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的疾病——由美國黑人的艾滋病到中國的《丁莊夢》

　　　　　　　　　　　　　　　　·老　幺·

　　我任職於美西北地區一家地方政府的公共衛生部門，雖然我的工作與預防和治療疾病無關，但因常年與ＨＩＶ／ＡＩＤＳ數據打交道，所以對有關ＨＩＶ／ＡＩＤＳ的話題便很關注，注意力便在這方面變得格外敏感，也就比別人多了幾分興致來探討這個問題，多幾分興趣來了解此問題背後的現象和答案。

　　八月二十三日，美國廣播電視公司（ＡＢＣ）在其晚間十點鐘的《Ｐｒｉｍｅｔｉｍｅ》節目中播放了一個名為“Ｏｕｔ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ＩＤＳ　ｉｎ　Ｂｌａｃｋ　Ａｍｅｒｉｃａ”的專題片，對目前在美國國內黑人社區正在爆發和蔓延的ＨＩＶ／ＡＩＤＳ流行病現象作了一次深度的報道。報道中給出的數據是驚人的：美國黑人占美國人口的１３％，但美國黑人新近感染上ＨＩＶ的人數卻占新近感染上ＨＩＶ總人數的５０％以上，是美國白人感染率的８倍；黑人婦女的數字則更是觸目驚心，新近感染上ＨＩＶ的人數中７０％是黑人婦女，這些黑人婦女在通過異性性接觸的方式而患上艾滋病的幾率是白人婦女的２３倍。專題節目中，所有人都提出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為什麼美國政府和民間力量在把大量的人力財力都投注到非洲和亞洲的艾滋病防治和蔓延的同時，卻對自己國內這個十分嚴峻的流行病現象缺乏應有的關注和重視？到底是什麼導致了這一流行趨勢的蔓延？誰最該為此日益加重的社會現象“負責”？

　　已故著名的ＡＢＣ晚間新聞節目主持人Ｐｅｔｅｒ　Ｊｅｎｎｉｎｇｓ在自己被診斷為肺癌前就開始了這個節目的籌劃和製作，他親自主持與已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黑人同性戀人士的講座，與他們共同討論艾滋病在黑人社區產生、蔓延並無法控制的原因，並探討身患艾滋病的黑人男子在現實面前的無奈。節目的製作曾經因Ｐｅｔｅｒ的逝世而中斷，後來由繼任主持人Ｔｅｒｒｙ　Ｍｏｒａｎ完成。ＡＢＣ所以投入人力物力來製作這個節目，我想除了因為今年是自第一例艾滋病發現以來的第２５個年頭外，還因為人類在奮鬥了２５年後不但沒把此問題解決，卻眼見艾滋病的發病趨勢呈現異樣的發展，不但非洲艾滋病的蔓延和擴展到了有滅族滅種的危險地步，亞洲地區艾滋病的發展也因吸毒和性病的泛濫呈後來居上的趨勢。艾滋病這個過去被視為僅僅資本主義國家才有的標誌着資本主義沒落的“腐朽”現象卻在窮苦的非洲大陸，在許多還不被承認為發達國家的亞洲國家蔓延開來。

　　無論政治的層面上還是經濟的層面上，美國都是在遏制和治療艾滋病方面傾注最多努力的一個國家，許多國家都把美國視作“旗艦”，盼望這個國家能藉助其強大的科學和經濟實力為地球消滅這個“頑症”。不能說美國在預防和治療ＨＩＶ／ＡＩＤＳ方面的成就甚微，單是艾滋病感染人數和艾滋病患者的死亡率自九十年代中期以來呈急劇下降這個事實就足以讓人們看到前途和希望，而且一場在聯合國的協調下由各國政府攜手在全球範圍內“圍剿”ＨＩＶ病毒所付出的努力也有目共睹，世界範圍內的艾滋病疫苗在人體上的臨床試驗也在國際合作的前提下展開，科學研究和全球範圍的重視已經讓許多人看到了曙光，看到了希望。

