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05年，我應邀到堪薩斯州的兩個大學講道，是李逸弟兄邀請我的，到他家裡了才知道，他竟然是大名鼎鼎的殷海光的女婿，但卻從未見過岳父大人的面。

那天，我還見到了殷海光先生的夫人——夏君璐女士，老人家七十多了，很慈祥，總是面帶微笑，還讓我多吃點水果，別上火。我們聊了好一陣子，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殷師母說了一件大事，殷海光在做了癌症手術後，信了耶穌。

台灣著名歷史學家張灝的妻子廖融融也是殷海光的學生，她也見證了這件事。她說，在殷先生生命中最後的那段時光，有一次，她去探望老師，她剛剛到，一位姓周的牧師就來了。殷先生主動對牧師，請帶領我做決志禱告吧。接着，在牧師的帶領下，殷海光用微弱的聲音作了決志禱告，成為天父的孩子。

殷師母那天還告訴我，說他是信的，就是沒有這麼一個公開的儀式。有一次，那時還沒有發現有病，他站在窗前，我希望他禱告。他說，我不會為自己禱告。我只能為中國祈禱。然後，他就閉上了眼睛，默默地站在窗前。

我說，他是為一個自由的中國祈禱吧？

殷師母說，我想也是這樣的。

那天師母還說，李敖等幾個學生，無法接受老師信主這件事。以為是我強加的。其實他們應該知道，在信仰這件大事上，他們的老師怎麼可能接受別人的擺布？

那天離開李逸家的時候，我借了幾本殷海光的書，回到家就看了起來，有的地方還作了一些摘錄，大都摘錄自《殷海光選集》第一卷，書是由香港的友聯出版社1971年出版的，以下只標明頁碼。

令我吃驚的是，台灣五十年代的文化專制主義那麼嚴重，而殷海光對此的批判也那麼尖銳、激勵。

他首先批判了國民黨的“黨化教育”，五十年代末期，他在台灣的《自由中國》上發表了《我們的教育》一文，批評國民黨的“黨化教育”導致台灣的教育“不僅不及民國初年，而且不及滿清末年。那時的教育，是逐步向一‘開放的社會’發展；今日台灣的教育，則是向建立一個‘封閉的社會’之途邁進”。

他還說：
 

“黨化教育有下列幾項特色：

（1）、灌輸青年，是青年們於不知不覺之間從黨的立場和一孔之見來看世界，看人，看事。

（2）、將教育當作黨的宣傳工具，製造青年們分享黨的情緒；憎惡黨所憎惡的事物，喜好黨所喜好的事物。     

（3）、神化黨的人物，和黨的歷史。

（4）、造成青年們一個印象，以為國家雖大，若無此黨，則日月為之無光，天地為之色變；故舍此黨莫屬。 

（5）、要把下一代牽着鼻子走，跟着歌頌這個黨，為這個黨搖旗吶喊。

這種教育的目標，係為黨鑄造下一代的預備隊，奠定一黨統治的萬世之基。所以，黨化教育就是一黨統治的意識向下一代的延伸。”（第393-394頁）

殷海光痛斥：“這幾年來，在背後控制台灣教育的原因有兩個：一是‘黨化教育’；二是狹隘的‘民族精神教育’。而這兩個原則又是互相滲透、互相支持、互相作用的。台灣黨化教育的得以實施，顯然並不出於家長及受教育之歡迎悅納，而全系借政權便利從事布置。厲行黨化教育者挾其無可抗拒的政治優勢和一二頂大帽子，控制學校機構，樹立黨團組織，並且掌握大部分教職人員，網既布成，彼等進而規定課程，灌輸黨化思想，傳播政治神話，控制學生課內外活動。彼等黨化教育，把下一代鑄造成合於他們主觀需要的類型。”（第366-367頁）

“在世界的現狀之下，黨化教育是不會成功的。退一步說，黨化教育即令成功，充其量也不過是造出一批只聽一黨的話的盲從之眾而已。這樣的人，離開了黨的窩子，根本不能適應外界的新環境，只有成為廢料” （第370頁）。

殷海光也嚴厲地批判國民黨的文化專制，他說：

“‘自由民主’與‘統一思想’二者是根本互不相容的東西。”（第94頁）

我們要有說真話的自由
    

他又說，“如果任何一種思想學說是真理，那麼用不着借槍桿保護。如果任何一種思想學說要借槍桿保護，那麼就證明它不是真理”（第582頁）。

“在黨化之下，黨的權力和利益成為衡斷社會一切活動的最後準繩。因此，在這類統治之下，文化活動常被用為達到這個目標的基本手段。黨的教條，成為文化活動的前提，律則和結論。”（第539頁）

“在泛政治主義之下，一切學術思想都變成政治工具。政治教條成為學術思想之‘先天的前題’；政治綱領成為學術思想之不可逾越的綱領。因而，政治領袖也就成為學術領袖。於是，一切學術思想的發展，必須受政治路線之規定。”（第371頁）

他說：“民主政治在精神方面的特色是非權威主義的。 ”（第246頁）

“暴力革命之後果為個人自由之墳墓。”（第253頁）

“台灣的社會活動，除了吃喝玩樂以外，一切都置於至上而下的強力控制之下，一切非來自控制者的活動都在懷疑和禁止之列。”（第627頁）

“權勢核心人物所驅策的不過是一群心靈的凍結的人。如果誰想要這樣的一群人做出旋轉乾坤的偉大事業，那麼這是自古自今所沒有的事。”（第590頁）

“在集權暴政之下，只要達到國家的目標，把人民作任何犧牲都在所不惜。”（第284頁）

“除非我們承認集權獨裁政治，否則我們不能承認政黨即是政府。政府更不是國家。”（第335頁）

“集權統制的基本原理之一，就是‘尚同’。惟其尚同，所以施用暴力‘強天下已從同’。尚同必須在一切方面來表現，尤其必須在思想言論方面來表現。。。官方將自己製造的語言，強迫灌入大家耳中，又強迫大家從口中吐出，再還原到他們自己耳中。這叫做政治語言的生產循環過程。”（第365頁）

他批判國民黨的“幫會意識”：

“現代國家之行‘政黨政治’，是把政黨作為國家的工具。幫會意識一用到政治上，就倒過來把國家作一黨的工具”  （第375頁）。這種“幫會意識”具體表現為：

第一，碼頭意識。“充滿幫會意識者占了一塊土地時，他們就認為這塊土地是‘老子流血換來的’；別人想‘拿去’，也‘只有流血’。他們視國土為禁胬，他人不得染指。這種心理一天存在，天下哪有不‘爭地以戰’、‘血流漂杵’之理呢？

第二。入股有份。這就是說，你想分肥，那麼你一定得入幫。只問是否在幫，不問有無功勞，才能，學識。。。

第三：小天小地。幫會以內的人每一動念，主要的着眼點只在此小圈子的存亡與厲害，小圈子以外則非所聞。。。。

第四，家醜不可忘揚。（第376頁）

“國民黨權勢核心的心目之中不承認‘天下為公’。他們要化天下之公而為一黨之私。”（第603頁）

“在近代民主的文明國家，政府底錢系來自納稅人。納稅人自然有權過問錢的用途。人民是主人，政府是夥計。主人向夥計問帳，夥計總不能動不動就拿‘國家機密’拒絕報賬。”（第601頁）

《殷海光選集》第一卷挺厚的，六百多頁，我沒有詳細看完。但想想台灣五十年代的文化專制主義，我明白了殷海光的一句話：“我不分享這個時代的價值”。

我也像他一樣深信，歷史在自由一邊。台灣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原作於2005．4．13

2017年6月中旬重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