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12月13日，侵华日军野蛮侵入南京，制造了灭绝人性的南京大屠杀惨案，30万同胞惨遭杀戮。这一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是人类历史上十分黑暗的一页，是中华民族永远的伤痛。

80年前，南京保卫战最激烈的6个日夜，蒋介石身在离南京469公里的庐山，那里没有战火，也没有硝烟。

守不守

“呜——呼呜——呼呜——”91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葛道荣，惟妙惟肖地向我们模仿起防空警报声。这个声音在他11岁那年响起，此后永远地留存于他的记忆之中。

那是1937年8月，淞沪战役的序幕刚刚拉开，日军的20余架飞机就冲到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上空。第一枚炸弹在8月15日落下。光华门机场、中华路、雨花路、健康路、三山街……日机在南京闹市区上空来回低空扫射、投掷炸弹。许多南京人甚至来不及做出躲藏的反应，只是惊愕地望向天空，就失去了生命。一日之间，古都沦为火海。此后，防空警报时时响彻在南京上空。

在日军的炸弹下，蒋介石也不得不东躲西藏。他每天轮换着在清凉山、中山陵四方城、中华门城堡等处办公、休息，不得安生。相比之下，民众的适应力是惊人的，墙圮壁颓中，南京人迅速恢复了生活的节奏。当时有外国记者写了一篇报道《南京在空袭下》：“南京的居民，现在是那么的习惯于日本飞机的空袭了……一听警号响起，都那样谈笑自若地走入地窟中，互相估计被击落的日机的数目……在这样的情形下，日机要达到他们的‘炸毁南京’的目的，那真是谈何容易……南京虽然时时有炸弹袭来，然而南京的居民，却镇定得如同住在上海租界上的人一样。”

11月11日，上海市市长发表告市民书，沉痛宣告上海沦陷，这意味着南京保卫战被提上日程。但当时在国民党高层中，南京是弃是守，意见不一，蒋介石也拿不定主意。”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蒋介石研究者杨天石这样说。

蒋介石在他位于南京中山陵的官邸连续召开了三次高级幕僚军事会议——在会议上，蒋介石不仅决定了南京的前路，还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

第一次高级幕僚会议是11月13日至14日，出席会议的只有军政部长何应钦、军事委员会常委白崇禧、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大本营作战组组长刘斐等。刘斐在会上力主“象征性的防守”“守是守不住的”，应该“适当抵抗之后就主动地撤退”。他的意见得到了白崇禧的支持，何应钦和徐永昌也随即附和。眼见倾向弃城的意见一边倒，蒋介石只得表示：“南京是国际观瞻所系，守是应该守一下的，至于如何守法，值得再加考虑。”

第二次会议是11月15日至16日，除了前次参加者外，又增加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军委会执行部主任唐生智、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等人。在这次会议上，主流意见还是弃城。李宗仁视南京为战术上的绝地，“敌人可以三面合围，而北面又阻于长江，无路可退”“不主张死守南京”“让他徒得南京，对战争大局无关宏旨”。倒是唐生智态度坚决地表达了反对：“南京是我国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孙总理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南京，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因此非死守不可。”蒋介石总算听到了守城的意见，但仍犹豫不决，难下定论，只是说：“孟潇（即唐生智）的意见很对，值得考虑，我们再研究吧！”

第三次会议在11月18日晚上召开。这一次蒋介石不再听取众人的意见，开门见山地说：“南京是我国的首都，又是国府所在地，经过十年缔造，为国际观瞻之所系，又为国父陵寝所在，断不能不战而退，拱手让敌，这样对国内外都说不过去，应当死守。”众人闻言，赶紧附和，守城决策一锤定音。江苏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王卫星对记者解释道：“蒋介石要通过守卫南京向国际社会、中国民众表明政府绝不屈服和投降的态度。如果他主动放弃，会在政治上造成恶劣影响，对民众的抗日决心也是沉重打击。其实单纯从军事层面上考虑，保卫南京是一场必败的战役，但从政治上考虑，这是一场必败也必须要打的战役。”

蒋介石随即问道：“谁负责固守南京为好？”回应他的，是死一般的沉寂。蒋介石不得不激将道：“如果没有人守，我自己守。”此言之下，唐生智站出来表示：“委员长，若没有别人负责，我愿意勉为其难，我一定坚决死守，与南京城共存亡！”

原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1890年—1970年）。据其自述，1937年11月，蒋介石在“明知其不可为”的情况下，把守卫南京的任务交给了他

唐生智“自告奋勇”地守一座守不住的城，打一场打不赢的仗，把自己的性命、声誉放在了历史的车轮之下，其志凛然。但在他所写的文章《卫戍南京之经过》中，这份凛然的背后，另有隐情——“蒋介石这样来将我的军，我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因为第二次会议结束后的次日，蒋介石约他“出去看一看”。两人一路走一路谈，到了由国民党精锐部队教导总队驻守的阵地，蒋介石感慨道：“这个地势，应该有办法。”唐生智则回应道：“现在从上海撤下的部队伤亡很大，新兵多，没有几个老兵，任务是艰巨的。”下午，蒋介石又去找唐生智。这次他不再兜圈子，明确地说：“关于守南京的问题，要就是我留下，要就是你留下。”唐生智只得答允：“你怎么能够留下呢？与其是你，不如是我吧！”

唐生智的自述得到了参加南京保卫战的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的印证，“后来由（蒋）校长亲自到唐生智家里劝说，唐生智才勉强答应担任守卫南京总指挥的任务”。在最后表态的会议上，一些参会人员看到唐生智“不是坐在椅子上，而是蹲在座椅上”“一会儿跳下来，马上又蹲上去”，显得“不太正常”。若唐生智的自述属实，蒋介石这是把可以预见的南京保卫战失败的责任，转到了唐生智身上，唐生智心知肚明，故而坐立不安。

11月20日，唐生智正式出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张贴布告，宣布戒严。南京进入战时状态。

在唐生智走马上任的同一天，国民政府正式发表移驻重庆宣言：“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

迁都的准备其实早已开始。当年10月29日，淞沪战役接连失利之际，蒋介石就已召集政府工作人员召开了一次迁都动员会。在其《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中，首次提议迁都重庆。此后，他频繁在日记中提及迁都相关事宜：“与林（森）主席商迁都问题”“决心迁都于重庆”“本日处理迁都部属”……

