和区别，社区的认同比阶级的认同更为重要。因为上海文化强大的同化力已经差不多把那些差异都消解结果，在外地人眼里，上海就似乎没有好人和坏人、穷人和富人、大人物和小人物、土包子和洋鬼子，而只有一种人——上海人。  当然，上海人并不这么看。在上海人看来，“上只角”和“下只角”、“上等人”和“下等人”，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只是外地人看不出。况且，上海的舆论导向，似乎也倾向于社区的认同，或致力于营造上海社区的情调和氛围。最能体现上述倾向的是那份《新民晚报》。在国内众多的晚报中，它是名气最大风格也最为卓异的（另一份曾经差不多具有同等水平的是《羊城晚报》，不过现在《南方周末》似乎已后来居上）。外地人几乎一眼就能看出它是上海的报纸，有着明显的上海风格。但对上海人，它却是真正地“有读无类”，小市民爱看，大名流也爱读。总之，它对于上海的读者，也是“一样咯”统统看作“阿拉上海人”的。它的“个性”，只是上海文化的个性。或者说，只是上海的社区性。   上海的社区性无疑是具有优越性的。   我们知道，文化的传播有一个规律，就是“水往低处流”，亦即从相对比较先进文明的地区向比较落后的地区传播，而同化的规律亦然。当年，清军铁马金戈，挥师南下，强迫汉人易服，试图同化汉文化，结果却被汉文化所同化，就是证明。上海文化有这么强的传播力和同化力，应该说足以证明其优越性。   然而，这样一种文化，却只有短暂得可怜的历史。   尽管上海人有时也会陶醉于春申君开黄浦江之类的传说（上海的别号“申城”即源于此），但正如世代繁衍于此的“正宗上海人”其实是“乡下人”，上海作为现代都市的真正历史，当始于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之后、1843年11月7日的正式开埠。在此之前，直至明末清初，上海不过“蕞尔小邑”，是个只有10条巷子的小县城。到清嘉庆年间，亦不过60条街巷，并以通行苏州话为荣。可是，开埠不到二十年工夫，上海的外贸出口便超过了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广州。1861年，上海的出口份额占据了全国出口贸易总额的半壁江山；九年后，广州已不敢望上海之项背（上海63％，广州13％）。难怪作为“后起之秀”的香港也被称为“小上海”，而不是“小广州”，尽管广州在地理上要近得多，文化上也近得多。正如1876年葛元煦《游沪杂记》所言：“向称天下繁华有四大镇，日朱仙，曰佛山，曰汉口，曰景德。自香港兴而四镇逊焉，自上海兴而香港又逊焉。”   以后的故事则是人所共知的：上海像巨星一样冉冉升起，像云团一样迅速膨胀。1852年，上海人口仅54.4万，到1949年，则已增至545.5万。增长之快，虽比不上今天的“深圳速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已十分惊人。与此同时，上海的地位也在急遽上升。1927年7月，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三个月后，上海因其“绾毂南北”、“屏蔽首都”的特殊地位而被定为“特别市”，从此与县城省治告别，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型社区。它甚至被称为“东亚第一特别市”，成为当时国民政府的国脉所系。与北京从政治中心退隐为文化本位城市相反，作为世界瞩目的国际大都会和新兴市民的文化大本营，上海开始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越来越多地发挥着举足轻重和无可替代的作用。资产阶级大财团在这里崛起，无产阶级先锋队也在这里诞生；西方思想文化从这里输入，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在这里传播。一切具有现代意义、与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新东西，包括新阶级、新职业、新技术、新生活、新思想、新观念，甚至新名词，差不多都最先发初于上海，然后才推行于全国。一时间，上海几乎成了“新生活”或“现代化”的代名词，成了那些不安分于传统社会、决心选择新人生道路的人的“希望之邦”。   在上海迅速崛起为全国最大的工业、商贸、金融、航运中心，崛起为远东首屈一指的现代化大城市的同时，它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也堪称亚洲第一。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在这方面，它至少是可以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共享声誉的。当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的图书馆还不屑于收藏新小说时，上海却已有了22种以小说命名的报刊（全国29种）。更不要说它还为中国贡献了鲁迅、胡适、陈独秀、茅盾、巴金、郭沫若、瞿秋白、叶圣陶、郁达夫、徐志摩、戴望舒、林语堂、刘半农、陶行知、胡风、周扬、夏衍、田汉、洪深、聂耳、傅雷、周信芳、盖叫天等（这个名单是开不完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和艺术大师。至于它所创造的“海派文化”，更是当时不同凡响，至今余响未绝。   这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哲人有云“人类是擅长制造城市的动物”，但上海的崛起似乎也太快 事实上，上海文化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内就成了“气候”，而且是“大气候”，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上海社区文化性格的秘密，当从这一奇迹中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