　　就是在這種大前提下，在人們開始享受科學和技術帶給ＨＩＶ／ＡＩＤＳ病人許多福音的情況下，卻在每年上報美國聯邦政府的數據中突然發現，作為一個不可忽視的現象，美國黑人社區的ＨＩＶ／ＡＩＤＳ感染率卻事與願違地反其道而行之，這個過去被視作白人同性戀男子獨有的病症卻在黑人男女的身上無可遏制地產生並流行，並有越演越烈的趨勢。

　　問題出在哪裡？這個一向以爭民權爭民主而聞名的黑人團體，為何對此重大問題卻表現出異樣的沉默？黑人被白人警察毆打或黑人受其他族裔種族歧視言語的中傷都可能引起軒然大波並誓言戰鬥的黑人社區卻在這件至關生命的問題上為何選擇了迴避？黑人社區領袖在反吸毒、反幫派方面建樹頗多，但為何在逆轉ＨＩＶ／ＡＩＤＳ趨勢方面卻諱莫如深，至今不能旗幟鮮明地面對挑戰？

　　主持人Ｔｅｒｒｙ　Ｍｏｒａｎ從五個方面引導着人們找尋艾滋病失控的答案。

　　第一是由於無知（Ｉｇｎｏｒａｎｃｅ）。這既包括了普通老百姓的無知，也包括了象美國副總統Ｄｉｃｋ　Ｃｈｅｎｅｙ和民主黨參議員Ｊｏｈｎ　Ｅｄｗａｒｄｓ等達官貴人的無知。在２００２年一場競選副總統的電視辯論上，當辯論主持人問及兩位候選人如何看待當前國內黑人ＨＩＶ／ＡＩＤＳ發病率上升的現象時，兩位貴人都像個傻瓜似的詞不達意，竟侃侃而談非洲和亞洲，甚至俄國的艾滋病問題，顯然對自家的艾滋病現狀不甚明了，回答問題時的眼神和身體語言都透出十足的無知。那場辯論的女主持人現在說起當時的情景時，仍然感到震驚，仍驚詫於倆位候選人對如此重大問題毫無準備的那種不在乎態度。確實，如果從上到下對艾滋病的態度都是無知的話，當然體會不到此病毒將給社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而無知態度的直接後果就是不在乎，不作為。

　　第二是政府決策的失誤（Ｐｏｌｉｃｙ　ｆａｉｌｕｒｅ）。美國監獄人滿為患，但黑人囚犯的比例實在是太高。政府在監獄的政策是不發放安全套，理由是不想鼓勵男性囚犯在監獄裡的性行為。事實證明政府的這個決策一點沒奏效，監獄裡黑人男子感染艾滋病毒的比率竟是外面黑人男子的四倍，４０％的黑人囚犯承認他們在沒有任何保護措施下與其他囚犯發生性關係，結果是進監獄時沒感染艾滋病毒的卻在走出監獄時染上病毒。更加惡劣的是，艾滋病毒測試陽性的結果不能告訴囚犯，因為按照法律，病人一旦知道自己有艾滋病後便有權利要求政府提供治療，而政府卻不願背負這個沉重的治療包袱，所以在黑人囚犯走出監獄大門時卻不知自己已深陷絕症，在出獄後，又把自身的病毒傳播給了其它或男或女的性伴侶而不自知。

　　因為共用針具吸毒而引起的艾滋病病毒在人際之間傳播已成不爭的事實，為了改變這一現狀，許多國家都通過政府資助的形式給“癮君子”們提供清潔針具從而杜絕病毒轉播，已有研究表明，這種做法不會刺激和鼓勵更多的癮君子，卻會極大地降低ＨＩＶ的發病率。但從克林頓政府到布什政府，都不主張用聯邦經費來資助這項“清潔針具交換計劃”，以致共用骯髒針具吸毒的現象照舊存在，通過吸毒而染上艾滋病的人數也久久不減，成為政府失策的又一個明顯佐證。

　　第三是黑人的性行為方式加速了艾滋病的失控（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ｓｅｘｕ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不容否定的事實是，黑人男子比白人男子擁有更多的性伴侶，他們更容易與同性或異性發生性關係。特別在美國南部的一些黑人比例占多數的城鎮，適齡青年的男女比例為８５：１００，所以一個男子與多個女子發生性關係非常普遍，在經濟蕭條缺乏工作機會的南部小鎮，一個只掙最低工資的黑人男子，後面竟會有幾十個黑人女子自願為其提供性服務，一人感染，便多人感染的鏈式反應加快了艾滋病的傳播，一個小城裡人們因艾滋病而連續死亡的現象不再視為奇談，而是每天面對的現實。

