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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博人眼球的噱頭，還是基於認真的生活經驗和邏輯思考的感概？

以西傑·伊曼紐爾（Ezekiel  Emanuel， 1957 - ）是美國知名的腫瘤學家、生物倫理學家 和美國進步中心的高級研究員。他是賓夕法尼亞大學現任全球倡議副教務長和醫學倫理與健康政策系系主任。 此前，伊曼紐爾曾擔任賓夕法尼亞大學黛安和羅伯特列維大學教授。 他在賓夕法尼亞大學醫學院和沃頓商學院擔任聯合職務，曾任哈佛醫學院副教授，在 1998 年加入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2020年11月9日，他被任命為拜登總統為主席的Covid-19諮詢委員會的16名成員之一。

我並不完全贊同作者文中的所有觀點，我想這主要是由於知識分子精英和普通大眾的眼界和思考空間的差距。世界上這兩種群體的比例是1%：99%，這篇文章到底會引起多少共鳴確實很難說。人的創造力，人對世界的貢獻，人實現自己的精神夢想，對大眾來說真的那樣具有吸引力嗎？終日從事煩悶的工作，只為獲得經濟能力的大眾，應該如何盤算自己的有生之年？

然而，作者的一個觀點是很有意義的：基於醫學和社會學的考慮，75歲的人，已經擁有過了“人生”，因而可以從容地看待自己的生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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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希望在 75 歲時死去

以西傑·伊曼紐爾

 作者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的辦公桌前。

    我想要活到這個年紀就夠了：75 歲。

    這種想法讓我的女兒們抓狂，也把我的兄弟們惹得瘋了，我親愛的朋友們都認為我不正常，他們認為我說的不是真心話，他們認為我是沒有完全想清楚，因為世界上還有很多東西要看和做。為了讓我相信我是錯誤的，他們列舉了我認識的好多人，說他們已經超過 75 歲並且還活得很好。他們確信，當我接近 75 歲時，我會將期望的年齡推回到 80 歲，然後是 85 歲，甚至可能是 90 歲。

    但是，我對我的立場十分確定。毫無疑問，死亡是一種損失，它會剝奪了我們的經歷和生命的里程，剝奪了我們與配偶和孩子共度的時間。簡而言之，它剝奪了我們所有珍視的東西。

    但我們中的許多人似乎都抗拒一個簡單的事實：活得太久也是一種損失。它使我們中的許多人，即使不是殘疾，也會步履蹣跚，老態龍鍾。這種狀態可能不會比死亡更糟糕，但也是一種剝奪。它剝奪了我們為工作、社會和世界做出貢獻的創造力和能力。它改變了人們對我們的體驗和與我們的關係，以及最重要的是，人們記住我們的方式。我們不再被認為是充滿活力的各種事件的參與者，而是虛弱、無能的，甚至是可悲的。

    到我75歲時，我將擁有過完整的生活。我會愛過和被愛過，我的孩子們將長大成人，過上他們自己豐富的生活，我會看到我的孫子們出生並開始他們的生活。我追求過我生命中的目標，並做出過我願意做出的任何重要或不重要的貢獻。到那時候希望我不會有太多的精神和身體限制，我認為75歲去世不會是悲劇。事實上，我計劃在我死前舉行追悼會，我不想要任何哭泣或哀號，我想要的是一個充滿有趣回憶的溫暖聚會，人們談論我尷尬的故事，以及對我有過的美好生活的慶祝。我死後，如果我的倖存者願意，他們可以舉行自己的追悼會——那不關我的事。

    讓我清楚我表達我的願望。我既不會要求活更長的時間，也不會故意縮短我的壽命。今天，據我和我的醫生所知，我非常健康，沒有慢性病。我剛剛和我的兩個侄子爬上了乞力馬扎羅山。所以我不是談論因為得了絕症在與上帝討價還價以致能活到 75 歲。我也不是在談論 18 年後的某個早晨醒來，通過安樂死或自殺來結束我的生命。自 1990 年代以來，我一直積極反對將安樂死和醫生協助自殺合法化。想要以其中一種方式死去的人，雖然不會再遭受無休止的痛苦，但卻會遭受抑鬱、絕望和害怕失去尊嚴和控制的恐懼。他們死後留下的人不可避免地會覺得他們是失敗的。我認為對處於那種境地的人來說，其答案不是結束生命，而是獲得幫助。我長期以來一直認為，我們應該專注於讓所有身患絕症的人得到一個好的、富有同情心的死亡——而不是安樂死或提供協助自殺。 

