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死的東西總是要死的

2009年8月28日，星期五

張功耀

最近出版的《瞭望》（新聞周刊）發表了記者張冉燃寫的綜合性報道《憂患中醫》。儘管這篇文章寫得很糟糕，充滿了不少自欺欺人、自作多情的“意淫”，和“豬八戒耍把式——倒打一耙”，但它終歸把中醫衰落的事實閃爍其詞地告訴了13億 中國人。無獨有偶，最近一個在海外進行“中醫修煉”的騙子，也對中醫衰落發表了一種辯解。這個辯解不怨別人，只怨中醫界的人不該用藥草治病，而應該用“修 煉”治病。於是，他的文章的標題就是“中醫本無藥”。這樣兩篇文章同時發表，一篇發表在國內，一篇發表在國外，不知他們是經過了相互串通，還是偶然的巧 合。

中 醫是不是“本無藥”的問題，屬於中醫的“內部事務”，可以由中醫界的人去爭論。張冉燃的文章發表在國內，而且通篇表達的思想是，“西方的科學”把中醫擠壓 成了現在這個樣子。對此，我們可得要反駁幾句。不然的話，任憑張冉燃的謬種流傳，將會比行將滅亡的中醫更嚴重地危害我們這個災難深重的民族。

據我本人考證，最早對中醫表達出不信任的是《周易》的作者。早在《周易》問世的時候，《周易》的作者就在64卦的無妄卦“九五爻辭”中說：“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在“九五象辭”中又說：“無妄之藥，不可試也”。這意思是說，在一種疾病還沒有被弄清病因之前，不吃藥是對人有益的；對於那些還沒有弄清藥理的藥，不要貿然地試吃。《周易》的作者發出這種呼籲的時候，中國還沒有現代科學，更沒有循證醫學。我們猜想，他是完全憑着自己對中醫的直覺和體驗來表達對中醫的不信任的。

繼《周易》的作者之後，在歷史名人中又有孔子和列子公開表示了對中醫的不信任，其中尤以孔子最為堅決。他堅定地認為，任何向長輩或國君敬獻藥物的行為，不管他是不是事先嘗過，都涉嫌謀殺，應當堅決制止；如果導致服藥者死亡，應當一律給以嚴厲制罪，絕不能有絲毫的原諒。

在唐代的學者中，韓愈和李商隱明確表示過不信中醫，尤其反對年輕人學中醫。

宋代大學者蘇東坡有句名言：“學書費紙，學醫費人”。它的意思是，學書法的，浪費紙張；學中醫的，則猶如浪費紙張一樣浪費人。學書法的，浪費紙張以後終歸還能在書法上有所長進。學中醫的，縱然枉死了那麼多的人，醫術也未必能夠長進。所以，蘇東坡堅決反對年輕人去學醫。

到了明朝，批評中醫的言論蜂起。我本人搜集了明朝學者對中醫的批評言論有14條，已經把它掛在了我的博客上。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找出來讀一讀。

清朝末年，西方傳教士把科學醫學傳入我國，我國人民終於看到了醫學科學的曙光。從那以後，智慧的中國人民開始起來向矇騙人民的中醫宣戰，要中醫儘快退出歷史舞台。於是，就有1879年俞樾先生《廢醫論》檄文的發表。

民 國以降，汪大燮、胡適之、傅斯年、丁文江、郭沫若、梁啓超、楊杏佛、蔣夢麟、吳汝倫、瞿秋白、陳獨秀、嚴復、陳寅恪、陶行知、巴金，等，紛紛起來聲討中 醫。這些大學問家，完全不像張冉燃所歪曲的那樣，是“跟着人家起鬨”才起來反中醫的。據我對這些人的大致了解，這些人的智慧水平，我不敢說一定在張冉燃之 上，但絕然不在張冉燃之下。憑着這些大學問家的智慧，他們完全不需要在任何問題上“跟着人家起鬨”。

中 醫騙子是一直逆歷史潮流而動的。他們以為，捏造一些自欺欺人的傳聞，就可以永恆地欺騙所有人。但是，他們打錯了算盤。騙子只能一時地欺騙一些人，不能永遠 地欺騙所有人。中華民族完全有智慧、有勇氣、有能力掃除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污垢，清除以中醫為代表的文化垃圾，而不需要任何人來教唆。

