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中国的发展现在到了一个转变的时代。转变是说，没有不可能的事情，既然可以从
东往西转，那就肯定可以再从西往东转，问题在于，我们对社会、对人心、对文化
敏感不敏感。
我把过往一百年以来的中国文化分为清流、浊流和乱流三个时期，当下我们处于乱
流的末期，人心已经厌倦了几十年来的庸俗文化、庸俗价值。中国的庸俗文化从庸
俗价值而来，对没有尝过的东西，谁都想尝一下，但尝过了、尝遍了，人心就开始
厌倦肤浅，而时尚文化的香火，也就差不多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了。
回归文雅、回归心灵的价值，这是人心所向，至少在社会“高端”群体是这样，而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社会文化、时尚、风气就会转变，当然这种转变的方向就是回
归中国传统，那种经过几千年积淀的精华。谁都知道钻石好，谁都不是傻子。
比如像《朗读者》、《见字如面》这样的节目出来了，吸引许多优秀的年轻人，它
意味着什么？会给未来带来什么？值得深思。对我而言，这意味着一个时代，在从
野蛮向文明回归。
当然中国文化广义得多，最深刻的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当一个国家一个文明强
大，它的文化、它的思维方式就会被其它国家、其它文明视为真理，这是西方人的
思维方式，非常好，因为中国开始强大了。
当然中国人自己也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现在也搞不清楚老祖宗的许多奇怪的想法。比
如桦树提到中国人的情、理、法。为什么中国人不把清楚简单的摆在前面（法、理、
情），而是先一塌糊涂，再想办法把它慢慢搞清楚（情、理、法）。
其实情治与理治纠结了了两千年，它的表象就是儒家逻辑与法家逻辑，我们因为无
知，才不明白所以然。情与理、或者情与法，两者并不是共时的、对等的概念，用
今天的话来讲，两者既不是apple to apple，也不是apple to orange，两者本质上
属于第三类的对境。
首先理和法的对境是社会，而情的对境是人心，我们无法说面对社会比面对人心优
胜，我们只能说面对社会比面对人心简单。由两者对境的差别，我们又可以晓得社
会属于共时概念，而人心属于历时概念。又由对境概念的不同，我们又可以知道共
时现象是可以迅速改变、立杆见影的，但历时现象却要假以时日，慢慢培养。再由
共时与历时，我们还能够知道这还涉及远与近的抉择，两者无法兼得。最后我们观
察抉择更能发现，历时的努力包含了未来的所有共时，但任何的共时却不可能包含
或影响历时。
所以中国人对于情与理的抉择，有许多层深入的权衡与思考，说实话，我都有点把
自己绕糊涂了。Anyway，中国人治理国家从古以来就有两种抉择，所谓霸王道杂之。
当面对危机救亡图存，当然是法度为先把社会搞定，但它有个后遗症，孔夫子称之
为“民免而无耻” ── 法治民主的美国社会当下的乱象，就是一个“求仁得仁”
的最好样本。从另一面看，当国家兴盛长治久安，自然是教化天下转变人心为要，
而感化人心，当然要从人的情感入手。
可见我们在比较情、理、法的时候，常常是把教化治心以期长治久安和谐社会的情，
放置到拨乱反正搞定社会肃清混乱的理和法的对境之下，这样论人情，当然就成了
鸡兔同笼。
说中国是人情社会，显然是对焦不准，中国文化是一种人类高端心智的情理文化，
由情理文化而有情理社会，它成功教化吾土吾民三千多年，而且队伍好带人心不散，
尤其是覆水能收，人心散了还能拢回来，因为由情入理符合人性，符合人类的天性。
当然情理文化如果育人失教，也有严重后果，那就是人情泛滥、以情昧理。如果说
法理社会的民免而无耻是一种硬伤的话，那么情理社会的以情昧理则是一种软伤。
哪一种伤更严重更难治，我们还可以继续讨论。
最后讲到同情心与同理心，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它告诉我们东方文化远高于西
方文化，对于许多概念，中国人比西方人的定义要准确得多，它的原因非常简单，
西方理性是把人当成客体来观察的，而中国人是把人当成主体来体验的，那么观察
与体验，哪个更深刻、更准确呢？当然是体验。
比如斯滨诺莎最伟大的伦理学著作，名为《依几何次序所证伦理学》（Ethica Ordine
Geometrico Demonstrata），无独有偶，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名为《作为意志和表
象的世界》（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你要是二十岁，真会被这
些古怪的概念组合吓得一楞一楞的，等你到了三十、四十岁见多识广，就能发现这
都只是西方文化的一种传统固化的思维模式的精神呈现，它们与伦理、人心、与人
的生命和心灵体验的微妙无穷的奥秘、与人的意志的内涵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但凡讲到与人的心识、情感、精神、理性有关的理解与概念，中国文化是整个
世界的唯一文本。也就是与扣扣的想法刚好倒过来，凡事都应该看看中国人怎么说。
比如同情心与同理心，在汉语中这两个概念是不需要被定义却又一目了然的，两者
的差别只在一个字 ── 情与理。同情心不必问理，孟子论证过；而同理心也不必
问情，比如契约。同理可以与同情有交集，但并非必然有交集，更不是同理建立在
同情之上，尽管它可以建立在同情之上，反之亦然。但毕竟在中国文化之中，情与
理合，情中有理、理中有情，说同情与同理，在共时语境下是情、理各有侧重，在
历时语境下则当然是情先理后 ── 同情是天良，同理是良知。同情是先天的，同
理是后天的，没有先天就不会有后天，这是在情理合一语境下理解的，最经典的表
达式就是夫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里的同理心，要由同情心作为先决条件。
但在西方语境下，我们已经说过，同理不必然来自同情，它是或然，不是必然。另
外中国思维还有一个本质特征就是“因地”思维，比如老子重视有生于无、儒家说
君子务本。西方思维刚好相反是“果地”思维，只问收获不问耕耘，两种文化的命
根子不一样。
现在我们再回到西文中同情与同理的定义本身：
sympathy ── understanding between people; common feeling.
empathy ── the ability to understand and share the feelings of another.
很显然，这两种定义基本上是同意反复。这就是我所说的，凡事都要看看中国人到
底怎么说的。
西方文化中许多语涉人文的概念，基本上是一个不知所云的陷井，从我讲的原因来
看，毫不奇怪。还是无独有偶，别人可能会奇怪我为什么好几次感谢小K，其实就是
为了他推荐过的一本书 ── 《The Hacking of the American Mind》。而该书的
作者在访谈中曾经提到，Pleasure 与 Happiness 这两个词，在许多注解中都是彼
此混用甚至互为文本，界限并不清晰。当然如果从词源上认真考证，我们也许能够
找出各自的严格定义，但基于这位畅销书作者和高端学者的陈说，这两个词在文字
上就是一笔烂帐，以至于他枚举出两者在七个方面的差别，算是亡羊补牢了一把。
但问题并不在于概念和定义本身，问题的源头在于 object oriented 世界观的认知
错位，而这种认知错位，还表现在西方人文、社会、政治、哲学思想的许多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