    我想說說我到底想活多久，以及我在 75 歲後同意接受那種程度的醫療保健。美國人似乎痴迷於鍛煉、做智力題、食用各種果汁和蛋白質混合物、堅持嚴格的飲食，以及食用維生素和補品，所有這些都是為了儘可能地欺騙死亡和延長生命。這已經變得如此普遍，以至於它現在定義了一種文化類型：我稱之為“美國不朽者”。  

    我拒絕這種追求。我認為這種無休止地延長生命的狂躁的絕望是錯誤的，並且具有潛在的破壞性。出於許多原因，75 歲是一個非常適合停止作這一切的年齡。  

    什麼原因呢？讓我們從人口統計學開始。我們人口正在變老，而我們的老年生活的質量並不高。自 19 世紀中葉以來，美國人的壽命越來越長。1900 年，美國人出生時的平均預期壽命約為 47 歲；到 1930 年，它是 59.7；到 1960 年，69.7；到 1990 年，75.4。今天，新生兒的預期壽命約為 79 歲。（平均而言，女性的壽命比男性略長。在美國，差距約為 5 年。根據國家生命統計報告，2011 年出生的美國男性的預期壽命為 76.3 歲，女性為 81.1 歲。）

    在 20 世紀初期，隨着疫苗、抗生素和更好的醫療保健使更多兒童免於過早死亡，預期壽命增加了。生病的人在治癒後，很多可以恢復正常、健康的生活，沒有殘留的殘疾。然而，自 1960 年以來，延長壽命主要是通過延長 60 歲以上的人的壽命來實現的。我們不是在挽救更多的年輕人，而是在延長老年期。

    美國不朽者們拼命地想要相信“壓縮發病率”。該理論由現為斯坦福大學名譽醫學教授詹姆斯·弗里斯（James F. Fries） 於 1980 年提出，它假設，隨着我們的壽命延長到 80 歲和 90 歲，我們將會有更健康的生活——更多的時間遠離殘疾，而更少整體殘疾。人們聲稱，隨着壽命的延長，我們生活中處於衰退狀態的比例將越來越小。

    壓縮發病率是典型的美國理念。它準確地告訴我們我們想要相信什麼：我們會活得更久，然後突然死去，幾乎沒有任何疼痛或與變老相關的身體退化。直到人漸漸接近那已被推遲的死亡，人一直都享有一種青春的活力。正是這個夢想或幻想在驅使着美國不朽者們，並激發了對再生醫學和替代器官的興趣和投資。

    但隨着壽命的延長，人會變得更健康了嗎？70歲的人會成為 50歲的人 嗎？

    很難說。的確，與 50 年前的同齡人相比，今天的老年人殘障更少，行動更靈活。但近幾十年來，壽命的延長似乎伴隨着殘疾的增加，而不是減少。例如，南加州大學研究員艾琳·克里明斯（Eileen Crimmins） 和一位同事使用國家健康訪談調查的數據評估了成年人的身體機能，分析人們步行四分之一英里的能力；爬10級樓梯；站立或坐下兩個小時；無需使用特殊設備做站立、彎腰或跪下等動作。結果表明，隨着人們年齡的增長，身體機能會逐漸受到侵蝕。更重要的是，克里明斯發現，在 1998 年至 2006 年之間，老年人功能性活動能力的喪失有所增加。1998 年，大約 28% 的 80 歲及以上的美國男性有功能性活動能受限；到 2006 年，這個數字接近 42%。對於女性來說，結果更糟：超過一半的 80 歲及以上女性有功能障礙。克里明斯的結論是：“帶病的預期壽命增加，無病的年數減少。功能喪失也是如此，預計無法運作的年數會增加。” 

