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樣的修身養性

―― 《最終的解脫》2010版中譯本序

1991年秋天，無意中讀到一則消息:“A book giving guidance on suicide becomes a best-seller on New York Times.”(一本提供自殺指導的書成了《紐約時報》的最暢銷書) 。那時候正在忙着畢業論文，無心顧及這類“身外事”，只是閃過一念，“就像嬉皮士，同性戀，變性人一樣，美國什麼事不會發生？”

幾十年過去，在人間的風雨中，自己也到了秋涼伴鬢霜的時候，無意中又見到了那本昔日最暢銷書的新版本，德里克·漢弗萊著的《最終的解脫》2010版（Final Exit， by Derek Humphry，2010）。這一次我是認真地把它讀了。讀後的感覺十分特別，沒有感到這樣沉重的主題通常所帶來的陰暗恐懼的壓抑情緒，倒是模模糊糊地有一種說不清楚的快感，覺得在自己的精神的儲藏里似乎多了一點東西。什麼東西呢？

這本書的內容主要是回答這樣一個問題，“一位罹患重病，瀕臨死亡而沒有辦法挽救的人，如何有尊嚴地使自己得到解脫。”

這個問題重要嗎？其回答重要嗎？

當一個人不再具有生存的意義時，他被蓋上一層床單，在那裡等待着。他身邊的人們忙着表同情，想後事，在悲傷情緒籠罩下，按世俗的流程做那些應做的事情。然而對床單下面藏着的那團生命，很少人真正願意去探索去理解。《最終的解脫》試圖揭開這層床單，思考那裡的問題和各種可能性，並試圖在道德和法律的框架下，提供一些解決的方法。

有人把《最後的解脫》看作一種“死亡保險”，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想法。保險，就是風險管理的方式。人們說，“死都不怕，還怕什麼？”那麼死亡還有什麼風險呢？死亡的風險是糟糕的死亡，即無助的，拖延的，痛苦的，無尊嚴的死亡。海明威說，“死亡，只有在拖延時間、痛苦之至、令人難堪這點上才是壞事。”(海明威，《喪鐘為誰而鳴》)。

我的姨夫患肺衰竭，去世前曾對親戚說，“你們每天來看我，見我還活着，心裡會感到滿意，但是你們是不是知道，我一天也不願意這樣活在世界上。”我想，此時他是多麼希望有一種死亡保險，在自己處於這種困境的時候，能按照自己的意願得到解脫。

《最終的解脫》的作者德里克·漢弗萊先生是一位人道主義者，他的親身經歷，使他一直走在追求合法安樂死和有效的臨終關懷的前沿。他多年從事媒體工作的職業敏感性和廣博性，使該書不僅僅是一本穿越死亡之門的“操作手冊”，它充滿了對生活哲學，人性，道德，社會學觀點的探討，它力圖檢視人處在瀕臨死亡而又無法挽救的狀態下，可能出現的各種生理情況，心理情況，意志狀態，道德處境，並尋求與之對應的最合理的，對當事人和家人衝擊最小的解決方式。在以往，這類思考往往有意無意地迴避了那些人會面臨的，最深層的，最難於直視的恐懼和心理掙扎，這本書卻是勇敢無畏的直視它們。例如，夫妻倆都同時陷入了如此的境況，怎麼處理比較恰當？臨終時應該對人們說些什麼？臨終的人有隱私嗎， 如何看待這些隱私？如果你想用餓死或凍死自己的方法去解脫自己，會出現些什麼後果？.....對這類問題，作者都在憫天憂人的道德基調中進行了設身處地的認真思考和研究，向讀者提供了在其他地方難於獲得的有用知識。

我曾經向一些60多歲的人談起這本書的內容，不少人不假思索地立即回答“不想這些！不想這些！”。

為什麼人到了這個年紀還不願意把這種問題認真思考一下?