1879年， 俞樾先生發表的《廢醫論》共分六個部分。在《本義篇》和《原醫篇》中，俞樾先生首先證明了中醫在“本義”和“原醫”上的荒唐。接下來的《醫巫篇》，俞樾先 生從證明“醫巫同源”出發，最後以“既然巫可廢，何以醫不能廢”的質疑，表明了自己對廢除中醫的態度。然後，俞樾進一步證明了“脈虛”（脈診是假的）和 “藥虛”（中藥治病是假的）。最後，俞樾先生用古代歷史事實，闡明了廢除中醫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可惜，俞樾先生廢除中醫的努力，僅限於情感層面的闡述，缺乏科學和哲學的充分說明。所以，這次反中醫鬥爭最後無果而終。但是，它的意義遠遠超出了它的結果。正是俞樾先生，打響了向中醫全面宣戰的第一槍。

1914年，余雲岫先生發表《靈素商兌》，對中醫典籍發起了系統性的批判。1928年，余雲岫把他的批判文章匯成集子以《余氏醫論》的名義出版了。1932年，這本集子更名為《醫學革命論》出版了第二版。1950年， 余雲岫以其對新中國醫學革新的信心，出版了這本論文集的第三版。余雲岫先生在“第三版序言”中寫道，（中國共產黨人）“決不會像蔣政權那班人，把兩千年來 傳統的神話、古典哲學、占星、龜卜、唯心論、主觀唯物論和庸俗經驗論的雜貨店樣的舊醫庇護起來、支持起來，增加反動勢力，來和自然科學的新醫學對立。”可 惜，余雲岫畢竟是一介書生。他太天真了。他沒有估計到歷史發展的慣性和在中國實現文化改造的難度。中國人為了剪掉長辮子，尚且付出了那麼多血的代價，要廢 除中醫，談何容易！

2006年4月，以我發表《告別中醫中藥》為開端，中華民族開始了醫學領域的第三次文化自省和自新運動。這是在中醫問題沉寂了50多年以後，中國人民自發興起的一場最為波瀾壯闊的新的醫學革新和文化自省運動。

由 於中醫問題曾經遭遇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壓抑，這場革新運動開展得非常艱難。由於衛生部的公開打壓，中醫騙子可以堂而皇之地上電視、登報紙，成為“文化傳 人”，而歷史的和現實的反中醫書籍則不能出版，反中醫的隻言片語都不能公開發表。我們沒有自己的組織，更沒有活動經費。在另一方面，我們所面對的中醫也不 是過去那些民間游醫或鄉村郎中，而是吃了50多年皇糧的“國醫”“教授”“博導”“泰斗”“傳 人”。現代中醫與古代中醫很大的不同在於，現代中醫有政府依託，有法律保障，有中醫科學研究院，有中醫藥高等院校，還有中藥廠，中醫醫院。總之，它們的靠 山異乎尋常的強大，體系異常地緻密，它們身上的盔甲格外顯眼，而且看上去密不透風，堅不可摧，原子彈都打不爛，燒不熔。由於有政府作依託，中醫可以調用政 府一切可能的人力、物力、財力加以扶持，以政策的或法律的措施開動所有政府機器為中醫中藥鳴鑼開道，甚至調用一切可能的宣傳機器，對人命關天的問題文過飾 非，或者乾脆直截了當地掩蓋歷史，粉飾現實，吹牛撒謊。

但是，所有這一切並沒有阻擋反中醫人士對中醫的批判，也沒有遏制住中醫更加迅速的衰落。2006年開始的中國人民自發反中醫的鬥爭依然取得了勝利的進軍。而且，它的進步速度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歷史時期。2006年10月，一些社會調查機構的社會調查顯示，有87％以上的人迷信中醫，卻只有15％不到的人在生病以後自願首選中醫看病。只過了一年，新的社會調查顯示，迷信中醫的人數下降到了53％。生病以後自願首選中醫的人數下降到了不到6％。一些對中醫的歷史和現狀缺乏了解，曾經跟着起鬨起來捍衛中醫的頭面人物、教授和學者，現在也改變口氣，逐步向反中醫派的觀點靠近了。

在這場醫學革新運動中，科學知識、科學思想和科學精神發揮了重要作用。儘管現在一些被迷信沖混了頭腦的政府官員和“學者”開始厭惡科學，甚至在紀念五四運動90周 年的時候公然曲解五四精神，否認科學。但是，科學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恩格斯說，“蔑視辯證法，不能不受懲罰。”同樣道理，誰蔑視科學，誰也決然逃脫不了 科學的懲罰。中醫之所以有今天的厄運，就在於它從古到今公然蔑視科學，蔑視進步，蔑視人性，蔑視人的生命安全。為了他們自己基於欺騙的既得利益，他們可以 任意地像扔掉練書法的紙那樣，扔掉人的生命。