    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和華盛頓大學健康指標與評估研究所最近對“健康的預期壽命”進行的全球性評估也證實了這一點。這些研究不僅包括身體殘疾，還包括精神殘疾，如抑鬱症和痴呆症。他們發現的不是發病率的壓縮，而是一種擴張——“隨着預期壽命的增加，因殘疾而損失的絕對年數也增加”。

    怎麼會這樣？我父親的例子很好地說明了這種情況。大約十年前，就在他 77 歲生日時，他的腹部開始疼痛。像每個好醫生一樣，他一直否認這問題的嚴重性。但三周后沒有改善，他被說服去看醫生。這時候，他心臟病發作，導致了心導管插入術並最終進行了搭橋術。從那以後，他就不一樣了。曾經是一個活潑的伊曼紐爾家族的原型，突然間他的走路、說話、風趣都變得遲緩了。今天他還可以游泳、看報紙、給孩子們打電話，還可以和我媽媽一起住在他們自己的房子裡。但一切似乎都很緩慢。雖然他沒有死於心臟病發作，但沒有人會說他過着充滿活力的生活。當他和我討論這件事時，我父親說：“我的速度大大放慢了，這是事實。我不再在醫院巡視或教書。”儘管如此，他也說他很高興。

    正如克里明斯所說，在過去的 50 年裡，醫療保健並沒有減緩衰老過程，而是減緩了死亡過程。而且，正如我父親所證明的那樣，當代的死亡過程被拉長了。這時候，死亡通常是由慢性疾病，如心臟病、癌症、肺氣腫、中風、阿爾茨海默氏症、糖尿病等，的併發症引起的。

    以中風為例。好的一方面是，我們在降低中風死亡率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2000 年至 2010 年間，中風死亡人數下降了 20% 以上。壞的一方面是，大約 680 萬中風后倖存下來的美國人中有許多人患有癱瘓或無法說話。估計還有 1300 萬美國人在“無聲”的中風中倖存下來，其中許多人患有更微妙的大腦功能障礙，例如思維過程、情緒調節和認知功能異常。更糟糕的是，預計在接下來的 15 年內，患有中風致殘的美國人人數將增加 50%。不幸的是，同樣的現象在許多其他疾病中重複出現。

    美國人可能比他們的父母活得更長，但他們不見的比他們的父母更具活力。這活聽起來是不是很喪氣？

    當我們面對所有可能性中最可怕的情況時，事情變得更加令人擔憂：在患有痴呆症和其他後天精神殘疾的境況下生活。目前大約有 500 萬 65 歲以上的美國人患有阿爾茨海默氏症；85 歲及以上的美國人中有三分之一患有阿爾茨海默氏症。未來幾十年這種變化的前景並不樂觀。最近許多本應阻止阿爾茨海默氏症的藥物試驗（更不用說逆轉或預防它）失敗得如此慘烈，以至於研究人員正在重新思考過去幾十年為大部分研究提供信息的整個疾病模式。許多研究者無法預測在可見的未來會有治癒的可能性，而是警告痴呆症的海嘯——到 2050 年，患有痴呆症的美國老年人人數將增加近 300%。  

    半數 80 歲及以上的人有功能限制，85 歲及以上的人中有三分之一患有阿爾茨海默氏症。當然還設有許多老年人擺脫了這樣的身心殘疾。如果你是這樣的幸運兒，那為什麼要讓生命停止在 75 歲？為什麼不儘可能地長壽？

    即使我們沒有患痴呆症，我們的心理功能也會隨着年齡的增長而惡化。與年齡相關的心理處理速度、工作和長期記憶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下降是公認的。相反，注意力的散射會增加。我們不可能像年輕時那樣專注並堅持一個項目。隨着年齡的增長我們行動緩慢，我們的思考也變得更慢。

    這不僅僅是精神上的放緩，我們真的失去了創造力。大約十年前，我開始與一位即將 80 歲的著名健康經濟學家合作。我們的合作非常富有成效。我們發表了許多論文，這些論文影響了圍繞醫療改革而出現不斷演變的辯論。我的同事才華橫溢，繼續成為主要貢獻者，今年他慶祝了他的 90 歲生日。但他是一個異類，一個非常罕見的個體。