在蒋介石的一条条“部属”下，整个南京变成了搬家的世界。按照计划，撤退的顺序是先党政军机关，后工厂、学校、商店等。往日繁华的大行宫、花牌楼、太平路一带变得十分冷落，军政人员的家属逐渐疏散，国民党要人在陵园新村的公馆基本腾空，北京路、山西路一带政府要人的住宅也大多人去楼空，人员、物资拼命向下关码头和江南车站集中。曾经灯红酒绿的夫子庙唯剩一泓清水，秦淮河上的歌声不再唱，明远楼上的钟声不再响。

对于“部属”之外的普通民众来说，唯一的生机系在逃离南京的船票上。据王卫星介绍，当时一张船票比原价高出四五倍，辗转过手的黑市票甚至高出十数倍，“有钱人可以买到船票离开，下层民众哪有钱，而且他们平日就靠种田、挑担子、卖苦力过日子，没什么关系网，让他们走，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当时留在南京没有撤离的，大部分都是下层民众，他们逃无可逃。”无钱无力逃离危城的民众，只能像无头苍蝇一般乱窜，“城北的百姓往城南搬，城南的百姓往玄武湖搬。玄武湖的百姓往乡下搬，乡下的百姓往城里搬。搬来移去，好像他们离开原来地方就可以得到无上安全保障似的”。1937年《时事半月刊》刊登《我们钢铁般的国都》一文，描述了这样一幅乱世景象。

蒋介石倒没有抢着搬走，而是忙于调兵遣将，布防南京。南京地区的主要作战部队起初仅有3个军，总体战斗力薄弱。淞沪会战后，撤退下来的残部陆续回到南京，成为守卫南京的补充力量。蒋介石又电令云南部队赶来参加保卫战，但是路途遥远，这支部队还在路上，南京就沦陷了。

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员卢彦名分析道：“守卫南京的部队从派系上来讲是中央军、广东军和川军3个主要派系，以中央军的主力部队为主，以其他地方军为外围。他们大部分刚从淞沪战场下来，士气零落，装备损失、人员伤亡很大。到南京后，很多部队靠临时征集壮丁和学生来补充兵源。这些新兵大多连名字都没登记、也没经受训练就上了战场。后来我们要统计殉国的将士有多少，都很困难。当时的局势是兵临城下、箭在弦上，没有办法了。”

蒋介石将防守南京的方针表述为：“南京守城，非守与不守之问题，而是固守之时间问题。”11月29日，在亲率唐生智、桂永清等高级军官视察紫金山、天堡城等阵地时，蒋介石对守城官兵承诺道：“南京东南一带山地利于防守，北部有长江依托，形成天然要塞，至少可以守卫两个月。有了这段时间，便可以整编新的生力军。只要南京能守住，我将亲率云南部队前来解围。”卢彦名认为，蒋介石的基本方针是“短期固守”，但真想固守一两个月，单从军事层面考虑，不仅需要中国方面指挥调度有方、三军用命，还得指望日本方面多犯错误，是个“一厢情愿的想法”。蒋介石如此布防，“实际上是把筹码压在了国际调停上”。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蒋介石与日本正在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议和。

求不求

在紫金山北麓的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内，竖立着一排排黑色的烈士墓碑，上面镌刻着数千位抗战期间牺牲的航空烈士的名字，其中有6个苏联名字与南京紧密相关——苏联援华的最初6位烈士全部在南京保卫战期间牺牲。“当时在国际上，苏联是唯一表示愿意积极支持中国的国家。在11月28日的日记中，蒋介石在‘注意’条目下写道：‘俄机已到，尚可图挽救战局。’他将苏联出兵看成挽救南京危局的唯一希望。”杨天石说。

早在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就寄望“国际公理之判断”“一方则诉之国联，请其根据国联之盟约，为公正道义之处置，以保障‘世界和平’”，终致东三省迅速沦陷。此后华北危机日益深重，他仍希望依靠保障列强在华联合统治的《九国公约》来干涉、制约日本。时任国民政府外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将军曾劝蒋介石：“华盛顿之九国公约，实际早成废纸。中国苟不自卫，无人能出而拔刀相助。”但蒋介石仍对“国际裁决”“国际调停”抱有幻想，在日记中写道：“解决中倭问题，惟有引起国际注意与各国干涉。”

1937年10月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防疫隔离”的演说，把侵略国家比喻成蔓延的传染病，指出“为了保卫国际社会的健康应当加以隔离”。这是美国第一次公开宣布要放弃“孤立主义”与“中立主义”政策。次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声明，谴责“日本的行动违反了国际关系所遵守的准则，同《九国公约》和《不战条约》相抵触”。这让蒋介石欣喜若狂，在10月7日的日记中直呼“此皆于我精神助力甚大，惟以军事局势不能转入主动地位为可虑耳”。他认为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联盟和“国际公正人士”终于要付出实际行动了。

但罗斯福的“防疫隔离”观点没能得到国会同意，美国最终仅选择对华予以道义上的支持。与此同时，德国纳粹紧逼西欧，英国提心吊胆，自顾不暇，对远东的中日战事毫无兴趣。11月在比利时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上，蒋介石抱以最大期望的美英两国，借口“不介入战争”，相继让蒋介石失望，苏联成了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负责苏联国防的伏罗希洛夫元帅，曾请到访的中国代表张冲转告蒋介石：在中国抗战到达生死关头时，苏联当出兵，绝不坐视。这句承诺，极大地增强了蒋介石坚持抗战的决心与信心。11月30日，蒋介石致电伏罗希洛夫及斯大林表示感谢，希望苏联实践诺言，出兵相助，“中国今为民族生存与国际义务已竭尽其最后、最大之力量矣，且已至不得已退守南京，惟待友邦苏俄实力之应援，甚望先生当机立断，仗义兴师”。

苏联确实提供了支援。卢彦名说：“苏联的支援航空队第一次援华作战就是在南京，但很多人不知道这一事实，以为是到武汉后才有苏联空军参战。此外，苏联还支援了一些物资。然而，这些支援对于南京保卫战而言，实在是杯水车薪，无关大局。”而且，在与苏联外交和军事人员的交涉过程中，蒋介石颇为不满。他在日记中愤然写道：“求人不如求己，今观苏俄武官态度之骄慢，更觉求己之要矣”“晚见俄武官特德文，态度居慢，可憎可嫌，败仗之时，遭人陵侮，盖如此也”“倭俄以中国为战场，以中国为牺牲品”“靠人之事必害多而无益也”。

