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淪異國的靈魂
——留學生異文化壓力症候群心理諮詢手冊
案例報告
案例1：縮陽神經症（Koro）
A，24歲，男。來日本留學已兩年，在S大學農學部本科就讀。
既往病史 無身心異常病史，亦無遺傳性家族病史。讀小學時常有晚上尿床的現象。
主訴 “腎臟的狀況似乎不太好。排出的尿時有混濁……我總覺得自己的小便中有精液漏出，非常擔心和不安。”曾去醫院的沁尿科做過診斷和檢查，“總覺得自己的尿中含有精液，請做詳細的醫學檢查”。他不斷地向醫院的主治醫生訴說自己的擔心和苦惱，但醫學診斷和檢查的最終結果是泌尿系統沒有發現任何異常。醫生勸其進行心理諮詢或治療。
生活史 A出生於C國的一個官員家庭，在兄弟姐妹4人中排行最小。父親是居有絕對支配權的一家之主，母親來自農村，屬於那種賢妻良母型婦女。 A在兄弟姐妹中顯得最為嬌弱，但父母寄予他的期望也很高，所受的教育也很嚴格，母親在他身上花費了不少的心血。 A開始上小學時，母親僱人用父親的汽車進行接送。
小學時候，A是個瘦弱的男孩，有時晚上還會尿床。到中學時，這種情況完全消失，學習成績平平。臨近高中畢業，父親對他說：“想成大業的男子漢必須要有強健的身體和堅韌不拔的毅力，像一隻鷹一樣能離巢獨立飛去，不受父母的庇護。我決定送你去國外留學深造。”A不願意離開舒適的家庭，也不願離開照顧入微的母親，他覺得自己有很深的戀母情結。儘管母親也反對自己的小兒子出國留學，但憑藉父親的權力和關係網，A在國內讀完日語預備專修學校後，東渡日本，主攻經濟學專業。
發症前性格 性格內向，神經過敏，做事和待人接物認真、謹慎。在留學生活中能吃苦實幹，但不善於與女孩子交往。
問題的發生與經過 A來到日本留學1年後，與一位日本女大學生互生好感，關係密切，進一步發展成為戀人，頻繁約會。可是不久之後，這位女大學生又與另一位留學生D關係親密起來，此後與D一起出國旅行，最終去D的國度再也沒有回來。 A受此強烈打擊，情緒一落千丈。他把自己反鎖在宿舍里，獨自一人默默地靜坐着，有好幾天茶飯不思，也不與他人交談來往，處於極度憂鬱和絕望的狀態之中。
以後，由於朋友的勸誘去一家風俗營業的酒店（有陪酒女的酒店，日語稱之為“斯娜谷”）喝酒解悶，處於失戀之中的A與酒店某位陪酒的“媽媽桑”相識，她比A年長10多歲，不久兩人發生性關係。但是這一性體驗並沒有使A解脫心理的苦悶，反而突然擔心自己的“精液會不會無端地耗損”等，處於一種強烈的矛盾心理狀態中。
心理諮詢受理前一段時期中，A不安發作，感到呼吸困難、頭暈、心悸、四肢有麻痹感，緊張時感到肌肉在抽搐，此外有口渴、噁心、嘔吐等身心症狀。但在醫院內科檢查時，沒有發現特別的病變症狀，服用藥物和注射維生素B以後，狀況有所好轉。但不久，又為症狀感到擔心和苦惱。
A對自己的生殖器狀態非常神經質，常常覺得腹部有一種異樣的空虛感。對遺精和小便失控的擔心使A產生強烈的恐怖感，他常不自覺地用手握住生殖器，心悸和頭暈的感覺使其產生失神的恍惚狀態。此外，A還想像自己的精液每天晚上一點點地和尿液一起泄露出去，“精液的遺失導致腎臟器官的病變。腎臟的衰弱導致生命的衰亡”。 A處於這樣一種精神恐慌狀態之中不能自拔。
心理治療過程心理治療前，筆者要求A再次去大學醫學院的附屬醫院內科進行診斷檢查，CT、腦電圖、泌尿系統、血液生化學檢查均無異常病理跡象。精神醫學診斷的結果，表情僵硬、情緒疏通性缺乏，具有強烈的憂鬱和焦燥感。第一次諮詢與筆者面談，才開始約10分鐘左右，突然出現神經性的腹痛狀況，只好暫時休息，稍後繼續進行。