    美國不朽者們的運作中假設他們具有某種超常的能力。但事實是，到了 75 歲，創造力、原創性和產出能力對於我們絕大多數人來說幾乎已經不復存在了。愛因斯坦有句名言：“30 歲之前沒有對科學做出大貢獻的人，永遠也就做不到了。”他的論點很極端，有些事實證明是錯的。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院長基思·西蒙頓（Keith Simonton） 是年齡和創造力領域的研究方面的傑出人物，他綜合了大量研究，展示了典型的年齡-創造力曲線：創造力隨着職業生涯的開始迅速上升，在職業生涯大約 20 年後達到頂峰，在大約 40 或 45 歲後進入與年齡相關的緩慢下降。各學科之間存在一些差異，但不是很大。目前，獲得諾貝爾獎的物理學家做出成果（而非獲獎）的平均年齡是 48 歲。理論化學家和物理學家做出重大貢獻的時間略早於經驗研究人員。同樣，詩人往往比小說家更早達到頂峰。西蒙頓自己對古典作曲家的研究表明，典型的作曲家在 26 歲時寫出他的第一部主要作品，在大約 40 歲時達到頂峰，此時他會有最佳作品和最大輸出，然後下降，在 52 歲時寫出他最後一部重要的音樂作品。（西蒙頓所研究的作曲家都是男性。）

    這種年齡與創造力的關係是一種統計模式，是平均值的乘積，個人的具體情況與此軌跡會有不同。事實上，創意行業的每個人都認為他們會像我的合作者一樣，處於曲線的長尾，及下降的趨勢緩慢，保持某種大器晚成。正如我列舉他們的朋友所做的那樣，我們應為他們抱有希望。的確，人們在 75 歲之後仍然可以保持生產力，例如寫作和出版、繪畫、雕刻和雕刻，以及作曲。但是逃不開數據顯示的結果。根據那些數據得出的定義，我們中很少有人可以例外。此外，我們需要問一下，正如哈維·雷曼 (Harvey C. Lehman) 在他 1953 年的《時代與成就》中所說的那樣，“老思想家”有多少是新穎的，而不是重複先前的想法。年齡-創造力曲線，尤其是下降部分，在不同文化和整個歷史中都存在，這表明一些深層的潛在生物決定論可能與大腦可塑性有關。 

    我們只能在生物學中進行推測。神經元之間的連接受到強烈的自然選擇過程的影響。使用最頻繁的神經連接會得到加強和保留，而那些很少使用的神經連接（如果有的話）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萎縮並消失。儘管大腦的可塑性在一生中持續存在，但它們不可能進行完全的重新組合。隨着年齡的增長，我們通過一生得到的經歷、思想、感受、行動和記憶建立了一個非常廣泛的聯繫網絡。我們受制於我們過往的經驗，即我們曾經是誰。這個時候，產生新的、創造性的想法是很困難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話，因為我們沒有開發出一套可以取代現有網絡的新神經連接。老年人學習新語言要困難得多。所有這些心理難題都是為了減緩我們擁有的神經連接的侵蝕。一旦你從最初職業生涯中建立的神經網絡中榨取了創造力，它們就不太可能發展出強大的新大腦連接來產生創新想法——除非像我上面提到的那位的異類同事這樣的老思想家，他們碰巧是少數被賦予的具有優越的可塑性。

    也許人的心理功能，如處理、記憶、解決問題的能力，在 75 歲時變慢了，也許在那個年齡之後創造新奇的東西是非常罕見的，但這不也是一種有特殊意義的轉折點呢？除了身體完全健康並繼續增加一個人的創造性遺產之外，生活難道就沒有更多的意義嗎？

    一位大學教授告訴我，隨着他年齡的增長（他 70 歲），他的發表文章的次數減少了，但他現在在其他方面做出貢獻。他指導學生，幫助他們將熱情轉化為研究項目，並就職業和家庭的平衡向他們提供建議。其他領域的人也可以這樣做：指導下一代。

    導師制非常重要，它讓我們傳遞集體記憶，汲取長輩的智慧。它經常被低估，被認為是占據那些拒絕退休並不斷重複相同故事的老年人的一種生活方式。但它也顯示了老齡化的一個關鍵問題：我們的抱負和期望的限制。