　　第四是黑人社區同性戀的生存狀況乏人問津（Ｇａｙ　ｉｓｓｕｅ）。在性觀念上貌似開放的黑人社區，卻對同性戀和同性戀男子有着深深的歧視和排斥。因為宗教的緣故，他們也視同性戀為骯髒邪惡的東西，羞於在人前談論或承認這種現象。有同性戀傾向的丈夫常年生活在謊言和遮掩之中，不敢把自己是同性戀的真相告訴妻子，在妻子被身患艾滋病的丈夫傳染上艾滋病毒後，做妻子的還不能把這個事實公諸於眾，因為丟不起這個臉，因為羞於啟齒，便只能在人前強裝歡顏。這個被迫深藏地下的黑人同性戀社會就這樣在傳統道德和價值觀的壓力下靜悄悄地把艾滋病毒傳播給了許多無辜的人們。

　　最後是黑人社區領袖，特別是維護黑人利益的堅強堡壘——教會的作用甚微（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ｈｕｒｃｈ）。大多數黑人都認為教會是這個社會留給他們的唯一東西，所以他們與教會的聯繫是他們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即使是“重量級”的黑人牧師，在面對千萬人傳教時，他們談民權，談戒毒，談制止幫派和械鬥，但他們很少談論如何制止已在黑人社區肆意橫行的艾滋病病毒。一些小教會的牧師清醒地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並已開始利用教會作為“平台”告誡兄弟姐妹必須為此疾病的流行做點什麼了，但聲音微弱得還沒有占據主流。總的說來，連最著名的黑人民權領袖Ｊｅｓｓｉｅ　Ｊａｃｋｓｏｎ都沒能把這個問題提升到他認為應該關注的高度，所以通過教會來形成強大力量以阻止艾滋病的流行趨勢便顯得不那麼重要和迫切。

　　一個小時的節目包含了太多的信息量，也讓我事後琢磨了好幾天。媒體的清醒至少把過去秘而不宣的危機擺在了桌面兒上，黑人社區中深諳此危機的有識之士在迴避日久後也承認不得不面對現實，因為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已不局限於一族一種的問題，如不加控制，它會如野火綿延，毀滅自己的同時也灼傷其它的族類。不管是媒體的渲染，還是黑人教會牧師的清醒，他們都是在現實和數據面前叩問所有人的良知，正如洛杉磯黑人艾滋病中心主任Ｐｈｉｌｌ　Ｗｉｌｓｏｎ所說，在現時的美國，不管從哪個角度來看，艾滋病事實上已變成一種黑人的疾病。他同時指出，許多黑人領袖和著名人物不遺餘力地投入人力物力遏制非洲大陸的艾滋病流行趨勢，卻很少有人對國內的危機投注相似的精力。在美國，媒體和有識之士正在大聲疾呼：黑人社區的ＨＩＶ／ＡＩＤＳ現象已儼然到了失控的地步！

　　無獨有偶，中國政府的衛生部副部長在今年八月份初的一次全國會議上指出，中國艾滋病的流行並未得到遏制，艾滋病的防治工作處於剛剛起步階段。另據中國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控中心主任吳尊友博士介紹，目前中國現有６５萬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其中性途徑傳播占到近一半比例。但全國僅有１６萬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接受過檢測，而醫療機構只掌握其中５萬人的資料，可以與患者取得聯繫，監督他們進行必須的醫學治療。

　　去費勁猜測中國目前到底有多少艾滋病人是一件毫無意義的事，艾滋病的存在和它的蔓延早已是不爭的事實。我們暫且不必在意官方的數字是否準確，中國政府承認艾滋病在中國已呈流行態勢就足以證明它已與其它流行病症一起列入了預防和防治的行列。中國的艾滋病現象和問題，尤其是中國的許多艾滋病病例是通過輸血獻血途徑傳染這一事實，同樣經歷了幾年前ＳＡＲＳ在中國相似的命運：先是否認，後是抵賴，但最後在嚴峻的後果面前則不得不承認和面對。其間經歷的曲折和複雜，非圈外人所能想象，但只要是對中國艾滋病問題有些許關注的人，就不得不提起兩個人的名字：閻連科和高耀潔。