心理測定中使用羅夏墨跡人格投影測定法和MMPI（明尼蘇達多元人格測定量表）等技術診斷手段。從羅夏墨跡人格測定結果來看，A的依存欲求和愛情慾望非常強烈，內心的矛盾衝突和情緒的混亂很顯著，這種依存和愛情慾求與他的內心被害感相連結，由此產生憂鬱、不安的情感。MMPI測定結果表明，A的歇斯底里性尺度和神經衰弱性尺度得分超出正常值範圍。
這一案例，與精神科的藥物治療（服用少量的抗不安、憂鬱劑等）並行，每周1次進行臨床心理諮詢，9次諮詢以後，A的症狀緩解，心理狀態有了很大的改善。此後又持續進行了約半年的心理面接與治療，A的感情大致安定下來。筆者提議A暫時回國休養一段時間。 A接受這一提議，本案例的治療至此終結。
案例2：神靈附體症
S，28歲，女性，T國人。日本某大學研究生院進修生。
既往病史 16歲少女時代曾有癲癇症發作。
主訴 覺得在自己的精神世界裡存在着某種超能力，具有神通思維，能與佛教中的先知先覺者交流。但最近感到很疲倦，有偏頭痛，腳力衰弱，集中力、注意力衰退，研究生學習處於停滯狀態。因而超能力也隨之消失，心裡感到深深的苦惱。
生活史 S出生於T國的一個書香門第，姐妹3人，S是長女。出生和幼年的生活史中無特別的病症，家庭成員也無遺傳病因記錄；但是全家都是狂熱的佛教信徒。
S在開始上高中時，發現有癲癇症狀，發作嚴重時，會導致意識消失，失步失立。送入醫院治療，療效不佳。後在家先後由當地的巫醫和僧醫進行宗教式治療，終於使病情得到控制。半年後，癲癇症狀完全消失。就是從那時起，S感到“釋迦牟尼”或其他徹悟成佛的高僧附身，能與她進行思想交流。 S在癲癇發作消失的階段中，感覺自己“仿佛從隧道中穿越出來，看到各種各樣的光。其中有一道光特別強烈和燦爛，於是她將自己的意識集中在這道光線中，在輝煌的光線中釋迦牟尼的形象漸漸向自己移近……”。在此後的9年中，癲癇發作的症狀再也沒有出現過。
發症前性格細心拘謹，自尊心強，有固執反覆的強迫性行為，神經質傾向嚴重，精神容易因刺激產生興奮。
問題的發生與經過 S來到日本留學後，對於催眠術和超能力的研究發生強烈的興趣。在最初的半年多學習生活中，表現平穩。發症的契機是S經過日語教育的培訓和考核後，當年秋季報考所在大學的研究生專業，結果落選，受到很大的精神打擊，於是身心狀況失調，失眠，頭痛，食欲不振，痛經，健康狀況開始惡化。
也就在此時，S的癲癇症狀再次發作。在發作前後，她“發現原始佛教中好幾個先知先覺的高僧出現，朦朧中金黃色的光芒在頭頂顯現，自己仿佛被這金黃色的光芒吸引過去一樣，處在光芒的旋渦之中。此時有一種從未經驗過的衝擊和體驗，仿佛自己正穿過光芒組成的城壁，飛向未知的世界”。其中一位“高僧”指示S說：“為了使自我的靈性向上，需要勤奮地修習和記憶佛教經典的教義，如此才能真實體驗神秘未知的世界。”此外，“超越一切的神力”、“美妙無比的人際關係”、“世界人類的永遠至福”等神秘的宗教主題反覆在意識中出現。這種神秘的體驗，一般在夜深入靜時顯現，而在白晝的生活中則沒有任何幻聽、幻視、幻覺的現象。之後，S的癲癇症狀便嚴重地發作起來，進入一家神經內科醫院治療，病症沒有完全治癒就中斷治療。此後神秘的聖靈附體的狀態再也沒有出現過。
心理治療過程 處於極端苦惱中的S，通過留學生組織機構的介紹，來到筆者兼職的外國人、留學生心理諮詢機構中請求諮詢和心理治療。臨床心理面接中，對自我最近的症狀發生經過、時間、場所等能正確地、有條理地加以敘述。但後來逐漸地變得敏感和興奮起來，用日語和英語混雜在一起表述，處於情緒混亂的狀態之中。