除 科學外，哲學、社會學、倫理學、政治學、法學，都在這場醫學革新運動中發揮了他們的特長。其中，哲學發揮的作用可能超過了科學。熟悉哲學和科學的關係的讀 者知道，哲學分析能夠從思維方法的角度較為簡單地取得與科學實驗相同的結果。也就是說，對於某些科學問題，經過縝密的哲學分析所得到的結論，完全可以在科 學中得到印證，做科學實驗是這個結果，不做科學實驗也是這個結果。我們沒有經費。事實上，我們也沒有做過否定中醫的科學實驗。但是，我們的哲學分析卻使中 醫的無能和欺騙暴露無遺了。

更 加可喜的是，在這場醫學革新運動中，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都是“人自為戰”。他們有什麼才能就自覺自愿地貢獻什麼才能。懂醫的，講醫學常識；懂歷史的，挖 掘歷史事實；懂法律的，闡明中醫對人權的踐踏；懂哲學的，從思想、體制和行為層面闡明中醫的危害；懂藥的，講藥物機理和藥物安全注意事項；懂生理學的，耐 心地闡述生命活動的規律性和生命安全問題；如此等等。這些反中醫戰士，沒有接受任何人和任何組織的號召，不計較個人得失，不怕打壓，勇敢地踏着鐵蒺藜奮勇 前進。中華民族自省、自新和自強的決心，在他們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他們不愧為中華民族的脊梁。

由於有了科學、哲學、歷史、法律、社會學、倫理學等學科的共同奮鬥，才有了今天比歷史上任何一次反中醫鬥爭成效更顯著，步伐更堅定，進步更快的進軍。

縱觀我國人民自發反中醫鬥爭的歷史，既有自覺使用科學手段的時候，也有不使用科學手段的時候。

科學是偉大的。但科學也不是萬能的。我們不能事事都依賴科學。我們不能在沒有科學幫助的時候，看着中醫那一堆文化垃圾發呆，無所事事。《周易》的作者在表達對中醫的不信任的時候，中國還沒有現代科學，因而也沒有使用過任何科學手段。孔子反對中醫，也不是因為有了循證醫學。俞樾先 生發表的《廢醫論》，其中沒有一句科學術語。蘇東坡發表“學書費紙，學醫費人”的時候，還不知道動物實驗。因此，蘇東坡也沒有向學中醫的提出要求說，學醫 的應該先做動物實驗，再做人體實驗，然後才決定能否將相應的醫術用於臨床。我們在反中醫鬥爭中充分利用了科學，沒有在堅守科學精神方面退讓半步。但是，我 們沒有局限於科學。

從 歷史到現實，都可以證明，《憂患中醫》的作者張冉燃把中醫的衰落歸結為“科學的擠壓”，不僅不符合歷史事實，而且是別有用心的。它的真正目的，不在於用 “科學擠壓中醫”的說辭來推卸中醫衰落的責任和掩蓋中醫的無能，而在於陰謀在中國毀滅科學，好讓那些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的烏龜王八蛋繼續用陰陽八卦之類的胡 謅在中國鬼混下去。

張冉燃把中醫的衰落歸結為“科學擠壓中醫”，用得上中國的一句歇後語，叫做“豬八戒耍把式，——倒打一耙”。

在中國歷史上，屬於鬼混的東西總是可以橫行霸道的，而科學的東西要在中國土地上生根，則十分地艱難。當科學醫學（以下簡稱“西醫”）經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之後，它遭遇的打擊、謾罵和造謠中傷，可以說是無以復加的。愚昧的中國人對科學的排斥，絲毫也不亞於對宗教的排斥。19世紀，當西醫生用剖腹產方法幫助婦女生產孩子時，中醫生躲在陰暗的角落裡造謠說：“西醫生有妖術”。當西醫生用點眼藥水的方法治療眼疾的時候，中醫生又造謠說：“西醫生是想把中國人的眼珠子摳出來熬藥”。西醫在中國的遭遇，正如魯迅先 生所言：“凡是讀過一點古書的人都有這一種老手段：新起的思想，就是‘異端’，必須殲滅，待到它奮鬥之後，自己站住了，這才尋出它原來與‘聖教同源’。外 來的事物，都要‘用夷變夏’，必須排除的。但待到這‘夷’入主中夏，卻考訂出來了，原來連這‘夷’也還是黃帝的子孫。”