我想首先是因為人對死亡天生的的懼怕，最好永遠都不要面對它，這是一種生物的本能。

其次，在人的潛意識中，總覺得死亡出現在自己身上是一個偶然事件，即使到了老年也是如此，在死亡發生的可能性越來越高的情況下，還希望死亡的概率之劍，不一定會立即劈到自己頭上。

另一個原因是，大部分人普遍缺乏一種清晰地，客觀地認識死亡的教育。回顧一下我們所接受過的，和現在學校的授課大綱，那裡沒有這種教育的位置，家庭教育對此更是避猶不及，因而人們從來不會從這些教育中得到像讀托爾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後對死亡的那種真實感覺。

前兩個原因，是出於人性和人本能的情感，是先天因素，後一個原因則和社會有關，和個人的認識有關，是後天因素。

很顯然，並非《最終的解脫》試圖解決的問題不重要，而是人的本性和人的認知局限造成的，與這個問題的真實的或想象的距離感，使人忽視這個問題的重要性。這時候，再次琢磨自己閱讀該書後的那種感覺，便有點明白了，那是一種洞悉事物和獲得支撐的感覺，腦子裡閃過了“修身養性”這個詞。

人怎麼會從對死亡的探討中作到修身養性？

修身養性，意思是通過對自己直接的經歷與間接的體驗的深入體察，反思，達到一種對人生意義的高層次的領悟，從而使自己的精神和肉體獲得最佳狀態的思想和行為方式。人慾求達到這種完美的境界的終極目的又是什麼呢？並非為完美而完美，而是為了能妥善應付人生的所有可能的境況。

人一出生到這個世界上，他就被附着了各種各樣的人生指標，例如我們說，他的事業會成功，他的事業會失敗，他會生活幸福，他會遇到災難，他會有美滿的家庭，他會有出息的後代...，在未成為現實之前，所有的這些指標都是不確定的，確定的指標只有一個，那就是他會死亡。然而在現實中，人們一生都在兢兢業業地為那些不確定的指標潛心修煉，卻對着那個無法逃避的指標茫然。這是不是人精神追求的一種缺陷？

修身養性的聖人，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顯然他對死亡教育輕看。“不為聖賢，便為禽獸”是曾國藩修身養性的終極目的，在這位修身養性大師備受推崇的論述中，也未曾見到過有關普通人應該如何看待死亡的議論。倒是藝術家木心先生晚年說了這樣一句話：“要經常想到死。”（《陳丹青回憶木心》）我認為這種想法具有更高的境界，為人們的修身養性添加了十分有益而必要的內容。

毫無疑問，“經常想到死”，會給人以某種程度的恐懼感。當一個人把死亡和自己或自己的親人聯繫到一起時，出現的恐懼感，厭惡感，與每天充斥媒體的那些看起來更為真實的兇殺和死亡完全不同，它不是一種娛樂或間接知識，而是一種嚴肅的精神體驗，它會觸發人深層次的思考和情感變更。誰沒有親人離去？誰沒有老和死？因而這種精神體驗是無法逃避的，不是現在，就是將來，人都必須面對。你要明明白白地生活，就必須克服那種恐懼感。當人克服了那種恐懼感後，“經常想到死”在其他方面對人的影響應該都是十分正面的:

因為比較深刻地認識到人生苦短，好日子不是沒有盡頭的，人會更認真嚴肅地對待生活，更好地享受人生，更珍惜時間；

這樣的精神體驗，會增加人的憐憫心和對弱者的情懷，更能設身處地，友善地對待周遭的人，猶如經歷了一次痛苦或災難，而使人的心靈得到淨化；

對自己，對親人的生活目標，前途期望，會抱有更清晰更現實的態度。這是對教育後代，敬待老人的很有益的思想基礎；

更能感受到宇宙間的公平。

《最終的解脫》把這種“經常想到死”的精神體驗具體化，細緻化，增添了人們應付那種最不願意遭遇的事情的心理準備和必要的知識，它不僅僅使無望地瀕臨死亡的人得益，也使數量大得多的健康人因更深刻地領悟人生而得益。《最終的解脫》能成為暢銷書，擁有十二種語言的譯本而在世界範圍傳播，正是因為這本書具有超越了“自殺指導書”的意義。

(2021年5月)

