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獵人在樹林裡打獵，其中一人突然倒地。他看起來停止了呼吸，目光變得呆滯無神。另一人不得不掏出手機撥打急救電話。他喘着氣說：“我朋友死了！我該怎麼辦？”接線員說：“冷靜。我能幫你。首先，讓我們確定他真的死了。”片刻沉寂之後，聽筒里傳來一聲槍響。回到電話上，那人說：“好了，現在呢？”
這是“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話”。英國赫特福德大學的心理學家理查德·懷斯曼（Richard Wiseman）在十多年前的一項研究中得到了這個結果。他當時想要發現在不同國家、文化和人口構成中最廣泛接受的笑話。
用懷斯曼的解釋來說，我們之所以會覺得一個笑話好笑，有時候是因為它讓我們覺得比其他人優越，有時候是因為某種不協調，還有就是減少了引起焦慮的事件對我們的影響。這個獵人的笑話滿足了所有三個元素：我們感到自己比那個愚蠢的獵人優越，意識到了他誤解接線員所產生的不協調，笑話還讓我們針對自己的死亡焦慮發笑。
香港城市大學某針對香港、澳門和廣州的大學生的調查揭示出，儘管三座城市的文化環境不同，但不同類型的笑話對於減輕或加重痛苦所起到的作用卻呈現出相同的規律。比如，有親和力的幽默對抑鬱情緒有負作用，也就是它預示着較低的痛苦，而自我嘲笑式的幽默則正好相反。
早在公元前2500年中國的古籍中就出現了幽默內容，但直到今天，科學家對它的了解仍然很有限，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它研究起來太過複雜了。科學家們仍然在嘗試回答類似這樣的問題：我們為什麼需要幽默？笑話在生物學上的功能是什麼？
對於幽默的功效，一項發表在學術期刊《幽默》（Humor）上的研究提供了一點線索。研究人員發現，正如解釋“世界上最幽默的笑話”所提到的，幽默的確可以幫助個人承受潛在的死亡焦慮。美國沃希托浸會大學的克里斯多夫·朗（Christopher Long）及同事做了一個實驗來證明這一點。
他們把117名學生分成了四個實驗組，每組都要完成一些指定的任務。在其中兩組做任務的過程中，學生面前的電腦屏幕上會瞬間閃過一些詞，包括“疼痛”和“死亡”。另外兩組學生則被要求寫文章講述關於自己死亡的想法或是痛苦的經歷。
完成這些任務之後，所有學生都被要求給《紐約客》雜誌的漫畫設計說明文字。設計好後，另有一個獨立的小組來讀這些說明，評價它們的幽默程度。結果顯示，前兩組學生設計的解說詞比後兩組要更幽默。
在此之前，科學家們還發現幽默具有其他一些“神奇”的效果。比如，他們讓即將參加數學考試的學生去看幽默卡通，學生考出來的成績就會更好。如果讓學生考前看詩歌，就不會有這種效果。這被認為是幽默能夠減少人的焦慮所產生的結果。
在美國，研究人員發現，大選中的政客們如果是完完全全進攻性地追求地位和聲望，那麼這種做法是不被接受的，相反，他們必須有意地降低自己的高高在上的感覺，以顯出自己與追隨者之間的平等。笑話成了達到這種效果的有力工具，也被廣泛應用在競選中。甚至會有人研究每分鐘發笑的次數與演講效果之間的關係。通常認為，幽默能夠幫助人們應付環境，也能夠幫人減少焦慮。不過人類為什麼會進化出幽默這一特質，特別是，它是否為人類的一種適應性改變，是科學界頗有分歧的問題。
認知科學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他的《頭腦如何工作》一書中曾經對人們了解很少的一些人腦功能做了探索。他認為，幽默的產生，如同藝術和音樂一樣，並不是人類進化過程中真正的適應性改變，而是其他進化出的能力的副產品。自達爾文的進化論提出以來，許多人相信人腦功能的演化必定是生存驅動的。然而從這個角度看，幽默對於人類找到食物和躲避捕食性動物並無幫助，相反，它看起來還是對能量的無謂浪費。
平克還提出，科學研究應該將重點放在那些進化中已經穩定下來的特點，即那些在個體間並不會表現出很大差異的人腦特徵。幽默顯然並不屬於此類事物。當一個有幽默感的人發現某件事很好笑的時候，他很可能是沒辦法把它解釋給不具有幽默感的人聽的。
