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之前，無論哪裡的“大漢”其實都是不存在的。這個詞向來是漢代人對本朝之稱，就像班固在《封燕然山銘》所寫的“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用來指人的“大漢”要晚至南宋年間才出現，初見於岳珂（岳飛的孫子）的《桯史》，也就是“時姑蘇有民家姓唐，一兄一妹，其長皆丈有二尺，里人謂之唐大漢”，但這個詞真正變得家喻戶曉，要到明清時代的白話小說流行之時了。

    小說中的好漢

    無論是《廣志繹》抑或《堅瓠集》，其書流傳都不廣。起碼比起明清時期興起的白話小說，只能算是小眾讀物。對於講究和追求高雅之作的士大夫來說，此類小說登不上大雅之堂，只是所謂的“小道”作品，但在市井民間，諸多白話小說在問世後展現出蓬勃的生命力，受到了極大的追捧，成為當時極受歡迎的“暢銷書”——譬如褚人獲所作《隋唐演義》就遠比其《堅瓠集》知名度高得多。

    《說唐演義全傳》則是比《隋唐演義》稍晚出現的隋唐小說，在同類小說中，此書最受民間歡迎。它在“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煙塵”的反隋起義中着力塑造了一群瓦崗寨起義英雄的形象。瓦崗在河南省的滑縣，但這些英雄們造反發端是在山東濟南，而這次起義的主要領導人物及著名的英雄，許多都是山東人。

    山東秦瓊（叔寶）是他們之中的代表。秦瓊在歷史上實有其人，原是隋將張須陀部將，張須陀敗死，歸附瓦崗，後投唐，驍勇善戰以功封左武衛大將軍、胡國公。然而在民間傳說及戲曲小說中，他主要以瓦崗寨的綠林好漢面目出現。甚至在《說唐》裡只被列為第十六條好漢的秦瓊，在群眾心目中，“山東好漢”以他為第一。在民間有數不清的《響馬傳》鼓詞小說和戲曲劇目，如《秦瓊打登州》《秦瓊還家》等，都是不見於經傳的故事，卻經久不衰。而京劇《秦瓊賣馬》也是著名京劇演員譚鑫培的代表作。

    《說唐演義全傳》之外，位列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水滸傳》對於民間的影響更大。《水滸傳》以北宋宣和年間山東宋江起義為歷史基礎和故事原型，後又經過民間傳說等口頭文學的傳播、並行修訂本的長期演變，最終由文人整理加工創作而成，歷時四百多年。其中的故事發生在山東梁山泊（到清朝咸豐年間才定名為東平湖），故地在今山東省梁山縣，其中許多著名英雄是山東人。從籍貫上看，水滸一百〇八條好漢中山東籍多達38人（天罡12人，地煞26人），多分布於今魯西的梁山、鄆城、聊城等地。現代教育家張天麟（山東濟南人）就說，有兩個人物支配着山東人的心靈與言行，一個是孔子，一個是梁山泊的好漢。孔子的道德是他們內心的信仰，“梁山泊的好漢”是他們外在的言行。

    這些梁山好漢，給人最直觀的印象首先在於高大威猛的體形和強悍粗獷的外貌。《水滸傳》雖然寫了一百多位好漢，但作者花費大量筆墨着力塑造的只有魯智深、林沖、武松、李逵、燕青等人，他們不但是作者塑造的代表梁山好漢群像整體特徵的“上上人物”（金聖歎語），也最符合民眾心中理想的武力值逆天的英雄形象。小說對這些好漢一出場就做了這樣的描寫：“（魯智深）生得面圓耳大，鼻直口方??身長八尺，腰闊十圍”；“武松身長八尺，一貌堂堂，渾身上下，有千百斤氣力??”；“（林沖）生的豹頭環眼，燕頷虎鬚，八尺長短身材??”隨着《水滸傳》（以及《說唐》）在整個漢文化圈的廣泛流行，此類給人深刻印象的描繪，令人（山東人及外地人）將“山東”與“大漢”二字聯繫在一起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現代蜚聲中外的考古學家吳金鼎（山東省安丘市萬戈莊人）對此曾經直言不諱：“山東人素有好勇之名。作者於以往十餘年來，寄跡大江南北，所至不下八九省，到處聽人評論，山東人膽量大而好打架。追究這種聲名造成的原因，顯然有一部分是由俠義小說和響馬傳一類閒書的誤解。”

    西方人眼中的山東人和山東人身高體質現狀

    清代以來，山東人的這種名氣越來越大。這從上海的傳統滑稽戲“七十二家房客”中山東人角色，通常都是警察、體力工人之類“賣拳頭朋友”，可見一斑。到了19世紀，連初來乍到的西方人都了解到山東人“好武”的秉性。甚至當代的東鄰日本人的觀感也是如此，20世紀70年代，久留島龍夫寫過一本描述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軍事幻想小說《蘇軍在日本登陸》，其中就有蘇軍在山東半島登陸被挫敗的情節，作者還不忘借書中人物之口說了一句，“山東的兵過去和現在都是強的”。而坂元宇一郎在《面相與中國人》一書裡也提及，“（山東）多數的人都有光潔的皮膚，體格健壯魁梧，步伐悠然，有大人物的風範”，“山東人與其說是頭腦型的人物，還不如說是以頑健的體格見長”。毫無疑問這正是典型的大眾心目中“山東大漢”的形象。

    只不過，這個仿佛毋庸置疑的大眾認知，其實偏與今日的事實相悖。論身高，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教育委員會編制的《中國學生體質與健康監測報告（1991年）》裡，當時19-22歲的山東青年男子的平均身高僅有171.69厘米，既比不過北京（174.75厘米）與天津（172.51厘米）這兩個北方直轄市的學生，也比南方的上海學生（172.78厘米）更矮，這恐怕令人始料未及。論起體格，今天的山東人也不出眾，在國家體育總局群體司編制的《國民體質監測公報》裡，無論是2010年，還是2014年的統計，體質（國民體質水平）最棒的都不是山東人（只排第八），而是誰也不會想到的上海人，甚至排位居次席的也同樣來自長三角地區（2010年江蘇，2014年浙江），即使在北方地區，山東人的國民體質水平也比不上北京居民，這與“五大三粗，身壯如牛”的形象差別，幾乎是不可以道里計了。

    造成現實與想象之間強烈反差的，主要仍是經濟原因。畢竟社會經濟的發展直接影響到收入水平、醫療衛生水平、社會福利保障制度等關乎居民民生和健康的基本生存條件,從而影響到百姓的營養攝入、飲食結構、生活方式、醫療保健和養老保險等諸多可直接影響人體生長發育狀況的因素。事實上，即使在上海，1992年時市中心的靜安區居民的日攝入蛋白質量為89克，比郊區南匯縣（63克）要多出1/3。在城鄉差異客觀存在的現實下，北京、上海市民作為城市化程度最高的省級行政區而在身高、體質水平上領先就不足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