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3-03 愛之源

這兩天讀了一本書《無效的醫療》，是德國醫生尤格.布來克所著。

我們絕對有必要了解更多的醫學病理知識。來應對醫生帶給我們的不真實信息。

這本書給我們上關於醫療領域了觸目驚心的一課，

出身醫生的布來克勇敢的揭開了醫療領域的“灰色面紗”。他在書中揭示了的醫療領域的種種“潛規則”。這些“潛規則”常常無情的侵害着無助的患者和家屬，在歐美，一些不透明、不清晰的治療方法漸漸被民眾所懷疑和屏棄。

但在我國，這些所謂“高端治療術”正被一些醫院炒得“如日中天”,如“幹細胞移植”技術，國外目前仍處在研究階段，國外臨床應用十分慎重，而在中國“幹細胞移植”正被醫院應用得熱火朝天。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一個字——利。

民眾對醫院司空見慣的麻木與蒙蔽，竟然一相情願的痴迷和信任。

在患者漫長的治療過程中，我們很難區別，疾病的治癒究竟是成堆的藥品和外科手術的作用，還是身體自我康復的結果。

全世界25000種醫學刊物，每年發表200萬篇醫學論文，但其中70%研究結果都不公之於眾——因為這些論文反映的是現代醫療的負面和弊端，是醫療界的“雷區”，一旦公布對醫療機構非常不利。

這是一個謊言，很多時候，它欺騙了生命，更多時候，它自欺欺人。從整形外科的神話，到心臟手術的誤導；從無奈的腰痛，到以痛苦出名的化療，都令人憂慮。

人們知道的信息越少，接受治療的情況也就越頻繁，未知會帶來恐懼。

10多年前，有一種“心臟激光手術”，是在跳動的心臟上燒灼出20—30個小洞，讓血管得以再生來改善心肌供氧，這項手術的創立者是瑞士克勞茨林心臟外科醫學中心首席醫生迪克.馬斯,這項手術在歐洲曾經瘋狂的盛行,後來經英國專家反覆論證,此項手術並沒有比僅僅服藥的患者有更高的生存率,但手術費用卻非常之高。

“心臟旁路手術”後來也被證明,術後弊端百出，生存率仍然低於沒有做手術的患者。

而“心臟支架手術”的狀況就更令人擔憂了，德國萊比錫醫院的外科專家做了一個很有說服力的實驗，他們將100位冠狀動脈狹窄達到75%的患者分成兩組，一組手術，另一組不手術每天鍛煉身體，一年後，手術組的康復率70%，而沒有做手術組的康復率卻達到88%。

像這樣的實驗結果和數據，醫療機構是極不情願公布於眾的，因為心臟手術帶來的高額收入是醫院和外科醫生都無法抵禦的“誘惑”，從醫的職業道德在強大的利潤面前搖搖欲墜。

中國曾有個35歲男性病例，一天他心臟稍感不適，來醫院就醫，醫生們發覺此患者有較強經濟實力，於是興趣油生，後來在治療過程當中居然給他心臟植入17個支架，使他終於無力支撐如此“優厚的治療”撒手人寰。

沒有高尚品格和信仰，當了醫生就是對這個神聖職業的褻瀆。患者把人類最為寶貴的生命都交給了這個“神聖的人”，而這個人卻對患者的生命不屑一顧。

“椎間盤切除術”已被證實有四成是失敗的，甚至術後病情惡化的達到了12%，英國在一次外科醫生研討會上，研究人員對220位整形外科醫生進行了一項調查，結果220位醫生沒有一位願意因腰痛而接受手術治療的。

即便像腰間盤突出這樣的“頑症”其實也都可以憑自身慢慢恢復，英國的柯拉馬醫生強調脊背本身有驚人的自愈能力，免疫系統的細胞會將從椎間盤脫位的物質視為異物，通過酵素加以溶解，這就是自愈作用，但這需要一些時間。醫生永遠也不會這樣告訴患者，醫生會說這種病永遠不可逆轉，就像高血壓和糖尿病所謂的“永不治癒”。

就大部分背痛者而言，最好的辦法或許簡單明了—— 什麼都不要做。

波鴻大學整形外科專家柯拉馬就建議飽受折磨的患者（在與醫生探討後）儘可能保持正常生活方式。只要過兩個月，就會有九成患者明顯改善。一年後有所改善者可達99%。柯拉馬認為：“大家應該提防，不要讓患者因多餘的手術留下頑疾”。

一旦用核磁共振攝影檢查，連不會有尾骨痛的人也會缺陷畢露：正常人約三分之二的人有椎間盤突出，三分之一的人甚至有斷裂，咋一聽多可怕！

腰和背部這種混亂不明的狀況助長了缺陷診斷及多餘的手術。

曾有放射線人員和整形外科醫生在一項典型研究中提供X光片及電腦斷層攝影，供脊椎醫生們判斷。這些醫生認為當中有超過三成的病例顯示若干病理變化，因此提議進行手術。不過他們被耍了：這些照片其實都來自身體健全的學生。