    我們不得不適應我們的身體和精神限制。我們的期望縮水了，意識到我們的能力不斷下降，我們選擇了越來越受限制的活動和項目，以確保我們能夠完成它們。事實上，這種收縮幾乎是在不知不覺中發生的。隨着時間的推移，沒有我們有意識的選擇的情況下，我們慢慢會改變我們的生活。我們沒有注意到我們的志向和做的事越來越少，所以我們仍然滿足，但供你活動的空間變小了。有位美國不朽者曾經是他或她的職業和社區中的重要人物，他樂於培養業餘興趣，從事觀鳥、騎自行車、陶藝等活動。後來，隨着走路變得更加困難，關節炎的疼痛限制了手指的活動能力，生活就變成了坐在書房裡閱讀或聽磁帶上的書籍和做填字遊戲。接下來 . . .

    你也可能會認為，這沒有什麼，因為生活不僅僅是專注於職業和創造的年輕激情。人們的生活還有其他內容，像他們的後代，子孫和曾孫。

    但在這裡我想說，儘可能長的生活也有我們常常不願承認的缺點。我將撇開非常真實和壓抑的經濟和照顧負擔，許多（如果不是大多數）所謂的三明治一代的成年人現在正在經歷的，他們夾在孩子和父母的照顧之間。我想說，我們活得太久會給我們的後代帶來真正的情感負擔。

    除遭受嚴重的虐待，否則沒有孩子希望他或她的父母死去，這在任何年齡都是很大的損失，它會造成一個巨大的、無法填補的空洞。但是另一方面，父母也給大多數孩子蒙上了很大的陰影。無論是疏遠、隔閡，或是深愛，他們設定期望、做出判斷、強加自己的意見、干涉，甚至對成年的孩子來說都都感到很大的壓力。有人可能會覺得很棒，但也可能很煩人。它可能具有一定的破壞性。但只要父母還活着，這是不可避免的。生活和文學作品中的例子比比皆是：像李爾，典型的猶太母親，虎媽。雖然在父母去世後，孩子也永遠無法完全擺脫這種負擔，但在他們去世後，遵守父母期望和要求的壓力要小得多。

    活着的父母一般也扮演着一家之主的角色。它們使成年子女很難成為家長或族長。當父母活到 95 歲時，孩子們應該照顧他們自己的退休生活，這並沒有給他們留下太多的時間，因為他們和父母都是老年人了。當父母活到75歲時，孩子既享受到了與父母關係的豐富與快樂，也有足夠的時間過自己的生活，擺脫了父母的陰影。

    但還有比父母的影子更重要的東西：記憶。我們希望如何被我們的子孫後代記住？我們希望我們的孩子在我們的鼎盛時期記住我們，那是積極的、精力充沛的、投入的、活潑的、機敏的、熱情的、有趣的、溫暖的、有愛心的，而不是彎腰呆滯，健忘重複，不斷問“她說了什麼？” 我們希望我們的形象和獨立共存，而不是和負擔聯繫在一起。

    在 75 歲時，我們到達了那個獨特的時刻，儘管每個人的機遇有所不同，我們過着豐富而完整的生活，並希望將這種印象作為一種正確的記憶傳遞給我們的孩子。實現美國不朽者們的夢想大大增加了我們無法實現這個願望的可能性，因為活力的記憶將被衰落的痛苦所排擠出去。是的，通過努力，我們的孩子將能夠回憶起那個美好的家庭假期、感恩節那個有趣的場景、婚禮上那個令人尷尬的失禮。如果我們生活在殘疾和病痛的發展和與之需要的各種安排和照顧日月里，這些時光將不可避免地成為孩子們的主要的現實記憶，那麼舊的快樂需要花些努力才能喚起。

    當然，我們的孩子是不會承認的。他們愛我們，害怕我們的死亡將造成的損失。這將是一個損失，巨大的損失。他們不想面對我們的死亡，他們當然也不想希望我們死亡。但即使我們設法不成為他們的負擔，我們跟隨他們直到他們年老也是一種損失。讓他們，以及我們的孫子，留下的不是由我們的活力而是由我們的脆弱構成的記憶是最終的悲劇。