事实上，蒋介石真正期待的也不是这些杯水车薪的援助，而是苏联“仗义兴师”，大举对日出兵。12月5日，他等候已久的苏联回电终于发来，内容让他大失所望：时机未至，苏联不便对日出兵。当日，他在日记中不得不承认残酷的现实：“对史大林覆电之研究，苏俄出兵已绝望。”

走不走

1937年12月4日，南京城内一片大战将至的景象。尚未离开南京的市民王文杰描写道：中山门附近，“城门只剩半扇开着，其余的都已用麻袋，水泥管、钢条”填充堵塞；孝陵卫、麒麟门等沿途高地，“我军已布置好坚固的阵地，炮手在那里试炮，传来隆隆的响声，京汤路的中心，埋了很多地雷，预料敌人进攻时，至少可以给他一个重大的打击”；虎踞关内，“工兵们正在挖掘工事，前进曲唱得贯彻云霄”。

为了安全起见，蒋介石已从东郊陵园的四方城临时住地搬到城内清凉山林蔚别墅暂住，“还没有走的意思”。但随着苏联拒绝出兵以及南京东南门户句容危急的消息相继传来，他终于到了不得不走的境地。12月6日，蒋介石在日记“雪耻”条下写道：“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三年组织，三年准备。”他决定离开南京。

那一天的清晨，他带着唐生智、罗卓英、桂永清等人，分乘十几辆小轿车，从黄浦路官邸出发，前往中山陵晋谒孙中山陵墓。一路上只有荷枪实弹的武装部队，没有行人，车行甚缓，能看到梧桐落叶已铺了满地。在中山门外绵延的山坡上，几十幢国民党高级军政要员的郊外别墅，都已人去楼空。中山陵所在的紫金山，作为扼守南京的要冲，已褪去了往日的幽美，披上了由铁丝网、鹿砦和各种防御工事做成的伪装。蒋介石的随从副官蒋恒德后来回忆：眼见这一幕幕，蒋介石“神情怅惘，满面郁悒”。

拜谒中山陵后，蒋介石为提振士气，在铁道部一个不大的会议室里，召开离开南京前的最后一次军事会议，对所有列入南京保卫战战斗序列的部队少将以上将领发表讲话。他的讲话持续了1个小时，颇为推心置腹：“南京是中国的首都，为了国际声誉，不能弃之不守。”“我们如不守南京，总理不能瞑目于九泉之下。”“首都已是一个围城，我愿意和大家共同负起守卫的责任。”“现在各方面的战争形势，都在继续发展，我不能偏于一隅。所以，责任逼着我离开，这在我内心是感到异常的沉痛。”“守卫首都的历史使命，现在已交给唐将军和诸君了，我们应了解这是千载一时的机会，大家都能够达成任务。”“我在外面，也自当调动部队，来策应首都。”会场气氛沉闷，悲观的情绪始终笼罩着众人。

“当官的全跑啦”

12月7日凌晨5时，在明故宫机场，蒋介石乘坐“美龄号”专机离开了被10万日军围困的南京城，飞往江西。临行前，他将自己乘坐的炮艇留在了下关江边，以示“统帅未走”，好安定南京的军心民心。

早上8点，“美龄号”在江西九江星子县着陆。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住进庐山观音桥别墅。冬季的庐山万物寂静、空气清朗，远离南京战事的蒋介石顿感“精神顺爽，思虑舒展”。在当天的日记中他感慨：“风景依然，时势大变矣。”

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守军使用的高射炮，射程为五千公尺

在围城南京坐镇的是唐生智。12月初，日军开始进攻南京外围阵地（板桥镇、牛首山、淳化、汤山镇一线）。就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后，唐生智制定了首都防卫计划，“利用江阴要塞用全力掩护长江封锁线，协同核心守备队战斗”。此外，他还将到达南京的兵力配置到城垣阵地（雨花台、光华门、紫金山、中华门等阵地）。“看样子颇为安详”，时任南京警备司令部参谋程奎朗曾这样回忆当时的唐生智，“他每日傍晚在庭前散步，侍从身背大温水瓶，手捧小茶杯、三炮台（又称盖碗茶）照常随侍左右。每隔几分钟他用热毛巾拂脸，品香茗，香烟一支接一支地抽。”

南京城外的雨花台阵地上，已是另一个世界。“我叔叔程云说，那时最艰苦的就是没有后勤保障，只能吃生蚕豆、嚼生米，在旁边的池塘里取点水喝。医疗救护只被安排在光华门等战斗人员较集中的地方，其他阵地的士兵受伤后只能自救，靠自己止血、缠绷带……”程孝民对记者讲述了程云在南京保卫战中的经历。程云时任中央军校教导总队2大队见习排长，他的部队守卫光华门—雨花台—中华门—安德门一线，负责保卫打击日军飞机的高射炮。

程云所属的教导总队被称作蒋介石的“铁卫队”，辖有3个步兵旅，仿效德国步兵编制，全队3万多人，是南京保卫战中实力最强的部队。但即便是这样的部队，打起仗来也力不从心。程孝民记得，叔叔生前曾说过：“当时全南京只有13组高射炮，这种高射炮能打五千公尺，日军飞机飞到更高就打不到了。我身边的一个战士被炸掉一条腿，喊我帮他拣回来，我还没来得及反应，他就被炸死了。” 而相邻阵地上那个30多人的排，被日军轰炸后无一生还。程云这个见习排长才17岁，此前从没有上过真正的战场，他很想跟日本兵好好较量较量。但看着日军的飞机在高空耀武扬威，他愤恨而无奈，阵地上的气氛有些压抑。

“当官的全跑啦!”除了天上的飞机，这样的小道消息也让士兵心里不痛快。程云告诉侄子：“这些消息像瘟疫一样，让所有官兵感觉心中压着一块巨石。大官都跑了，我们呢？我们当兵的命就不值钱？我所在的部队奉命死守南京，命令是谁跑枪毙谁！”