從精神醫學的角度來觀察，S的表情凝固，眼神迷茫，有抑鬱、不安、焦躁和罪惡感。心理諮詢過程中，一個人獨語、冒汗等狀況也時有所現。喃喃獨語的意思和內容不明了，心理醫生不能分析和理解，但舉止行為和待人接物等社會行為方面均無異常表現。CMI（康納爾大學醫學健康測定）的檢查結果，領域三（即神經症傾向）得分較高；Y—G性格測定結果為B型（不適應），且憂鬱的情緒強烈。在此後的幾次心理面接中，以日本的“奧姆真理教事件”、諾斯托拉坦姆斯教的世界末日的預言、大地震的發生等為主題的內容反覆在頭腦中出現。
筆者的治療對策為心理諮詢和醫院的神經內科的治療同時並行，指導S目前暫不必勉強去大學裡聽課、參加研究學習活動，以恢復身心狀態為主。此外，筆者也設法改善和控制S的抑鬱情緒狀態。但2個月以後，根據S自己的要求，心理治療過程中斷，S離開了大學。
案例3：寒冷恐飾症（Frigophobia）
H，29歲，男性。日本N大學研究生院碩士研究生。
既往病史 無家族遺傳病史和特殊的疾病史。
主訴 對寒冷感到恐怖，失眠，苦惱，不安。大學研究生課程繼續學習有困難，不適應學習生活。
生活史 出生於C國的J市。祖父是當地官僚階級的上層人物，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政府的外交部門中任要職。父親年青時曾在日本名牌大學留學，取得博士學位，後歸國在大學中任教授。H家教甚為嚴格，據H自己的回憶，由於童年時代接受嚴厲的管教和訓斥，他幾乎沒有任何孩子的淘氣經驗。母親是大家閨秀出身，性格軟弱，與兒子H相依相戀。生長在這樣家庭環境中的H，自然而然地生成一種獨立的意識，對父親的權威進行反抗的意識非常強烈。
大學畢業後，在一家大廣告公司擔任管理職位，收入和待遇都很優厚。但不久即辭去工作，斷然地拒絕家庭和親戚的資金援助，隻身一人赴日本留學。
發症前性格 待人接物彬彬有禮，脾氣爽直，做事認真，注重形式，相信埋頭苦幹主義。性格敏感、神經質、易受刺激。
問題的發生與經過 H到日本留學半年多，正式考入N大學攻讀工學碩士學位，他學習比任何學生更努力，積極參加各種研究活動，每學期聽課及爭取的學分在計劃表上排得滿滿的。發症前，H申請留學生的學費免除事宜。他滿以為自己能得到全額的學費免除，但審批的結果只免除了一半。在這之前，為了消除精神的緊張和疲勞，他經常出入“扒金宮”（日本的娛樂性賭場），不到2個月，手氣欠佳的H將自己半年的獎學金和生活費全部填到賭窟的“無底洞”中去。
由於經濟桔據，H對學費免除一事寄予很高的期望，但結果卻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這使H覺得自己受到了大學中的日本教務處人員的歧視，產生了一種強烈的不信任和被害意識（其他申請的留學生都獲得了全額學費免除的待遇）。終於，H變得緊張，不眠，頭痛，焦躁，潮熱。上課或參加研究活動時理解力和注意力似乎全部喪失，經常走神。特別是在深夜，一人獨處時會感到有一種奇怪的不安情緒襲來，頭腦發脹。他於是只能藉助“扒金宮”的賭博來排遣愁緒，但過後精神狀態更加低落。他也告誡自己不能再“賭”下去，但由於不安和焦躁無法消除，最後不由自主還是踏進“扒金宮”中。
在極度苦悶和憂鬱的某天傍晚，H在吞食了一堆冰球淋食品後，腹部似乎受到一種奇妙的寒冷感襲擊，突發神經性的痢疾。經醫院緊急治療後，痢疾得以治癒，但他覺得這奇怪的寒冷感卻仍殘留着。他所感到的寒冷最初在整個下腹部，然後擴展到脊背，最後延伸到全身四肢。此外，H回想起讀小學因成績不佳而受到懲罰的童年時代，父親把他置於冬季的室外，讓他“清醒”、“反省”的狀況。從那時起，他對挫折和失敗就有一種不安感，並且對寒冷的威脅感到恐怖。