美國新墨西哥大學的進化心理學家傑弗里·米勒（Geoffrey Miller）也同意幽默對於早期人類的生存沒有意義。他在2000年出版的《交配腦》（The Mating Mind）一書中提出，幽默的產生可能與進化過程中的性別選擇有關。性別選擇的過程會放大個體間的差異，以便讓女性在擇偶時更加容易做出選擇。幽默可能是智慧的一個標誌物，而智慧對於人的生存就有意義，因而幽默可能在擇偶時成為一種有利的品質。
這種假說是否反映了真實的情況？2011年，一個國際研究小組針對這種觀點做了考察，看看在不同的國家和文化中是否存在這種情形。它們調查了三千多對夫婦，這些人分布在美國、英國、中國、土耳其和俄羅斯五個國家，數據的時間分布於1985年到2007年間。參與調查的夫婦每人填寫了一份長長的問卷，問題諸如“你的伴侶引你發笑的經常性”、“你是否經常擔憂”。
調查的結果顯示，在前四個國家裡，丈夫都比妻子要幽默，只有俄羅斯的情況是相反的——妻子比丈夫幽默。在所有的文化中，伴侶的幽默感都會讓人對婚姻有更強的滿足感，這種相關性對妻子來說更強一些。
不過，這項研究也給出了與米勒的猜測不一致之處。在配偶中，幽默並不是智慧的一種特別的指示物，幽默更大程度上代表了友善、可靠和善解人意。
除了平克和米勒之外，還有很多學者提出了五花八門的理論來解釋幽默的起源。一個最新的解釋幽默在進化上的意義的理論出現於2011年。印第安納大學的馬修·赫爾利（Matthew Hurley）和他的兩名導師想要“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個問題。而事實上，在許多進化心理學家看來，他們也的確提出了到目前為止最有說服力的理論。
他們認為，幽默是人腦的一種自我糾錯的機制。一個人每天會獲得很多個想法，這其中有可靠的，也有錯誤的。對於人類生存來講，找出錯誤的想法是很重要的，否則可能有災難性後果。而我們發現錯誤想法的一個方式，就是尋找它與既有框架的“不協調”之處。當某一不協調信息出現時，我們的大腦需要找到一種方式去除掉它，此時幽默就發生了。比如下面這個笑話：
奧萊利因涉嫌持槍搶劫正在受審。陪審團走了出來，並且宣布：“無罪。”“太好了！”奧萊利說，“這是不是說我可以留着那筆錢了？”
陪審團的裁決與奧萊利的反應之間初看起來不協調，但讀者很快會意識到，哦，裁決與真實發生的事是兩碼事。與平克和米勒的觀點不同，赫爾利等人的理論說明幽默對於早期人類也是有直接意義的，因為這種機制能夠加強人腦的神經迴路，而這對生存是重要的。
神經科學家已經通過儀器看到了在人們聽到笑話時大腦的哪些區域會被激活。有趣的是，在聽到不同類型的笑話時，人腦的反應過程是不同的。
比如這樣一個笑話：“工程師拿什麼控制生育？他們的性格。”這是一個語義學笑話。聽到這類笑話，大腦顳葉中一個叫做顳中回區域會首先活化，然後是伏核、腹側被蓋區和中腦邊緣系統通道。通常認為，愉悅行為能夠刺激腹側被蓋區，而中腦邊緣系統通道與成癮有關。活化還會出現在杏仁核，它與情緒相關。
另一類笑話是利用雙關語的：“媽媽：頭手不要伸出車窗。小孩：那捕手呢？”這類笑話則首先會刺激顳下回和額回，它們都與語音處理有關。
臨床上也發現，某些腦部區域受損的病人會喪失幽默感。
美國《科學》雜誌曾經在2005年報道，一名新澤西的基因學家發現了“滑稽基因”。文章說，這名研究者考察了具有幽默感的家族中的基因，最終發現了“HAHA-1”基因，擁有這種基因的人會具有幽默感，但如果誰的基因發生了突變，那他就會缺乏幽默感。專家還評論說：“這為基因療法治療缺乏幽默感的人提供了方向，對於那些理解不了愚人節笑話的人是個福音。”然而，這篇報道正是發表在4月1日，它本身就是個玩笑。
到目前為止，在遺傳學上，科學家並沒有發現單一的“幽默基因”。不過在文化的層面上，香港城市大學的岳曉東提出中國人的“幽默基因”是這樣的：他們認為幽默是有價值的，但並不認為自己是幽默的人；做一個幽默的人，這不與正統的中國人的個性相符；幽默很重要，但不適用所有人。研究者認為，這種現象有複雜的文化原因，儒家思想在其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儘管早在公元前2500年，典籍中就出現了幽默的記載，但儒家思想強調在社會交往時要保持嚴格的禮節。“幽默”這個詞最早在1920年由林語堂翻譯成中文，在後來的歷史中所有形式的滑稽演員都曾被質疑，直到進入1980年代，幽默才重新被社會認為是創造力的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