    75歲。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但是，如果我不打算到那時候實施安樂死或自殺的話，當然我也不會，這一切都只是閒扯嗎？我是不是缺乏堅定信念的勇氣來實現我的這個目標？ 

    不，我的觀點確實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一是個人的，二是政策的。

    一旦我活到 75 歲，我的醫療保健方法將完全改變。我不會主動結束我的生命，但我也不會試圖延長它。在今天，當醫生推薦一項測試或治療，尤其是可以延長我們生命的測試或治療時，如果我們不想接受，我們有責任給出一個我們不想要它的充分理由。否則，從醫學治療的觀點和家庭關係的觀點，我們幾乎總是會得到它。

    我的態度顛覆了這種默認設置。威廉·奧斯勒爵士在其世紀之交的經典醫學教科書《醫學原理與實踐》中寫道：“肺炎很可能被稱為老年人的朋友。在一場急性的、短暫的、不經常是痛苦的疾病中被它帶走，於是老人擺脫了那些對他自己和他的朋友來說如此痛苦的‘寒冷的腐爛階段’。” 

    我受奧斯勒啟發的理念是這樣的：在 75 歲及以後，我需要一個充分的理由去看醫生並接受任何醫學檢查或治療，無論多麼常規和無痛。而這個充分的理由不是“它會延長你的生命”。我將停止接受任何定期的預防性測試、篩查或干預。如果我正在遭受疼痛或其他殘疾，我將只接受姑息性治療，而不是治癒性治療。

    一旦我活到 75 歲，我的醫療保健方法將完全改變。我不會主動結束我的生命。但我也不會試圖延長它。

    這意味着結腸鏡檢查和其他癌症篩查測試對我來說已經結束。如果我在 57 歲時被診斷出患有癌症，我可能會接受治療，除非預後很差。但 65 歲將是我最後一次結腸鏡檢查。任何年齡都無需篩查前列腺癌。（即使在我說我不感興趣並打電話告訴我結果之後，泌尿科醫生給我做 PSA 測試時，我還沒等他告訴我就掛斷了電話。我告訴他，他可以為自己作測試，而不是為我。） 75歲以後，如果我得了癌症，我會拒絕治療。同樣，我不會作心臟壓力測試。我不會裝起搏器，當然也不會有植入式除顫器。無需心臟瓣膜置換或搭橋手術。如果我患上肺氣腫或類似的疾病，並且經常惡化，通常會讓我住院，我會接受治療以減輕窒息感引起的不適，但會拒絕被拖到ICU。

    那麼對那些不太嚴重的健康問題呢？流感疫苗已經出來了。當然，如果出現流感大流行，尚未有過完整生活的年輕人應該接種疫苗或任何抗病毒藥物。一大挑戰是肺炎或皮膚和泌尿系統感染的抗生素。抗生素價格便宜，並且在治療感染方面非常有效。 我們真的很難說拒絕。 事實上，即使是那些確定他們不想要延長生命的人也很難拒絕抗生素。 但是，正如奧斯勒提醒我們的那樣，與慢性病相關的衰變不同，這些感染導致的死亡是快速且相對無痛的。 所以，我不要抗生素。

    顯然，我會作出並記錄下對我的禁止復甦令和完整的預先指示，要求除了姑息治療之外，不使用呼吸機、透析、手術、抗生素或任何其他藥物，即使我當時是有意識的但精神不健全。簡而言之，我不需要維持生命的干預措施。當任何一種致命的問題首先光顧我時，我便會死去。

    至於政策方面，有兩層含義。第一個政策涉及使用預期壽命作為衡量醫療保健質量的指標。日本的預期壽命排名世界第三，為 84.4 歲（僅次於摩納哥和澳門）。而美國排名第 42，為 79.5 歲，令人失望。但我們不應該關心趕上日本，或用日本的標準來衡量自己。一旦一個國家的男性和女性的預期壽命都超過 75 歲，就應該忽略這一衡量標準。（一個例外是關注一些亞群體的預期壽命，例如黑人男性，他們的預期壽命僅為 72.1 歲。這很可怕，應該成為關注的主要焦點。）相反，我們應該更仔細地觀察在兒童的健康措施，在這方面，美國落後且可恥：在 37 周之前的早產（目前美國有八分之一），這與視力不佳、腦癱以及與大腦發育相關的各種問題有關；嬰兒死亡率（美國每 1,000 例活產嬰兒死亡 6.17 例，日本為 2.13，挪威為 2.48）；和青少年死亡率（美國的記錄令人震驚，在高收入國家中墊底）。