H對在日本留學的夢開始感到幻滅。他為了擺脫這種不安，擺脫對寒冷的恐懼感，將毛衣、圍巾、帽子甚至風衣等全裹在身上儘可能保暖。即使是悶熱的天氣，這些防寒的衣服也是須臾不離。
心理治療過程心理面接前，在N醫院進行血液生化學、腦電圖、神經系統的檢查，沒有發現生理病理現象。在筆者處進行臨床心理學的診斷，第一次是在6月下旬，當年梅雨季節消逝得比往年早，太陽開始顯出威猛的光線，濕漉漉的空中充滿了悶熱的氣息。可是H卻戴着帽子，穿着毛衣，下着厚厚的牛仔褲，處於極度的敏感和不安狀態之中。他走進大學的心理諮詢室時，動作極度遲緩，仿佛是害怕暖氣從體內衣服中逸脫出去似的。
羅夏墨跡人格投影測定結果，其智力較高，有顯著的自我中心主義及歇斯底里的人格特徵，此外，壓抑、不安、神經過敏現象嚴重，易受刺激。 CMI（康納爾大學醫學健康測定）檢查結果：領域三（神經症）。SCT（蘇底情感衝動測定）檢查結果，愛情慾求受到強烈的抑制，逃避現實及精神退化的傾向顯著。
心理面接中，有時在情緒平穩的敘述過程中，表情突然變得抑鬱起來，衝動和攻擊的願望一瞬之間流露無遺。此外意義不明的笑容、對寒冷恐懼的行為也時有所見。在心理諮詢的同時，H還接受中藥的調理和針灸、按摩等中醫治療，但症狀並無多大的改善。連續4個月的心理治療結束，H的情緒多少得到一些控制，意義不明的微笑和奇怪的舉止多少有所改變，但對寒冷恐懼的心理症狀無多大改善。最終因心理醫生的提議，H回到自己的國家中暫時靜養一段時期。不久，H的留學生同伴來信報告說，H在自己本國的D大學附屬醫院精神科就診後，將度過一段住院的生活。
分析與點評
一、3個案例的心理症狀特徵及其與文化的相關性
這裡所報告的3個案例，在國際上留學生心理諮詢案例研究報告中均屬罕見，是對“異文化壓力症候群”所體現的奇怪的精神病理現象的初探性報告，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案例1中的“縮陽神經症”（Koro），據國際臨床心理學文獻記載，是在漢民族男性（一般以中國南方地域的男性為主）中經常會出現的症候群。Koro的原義，是亞洲的馬來西亞半島上“海龜的頭”的意思。我國古代的醫學文獻中也把這種症狀稱為“縮陽”，其含義即為男性生殖器的萎縮和精液的遺失是生命死亡的前兆，它與腎臟、精力的衰弱有關。因此“縮陽”症的發生有其文化背景為基礎的。中國古典小說《紅樓夢》的第十二回“王熙鳳毒設相思局，賈天祥正照風月鑒”中的賈瑞就是一個典型的因精液的遺失而送命的“縮陽”症患者。香港的臨床心理學家認為，Koro症的病因在於中國南部地域的人對“精液的崇拜”和陰陽失調是致死的病因等恐懼心理。這些研究者對香港的19個Koro症案例進行分析、研究，結果發現患者的性格基本上是被動的，具有很強的依存性，對性體驗感到神經質，有嚴重的過敏行為。其中絕大多數的男性患者在童年時期，對母親的依戀感非常強烈，他們的性生活史充滿了矛盾和不適應狀況。
案例1基本上屬於性心理發展障礙的症狀。從A的生活史觀察，童年時期由於其家庭的溺愛、過度保護，A對母親存在着很強的依戀感。 A的生活基本處於母親的寵愛和庇護之下，缺乏獨立自主的能力。另一方面，A對於在家庭中占支配地位、獨斷專行的父親缺乏認同感，也缺乏向父親學習成為一個真正的男子漢角色的機會。東渡日本留學後，他在“男人與男人的戀愛戰爭”中處於失敗的地位，對於這種失戀的壓力和苦惱，A用與風俗營業酒店中的“媽媽桑”的發生性關係的手段來求得解脫。但這種體驗和解脫的手段，使其自我陷入更深的矛盾和不適應狀態之中，結果導致以性器問題為核心的神經性症狀的出現。