稍微有點年歲的老人都知道，上個世紀的50到60年 代，中國的文學家們寫特務，其角色背景都免不了要選擇西醫生。在文化大革命當中，北京的協和醫院被改為“反帝醫院”；長沙市因湘雅醫學院和湘雅醫院而得名 的湘雅路被改成“反帝路”。這些所作所為，使得我國的西醫生人人自危，生怕沾染了帝國主義的嫌疑。這些都是我國歷史上的一些頑固派，把西醫當“異端”的證 據。可是，當西醫通過自己有效而安全的醫術終於在中國站穩了腳跟之後，一些荒謬的“愛國主義者”對西醫進行了“與聖教同源”的考證。其中，最自以為是也最 厚顏無恥的是，他們擄掠他人之美，不加修飾地宣稱種牛痘是中國人的發明。其實，在琴納種牛痘之前，有古土耳其人、古埃及人、古中國人、古印度人都嘗試過種 牛痘。其中，最不可靠，也最危險的種牛痘方法，恰恰是古中國人把曬乾碾碎的牛痘灰抹在鼻孔里。這種種牛痘的方法，經常導致牛痘苗在鼻孔中發炎、腫脹，以至 於最後賭塞鼻孔，使病人窒息死亡。

明明是中醫生為了維護自己坑蒙拐騙的權力而一直打壓西醫，當中醫生現在終於鬼混不下去的時候，竟然倒打一耙，把自己的無能用“科學擠壓了中醫”來開脫。

眾 所周知，自從科學在中國取得崇高地位以後，中醫就一直死皮賴臉地往科學裡邊擠。他們經常自我標榜這也“科學”，那也“科學”，甚至為中醫泰斗捏造獲得了 “愛因斯坦科學獎”來欺世惑眾。實在擠不進了，中醫生又捏造了所謂的“東方科學”和“超科學”來自欺欺人。與中醫死皮賴臉地擠進科學不同，西醫從來就不承 認中醫是科學。他們一直主張把中醫逐出科學的殿堂。中醫要往科學的殿堂中擠，西醫一直不允許中醫沾污科學的榮譽，這裡何來“科學擠壓中醫”？科學是人家西 醫的宗廟。你中醫本不是那座廟裡的神仙，人家要把你請出那座廟，你中醫憑什麼說人家擠壓了你？你中醫真有本事的話，你單獨立廟去，何必擠到人家的廟裡去遮 風避雨，爭搶香火？

依我看，不是科學擠壓了中醫，而是中醫擠壓了科學。正是這種擠壓，不僅浪費了國家財富，還嚴重敗壞了我國醫學科學界的學術風氣。其代價之大，損失之慘重，至今無法估量。

中醫本來就是在中華文化中孕育出來的一種文化怪胎。經過中國人民自發的前赴後繼的反中醫鬥爭，現在總算看到中醫被人們徹底唾棄的前景了。這是值得我們慶賀的大好事！讓該死的東西快速而徹底地死去，我們中華民族才能找到文化更生的新起點。這難道不值得慶賀麼！

但是，我們不能因為中醫的死亡而放鬆我們對中醫的批判。1918年， 俄國政治家列寧在普梯洛夫工廠對工人發表演說時說，“資產階級不會因為他們的死亡而被釘在棺材裡，然後被人抬出去，埋葬在墳墓里。死亡了的資產階級的屍 首，還會經常地在我們中間散發着臭氣。”把這段演講當中的“資產階級”替換成“中醫”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中醫已經危害了我們中國數千年，中醫思維已經在人 們的頭腦里根深蒂固。因此，中醫也不會因為他們的死亡而被釘在棺材裡，然後被人抬出去，埋葬在墳墓里。死亡了的中醫的屍首，還會經常地在我們中間散發着臭 氣。這就是說，即使中醫明天就壽終正寢，我們反中醫的鬥爭也遠沒有結束。我們還有責任在中醫死亡以後防止中醫繼續在世界上散發臭氣。