附錄 1： 《最終的解脫》的扉頁

最終的解脫

臨終者自我實施及輔助自殺的實際操作

（第三修訂版，2010年）

德里克·漢弗萊 著

怡光 譯

我在黑暗中傾聽，多少次

我幾乎愛上了安詳的死亡

我用沉思的韻律呼喚着他柔和的名字

求他把我的一息融入空茫

如今我會比任何時候都死得更富麗

在午夜時分溘然魂離人間 •••

約翰•濟慈

1795 - 1821

附錄 2： 《最終的解脫》內容目錄

序言

第一版序言

最困難的決定

尋找合適的醫生

法律上的考量

臨終關懷的選擇

氰化物之謎

好萊塢的死亡風格

奇異的死亡方式

嚴重殘障人士的困境

餓死和脫水

死亡的意願和“奇蹟般的治癒”

誰應該知道

人壽保險

自我解脫之後

隱私事宜

臨終者的生理支持

需要寫的信

一道離世嗎

什麼時候離世

您如何獲取“魔藥”

藥品的儲存

死在自家車中

使用塑料袋自我解脫

更快的方式：惰性氣體

一個清單

最後的行動

危險藥物

醫生協助的和非醫生協助的自殺

附錄

附錄 3：2010年版作者序

序言

即使一個人身患致命疾病並希望儘快結束自己的生命，死亡也不總是那麼容易的。影視製作行業常給人灌輸的那種快速的，通常是無流血甚至總是無痛的死亡，使我們為之洗腦，以至於我們對死亡行為的整體理解變得如此簡單而平淡。不論是因槍傷或因患病而亡，演員都只是翻轉倒下便完事。我們非常希望這是真的，因而並不質疑它。

我曾經有一次不幸的經歷，在洛杉磯大街上看到一個男人，頭部被近距離射擊而至死。當子彈射入頭部的那一刻，他的命運就已經註定了，但他仍然在大喊：“你在做什麼啊？”他的死亡之痛持續了幾分鐘，接着便跌倒進了排水溝。真是可憐。您是不可能在屏幕上看到這樣的場景的。

在我二十年與死亡相關的領域裡的工作經驗中，我聽說過不少“美好的死亡”，即那種迅速，平和，被愛的氛圍包圍着的死亡。當然，還有一些就不是很好了，其特點是拖延，因而造成親人們的痛苦，有的甚至可以說是非常糟糕。有的時候，那些不想忍受痛苦而急於死亡的患者，在幾天后卻又甦醒過來了，這類情況大多發生在某些醫院的精神病房中。

有分析認為，“好的死亡”與壞的死亡的區別，幾乎總是歸結於事先的周詳計劃，對細節的關注，以及外界幫助的質量，這些條件對於按照本人的願望而順利地終止生命至關重要。其中涉及到的那些細節和指標同樣適用於自我解脫（個人自己採取行動而自殺）和醫生協助的自殺。

垂死的人是否應該快速結束自己的生命，取決於他所遭受到的難以置信的痛苦的程度，他或她的良心感受，以及對他人感情的考量。如果這本書的讀者願意虔誠地從神性中去獲得所有這類指導，那麼繼續以下的閱讀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我想對那些認為任何形式的安樂死都是不道德上的人說，你們應該寬容並理解另一些人，他們希望有權在自由社會中選擇對自己的身體和生命的處置方式，按自己的意願行事。 

在面世的最初十年中，這本書偶爾會被那些情緒低落的人，或精神病患者所使用，這並非本書的寫作意圖，我對這樣的濫用感到遺憾，但我卻無能為力。自殺在人類社會中一直是很普遍的現象。我們中的一些人在不具備情感和智力方面的足夠能力時，又想去處理人生中那些實際的或想象的困境，很可能會選擇死。身體健康的人的自我毀滅，永遠是對生命的悲劇性浪費，並且會對倖存者造成傷害。但是生命是個人的責任，我們每個人都必須自己作出決定。

幸運的是，只有很小部分美國人選擇自殺，其數量大約每年31,000 人。自從本書出版以來，這一統計數字並沒有增加。而我們看到的情況是，有些人選擇了像本書為患絕症者所建議的那些方式，尋求自我的解脫。如果這意味着，那些出於心理原因而尋求自殺的人，在本書的影響下而採用了比較少的暴力和令人震驚的死亡方式，那麼這是我可以接受的。我呼籲所有正在考慮使用《最終的解脫》作為逃避精神疾病或臨床抑鬱症的工具的人，應該先尋求醫療方面的幫助和諮詢。