A所主訴的對“精液的遺失”的恐懼感，是由“精液的遺失導致生命的喪失，不正當的性行為損害健康”等傳統文化價值觀念對自我造成的心理壓力而形成。這種對“精液”的崇拜與自我的性心理障礙結合起來，導致恐慌、不安和性器神經症狀的反應，也是Koro症的一種典型的反應。
但Koro症的發生並不局限於某個地區、某種文化環境中。亞洲的泰國、新加坡都曾報告過Koro症的流行，在社會某階層以群體的形式出現。此外不僅局限於男性，例如20世紀印年代在泰國東北部地區所調查到的350個Koro症例中，女性占12例。她們的主訴是“乳房和乳頭以及生殖器的外陰部收縮，往胸部或腹部中抽搐，最終有一種死亡來臨的感覺”等，因而處於極端恐懼的心理狀態之中。
案例2發症的機制與S對佛教文化的信仰有着密切聯繫。 S生長的國度是薩滿教、精靈崇拜信仰、泛靈論及佛教信仰等混合的文化世界，充滿了神靈附體和超精神能力的思想觀念。 S本人對於神佛的祟高世界及超能力的生活充滿了憧憬，為了磨鍊自己，她隻身來到日本留學，但由於內心無法適應異國的環境，加上研究生考試的失敗，精神上受到強烈的衝擊，於是把“高僧”、神靈附體作為精神解脫的手段。
可是S案例的特異點在於她高中時代曾有過癲癇的病史，抗癲癇的現代醫學治療手段一時也不能對她的病症奏效，而宗教、巫醫的治療使其癲癇症的發作得以消除，此中文化信仰對於個人的心理、生理方面的暗示，影響不可否認。即在一個具有傳統文化信仰的社會中，對心理健康和精神疾患怎樣認識，相應的也就會產生怎樣的精神治療法。心理治療的技術和方法是受社會制度、文化價值觀念的影響的。例如，原始社會中認為人的精神異常是由於巫術的原因或是某種惡勢力將魔物移入到人的體內，因此治療的方法是將惡魔從體內取出，即“外在化”、“舉行驅除”儀式等，患者信仰“驅除”的儀式、心理暗示的效果，並由此使不安和恐怖得以消除，使人體的生理機能得到某種安定。
即使在日本這樣一個科學技術較發達的國家，由於時代、地域、文化信仰關係，時至今日，某些地區的人仍然認為人的精神異常是祖先的亡靈在作祟，當人被幽靈、惡鬼、犬神、狐精等附體之後，必然會陷入精神異常的狀態。對於這種精神異常的治療，主要靠日本的女巫師（如沖繩地方的宗教巫醫）、通靈媒婆、民間療法師及祈禱師進行，有時也靠日本寺廟中的“神官”和僧侶來進行。由此可見，不論哪一時代，哪一種民族文化，都有自己民族固有的傳統的精神治療方法。
案例2中的留學生S的發症契機，主要是由於在日本的留學生活受到挫折，心理的不適應問題遭到壓抑之後轉化為精神症狀。而S的自我意識中並未認識到這一點，而是一味地追求神靈世界的“光輝”、與神佛的同一化和結合，有意識地追求“高僧”附體的超能力技術。這種有意放棄現實，盲目地追求超越的、虛妄的理想神靈世界的特異精神病理現象，應該引起心理諮詢工作者的足夠注意。
案例3表明特有的文化觀念不僅對特殊心理症狀的形成具有影響，而且對這種特殊心理症狀的表現方式也有影響。在亞洲漢字文化圈中，易經、陰陽五行學說及傳統的中醫學對精神症狀的解釋及症狀病理的分析，具有很大影響力。比如“陽”，不僅僅是指太陽、光、熱和活動力等，還意味着男性的性特徵、人的生命力和擴展性等，而“陽”的喪失，則意味着男性性力量的喪失和生命力的衰亡。 H從少年期起對父親在家庭中的獨斷性的支配和干涉就具有反抗心理，與父親的權威進行競爭的意識油然而生。 