12月6日那天，时任第88师262旅524团2营重机枪连第1排排长武干卿在雨花台阵地听到了枪声。这天早些时候，营长黄齐对他命令说：“特务长的工作让别人去搞，你指挥重机枪连第1排,当排长！”此前，他是重机枪连特务长，负责后勤工作，没机会上前线。他所在的第88师是当时中国最精锐的3个德械师之一，但刚从淞沪战场上溃败下来，一路从苏州撤到无锡，再到南京，边撤退边扩充部队。补充的新兵多是村民、学生、工人，很多人刚学会打枪就上了战场。

“当时进攻南京的日军有10万余人，主要是日本华中方面军，他们打赢了淞沪会战、江阴保卫战，是侵华日军的主力部队。南京守军有15万余人，但大部分是从淞沪战场撤退来的，刚吃完败仗，补充整理尚未完整，有些甚至没有大炮，步枪也不整齐。”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员卢彦名对记者说。

12月8日，日本机械化部队在飞机的配合下占领了镇江炮台。大批日军向南京蜂拥而来。唐生智下令从外围阵地后撤，但守军移动时遭到日军尾随，日军直逼南京城，形成了对南京东、南、西三面的包围。南京守军只剩北面长江一条退路。

远在庐山的蒋介石，8日晚上才知晓这个局势。那天他几乎一整天都在庐山中闲走。晨起后，他到三峡涧南亭“吸纳无限清气”，上午11时到达秀峰，下午4时与宋美龄同游黄崖寺塔山。战时能得此休暇，他觉得如在仙乡。但美景并没有消除他的危机感，那一天的日记中他写道，一路都在“考虑全局设计存亡成败之道”。

漫天飞舞的劝降书

12月9日，蒋介石已经得知日军攻占了大校场红土山。那天外出，他的心情并不好，游览三峡涧时，他与宋美玲驻足泉边聆听泉音，静思时局与前途，他意识到“除抗战到底外，别无他道”。下午二人踏上牯岭，只觉眼前满目萧条。

此时，蒋介石开始认真考虑国内团结的问题，决心“为国相忍，使共党归服，消除矛盾行动，统一抗战”。但这些的前提是“不放弃本党革命性，不可忽视本党革命之责任”“革命可以失败，主义不可以消灭”，要使“共党参加政府之组织”。除此之外，他还罗列了几件事，包括收罗政客、收拾残余部队、整理私军，以部署全局。

蒋介石在庐山冥思苦想的同一时间，12月9日早上，几架日军飞机从东南方向结队向南京飞来，南京城内瞬间响起了警报声、呼喊声。市民们仓促地躲进防空洞，但这一次，日军扔下的不是炸弹，而是漫天飞舞的劝降书。

“百万皇军，业已席卷江南，南京正处于包围之中。从整个战局大势来看，今后的战斗百害而无一利……本司令官代表日本，希望根据以下手续，与贵军和平地交接南京。”——大日本总司令官松井石根

劝降书上，还规定了中国军队代表与日军代表谈判投降的具体办法：

“对本劝告的答复安排在12月10日中午，地点在中山路句容道的警戒线上。贵军派司令官代表和本司令官代表在该地进行接收南京城所必要的协定的准备。如在指定的时间内未得到任何答复，我军断然开始进攻南京，杀个片甲不留！”

除了这些飞舞的劝降书，南京上空还飘着一个巨大的白色气球，上面几个红色汉字赫然醒目：“放弃无益的抵抗，开城投降！”

这些劝降信息，唐生智应该也看到了。9日晚上，为表守城之决心，他向守城部队下达了“卫参作字第36号”命令：

“本军目下占领复廓阵地为固守南京之最后战斗，各部队应以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尽力固守，绝不许轻弃寸土，摇动全军，若有不遵守命令擅自后移者，定遵委座命令，按连坐法从严办理。

各军所得船只，一律交运输司令部保管，不准私自扣留，着派第七十八军军长宋希濂负责指挥。沿江宪、警严禁部队散兵私自乘船渡江，违者即行拘捕严办。倘敢抗拒，以武力制止。”

随后，唐生智还下令将长江上的部分渡船销毁，并把第36师第106旅布置在通往长江渡口的挹江门，严防官兵从挹江门逃跑渡江，违者就地正法。

远在庐山的蒋介石，8日晚上才知晓这个局势。那天他几乎一整天都在庐山中闲走。晨起后，他到三峡涧南亭“吸纳无限清气”，上午11时到达秀峰，下午4时与宋美龄同游黄崖寺塔山。战时能得此休暇，他觉得如在仙乡。但美景并没有消除他的危机感，那一天的日记中他写道，一路都在“考虑全局设计存亡成败之道”。

漫天飞舞的劝降书

12月9日，蒋介石已经得知日军攻占了大校场红土山。那天外出，他的心情并不好，游览三峡涧时，他与宋美玲驻足泉边聆听泉音，静思时局与前途，他意识到“除抗战到底外，别无他道”。下午二人踏上牯岭，只觉眼前满目萧条。

此时，蒋介石开始认真考虑国内团结的问题，决心“为国相忍，使共党归服，消除矛盾行动，统一抗战”。但这些的前提是“不放弃本党革命性，不可忽视本党革命之责任”“革命可以失败，主义不可以消灭”，要使“共党参加政府之组织”。除此之外，他还罗列了几件事，包括收罗政客、收拾残余部队、整理私军，以部署全局。

蒋介石在庐山冥思苦想的同一时间，12月9日早上，几架日军飞机从东南方向结队向南京飞来，南京城内瞬间响起了警报声、呼喊声。市民们仓促地躲进防空洞，但这一次，日军扔下的不是炸弹，而是漫天飞舞的劝降书。

“百万皇军，业已席卷江南，南京正处于包围之中。从整个战局大势来看，今后的战斗百害而无一利……本司令官代表日本，希望根据以下手续，与贵军和平地交接南京。”——大日本总司令官松井石根

劝降书上，还规定了中国军队代表与日军代表谈判投降的具体办法：

“对本劝告的答复安排在12月10日中午，地点在中山路句容道的警戒线上。贵军派司令官代表和本司令官代表在该地进行接收南京城所必要的协定的准备。如在指定的时间内未得到任何答复，我军断然开始进攻南京，杀个片甲不留！”