值得順便指出的是，張冉燃的文章有多處自欺欺人的意淫。其中，最值得澄清的一處是在文章的開頭，作者說“伍王醫史”的出版，“維護了中國傳統醫學的尊嚴”。

這是自欺欺人的話。實際的情況是這樣的：

1913年，曾經做過美國軍醫圖書館管理員的加里森（Fielding H. Garrison）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醫學史導論》。王吉民和伍連德恐怕是最早讀到這本書的兩個中國人。因為這本醫學史著作中沒有寫中醫，王吉民和伍連德便覺得，這有傷中國人的面子。此後，他們花了23年時間（不是張冉燃講的16年），用英文寫出了一部《中國醫史》，1936年在延安出版了。這就是所謂的“伍王醫史”。可是，這部中國人用英文寫的中國醫史著作，並沒有改變國際醫學史界對中國古代醫學的看法。

許多中國人都有一種老毛病，自己的東西沒有在世界上產生影響，就以為世界上不知道我們中國有這樣的好東西。其實，中醫很早就在歐洲傳播了。16世紀，有一個意大利醫生，叫皮特羅，他在了解了中醫以後得出結論說，“中醫是庸醫”。大約正是這位皮特羅，使得歐洲人普遍不信任中醫。這 就是說，並不是真的“洋夷不識我大清之寶”，而是洋夷在了解了“大清之寶”以後，發現了其中的愚昧和欺詐，才轉而蔑視這些“大清之寶”了。同樣的情形也發 生在孔子的“學說”在歐洲的遭遇。當歐洲人只是零零星星地“聽說”了孔子的學說的時候，以為孔子真的很偉大，而當孔子的學說原原本本地在歐洲傳播以後，孔 子反倒變的一錢不值。以至於黑格爾說，要保持孔子在歐洲的聲譽，最好是孔子的學說沒有在歐洲傳播。就中醫而言，一個很簡單的事實是，中國人愚昧地把人參當 寶貝已經上千年了。可是，洋人至今不承認人參的神奇作用。因此，洋人侵略中國也從來不搶奪中國的人參。即使在現代洋人眼裡，人參也還沒有茶葉值錢。所以， 洋人寧肯高價收購中國的茶葉，而不願意低價購買中國的人參。

1960年，李敖先生在台灣發表對中醫的批評意見說，“中醫根本就不是醫學”。李敖的這個看法，其實也是西方醫學史家的看法。把“根本就不是醫學”的東西寫在醫學史中，不是招人笑話嗎？這就是西方醫學史家不寫中國古代醫學史的原因所在。

事實上，《伍王醫史》出版之後的1949年，意大利醫學史家卡斯蒂寥尼出版了一部比加里森的《醫學史導論》規模更大、篇幅更長的《醫學史》。這部醫史著作的中文版現在可以在我國許多圖書館借到。這本書，洋洋灑灑1188頁。 其中，古美索不達米亞寫了一章，古埃及寫了一章，古以色列寫了一章，古代波斯和印度合起來寫了一章，古代希臘寫了一章，唯獨中國，連一節都沒有寫。如果 《伍王醫史》確實“維護了中國人的尊嚴”，卡斯蒂寥尼竟然如此冷落中國醫學史，就不好做解釋了。中國人寫出來的充滿“愛國主義”色彩的科學史，只能欺騙和 麻醉中國人，使中國人沾沾自喜地欣賞並不可靠的“先前闊”，然後迷迷糊糊、自我陶醉地睡大覺。對於這樣的科學史，國際科學史界從來就沒有中國人渲染和捏造 的那麼關心和稱奇。用現在網絡上一個比較時髦的術語說，中國古代的科學史和醫學史（包括“四大發明”）都是“被偉大”了的，而不是真的那麼偉大。

到 目前為止，沒有一個疾病名稱是中國人命的名，沒有一種中國人倡導的診斷方法得到了世界的公認，沒有一種中國人發明的醫術得到了確認。所謂“針灸外交”恐怕 也是中醫生在鏡子中看見的幻影，或“被”出來的動人故事，並不是實情。可以說，到目前為止，任何一個嚴肅的醫學史家，都不在乎中國古代的醫學史。可見， “伍王醫史”並沒有爭回中國人的面子。

張冉燃的文章還有許多類似的例子。它們都是自欺欺人的意淫。對於這樣的意淫，不需要太多的背景知識就可以識別得出來。對此，我充分相信讀者的識別能力。

該死的東西總是要死的。壽終了，必然正寢。因此，我勸張冉燃們不要為中醫的死亡捶胸頓足，而應該節哀順變。在此，我也略勸所有反中醫的戰士們，不要過分計較張冉燃的這篇文章，權且把它當作張冉燃給垂死的中醫預送的一個花圈。

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