對於因心理原因而導致的醫生協助自殺的情況，我認為其存在的問題是我們對人的心理還是沒有足夠的了解。儘管在荷蘭有少數情況允許這樣做，但我也聽到有些人對此進行過爭論。毫無疑問，某些形式的精神疾病就像無法消除的癌症一樣，對人是一種可怕的折磨， 我就有一些朋友是死於這類疾病之手。也許擺脫這類疾病帶來的痛苦，或者是對其治癒，將在本世紀晚些時候出現也說不定。

自1976年以來，我一直致力於為那些希望在患絕症的最後階段減輕痛苦的成年人，和那些因患不可逆轉的疾病而導致長期的無法緩解的痛苦的成年人提供幫助。這必須是自願的，合理的死亡請求，這種請求經常不斷地發生，並已經被見證和記錄下來。

當《最終的解脫》於1991年初首次發行時，媒體，評論家，倫理學家都認為它不值一顧。我向他們分發了數百本該書的免費複製本，但是傳統的“否認死亡綜合症”卻大行其道。我在1980年成立“鐵杉學會”（Hemlock Society）時（注1），大約有一萬名感覺敏銳的成員購買了這本書。然後，在下半年，紐約的一位對本書感興趣的朋友，第一次發表了對本書的介紹。文章直言不諱地說，這是一本教人“如何自殺”的書，因而引起很大爭議，有些人對本書表示了強烈反對意見。結果是，媒體發現了因該書引起的那場激烈的爭論，隨後又進行了空前規模的宣傳，致使《最終的解脫》一夜之間成為了暢銷書。在接下來的18周里，該書都是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最暢銷書籍榜單上度過。那年秋天，可以說這是美國最受關注的一本書。專家們也無法理解，一本提供自殺指導的書的需求量如此之大。他們問，美國發生了什麼事？

簡單的答案是也許包含在我在ABC電視台的夜間聯線（Nightline）節目的回答中。芭芭拉·沃爾特斯問我：“為什麼它是一本暢銷書，漢弗萊先生？” 我的回答是：“因為每個都會死。不管這件事是如何地私密，幾乎每個人都想要知道，死亡將以什麼樣的方式來臨，而人們也想了解最終解脫的各種選擇。”

我認為另一個妥帖的答案，可能是來自在書店要求我為該書籤名的一位讀者，他作了這樣的評論：“對於一種可能發生的糟糕的死法，這是我所買過的最好的保險。”

沒有一家出版商有膽量第一個在美國，澳大利亞或英國發行《最終的解脫》，所以，我是在我自己的組織“鐵杉學會”的財政支持下自己出版的。鐵杉是一種毒素，但對該組織來說，卻變得十分幸運，它為他們獲得了將近一百萬美元的利潤，而這些利潤本來可以讓那些發行商們賺去的。

一旦打破了在商店和圖書館中購買這種終極“操作方法”書籍的禁忌，其他出版商便蜂擁而至。現在可以通過整個英語國家的正常圖書交易渠道進行銷售，並且可以在十一種世界主要語言的不同翻譯版本中自由閱讀。              

這本書為“鐵杉學會”賺取的大部分金錢後來被用於資助華盛頓州（1991），加利福尼亞州（1992）和俄勒岡州（1994）的公民投票活動。 其中的前兩個州的提案是尋求使主動自願的安樂死和醫師協助的自殺合法化。 由於基督教宗教勢力在投票之前的強烈抵制，兩個倡議案都以微弱劣勢落敗，僅獲得46％的選票。（在加利福尼亞州，46％的選票相當於450萬張票，幾乎不是少數。作為比較，通常總統選舉得票的比例更要少。）              

回顧前兩次失敗後，俄勒岡州改變了策略。這次投票活動的是尋求選民批准一項較寬鬆的法律，允許醫生協助自殺（由醫生提供病人食用的致命藥物），並且明確排除了任何形式的安樂死（通過醫療注射死亡）。儘管主流教會堅決抵制，但這項法律以51％的選票獲得通過。