　　朋友應我的要求專門從北京給我帶了一本大陸作家閻連科寫的《丁莊夢》。對這本書情有獨鐘的原因是它被《亞洲周刊》列為２００５年華人世界十本好書之一。我看完後掩卷長嘆，思緒便與ＡＢＣ的專題報道糾纏在一起，久久不能釋懷。

　　閻連科筆下艾滋村丁莊的悲劇似乎與引起美國黑人社區危機的緣由無關，中國農民們的悲劇源於千百年固有的頑疾：愚昧與貧困。八十年代中期，丁莊極度貧困的村民，除了受之於父母的血液以外，再也找不到別的能儘快富裕起來的生財之道了。在政治壓力和似是而非的科學道理號召下，農民們相信了這樣的說法：身上的血就像井水一樣，去了還會再生；賣掉的血，十天半月後又會回來，然後還可以接着再賣；人們呀，不用勞作，不用辛苦，只需把胳臂一伸，那蓋房的錢，那買拖拉機的錢，那娶媳婦的錢就會源源不斷地湧來；那日子呀，就真的是跟城裡人差不多了。故事演變成：丁莊成了大賣血站，僅數百家的村子竟出現十幾家“公家”血站或私人血站，任何人，只要攜帶上採血工具，在缺乏消毒條件的情況下，在田頭，在院壩，在樹蔭，在門前，一個小小的動機或言詞都能促成一筆買賣血液的交易，賣血賣得多的村民們，家家蓋起了新房，那些起先不肯隨流的村民最後也扛不住壓力，在迅速富裕起來的賣血戶的對比下，更賣力地耗盡身上那似乎是無窮無盡的血源，十年之後，共用抽血針管和骯髒藥棉的結果是艾滋病在村中爆發，家家戶戶都有因“熱病”而死亡的親人，而那些在死亡線上掙扎的村民，在歷經了貪婪後又開始暴露人性的險惡，在臨死的關頭繼續上演着傾扎、說謊、偷盜和通姦等鬧劇，至死都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而死，像當年把“致富”希望寄托在賣血上一樣，又把存活的希望寄托在“新藥”上，指望“馬上就到”，“打上一針，病就沒有了”的傳言會救他們於水火，對“新藥”的盼望和“馬上就是不過多久”的期盼支撐着患病村民們最後活下去的希望，但死亡卻成了他們擺脫不掉的最終結局。

　　儘管艾滋村的存在是客觀事實，但閻連科卻以小說的形式把它公諸於眾，不知他這麼做是基於小說可以隨意虛構所以可以天馬行空般任意發揮，還是出於害怕“觸雷”而想出的避嫌之舉。但我相信，書中描繪的故事不可能完全空穴來風，類似書中的悲劇恐怕只是冰山一角，遠沒有達到揭露事情真相於萬一的地步。

　　高耀潔的出現似乎就是為了證明閻連科的正確，或者閻連科所使用的素材就與高耀潔所目睹所親臨的有關，只不過，她從一個醫生的角度，以一個女性的直覺，更以一個高齡老人的執著，把她對河南農村因輸血賣血而感染艾滋病毒的病人及遺孤的關注，放在了社會良知這個放大鏡之下，通過她那近乎傳奇般的稱呼——“中國民間防艾第一人”——來揭示中國在預防和治療艾滋病上力量的單薄。高耀潔在河南農村被視作“揭露中國陰暗面”的奔走呼號在遭受了無窮阻力後，最後以血的事實讓中國政府了解到了河南許多賣血村艾滋村的存在，從而開始取締和規範那些只為逐利卻罔顧生命的“竭澤而漁”之舉，也使中國從政府到民間在承認吸毒和性病導致艾滋病傳播的同時把因貧窮而賣血所導致的艾滋病傳染也納入了高危動作，從而開始投注人力和物力進行干預。高耀潔那堂吉珂德般獨自與“風車”戰鬥的姿態，確實很“感動中國”，但又是多麼地諷刺。把她叫做“中國民間防艾第一人”與其是對她的欣賞，莫若說是對現實的嘲弄和不滿，那意味着中國從政府到民間對艾滋病的冷漠和不重視，意味着需要一個退休的高齡老太太來扛起這面艱難的“抗艾”旗幟，意味着若沒有像高耀潔這樣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的人來揭開蓋子，則河南農村那些孤立無援等死無助的艾滋患者就只能像“丁莊”的那些垂死者一樣除了等待就還是等待，而那些艾滋病父母留下的孤兒們就只能繼續等待第二個，或第三個良心發現的“高耀潔”出現才能得到些微照顧和關懷。