    第二個政策與生物醫學研究有關。我們需要更多關於阿爾茨海默氏症、日益嚴重的老年殘疾和慢性病的研究，而不是關於延長死亡過程的研究。

    許多人，尤其是那些同情美國不朽者的人，會退縮並拒絕我的觀點。他們會想到每一個例外，好像這些都證明中心理論是錯誤的。和我的一些朋友一樣，他們會認為我瘋了、裝腔作勢，或者更糟。他們可能會譴責我反對老年人。

    再說一次，讓我明確一點：我並不是說那些想要儘可能長壽的人是不道德的或錯誤的。我當然不會鄙視或排斥那些儘管身體和精神受到限制但仍想繼續生活的人。我甚至沒有試圖說服任何人我是對的。事實上，我經常建議這個年齡段的人如何在美國獲得最好的醫療服務來治療他們的疾病。這是他們的選擇，我想支持他們。

    而且我並不主張將 75 歲作為完整、美好生活的官方統計數據，以節省資源、定量醫療保健或解決因預期壽命增加而引起的公共政策問題。我想做的是描繪我對美好生活的看法，讓我的朋友和其他人思考他們長大後想要如何生活。我希望他們想出一個替代方案，而不是屈服於衰老所帶來的對活動和願望的緩慢限制。我們是接受“美國不朽”還是我的“75 歲為止”的觀點？

    我認為拒絕我的觀點是很自然的。畢竟，進化已經向我們灌輸了儘可能長壽的動力。我們被造就來為生存而奮鬥。因此，大多數人覺得說 “75 歲為止”有一些隱含的錯誤。我們是永遠樂觀的美國人，我們對限制感到惱火，尤其是強加給我們自己生活的限制。我們都確信我們是非凡的。

    我還認為，我的觀點會讓人聯想到人們蔑視和拒絕它的精神和存在的原因。我們很多人都主動或被動地感到壓抑，思考着上帝、天堂和地獄，以及我們是否會回到蠕蟲狀態。我們是不可知論者或無神論者，或者只是不去想是否有上帝以及他為什麼要關心凡人。我們避免不斷思考我們生活的目的和我們將留下的印記。賺錢，追逐夢想，值得嗎？事實上，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已經找到了一種舒適的生活方式，而無需經常思考它，更不用說回答這些重大問題了。我們已經進入了一種高效的例行程序的生活模式，它可以幫助我們忽略這些思考。我並不認為我對此會有答案。

    但是 75歲對我來說定義了一個明確的時間點，那就是2032 年。它消除了試圖儘可能長壽的模糊性。它的特殊性迫使我們思考生命的終結，思考最深刻的存在問題，思考我們想給我們的子孫後代、我們的社區、我們的美國同胞和世界留下什麼。截止日期也迫使我們每個人問我們的消費是否值得我們為之的貢獻。正如我們大多數人在大學深夜的公牛會議（公牛會議是一小群人之間的非正式對話 – 譯者）中學到的那樣，這些問題會加劇焦慮和不適。75 歲的特殊性意味着我們不能再繼續忽視它們並保持我們簡單的、社會可接受的不可知論。對我來說，再花 18 年的時間來解決這些問題，比試圖堅持每一天並忘記它們帶來的精神痛苦，同時忍受漫長的死亡過程的身體痛苦更可取。

    75歲是我想活的全部。我想在我還處於巔峰時期的時候慶祝我的生活。我的女兒和親愛的朋友們會繼續努力說服我，我錯了，我可以活得更久。我保留改變主意的權利，並為儘可能長壽提供有力而合理的辯護。畢竟，這意味着 75 歲之後仍然有創造力。

（October,2014 The Atlan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