有人認為這次成功是因為該法案的範圍縮小了，但是我相信勝利是由於遇到了時機。這是由於對勇敢的密歇根州醫生傑克·科沃爾基安（Jack Kevorkian），以及另一位有些膽怯但更為主流的醫生蒂莫西·奎爾（Timothy Quill）的大規模宣傳，以及《最終的解脫》在書店和圖書館的火爆的事實，使選民受了教育，並對合法的輔助死亡的想法感到了習慣。 在紐約州，奎爾博士在享有盛名的醫學雜誌上透露，他不僅相信自己在某些情況下實施會輔助自殺，而且他本人也實踐過自殺。

但是俄勒岡州通過的法律並未立即生效，因為國家生命權委員會收到了法院的禁令，阻止其實施。該國家生命權委員會是從一個旨在阻止婦女合法墮胎的機構中分離出來的。只有一名法官接受了他們提出的有關這項法律違背憲法的論點，但該項判決已成功上訴到高級法院。

對提案的投票和法院案件的審理並不是改革輔助死亡法的唯一嘗試。在1990年至1996年之間，美國16個州的立法機構考慮了允許醫生協助自殺的法案。它們雖然都沒有通過，但是很可能會一次又一次地被重新被提交出來，直到它們通過為止。面對體制上的反對，像這樣的突破性的社會改革需要堅持不懈。

令大多數人驚訝的是，接下來的一個解決安樂死問題的地方會於1995年出現在澳大利亞北部領地。該州以其龐大的叢林和鱷魚而聞名，而不是由於社會改革的熱情而受到關注。 這項法律由該州當選的代表通過，批准了身患絕症的人可實施自願安樂死及輔助自殺，並於1996年7月生效。一年之後，聯邦政府又一次重申了這條法律，但只有四個垂死的人實際使用了這條法律。

當然，世界上所有形式的安樂死測試實驗室都在荷蘭。自1973年以來，荷蘭醫療界，律師，思想家和政治家一直在認真地，一步一步地制定出富於同情心的，合理的輔助死亡的指南。詳細的調查，研究和報告從荷蘭傾瀉而出，引導我們這些人越過為這類新的複雜程序布滿岩石的海岸。 2002年，安樂死有可能在一定範圍內在哪裡成為法律。

安樂死的反對者經常聲稱，加速死亡的進程會剝奪患者和家人的親密關係，失去自然死亡的安寧。他們這種觀點完全無視了人們選擇這種死亡方式時的真實境況，無視了這種選擇是當事人對自己的一種滿足，也許更多的時候是因為垂死的人認為：“這應該是我離開世界的時候了。” 通過誠實地接受死亡的必然性和妥當的時間安排，家人和朋友可以公開地作出最後的道別和必要的感謝。

這是另一種生存權，它應該這裡來理解：信仰自決權利的人一旦得知自己患有絕症，可以立即自殺。事實上，死亡權的支持者對生命的熱愛與其他任何人沒有兩樣，並會願意堅持到最後一刻，但有些時候，堅持的時間太長了，有可能對自己所處的境況失去控制。

我經常被問到，如果我患了絕症時是否會自殺。我的回答是： “我會觀望一會。”如果我的垂死狀態是可以忍受的，痛苦得到了很好的處理，我的自我控制和尊嚴沒有受到損害，那麼我將堅持並等待自然死亡。但是，如果我是遭受極為不幸的少數人之一，那麼我將會決定迅速離世。這本書應該適合那些與我有相同想法的讀者。

的確，我在創建和成立“鐵杉學會”的同時就樹立了死亡權運動領導者的聲譽，但我於1992年便從該組織退休。2003年，“鐵杉學會”因合併而消失了。與其相應的組織已變成為一個巨大的行政雜務攤子。在我生命的秋天，我更願意成為溝通者而不是組織的主管。

今天，我是一名全職的志願者，負責有關的活動，寫作，演講和一個小規模信息組織的運行，那就是安樂死研究與指導組織（ERGO）。如果您處於某種境況，與本書所介紹的那些情景相似，並想按本書指出的方法來處理與你生命有關的問題，但仍然對某些項技術感到困惑，請隨時與ERGO聯繫以進行討論。有關如何獲得ERGO的詳細信息，請參閱本書後面的附錄。您必須首先仔細閱讀它們（也許兩次）。要想經歷好的死亡，需要勇氣，外界的支持，和對細節的嚴格關注。享受好您的餘生！