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狄歐教授對於這種“尾骨診斷術”的流行感到十分驚訝。

缺乏效果的治療方案，也可能由於人體天然的自愈能力而得到莫名的認同與名氣。

若干病症其實傾向於自發消退，所以實際上是靠人體自然恢復的。感冒時，找好醫生是7天康復，不找醫生是一個星期，遇到不好的醫生則需要拖延了。

即使患者因為這種自愈力病情得以改善，但他們自己和醫生還是會將這種好轉歸功於醫療措施。例如關節炎，在進行治療的病患當中，約有35％的關節炎患者不管做了什麼，都會自動康復。

戴聽診器的某位人士的關切和撫慰、吞服五顏六色的膠囊，以及手術前準備工作帶來的心安，都可能使患者的健康大為改善。

這種醫療的暗示力量在巴金森氏症患者上尤為明顯。神經外科醫生在該患者面前假裝進行手術，輕輕刮動其頭皮，經過這種假手術的巴金森氏症患者就真的感到病情好轉。只服用（實際並無藥效的）安慰劑的心血管患者，其死亡率就真的比未吞服安慰劑的對照組患者還來得低。

安慰效應的發生，可說是因為它喚起人體的自愈力：人一旦開始感到需要幫助，可能就啟動了自身的康復能力，以及類似藥物引起的生化反應。另外，在負面的預期下，也可能出現負面的效應。

在美國全國醫院開列的處方當中，約有三分之一純屬安慰劑；根據在以色列的問卷調查，有6成的受訪醫生和護理師刻意開列安慰劑作處方。

在醫療領域，有一種騙術是所謂的假研發。操作方式是藥品研究人員直接仿製對手的上市藥物。儘管化學成分的些許改變不會帶來明顯的額外效果，但已足以構成申請專利的條件，從而以昂貴的壟斷價格和新型製劑的姿態上市。這種欺騙伎倆是多麼的可恥。

在重視權威的醫療界和臨床研究中，往往要等到詐欺大師過世後，其咒語才得以解除。

世界衛生組織明列為不可缺少的藥品種類僅僅325項；其中有9成以上能夠可靠地用來診療且沒有什麼危險。然而僅德國就有50000種成藥充斥在市場上。

患者在看病過程中，真正的“實話”,醫生往往不見得與患者透露，但他自己心裡非常清楚每個患者的“最佳治療”辦法。只是這個“最佳治療”若失去利潤，醫生就會將其棄之一旁，然後生動的對患者和家屬講解他的“權威方案”。

曾有位醫生講了這樣一件事，他在消化科上班的第一天，他們科室要完成的一個指標還沒完成，快要下班的時候來了一個患心血管病的農民因為掛錯號找到了他，但是他當天一個病人都沒有接，因此當時就違背良心給這位農民看病給開了藥，病人抓藥再回來問他時，他覺得內心實在過意不去。他就告訴這位農民再去掛一個心血管的號，那個農民突然哭道“我錢都用光了,再無錢拿藥”，這位醫生頓時沉默無語，後來他說道，他當時有一種坐檯的感覺，從此告別了醫院，再不想做醫生。

很多患者病初時病症往往非常微小，但經醫生對病情的過度“渲染”，患者不得不做較大的檢查治療，結果帶來了健康的組織器官的病理性轉變，健康受到摧殘,患者直到最後都不知自己做了醫生的“忠實提款機”。

痔疾乃是一種受到渲染的病症，通常是被設想出來的，因受到錯誤的治療而導致“無病而發”或惡化。 這些“肛門治療專家”通常只是讓病情更加情雪上加霜，以贏得更多的時間來“討價”病情。

在癌症的診療上，人們通常更顯恐慌，更是希望能用生命中最後的力氣抓住一棵救命稻草，而醫生們在這上面卻能賺來更豐厚穩妥的錢。

癌症在檢查中，只要組織切片的間距足夠緊密，恐怕每個腺體都能篩檢出腫瘤，即使不是100%的機率也差不多。

只要他們以更精細的檢驗標準進行觀察，就能證實一個人耐人尋味的現象 ：癌細胞存在於絕大部分人的身體某角落——即使你的身體處在最佳狀態也是如此。

哈佛醫學院的朱達.福克曼和拉格哈.卡盧里指出：“大部分人都有些許腫瘤而不自知。”

幾乎所有年長者體內都會有若干腫瘤，且只有極少數才具危險；而使事情複雜化的正是這種腫瘤特性。早期發現固然給一些人帶來康復，但若干多餘診療也為人帶來不必要的恐慌和損害，這種措施的利弊得失目前在醫學界還是眾說紛紜。

