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花、画鸟，也画虫、画鱼，听上去像极了老辈人的习惯，却成了时下不少年轻人的新爱好。对于世间万物，崇尚科学绘画的人们选择用手中的画笔描摹，用科学增补常识，格物致知是他们认识并尊重世界的一种方式。而在人类的发展史上，这个看似清闲的爱好其实是一种职业，它也曾有一个响亮的名字——科学绘画师，只是今天，这种职业由于看上去的不合时宜而日渐消退。
网络连结起同好

每到月底，“自然笔记”官微就会不由自主地询问植物绘画爱好者“年高”，“验收”她一个月以来的绘画成果。年高本职工作是人力资源职员，但却对季节有一种天然的敏感，“进入五月，北京正是春暖花开的好时节，而初夏就意味着满架蔷薇、汁水丰沛的西瓜、干净蓬松的绿槐树冠。”

年高几乎每隔两天就会在微博上传自己最近拍到的植物照片，她用“北京花事2015”来给这些微博分类，每条微博都是一种植物，她还对植物所属的科目、种植的习性进行了特别标注。从三月份开始的这个微博系列，如今已经积攒了近20种植物。年高说，其实人们生活里会遇到各种植物，只是很多人并不留心，“北京一个普通的街心花园，植物的种类数量就十分可观，后续的工程量还大着呢。”

其实，年高最擅长的并不是植物摄影，记录植物，她精通的是另一种语言——绘画。她几乎每天都会画上一株植物，每次耗费一个小时。在年高笔下，那些路边不知名的小黄花、小蓝花，就成了色彩艳丽的水彩图，黄刺玫、二月兰和小药八旦子则是它们的本名。这些美丽清新的小图不定期地出现在她的微博上，每次出现都会引发植物爱好者的一片惊叹。

没有人会真的“监工”年高到底画了多少植物，在社交网络上传植物的手绘图，是她与同好们之间不成文的约定，而“自然笔记”就像是一个暗号，连结起了分散在网络世界的爱花人。年高回忆道，“自然笔记”最开始只是一个豆瓣上的兴趣小组，热爱植物的人们在这里上传自己喜欢的植物手绘图片。后来，同好聚集得越来越多，小组的发起人“空错”和“阿蒙”就开始正式创立自然笔记的网站，上传读书笔记，讨论日常遇见的植物品种，还不定期举办“自然茶聊”等线下活动。像年高这样能长期徒手绘制植物图的“大神”，在组里就算是资深会员，自然笔记的讨论群里经常会有初学者羡慕她绘图的手艺，隔三差五地向她求教。

而上个月刚刚在网络视频演讲平台“一席”上发表演讲《我有一只霸王龙》的赵闯，早年间也有着相近经历。在赵闯的大学时代，每次打开电脑时他都只做一件事，便是直奔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简称“古椎所”）的论坛，和网友们交流。因为从小就痴迷恐龙，赵闯在论坛里热衷探讨恐龙的种类，查找恐龙研究的资料，并不时地参与网友们的争辩。十年前，赵闯就读于东北大学平面设计专业，他回忆说，那时国内的恐龙资料并不多，关于恐龙形象的图片更是少之又少，这让有美术专业功底的他，琢磨起了画恐龙的念头。

“一开始就是简单的素描，论坛里偶尔也看到有人晒画，就先从临摹开始。”大学四年，一千多种已知的恐龙类型他都尝试着画了个遍，“当时有些类型还没有专门的图形参考，就按自己的恐龙知识去推断。”画完图自然要跟小伙伴们分享，赵闯说，虽然那时画的图并不算精致，现在看来都略显粗糙，并有不少明显的错误，但因为当时国内的恐龙论坛，还大多是以知识讨论为主，发烧友们也没见过太多的恐龙图，没过多久就有专门研究恐龙的学者找到赵闯，询问他能不能帮忙画论文插图。