除了这些飞舞的劝降书，南京上空还飘着一个巨大的白色气球，上面几个红色汉字赫然醒目：“放弃无益的抵抗，开城投降！”

这些劝降信息，唐生智应该也看到了。9日晚上，为表守城之决心，他向守城部队下达了“卫参作字第36号”命令：

“本军目下占领复廓阵地为固守南京之最后战斗，各部队应以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尽力固守，绝不许轻弃寸土，摇动全军，若有不遵守命令擅自后移者，定遵委座命令，按连坐法从严办理。

各军所得船只，一律交运输司令部保管，不准私自扣留，着派第七十八军军长宋希濂负责指挥。沿江宪、警严禁部队散兵私自乘船渡江，违者即行拘捕严办。倘敢抗拒，以武力制止。”

随后，唐生智还下令将长江上的部分渡船销毁，并把第36师第106旅布置在通往长江渡口的挹江门，严防官兵从挹江门逃跑渡江，违者就地正法。

南京保卫战示意图。1937年11月，日军从东、南、西三面进攻南京。自12月5日起至12月10日，日军相继突破板桥镇、牛首山、淳化、汤山镇等南京外围阵地，进攻雨花台、光华门、中华门等城垣阵地

12月10日上午11时40分，日本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武藤章等4人抵达句容道，紧盯着中山门的门洞，等待中国军队代表举着白旗投降。可直到下午1时，他们一直没有见到中国军使的影子，只得离开。日军没想到，中方对劝降书不予理睬。“唐生智无理至极，非但在10日正午前没有任何回应，反而从10日晨起用猛烈的炮火攻击我军，作为报酬。”武藤章的这句话，激起了松井石根更大的怒火，他随即下令：“按计划，部队全线进攻，一直打到长江边上！”  

10日下午，日军开始向雨花台、光华门、中华门等阵地发起全面进攻。他们先派地面炮兵全力轰击，再用飞机轰炸辅助，随后步兵出击，南京一战已呈破釜沉舟之势。

“敌人又来了，莫哭，莫哭”

南京城墙厚10米左右，一般的山炮无法击破，日军首先向地形上比较容易进攻的光华门发动攻击。守卫光华门的是教导总队。日军几次夺下光华门，又被教导总队发动反攻夺回。

“那是我经历的最激烈的战斗了，阵地上都是飞土、子弹、炮火，飞机一遍遍飞过，就像地震了一样，我的眼睛根本睁不开。”12月10日，排长程云带着二三十个士兵驻守在这里。“日军先用飞机轰炸，再用迫击炮打，最后坦克也冲了过来，日军很快就冲进了城门。”这时，教导总队把大量汽油浇到城门上，点上火，霎时浓烟滚滚。火海未熄时，2团团长谢成瑞率领一排战士突然把城门打开，十几挺机关枪同时开火。门洞中的日军不是被烧死就是被击毙，光华门阵地再次守住了。

血色的黄昏来临，滚滚硝烟使得天空愈加昏暗，日军开始猛烈进攻雨花台、中华门等阵地。

“战斗太激烈了，我们旅长在前线亲自指挥战斗，抵不住了，自杀了。后来团长拿枪指挥战斗，打了个把钟头，团长就牺牲了。”当时驻守雨花台的武干卿回忆。

那一天下午，武干卿的职务再次发生了变动。阵地上，262旅重机枪连连长负伤被抬走了，营长黄奇找到他说：“武排长，重机枪连归你当连长！”武干卿受命指挥重机枪连作战两小时左右，黄奇营长也被弹片击中左肋。武士卿赶紧跑过去，听到黄奇虚弱地说：“武连长，你补我一枪吧，我受不了了。”“我的枪只能打敌人，怎么可能打我自己的长官呢！”武干卿话音刚落，黄奇就牺牲了，武干卿止不住地流泪：“他是同我感情最好的人啊！我当新兵时，别的长官都不要我，他要了，他像我的恩人一样啊！”两个士兵过来劝他说：“连长，哭也没得用了，算了。”“连长！敌人又来了，莫哭，莫哭。”俩人一边劝一边也哭得嘶哑。武干卿擦了把泪，大声吼道：“重机枪连准备好，打！”

到12日凌晨，重机枪连只剩十几个人。几小时后，雨花台失守。

在中华门驻守的是孙元良中将率领的第88师其中一旅，他们面对的是日本陆军中将谷寿夫的第6师团。谷寿夫的凶残在两军中无人不晓，他带着4条狼狗站在中华门对面，要求下属必须在黄昏前攻占中华门，否则他们都会成为狼狗的盘中餐。

第51师306团团长邱维达带队跑到中华门支援时，发现88师并没有重型武器。他回忆说：“我听到孙元良嗓子都喊哑了，他满脸的泪水、汗水混在一起。我的心沉重起来，一切不用他交代我就明白，我先用一个营堵住城门，不让后续的敌人进城，再用一个营与敌人拼刺刀。双方都踩着尸体拼杀，就连双方的伤员都躺在地上翻滚厮打，他们用手互相拉扯着对方伤口，尽管无力呻吟，但他们也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在滑腻腻的血地上扭打着。”最终他们把攻入城门的敌军全部消灭，而守军同样死伤惨重。第51师第302团团长程智坚守中华门附近的赛虹桥时，被日军机枪击中9弹，肠断而出，壮烈牺牲。邱维达差人去居民区找来一个大木盆，当作棺木，把他葬在了赛虹桥旁。

12日这一天，日军在中华门七进七出，中国守军战斗到最后一刻。

双方激战至此，身在庐山的蒋介石似乎已预测到南京失陷进入了倒计时。他自我反省：“南京万一被陷，则对内部、对共党、对国民应有鲜明态度之表示，决定抗战到底，义无反顾。”也许此时他才得知日军劝降一事，他在日记中表明决心：“宁为战败而亡，毋为降敌求存，战败则可转败为胜，降敌则虽存必亡，而且永无复兴自拔之时矣。”

一场更大的灾难正等着他们

12月12日下午，仍在坚守光华门阵地的程云，突然接到一个让他不知所措的命令——撤退令。受了伤的他，没有找到连长，于是脱下军服，拆散自己的枪扔进莫愁湖，一瘸一拐地顺着护城河往家的方向走去。