癌症並不像醫生說的那麼可怕，即便晚期的癌症都有很多保持穩定不發的，只要不去輕易“打攪”癌腫與免疫系統的“平衡對峙”狀態。

我們自身的免疫系統其實非常堅韌“頑強”，有研究資料顯示正常人每天體內都會有500—800個癌細胞產生，但全部都會被人體效應B細胞產生的抗體“處決”。每個細胞都有原癌基因，要是有一個原癌基因被激活就可能產生癌細胞。

日內瓦大學的醫學教授——黃又彭，他是同盟會成員黃興的孫子。

十多年前的一個實驗使他頗有感觸，他曾主持解剖了一百多具屍體，驚奇地發現它們體內都有癌細胞存在，但又都不是死於癌症。他後來研究發現，在每個人的生命周期里，癌細胞生長到危險的“臨界峰值”時刻都會出現6至10次，但大部分的人都能轉危為安。

一天當中即使人體癌細胞達到4000，也都能被免疫系統全部解決掉，如果一旦發現有症狀了，那時的癌細胞你可知道有多少了 ——至少10億。

但這又是個極其漫長的過程，即便那時，也已形成了各路免疫細胞對癌腫的“圍困態勢”，這種平衡靠的是免疫系統不停的“吃”，直到體質增強後癌細胞生長無力為止。

人體細胞無時無刻不在分裂繁殖，分裂過程難免產生變異細胞，人體細胞分裂數量之多非常驚人，變異細胞也幾乎天天都可能產生。因為有遺傳就有變異。但人體是一個非常完善的有機整體，體內有無數的免疫細胞如T淋巴細胞、B淋巴細胞、巨噬細胞等，這些免疫細胞如體內的“巡邏兵”，每天無時無刻不在體內巡邏，發現有敵人（即變異細胞）立刻消滅（採取細胞免疫和液體免疫方式），以保證身體的正常狀態。

醫生對病情的過度渲染實則是為了口袋裡的利潤，某些醫生極不情願為患者開出“有效平價”的治療方案，放掉利潤的醫生等於是做了“無用功”，無良醫生追求的是治療利潤的“最大化”，而對於患者的康復他們本無興趣。

對於化療，20世紀90年代初，亞培爾醫生就開始揭開這方面的瘡疤。這位學者費時一年，整理數千件關於化療的出版物。他語出驚人地表示：“就大部分腫瘤而言，都不存在明顯證據能說明化療（尤其是日益普遍的高劑量治療）可延長壽命或改變生活品質。”

知名腫瘤學者們都同意以下斷言：化療的推廣並不具有遏製作用。或許正因醫生們不願意明白地告訴患者，自己對他們的癌症已束手無策，所以化療才變成醫療的信條乃至教條。較典型的像是一些病患資訊中所刊載的句子：“新型藥物的進一步研發能為腫瘤化療效果帶來持續改良。”

這種所謂一切都能不斷改進的印象也在公共輿論中不斷強化；醫生們口中的症狀緩解，患者則理解成延長生命。這樣的信條使醫生和病人雙方皆大歡喜，因為它替所有人保留了希望。婦科醫生賈格爾指出：“醫生很高興能提供某些東西，患者也很樂意獲得某些東西，而整個醫療產業也“不言自明”且樂在其中。”

在婦科病中子宮最常見的切除理由是出現腫瘤。這種絕大多數良性的子宮肌瘤，會在兩到三成的婦女身上出現。它通常不會引起痛感，不會被察覺。雌激素（女性荷爾蒙）會助長這種肌瘤。更年期女性身體的雌激素分泌會減少，於是肌瘤就會停止生長，甚至會萎縮。穆勒醫生指出，這種正常、良好的自然過程卻被藥廠推廣的荷爾蒙補充療法中斷。“雌激素若持續供應，肌瘤就繼續生長，增大到一定大小後，由於疼痛和對臨近組織的影響，手術切除子宮也在所難免。”

無效的醫療就靠這種方法開發需求：將更年期過程轉化為需要治療的狀態，雌激素治療提高了子宮切除術的需求。手術量的儘可能增加正是外科醫生的意向所在。

在2000年，以色列曾發生了一件非常蹊蹺的事件。

在當年春天，以色列全國大部分醫院醫生舉行罷工，持續數星期之久，醫院中的數十萬項檢查停罷，數萬台手術延期或取消。除了急診、透析、癌症病房、婦產科、兒科之外，其餘全部停珍。人們生病要麼去找家庭醫生，要麼乾脆待在家裡。

在對以色列最大的殯葬業的調查顯示，這次罷工的結果是：幾乎全國各地的死亡率都明顯降低了！《英國醫學周刊》認為，以色列的這次全國性醫生罷工“對健康或許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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