科学家的论文插图，意味着赵闯要画的可能就是刚刚发现的新物种。这对他来说无疑具有莫大的吸引力，“你能比其他人都提前知道恐龙的新物种，不给钱也要画啊。”他有些调侃地说。与科学家的合作就此展开，并一发不可收拾。2006年，还在大学校园的赵闯与古椎所的专家孟津、汪筱林合作，一篇有关远古翔兽的论文发表在了国际著名科学期刊《自然》杂志上，封面使用的就是赵闯绘制的插图。后来，赵闯绘制的恐龙图相继在国内科学类杂志和读物上发表，赵闯会画恐龙的名声也开始在学者圈流传，美国、瑞士等国的恐龙专家先后与他建立了联系，更多的恐龙新物种，通过赵闯的画笔出现在世人眼前。
科学是最大的难题

上周六下午，从河南刚刚赶回北京的赵闯显得满脸疲惫，连续工作十余天、每天睡眠仅两个小时地绘制了五十多幅恐龙化石图像，对他来说是工作的常态。此前，赵闯所在的“啄木鸟科学小组”接到了河南一家博物馆的合作邀请，馆里发现的十几种恐龙，都要做生物形象科学复原图。汝阳恐龙动物群、栾川恐龙动物群也要作生物场景复原，对赵闯来说，目前这个工作还在进行。

虽然身心疲惫，赵闯却乐在其中。以恐龙为核心的古生物形象复原，是赵闯和啄木鸟科学小组的另一位创始人、科普作家杨杨在古生物领域科研野心的一部分，他们给它取了一个有趣的名字——生命美术工程“达尔文计划”。在这个计划里，小组要针对地球上已消失的生命系统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科学艺术实践，其中就包括对所有现存古生物化石的生物形象、骨骼结构等进行科学和立体复原。从成立至今的五年间，啄木鸟科学小组已完成了超过1000种古生物化石的生物形象的科学复原，近500种古生物化石骨骼结构的科学复原，以及数十种古生物化石生物形象的立体复原。

对并非古生物专业出身的赵闯来说，这意味着他不仅要熟知这些早已灭绝的古生物可能具备的习性，还要能够通过相关知识来推断古生物可能具有的形态。在赵闯第一次与科学家合作画恐龙形象图时，他就发现单纯的发烧友知识储备，完全不能满足恐龙复原图像的需要。“一种早已灭绝的古生物，只留下了化石这个唯一的证据，没人见过它们真实的长相。”当时的古椎所研究员汪筱林提供给赵闯的远古翔兽化石照片，几乎无法辨别生物原型。“要从这毫无关联的一堆骨头化石里，想象古生物立起来的形态，头一回试手的我几乎崩溃了。”赵闯说，自己只能厚着脸皮再向汪筱林请教，“除化石照片外，还有什么别的研究数据吗？”

这一次，他得到的是骨骼化石的长度，其中包括肱骨、肩胛骨、腿骨、头骨等处的长度数据。参考专家提供的论文描述，这种远古翔兽与现代的鼯鼠相似，前爪张开时有皮连着。赵闯凭借想象，尝试着用坐标系勾勒出翔兽的大致轮廓，并得到了专家的认可。按照汪筱林给出的夜行、有树等要求，他颇为得意地画出了四组构图方式，并特别中意其中一张具有武侠片风格、两只翔兽张牙舞爪打斗的画作。可等专家过目后，一句“远古翔兽并不能摆出这种造型”的客观描述却让赵闯傻了眼。原来，在远古时代，哺乳动物并不像现代的物种，能够自如地奔跑腾挪，移动上相对缓慢。赵闯这才明白，要想如实画出古生物的原貌，必须考虑生物所处的年代，并严格按照科学研究的成果，“一丁点儿多余的装饰或想象，都可能不符合生物复原图对精准度的要求。”