撤退令是哪来的？最早的消息是11日中午，蒋介石让顾祝同转告唐生智关于撤退的命令，命唐生智当晚渡江北上，守军相机突围，但唐生智没有同意。11日晚上，蒋介石亲自给唐生智发了电报：“如情势不能久守时，可相机撤退，以图后策。”到了12日下午4时，唐生智终于传达了撤退令。之后，他又发出口头撤退令：“如不能撤退，有轮渡可渡江。”

但此时，战斗并没有完全结束，除雨花台失守、中华门形势危急外，其他阵地并没有完全丢失。更糟糕的是，部分失去了指挥系统的部队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南京城到底丢没丢？其他阵地到底还在不在？撤退令到底是不是真的？一片混乱。

12日晚上8点半，坚守紫金山阵地的教导总队第2旅第3团团长李西开正与中校团副彭月祥商量战局，第6团团长刘子淑跑进来说：“我们尚在城外与敌拼杀，战事还未到最后阶段，总队长桂永清、旅长胡启儒就溜了！”话音刚落，第1团团长秦士铨也急匆匆走了进来，说：“你们知道吗？中华门确已陷落，第1旅旅部电话已经中断，旅长和旅部人员均不知去向。”几名团长面面相觑，只得自行决定撤退方向。

有些部队接到的是含糊不清的撤退命令。12日晚上7点，邱维达接到师长的电话，称“部队完成任务后，应当相机撤退，浦口以北为撤退方向”。而对他来说，情况极为不妙：“我军正与敌军胶着，如何后撤？在包围状态下哪里是后方？”

有的部队则收到了突围的命令。驻守中山路的第83军第156师于12日下午5时突然接到命令，要部队集结到太平门准备突围。“可是沿着哪条路去太平门？怎样突围？突围以后往哪里去？这一切谁都不知道。”时任第156师政训处科员李益三这样回忆。

“有的部队收到命令开始撤退，有的仍在坚守阵地，这就导致了战场的混乱，而防御作战是一个体系，一旦有一个阵地撤退，形成一个缺口，其他阵地也就守不住了。”江苏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王卫星对记者说。卢彦名也说：“唐生智下的撤退令模棱两可，‘可以从下关过江，可以突围。’但突围也没有指明是迎着日军正面突围，还是往下关方向突围，最后演变成大多数部队往下关方向涌去。”

12日下午，蒋介石又给南京卫戍司令部发来一道截然相反的手令：“南京为我国革命转败为胜之枢机，应不惜任何牺牲坚守。”卢彦名解释说：“蒋介石或许意识到仓促撤退会产生很大的混乱，或许觉得守军还能再坚持一段时间。于是他对自己下达的撤退令有了犹豫。”

但蒋介石下发这道手令时，南京卫戍司令部正忙着按撤退要求损毁设备和机要文件，唐生智是否收到这份手令至今成谜。此时的长江，成了生与死的分界线。撤退的部队几乎全部涌向城北下关码头，力图渡江北撤。南京的市民也在向下关奔逃。挹江门于是成了“逃生之门”。可是驻守挹江门的官兵并未收到撤退令，他们只有此前“谁跑枪毙谁”的军令，于是就向撤退的部队开了枪。挹江门洞里，被打死的、踩踏致死的不计其数。

那些勉强挤出挹江门的人，到了长江边才发现，一场更大的灾难正等着他们。9日那天，为表“背水一战”决心的唐生智几乎撤走了江上的全部船只。眼见渡江无望，一时间军民乱作一团，哀嚎一片。许多官兵各处找船，有些甚至拆取店户门板制造木筏。大家争着上船上木筏，上不去的把住船沿不放，却被人砍掉了手指，断指落在舱中，人随江水漂去。有些船载了太多的人，没驶出多远就翻了。有些人甚至蹲在木盆、门板上渡江。江面上人头点点，江岸边浮尸具具。

12日这一天，日军在中华门七进七出，中国守军战斗到最后一刻。

双方激战至此，身在庐山的蒋介石似乎已预测到南京失陷进入了倒计时。他自我反省：“南京万一被陷，则对内部、对共党、对国民应有鲜明态度之表示，决定抗战到底，义无反顾。”也许此时他才得知日军劝降一事，他在日记中表明决心：“宁为战败而亡，毋为降敌求存，战败则可转败为胜，降敌则虽存必亡，而且永无复兴自拔之时矣。”

一场更大的灾难正等着他们

12月12日下午，仍在坚守光华门阵地的程云，突然接到一个让他不知所措的命令——撤退令。受了伤的他，没有找到连长，于是脱下军服，拆散自己的枪扔进莫愁湖，一瘸一拐地顺着护城河往家的方向走去。

撤退令是哪来的？最早的消息是11日中午，蒋介石让顾祝同转告唐生智关于撤退的命令，命唐生智当晚渡江北上，守军相机突围，但唐生智没有同意。11日晚上，蒋介石亲自给唐生智发了电报：“如情势不能久守时，可相机撤退，以图后策。”到了12日下午4时，唐生智终于传达了撤退令。之后，他又发出口头撤退令：“如不能撤退，有轮渡可渡江。”

但此时，战斗并没有完全结束，除雨花台失守、中华门形势危急外，其他阵地并没有完全丢失。更糟糕的是，部分失去了指挥系统的部队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南京城到底丢没丢？其他阵地到底还在不在？撤退令到底是不是真的？一片混乱。

12日晚上8点半，坚守紫金山阵地的教导总队第2旅第3团团长李西开正与中校团副彭月祥商量战局，第6团团长刘子淑跑进来说：“我们尚在城外与敌拼杀，战事还未到最后阶段，总队长桂永清、旅长胡启儒就溜了！”话音刚落，第1团团长秦士铨也急匆匆走了进来，说：“你们知道吗？中华门确已陷落，第1旅旅部电话已经中断，旅长和旅部人员均不知去向。”几名团长面面相觑，只得自行决定撤退方向。

有些部队接到的是含糊不清的撤退命令。12日晚上7点，邱维达接到师长的电话，称“部队完成任务后，应当相机撤退，浦口以北为撤退方向”。而对他来说，情况极为不妙：“我军正与敌军胶着，如何后撤？在包围状态下哪里是后方？”

有的部队则收到了突围的命令。驻守中山路的第83军第156师于12日下午5时突然接到命令，要部队集结到太平门准备突围。“可是沿着哪条路去太平门？怎样突围？突围以后往哪里去？这一切谁都不知道。”时任第156师政训处科员李益三这样回忆。

