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門口樹上的知了在叫，鄰居樹上的知了也在叫，樹葉密成了一個大團團，看不見知了在那裡，只聽到從高處傳來了叫聲，一聲聲的。一種叫聲挺脆的:“玲玲，玲玲!”一圈一圈地傳入耳中，另一種叫聲有些低沉: “哥哥!哥哥! ”一串一串的，有時串長一點，有時短點，從傍晚一直能叫到下半夜，也不累.

兒子在飯桌上說，煩死了。

我問，怎麼了。

他說，今晚要讀九十頁的書啊！

什麼書？

俄國作家的，你知道的，《罪與罰》。

好書！我說，我非常喜歡托斯托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的作品。他的心理描寫，是絕對超一流的。還有他的“復調”式寫法，就像你彈的鋼琴有兩個主旋律一樣，他能夠把兩個主旋律都發揮到頂點。

兒子說，這麼厲害啊。

我說，當然。他和托爾斯泰是兩位最偉大的長篇小說作家，《戰爭與和平》和《卡拉馬佐夫兄弟》是兩座高峰。

兒子說，我們這學期還要讀莎士比亞的《李爾王》，還有一部現代文學名著。

兒子上高四了，高中的最後一年。從高一讀《伊加亞特》開始，他們的語文課的基本教材就是文學名著。一本一本的讀，一天至少得讀三十頁。上個學期，讀的是英美文學名著，這個學期，是歐洲文學名著。他說，新來的校長要修改課程，以後高四的語文課改為世界文學名著。

女兒今年上高一。她的語文課教材也是西方文學名著！《伊加利特》，《凱撒王》，《蒼蠅王》。這些，哥哥三年前就買了，讀了。妹妹在學校問老師，可不可以用我哥哥的書？老師說，可以。回到家後，妹妹問哥哥，行嗎？哥哥說，不行。妹妹問，為什麼？哥哥說，我在那上面都寫了批註。妹妹說，沒關係，我已經告訴老師了，老師還想看看你寫了什麼。哥哥說，不可以。你要自己去讀，自己去想，獨立思考。

無奈，我們只好掏腰包，買新書。

哥哥自己也買了幾本新書。是那天我陪他到書店去買的。書店裡，這個學期高中要使用的文學著作放在了一個顯眼的位置上。兩個大桌子，幾十種書。老師開出的書目是五本，有兩本學生可以自由選擇，喜歡哪一本，就讀那一本。我看有一本書的名字叫《The Awakening and Selectedshort Fiction 》，作者是Kate Chopin。兒子問我讀過這本書嗎？我搖頭。

另外一本我讀過，是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的代表作《道林·格雷的畫像》，好多年前讀過。王爾德有一句名言：“我們都陷在溝中，但是其中一些人在仰望着天空中的星星。”我的問題是，其他的一些人看什麼呢？

還有一句話也是王爾德說的，但我沒找到出處：

“聖人和罪人的唯一區別是，每一個聖人都有過去，而每一個罪人都有未來。”

差十分鐘八點，我出門散步了。樹影朦朧了，西邊的幾條彩雲，顏色也由火紅變成了橘紅。藍天漸漸灰暗了。路邊樹上的知了叫得特別輕快，但聽不到小鳥叫，它們是回家了吧？偶爾一聲雁叫，怕是打擾了知了的合唱，叫過一聲就悄悄地隱去，只有小池塘的蛙聲，似乎要與知了爭美，哇哇不停，塘中的蘆葦如水墨畫中的山竹，在微風中輕輕地擺動。

路上想到了一個問題，為什麼我們的中文越來越差？原來是從根上就出了問題。

美國高中生的語文課教材是文學經典著作。從教育制度上就設計好了，必須從小就讓青少年接觸文學經典，一本一本地讀，不是作為課外讀物，而是作為教科書，每天必讀。然後，討論，考試（寫評論），西方文化的精華就這麼繼承下來了。

想到了中國，什麼時候才能讓中國文學、世界文學的名著成為中國高中生的教科書呢？在一個人求知慾最旺盛的年代，接觸到這些偉大的經典，這是多麼美好。不是說要復興中華文化嗎？如果有一天，《論語》、《莊子》、《李白詩選》、《紅樓夢》等成為語文課教材，那復興大概就不再是口號了。

回到家中看表，一共走了35分鐘，中間跑了幾次。

上樓問兒子，看得怎麼樣了？他說，名字太煩人了，一個人好幾個名字，有的名字長的不要命。

我說，翻譯成中文的也是這樣，什麼“斯基”前面的一大堆字。今晚能讀完嗎？

能。

我估計他今晚得12點半以後才能睡覺。

趕緊下樓，弄了幾種水果，葡萄，蘋果，梨子，西瓜，放進小粉碎機中，打碎，做成地道的水果汁。上樓，給兒子送一杯，慰勞一下。他說，謝謝，我說，看完了早點休息。

原文作於2009年8月25日，2017年6月中旬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