强调科学绘画的严谨，是几乎所有门类科学绘画师的共性。就在上周四的公开讲座中，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高级画师曾孝濂，面对和年高一样热衷植物绘画的年轻人，除了给予极大的鼓励之外，不忘提醒新手们要尤其注意处理好科学与艺术之间的边界问题。他特别提到绘画时对背景的处理，并希望人们不要忽略每一个细节。“对物像的理解不能孤立起来，要把它放到环境当中。”曾孝濂透露，在他的植物绘画作品中，植物所处的环境一般都不是临摹时的实景，而是经过考证后为植物“配上”的背景，“你找到的植物要符合它的生态要素，你所设想的空间也要与植物匹配。要在画的过程中查找资料，某些植物生长在树上，就必须在构图中有所体现。”

“生物绘画和一般的绘画有所区别，它有一定的局限性，要受制于生物的客观生长规律，不是纯艺术。”作为曾经一手创立了昆明植物研究所植物绘画组，并成功促成《中国植物志》里程碑式编纂的业内大拿，年近八旬的曾孝濂依然坚持着手艺人的小心，如今以花鸟国画著称的他，也依然坚持只画西双版纳的孔雀，原因只是他曾经去过几十次西双版纳，“我熟悉那里的植物，可以不看树叶的透视关系，几十年的积累变成了经验。我们需要尊重实际，尊重生物，离开客观实际的发挥是断然不行的。”
国内尚无成熟职业环境

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简称“水生所”），实验师蔡鸣俊的身份很少被认证为职业绘画师。在大家眼里，爱画鱼不过是他的业余爱好，很难与职业画上等号。

“画鱼是水生所专业学生在本科阶段就要求掌握的基本技能，到了硕士和博士阶段，如果不再从事分类学专业，可能就不再需要经常画。”水生所博士生钟再选解释道，由于这个专业现在更侧重分子分类技术，会经常画鱼的同行并不多。不过，水生所目前正打算推动《中国动物志》硬骨鱼纲的修订工作，重新绘制配图的事情再次提上日程。“在涉及到百科知识类的编纂时，尽管生物摄影的技术已经十分先进，但对鱼类进行分类和绘图，依然是必要环节。”钟再选说，科学绘画能够以寥寥数笔直观展现鱼类的外形及内部结构，为分类提供科学依据，“而依靠摄影的话则很难实现，一张被剖开的鱼肚子照片，是没办法告诉人们某种鱼类内部的结构，它无法再现生物活着时候的形态。”

这种画鱼的技能虽然重要，但在日常的科研中更多算是一种辅助手段，在目前的科研体系中并未得到强调和重点培养。在水生所所有在读和在职人员中，并没有任何人员是专职的绘画师。当修订《中国动物志》这类难得一遇的情况出现时，能够专职绘制配图的人员就很难找到。

如果把科学绘画看作是一个可以从事的职业，这将令所有从业者遭遇职业困境。事实上，在中国现有的科研机制内，几乎没有真正为科学研究专门配备的绘画师。在赵闯看来，古生物复原的重任能够交到他这样的外行人手里，其实就与圈内专职绘画师的匮乏不无关系。“能够做到古生物复原绘画的人，既要求对古生物的研究成果有深入了解，又必须掌握熟练的绘画制图技巧。能够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的人，几乎少之又少。”赵闯说，自己也是走了一条误打误撞的道路，但与他同期的发烧友几乎都很难坚持下去，“没有人是专职在画恐龙，大多数人就是把画画当作一个兴趣爱好，不可能放弃手头的饭碗来做这个。”

这其中首要的原因还是归结于职业报酬。赵闯调侃道，同样是平面设计专业，大学时他做游戏设计的私活儿，一单拿到一两万元都是稀松平常，而当时劳神费力地为科学家们绘制一张配图，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友谊性的帮衬，偶尔有杂志付稿酬，“撑死也就是几百块”。赵闯透露，他直到现在也并不是完全依赖古生物的复原计划获取经济报酬，更主要的经济来源还是科普领域的相关图书、杂志等出版物，以及周边产品的开发。