“有的部队收到命令开始撤退，有的仍在坚守阵地，这就导致了战场的混乱，而防御作战是一个体系，一旦有一个阵地撤退，形成一个缺口，其他阵地也就守不住了。”江苏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王卫星对记者说。卢彦名也说：“唐生智下的撤退令模棱两可，‘可以从下关过江，可以突围。’但突围也没有指明是迎着日军正面突围，还是往下关方向突围，最后演变成大多数部队往下关方向涌去。”

12日下午，蒋介石又给南京卫戍司令部发来一道截然相反的手令：“南京为我国革命转败为胜之枢机，应不惜任何牺牲坚守。”卢彦名解释说：“蒋介石或许意识到仓促撤退会产生很大的混乱，或许觉得守军还能再坚持一段时间。于是他对自己下达的撤退令有了犹豫。”

但蒋介石下发这道手令时，南京卫戍司令部正忙着按撤退要求损毁设备和机要文件，唐生智是否收到这份手令至今成谜。此时的长江，成了生与死的分界线。撤退的部队几乎全部涌向城北下关码头，力图渡江北撤。南京的市民也在向下关奔逃。挹江门于是成了“逃生之门”。可是驻守挹江门的官兵并未收到撤退令，他们只有此前“谁跑枪毙谁”的军令，于是就向撤退的部队开了枪。挹江门洞里，被打死的、踩踏致死的不计其数。

那些勉强挤出挹江门的人，到了长江边才发现，一场更大的灾难正等着他们。9日那天，为表“背水一战”决心的唐生智几乎撤走了江上的全部船只。眼见渡江无望，一时间军民乱作一团，哀嚎一片。许多官兵各处找船，有些甚至拆取店户门板制造木筏。大家争着上船上木筏，上不去的把住船沿不放，却被人砍掉了手指，断指落在舱中，人随江水漂去。有些船载了太多的人，没驶出多远就翻了。有些人甚至蹲在木盆、门板上渡江。江面上人头点点，江岸边浮尸具具。

12日这一天，日军在中华门七进七出，中国守军战斗到最后一刻。

双方激战至此，身在庐山的蒋介石似乎已预测到南京失陷进入了倒计时。他自我反省：“南京万一被陷，则对内部、对共党、对国民应有鲜明态度之表示，决定抗战到底，义无反顾。”也许此时他才得知日军劝降一事，他在日记中表明决心：“宁为战败而亡，毋为降敌求存，战败则可转败为胜，降敌则虽存必亡，而且永无复兴自拔之时矣。”

一场更大的灾难正等着他们

12月12日下午，仍在坚守光华门阵地的程云，突然接到一个让他不知所措的命令——撤退令。受了伤的他，没有找到连长，于是脱下军服，拆散自己的枪扔进莫愁湖，一瘸一拐地顺着护城河往家的方向走去。

撤退令是哪来的？最早的消息是11日中午，蒋介石让顾祝同转告唐生智关于撤退的命令，命唐生智当晚渡江北上，守军相机突围，但唐生智没有同意。11日晚上，蒋介石亲自给唐生智发了电报：“如情势不能久守时，可相机撤退，以图后策。”到了12日下午4时，唐生智终于传达了撤退令。之后，他又发出口头撤退令：“如不能撤退，有轮渡可渡江。”

但此时，战斗并没有完全结束，除雨花台失守、中华门形势危急外，其他阵地并没有完全丢失。更糟糕的是，部分失去了指挥系统的部队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南京城到底丢没丢？其他阵地到底还在不在？撤退令到底是不是真的？一片混乱。

12日晚上8点半，坚守紫金山阵地的教导总队第2旅第3团团长李西开正与中校团副彭月祥商量战局，第6团团长刘子淑跑进来说：“我们尚在城外与敌拼杀，战事还未到最后阶段，总队长桂永清、旅长胡启儒就溜了！”话音刚落，第1团团长秦士铨也急匆匆走了进来，说：“你们知道吗？中华门确已陷落，第1旅旅部电话已经中断，旅长和旅部人员均不知去向。”几名团长面面相觑，只得自行决定撤退方向。

有些部队接到的是含糊不清的撤退命令。12日晚上7点，邱维达接到师长的电话，称“部队完成任务后，应当相机撤退，浦口以北为撤退方向”。而对他来说，情况极为不妙：“我军正与敌军胶着，如何后撤？在包围状态下哪里是后方？”

有的部队则收到了突围的命令。驻守中山路的第83军第156师于12日下午5时突然接到命令，要部队集结到太平门准备突围。“可是沿着哪条路去太平门？怎样突围？突围以后往哪里去？这一切谁都不知道。”时任第156师政训处科员李益三这样回忆。

“有的部队收到命令开始撤退，有的仍在坚守阵地，这就导致了战场的混乱，而防御作战是一个体系，一旦有一个阵地撤退，形成一个缺口，其他阵地也就守不住了。”江苏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王卫星对记者说。卢彦名也说：“唐生智下的撤退令模棱两可，‘可以从下关过江，可以突围。’但突围也没有指明是迎着日军正面突围，还是往下关方向突围，最后演变成大多数部队往下关方向涌去。”

12日下午，蒋介石又给南京卫戍司令部发来一道截然相反的手令：“南京为我国革命转败为胜之枢机，应不惜任何牺牲坚守。”卢彦名解释说：“蒋介石或许意识到仓促撤退会产生很大的混乱，或许觉得守军还能再坚持一段时间。于是他对自己下达的撤退令有了犹豫。”

但蒋介石下发这道手令时，南京卫戍司令部正忙着按撤退要求损毁设备和机要文件，唐生智是否收到这份手令至今成谜。此时的长江，成了生与死的分界线。撤退的部队几乎全部涌向城北下关码头，力图渡江北撤。南京的市民也在向下关奔逃。挹江门于是成了“逃生之门”。可是驻守挹江门的官兵并未收到撤退令，他们只有此前“谁跑枪毙谁”的军令，于是就向撤退的部队开了枪。挹江门洞里，被打死的、踩踏致死的不计其数。