　　高耀潔的孤獨說明現時的中國開展防艾治艾的艱難，也說明人們的意識遠沒有跟進艾滋病流行和蔓延的速度，一旦中國成為第二個“非洲大陸”，則就是有千百個“高耀潔”的出現都無濟於事，那時我們就只好象現在許多的非洲國家一樣，因為積重難返，因為需要治療和等待死亡的人太多太多，所以就只好等着國際社會的救助。

　　與其把眼球關注在各種“超女”、“好男兒”之類無聊的選拔賽上，不若把更多的金錢和愛心勻出一些給那些至今被社會偏見和歧視壓得抬不起頭的艾滋病毒攜帶者和患者。一個社會只有在對弱勢群體有了實質性的關愛和幫助後才能在一片歌舞昇平中心安理得，才能在一片“崛起”聲中有些許底氣可以自恃。只有“高耀潔”式的人物不再被高高豎起當標杆當樣板，只有高耀潔不再“感動中國”，而是每個公民都成為“高耀潔”後，我們才能自己感動自己，也才能自己解救自己，也才能把那樣的社會叫做“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

　　我有許多工作在預防和防治艾滋病的第一線的美國同事，他們中間甚至不乏本身就是艾滋病的患者。看到他們不需“榜樣”的力量就全心投入的兢兢業業，看到各級政府和民間力量為預防和治療艾滋病所提供的資源和服務之細微之全面，我就很感動，在為美國的艾滋病患者慶幸的同時，便替中國的同類病患者悲哀。美國黑人社區的艾滋病危機與中國的艾滋病現狀本沒有太多的可比性，造成各自困境的社會和經濟原因也大相徑庭，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美國黑人一旦意識到艾滋病將成為一種既害人又不利己的現象後，他們會清醒地起來爭取自己的權利的，而且只要黑人社區自己能正視這個危機，許多政府和民間機構為病患者們設立的資源還是可以利用的，而在中國，從決策者到醫務工作者，從吸毒者到賣淫女，從盈利頗豐的血漿製造工廠到靠賣血維持生計的農民，卻仍“猶抱琵琶半遮面”地不願面對現實，普通中國人對艾滋病和艾滋病患者的態度還處於無知和懵懂的狀態，還有着躲避、嫌棄和歧視混雜的心理。其實，中國目前最需要的不是一個個高耀潔式的“民間”樣板，也不是一個個濮存昕式的“形象大使”，而是切切實實地對普通民眾進行防艾治艾的教育，把艾滋病的產生原理和預防機制寫進中學生和大學生的課本，而不是盡搞些什麼宣誓集會、歌舞晚會之類的花架子來娛樂百姓，那種陣風陣雨般的宣傳，只適合造“星”，不適合造福，那些因吸毒，因嫖娼或賣淫，因輸血或賣血而感染上艾滋病毒的人們，需要的是藥品，是治療，需要的是希望，是鼓勵，需要的是像正常人一樣被對待，像普通人一樣有活下去的勇氣。

　　如果《丁莊夢》僅存在於小說中就好了，但要命的是它卻是中國一些地區的現實，是決策者們不願去面對的困境，是一個閻連科加一個高耀潔所沒法減輕的沉重，是一個與世界上許多國度遙相呼應的難題。如果哪天中央電視台也會系統地對中國的艾滋病問題一二三四地列出現狀和緣由，也讓“丁莊”的農民們在鏡頭前親自述說他們的遭遇，那“等死”的噩夢就不會那麼可怕了吧？！

□　寄自美國 華夏快遞 : 華夏文摘第八一〇期(cm061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