对年高来说，植物绘画确实为她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窗口。自然笔记小组里不少人也是出版社的编辑，其中商务印书馆的老余“嗅觉”实在灵敏，拉上了经常在小组写植物笔记的阿蒙和擅长植物绘画的年高，经过小组里七嘴八舌的多次讨论后，一本名叫《时蔬小话》的小书就此面世。这本视角独特、插图精美的小书很快晋升为“豆瓣读书2014年社科文化类好书”，并获得了2014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等殊荣，年高也频繁出现在公共场合，与书迷们交流心得。年高还开始了与出版社合作的计划，目前每日更新的植物绘画，也是为未来的出版打基础。不过，年高说，目前根本没到考虑专职还是兼职的时候，只是一本小书的出版，还很难说服她完全放弃现在的工作。

就连已经步入正轨的啄木鸟科学小组的成员，也要常常告诉自己活在了奇迹里。他们刚刚启动了科普杂志《恐龙大王》的首印，与《英语周报》合作出版的恐龙专刊也将在不久后面世，但赵闯和杨杨似乎都更加关心古生物的复原计划和随后的科学研究。“如果一开始就奔着靠这个谋生，其实是很难坚持到现在的。”赵闯说，在啄木鸟科学小组成立的头两年，他们其实并没有任何作品面世，也没有经济来源，只是想踏实地做完恐龙等古生物的复原计划。“从市场考虑来说，我们确实是独一无二的，图书、报刊、动画乃至影视都有可能会去做。”在赵闯眼中，能够每天生活在自己热爱的事物中，已经是天大的幸运，而科学绘画向市场的转化不能一蹴而就，“这是个慢热的行业，我们很有信心，但未来到底能走到哪一步，谁也没法预料。”
中外植物科学画史

1061年 宋代苏颂等人编撰二十一卷《本草图经》，书中绘画为配制草药服务。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对其文图引用颇多。

1478年 达·芬奇《花与圣母》，被视作西方重视画花的一个代表作品。当时，意大利和弗兰德斯地区的画家都是精湛的画花人，但花只作点缀，并非主角。

15-17世纪 随着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对植物科学兴趣渐浓，画家、科学家、探险家、传教士都能随手画下植物新种。

1787年 伦敦人威廉·柯蒂斯创建伦敦植物园，写出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城市自然的书籍《伦敦植物》。同年，他与英国皇家植物园合作《柯蒂斯植物学杂志》，成为世界上现存最好的植物科学插画。

1788年 法国人皮埃尔·约瑟夫·雷杜德成为御用画花人。他所绘制的1800多种花卉，大多是前人所未画的品种；他在梅尔梅森城堡玫瑰园中写生169株玫瑰画成的《玫瑰圣经》，有200多种译本，《百合圣经》与《花卉圣经》也成为经典。

18世纪初 艺术家加入探险队伍，荷兰传奇女插画师玛丽亚·梅里安出版的《苏里南昆虫变态图谱》，记录了她1699年到1701年在南美苏里南观察并绘制的植物。

1848年 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是最早的中国植物学图谱，为1714种植物绘制了1800多幅实物插图。

1943年 近代中国植物科学画“祖师爷”冯澄如创办江南美专。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先后在北京以及东北、华东、西南地区成立了数个以植物分类学为基础的植物研究所。

1957年 冯澄如编写第一部生物科学绘画专著《生物绘图法》。该书为编写《中国植物志》打下重要基础。

1958年 《中国植物志》编研工作正式启动，由中科院主持，联合有关部委和大专院校，各地植物研究所和四川大学等单位上千位科技人员，进行了规模宏大的全国性野外调查考察和标本采集。这一时期，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创办科技干部训练班，其中设立植物科学画专业，报名参与训练的二十余人，成为《中国植物志》最主要的绘制者。

1959年-1963年 《中国植物志》出版了三卷册后，停顿10年，直到1973年才逐步恢复编研。

2004年10月 《中国植物志》全部出版完成，从首次出版开始前后历时45年。此后，原先从事编纂的植物科学绘画师部分继续留在科研机构，偶尔为新物种绘制图像。老一辈绘画师退休后，中青年在职的植物绘画师不足10位。（转自凯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