那些勉强挤出挹江门的人，到了长江边才发现，一场更大的灾难正等着他们。9日那天，为表“背水一战”决心的唐生智几乎撤走了江上的全部船只。眼见渡江无望，一时间军民乱作一团，哀嚎一片。许多官兵各处找船，有些甚至拆取店户门板制造木筏。大家争着上船上木筏，上不去的把住船沿不放，却被人砍掉了手指，断指落在舱中，人随江水漂去。有些船载了太多的人，没驶出多远就翻了。有些人甚至蹲在木盆、门板上渡江。江面上人头点点，江岸边浮尸具具。

12日这一天，日军在中华门七进七出，中国守军战斗到最后一刻。

双方激战至此，身在庐山的蒋介石似乎已预测到南京失陷进入了倒计时。他自我反省：“南京万一被陷，则对内部、对共党、对国民应有鲜明态度之表示，决定抗战到底，义无反顾。”也许此时他才得知日军劝降一事，他在日记中表明决心：“宁为战败而亡，毋为降敌求存，战败则可转败为胜，降敌则虽存必亡，而且永无复兴自拔之时矣。”

一场更大的灾难正等着他们

12月12日下午，仍在坚守光华门阵地的程云，突然接到一个让他不知所措的命令——撤退令。受了伤的他，没有找到连长，于是脱下军服，拆散自己的枪扔进莫愁湖，一瘸一拐地顺着护城河往家的方向走去。

撤退令是哪来的？最早的消息是11日中午，蒋介石让顾祝同转告唐生智关于撤退的命令，命唐生智当晚渡江北上，守军相机突围，但唐生智没有同意。11日晚上，蒋介石亲自给唐生智发了电报：“如情势不能久守时，可相机撤退，以图后策。”到了12日下午4时，唐生智终于传达了撤退令。之后，他又发出口头撤退令：“如不能撤退，有轮渡可渡江。”

但此时，战斗并没有完全结束，除雨花台失守、中华门形势危急外，其他阵地并没有完全丢失。更糟糕的是，部分失去了指挥系统的部队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南京城到底丢没丢？其他阵地到底还在不在？撤退令到底是不是真的？一片混乱。

12日晚上8点半，坚守紫金山阵地的教导总队第2旅第3团团长李西开正与中校团副彭月祥商量战局，第6团团长刘子淑跑进来说：“我们尚在城外与敌拼杀，战事还未到最后阶段，总队长桂永清、旅长胡启儒就溜了！”话音刚落，第1团团长秦士铨也急匆匆走了进来，说：“你们知道吗？中华门确已陷落，第1旅旅部电话已经中断，旅长和旅部人员均不知去向。”几名团长面面相觑，只得自行决定撤退方向。

有些部队接到的是含糊不清的撤退命令。12日晚上7点，邱维达接到师长的电话，称“部队完成任务后，应当相机撤退，浦口以北为撤退方向”。而对他来说，情况极为不妙：“我军正与敌军胶着，如何后撤？在包围状态下哪里是后方？”

有的部队则收到了突围的命令。驻守中山路的第83军第156师于12日下午5时突然接到命令，要部队集结到太平门准备突围。“可是沿着哪条路去太平门？怎样突围？突围以后往哪里去？这一切谁都不知道。”时任第156师政训处科员李益三这样回忆。

“有的部队收到命令开始撤退，有的仍在坚守阵地，这就导致了战场的混乱，而防御作战是一个体系，一旦有一个阵地撤退，形成一个缺口，其他阵地也就守不住了。”江苏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王卫星对记者说。卢彦名也说：“唐生智下的撤退令模棱两可，‘可以从下关过江，可以突围。’但突围也没有指明是迎着日军正面突围，还是往下关方向突围，最后演变成大多数部队往下关方向涌去。”

12日下午，蒋介石又给南京卫戍司令部发来一道截然相反的手令：“南京为我国革命转败为胜之枢机，应不惜任何牺牲坚守。”卢彦名解释说：“蒋介石或许意识到仓促撤退会产生很大的混乱，或许觉得守军还能再坚持一段时间。于是他对自己下达的撤退令有了犹豫。”

但蒋介石下发这道手令时，南京卫戍司令部正忙着按撤退要求损毁设备和机要文件，唐生智是否收到这份手令至今成谜。此时的长江，成了生与死的分界线。撤退的部队几乎全部涌向城北下关码头，力图渡江北撤。南京的市民也在向下关奔逃。挹江门于是成了“逃生之门”。可是驻守挹江门的官兵并未收到撤退令，他们只有此前“谁跑枪毙谁”的军令，于是就向撤退的部队开了枪。挹江门洞里，被打死的、踩踏致死的不计其数。

那些勉强挤出挹江门的人，到了长江边才发现，一场更大的灾难正等着他们。9日那天，为表“背水一战”决心的唐生智几乎撤走了江上的全部船只。眼见渡江无望，一时间军民乱作一团，哀嚎一片。许多官兵各处找船，有些甚至拆取店户门板制造木筏。大家争着上船上木筏，上不去的把住船沿不放，却被人砍掉了手指，断指落在舱中，人随江水漂去。有些船载了太多的人，没驶出多远就翻了。有些人甚至蹲在木盆、门板上渡江。江面上人头点点，江岸边浮尸具具。

即使有些渡船驶过江心，对岸浦口的守军又开枪了，渡船只能在江心团团转。因为此前唐生智曾让第一军军长胡宗南派兵驻守浦口，不准南京的人员擅自过江。此时，撤退令还没有传给浦口的守兵。

12日晚，唐生智同三四百名卫戍部长官乘坐一艘早已准备好的船到达浦口。他们一行人想到滁州，但遭到日军伏击，因此改奔扬州。唐生智身体不适，行路困难，他的随从副官只觅得一辆板车，车上还有牛粪。唐生智见了说：“这辆车如何可以坐？”拒不上车。又走了几里路，他委实走不动了，只好上了那辆板车，感叹道：“我带兵二十年，大小百余战，从未有今日之狼狈。”

那夜，离开浦口的卫戍部长官们回望南京，只见城中火光冲天，部分阵地上光亮如同白昼，数架日机在南京、浦口、乌龙山上空盘旋，枪声、炮声、炸弹声此起彼伏。

此时，蒋介石写下了忧心忡忡的日记：“南京唐孟潇（唐生智）处已无人接电话，敌已过江占领江浦，则南京恐已不守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