德里克·漢弗萊       

俄勒岡州尤金

1996年8月

2010年更新

注1：

（鐵杉（Hemlock）是一種高毒性的植物。根據前“鐵杉學會”前會長費耶·格什（Faye Girsh）的說法，鐵杉協會成立於1980年，其名稱是參照蘇格拉底決定通過喝鐵杉毒液來結束他的生命，而不是屈服於他無法忍受的苟且偷生。在公元前五世紀，蘇格拉底因鼓吹被認為與雅典政權相反的思想來腐敗雅典的青年而被定罪。儘管蘇格拉底被判處死刑，他本可以選擇流亡，但他選擇死刑，這被許多自殺的支持者視為端莊而高尚的行為。（譯者注）

附錄 4： 第一版作者序

第一版序言

當我的第一任妻子再也忍受不了病情惡化引發的身體痛苦，及癌症帶來的艱難生活時，她要求我幫助她結束生命。這是既合乎邏輯又令人髮指的要求。

我應該怎麼辦？我既不是醫生也不是藥劑師，要用其他方法去終結一條生命，例如槍擊，刺殺或勒死，對我來說是深惡痛絕的，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作為報業記者的三十五年的生涯中，經常接觸到這類終結生命的醜惡結果的緣故。

“請醫生給我服用過量的致命藥物，”吉恩（Jaen）懇求道。無法忍受觀望到她的痛苦和看到她提出要求時的平靜態度，我當時便決定為她提供幫助。

我可以問誰？首先想到了三位以高超的醫術和奉獻精神對待她的醫生。他們花了很多時間照顧她，儘管他們當時已經意識到，並向她和我都公開地表示過，死亡正在一天天走近，然而他們對此也沒有對策。

說實話，我當時的想法的實質，是讓這三位高級的專業人士之一去犯罪：協助自殺。刑法不會考慮到一個人的死亡願望，也不會考慮到死亡有多近和死亡的不可避免。如果其中的一位被發現幫助我妻子死亡，他將受到起訴，並被取消執業資格。

我決定不問他們。 但是我仍然需要幫助她，我是她的唯一依靠。

我想起了我多年以前見過的一位年輕醫生，當時他為我的報紙寫醫學報道。

我打電話給這位“喬醫生” ，問我們是否可以見面，他邀請我去他的診室。他是當時一位卓有成就的醫生，儘管他已經擁有了很好的聲望和能力，他並沒有失去我早些年注意到的同情心和人性。我告訴了他吉恩病得很重，以及她想快速結束自己生命的的願望。他詳細地向我詢問了病情，疾病對她的影響以及她接受治療的情況。

一聽到吉恩的骨頭會因突然的微小運動而折斷時，他就停止了談話。

“她很難再恢復有質量的生活了。”他說。他從辦公桌上站起來，大步走到他的藥櫃前。

喬醫生製作了一些混合藥丸，然後把一個小瓶遞給我。他告訴我，用時將膠囊中的藥混入甜飲料中以減少苦味。

“這完全是你我之間的事。”他直視我的眼睛說。

“我向你保證，沒有人會知道你的參與。”我答應道。我感謝他，並離開了。

 幾個星期以後，吉恩感到自己的時間已經到了，她問我藥品的事。儘管無限的糾結，我還是不得不按照她的想法去做。我們花了整整一個早上，回憶我們在一起的22年。然後，我將藥片溶解在咖啡中，我們說了最後的再見。我看着吉恩拿起咖啡並喝了下去。在睡着之前，她用剩下的一點點時間喃喃道：“再見，我的愛人” 。五十分鐘後，她停止了呼吸。

我的妻子按自己的意願和應得的權利於1975年離開了世界。但是，為了這件事，有兩個人犯下了罪。

首先，喬醫生為沒有在他的診所註冊，而且他自己也從未見過的病人開了藥，這是違法的。另外，因為他在知道藥品的作用的情況給出了致命藥物，這是協助自殺。

其次，我因為協助自殺罪，在英國（當時是我住在英國）會被判14年監禁。雖然此事當時發生在英國，即使是發生在我現在居住的美國也是一樣的，因為美國和所有西方國家在此問題上的法律幾乎完全相同。在加利福尼亞州，我的這項罪行會被判5年監禁。