H渴望自我判斷、自我行動，但常常陷於反抗無力的狀態之中。到青年期，為了從這種對家庭的反抗無力狀態中脫身出來；便以憑藉獨自的力量去日本留學作為挑戰的手段。但在異國他鄉中又無法解脫自身的精神壓力。為了解消這種壓力，他頻繁出入日本的娛樂賭場“扒金宮”，以此來轉移自己的注意。在“扒金宮”的刺激和興奮中，他耗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體驗了人間的喜怒哀樂之情。經濟的窘迫又使他產生一種墮落的恐懼感，這也是“寒冷”感覺產生的根本原因，但H卻認為自己是一個沒有過錯的“受害者”。後來在大學學費免除問題上，H的被害者意識終於顯露了。
H恐懼寒冷的實質是由經濟力的喪失、生命中的“陽”（精力）的喪失以及文化歸屬感的喪失而造成的被害恐怖意識。也就是說，這一精神症狀是文化結合症候群的一種表現，與案例1一樣是抗挫能力和生命力（陽、精力）缺乏的表現，其病理本質是神經生理的恐怖症和歇斯底里症的綜合反應。
二、留學生心理健康問題
留學生的心理健康問題有一定的特殊性，異文化壓力症的發生與當時人對母國文化信念、價值觀念的理解有密切關係。此外，異國語言、生活、環境及文化價值觀的不同，也會成為發症的誘因。日本的臨床心理學家、精神醫學家認為，異文化壓力症候群表現形式多樣，作為“症候群”，其概念內涵還有不少暖昧的地方。但關於其病理，他們提出以下一些特徵：
（1）症狀多以急性發作的形式出現，且迅速惡化或緩解；
（2）部分心理患者在母國時已有心理問題或障礙；
（3）心理症狀有身體症狀化的傾向；
（4）語言或信息交流不足，導致誤解和妄想反應的產生；
（5）有些心理症狀伴隨着法律問題（如婚姻、家庭問題）或者經濟問題。
留學生的心理障礙產生於“文化摩擦”、“教育摩擦”、“生活摩擦”這3個壓力因素，心理諮詢和治療的關鍵在於解決這3個壓力因素。而留學生接受心理諮詢，需要語言的交流，語言運用的障礙，則是外國人及留學生心理諮詢和心理治療接受率低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對留學生進行心理諮詢，諮詢師不僅需要掌握醫學、臨床心理學的知識和技術，還必須知道留學生的國家、民族的文化價值觀念，以便對其成長、生活的社會環境有所知曉。缺乏“文化的感受性”、“文化的共感理解”的心理諮詢不可能成功。心理醫生和來諮詢的留學生進行交流，如果兩者文化價值觀相異，則心理醫生要有跨越這種文化障礙的勇氣，否則就有可能對求診者的心理症狀作出錯誤診斷乃至錯誤治療。
為解決留學生的異文化壓力症問題，許多心理學研究者提出了“社會心理援助”的觀點，認為“防患於未然”的心理健康教育是外籍公民、留學生心理諮詢的重要一環，對他們加強異文化環境中社會生存技能、適應技能的訓練十分必要。僅是靠醫療活動來解決問題，是遠遠不夠的。這裡提出幾條預防對策。
（1）出國留學前的心理健康診斷（包括精神醫學診斷）制度化。讓留學生學習如何解決異文化壓力等心理問題，向留學生提供留學國家的詳細的生活、學習信息，使之提前掌握在國外生活的一些必需技能。
（2）建立留學生心理諮詢機構，製作信息諮詢手冊。有條件的話，也可建立心理諮詢和醫療信息的翻譯網絡，使留學生儘可能接受使用母國語言的診斷和治療。
（3）充分利用留學生組織及外國人援助機構，使其發揮“社會心理支援”的效果。在留學生心理症狀的急性發作期過後，讓他們接受心理健康教育和短期的回國休養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