如果用現在的觀點來看，喬博士和我是否真正的犯下了重罪，應受懲罰嗎？ 這些陳舊的法律難道不準備改變以適應現代的道德觀念嗎？

並不是每個人都像我擁有這樣一位醫學界的好朋友。而且，為什麼像喬醫生這樣有愛心的醫生必須承擔如此驚人的風險呢？

如果我在當時接受有關吉恩死亡的偵詢採訪時崩潰了，沒有守住我的承諾而透露了喬醫生的身份，他將遭到起訴，他的職業生淵將被摧毀，或者發生其他難以想象的事情。當然，這一切都沒有發生。

當局是從我1978年為吉恩寫的傳記《吉恩之路》（Jean’s Way）中得知了吉恩之死的情況。這本書當時引起了極大的轟動，使他們感到不得不審問我。警察來找我面談時，我立即向他們供認，並願意在任何審判中認罪。但是，幾個月後，我收到了檢察官寄來的的一封信：他決定不起訴我。

自從1980年以來，出於健康原因而自殺的禁忌已經被打破。現在人們看到，老年人自殺已經很普遍，儘管這些情況可能需要根據社會和保健政策加以解決，但不應該習慣性地加以譴責。有證據表明，公眾和法律都對出於憐憫而協助自殺的境況表示同情。有些陷於絕望中的人，獨自協助親人死亡，認為這是自己應該做的唯一富有同情心的事情。諸如亞瑟·科斯特勒（Arthur Koestler），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布魯諾·貝特海姆(Bruno Bettelheim)之類的知識巨人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並沒有遇到像神學家皮特尼·范·杜森（Pitney Van Dusen）在1975自我解脫後所造成的震驚和批評風暴。

1990年，傑克·科沃爾基安博士（Jack Kevorkian）選擇幫助珍妮特·阿德金斯（Janet Adkins）在阿爾茨海默氏病的早期階段自殺，儘管有些心理學家和自以為是的倫理學家提出了一些批評，但他表現出的同情心得到了公眾的廣泛支持。

在所有開明的國家裡，在合理的情況下醫生協助自殺合法化的時間表仍然遙遙無期。 迄今為止，只有荷蘭，瑞士和比利時在這一方面取得了社會的進展。

1981年，我首次獨立出版了與自我救助有關書，《讓我在醒來之前死去》，沒有主流出版商去碰它。儘管受盡了批評和虛偽的評論，它還是賣得很好（超過13萬份），無數人從它那裡得到信息的幫助，以結束由於醫學原因使他們無法承受的生命之苦。不可否認，也可能有人濫用這本書。試想，當北美大約3億人都可以買到這種樣的產品時，誰能夠保證每一個死亡的原因是與它有關或無關。當然，記錄濫用的情況仍是需要的。在其更新的版本中，《讓我在醒來之前死去》繼續爭取自己的讀者，因為它關注的是自我救助，它影響着個人和家庭。在這方面，它是永恆的。

現在是更進一步的時候了。《最終的解脫：臨終者自我實施及輔助自殺的實際操作》，是着眼於現和將來的一本書。作為一個社會，我們前進了。通過電視，雜誌和書籍，當今人們非常了解醫療問題。有關人身安全和個人自主權的問題已經在公眾的想象中占據了上風。 許多人對南希·克魯贊（Nancy Cruzan），凱倫·安·昆蘭（Karen Ann Quinlan），羅斯威爾·吉爾伯特（Roswell Gilbert）以及其他與死亡權有關的名人案例都持有自己的見解。現在，醫師更可能被視為“友好的身體技術員”，而不再是每條建議都必須被解釋為命令的人體健康的統治者。

《最終的解脫》的終極目標，是在於幫助公眾和衛生專業人員有尊嚴地為那些希望為之作規劃的人實現死亡。

德里克·漢弗萊       

俄勒岡州尤金

1996年8月

2010年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