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簡介：毛嘉陵，1983年成都中醫藥大學醫學系大學畢業。2001年獲中國中醫藥發展大會論文一等獎；2002年獲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組織的第六屆全國中醫藥好新聞評比一等獎；2003年1月在中國中醫藥報上發表系列評論文章“現代中醫藥發展的冷思考”，在中醫藥及中國傳統文化領域引起較大反響。已主編和編著《第三隻眼看中醫》、《哲眼看中醫》、《國際標準針灸掛圖》、《輕鬆抗疲勞》等圖書十餘部。

經常有人會問：“中醫到底能治哪些病？”

　　很顯然，大家問的這個“病”指的是西醫的那個疾病概念。由於這個提問的指向是“跨領域”的，要回答好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卻並不容易。如果有人提問“西醫能治(中醫的)哪些證”、“表演高空雜技的演員參加奧運會弔環、高低槓、跳高比賽如何”一樣，可能很多人立即就會說，你這是什麼問題呀，一點不着邊際。但這種方式的提問，卻“逼着”中醫必須回答，因為中醫現在的生存環境，已不允許中醫只局限於用中醫的“病”和“證”的說法來回答。這看似委屈的事，也許對中醫來說也是一次難得的“鍛煉”。

　　中醫對西醫所診斷出來的“病”進行治療，也僅有百餘年的歷史。中醫在上千年臨床實踐中所採取的治療方式，都是以“證”為中心展開的，即所謂的“辨證施治”。因而，在西學東傳之前的中醫歷史上，根本就沒有專門針對西醫所診斷出的“病”進行針對性治療的學術理論和臨床經驗，有的都是針對中醫意義上的“病”和“證”的臨床解決方案。

　　一、中醫治療疾病從何入手

　　中醫臨床上是以“證”為核心的，明顯不同於西醫的“病”。雖然疾病的主體只有一個，但中醫與西醫從不同的角度去認識同一個人體的疾病狀態，也就完全可能得出對病變不同的 “說法”和“結論”。在此情況下，西醫的“病”與中醫的“證”，存在着某種程度的關聯或穿插也就很正常了：

　　中醫的一種“證”可以存在於西醫多種“病”之中，也就是說西醫不同的“病”，都可以出現中醫相同的“證”；

　　而西醫的一種“病”在不同人的臨床表現中，則可以分別表現出中醫的多種“證”。

　　此外，中醫的某些“病或證”與西醫的某些“病或征”在認識上和術語表述上有一致性，另外一些則有相似性，但還有不少根本就難以“銜接”。

　　不少人對中醫與西醫的這個特性並不了解，往往將中醫的“證”與西醫的“病”進行混淆，僅僅從西醫的“病”的角度來認識和評價問題，就會質疑中醫怎麼一種病會有這麼多種“說法”和治療方法？進而還會指責中醫治病怎麼沒個譜？甚至還以此得出了中醫不科學的結論。其實，西醫對某一種疾病的治療也並非只有惟一的選擇，但卻沒有人對此提出質疑，似乎西醫怎麼做都有理(此處無意貶損西醫，只是為了通過比較來解釋現狀)。何況，中醫的“證”與西醫的“病”還不是一回事，西醫的一種“病”可以表現出不同的中醫證型，當然就要用不同的治法了，這是再簡單不過的道理。

　　西醫雖然十分先進，但仍然不能解決所有臨床治療問題。中醫核心理論雖然產生的年代已古老，但中醫在防治現代疑難疾病上仍具有鮮活的生命力，不斷創造新的醫學奇蹟。“有療效就是硬道理”，當然僅有療效還不夠，還必須評估這個療效的“性價比”，在療效背後還會不會有不良反應。從近幾十年的中西醫比較研究已經充分地說明，中醫與西醫各有所長，也各有優勢。如對癌症的治療，西醫以縮小癌瘤、殺滅癌細胞為目的，而中醫則通過整體的綜合調節，重點在提高患者的生存質量、改善患者的對症狀的不適感受、減少放化療副作用對患者的影響、延長患者的生存期。再如西醫口腔科的補牙，中醫根本就談不上任何優勢，完全就是空白，這是最明顯的一個例子。但在治療一些病毒性疾病上，中醫卻獨具特色。因此，我們在評價這兩種醫學時，切忌用一方之長去評另一方之短，更不能走極端而簡單隨意地否定對方。只有充分發揮各自的優勢，才能更好地為大眾提供醫藥保健服務。

　　中醫接觸西醫“病”的歷史雖然很短，但並不是就不能治療，只是切入點都是從辨證入手而已。而且，在近幾十年的臨床實踐中，也已探索出了一些針對西醫“病”有效的解決方案。下面僅舉兩個實例：

　　①20世紀50年代北京流行乙型腦炎，中醫古代並沒有乙腦的概念，而只有溫病學方面的臨床知識。中醫臨床大師蒲輔周就是根據溫病學理論，結合五運六氣學說來研究北京的氣候環境因素對疾病的影響，並進行辨證施治，採取了宣解濕熱和芳香透竅的治法，從而取得了讓西醫也感到驚奇的療效。周恩來總理也稱讚蒲輔周是“高明的中醫，又懂辯證法”。

　　②2003年非典流行，中醫在抗擊非典中發揮了不可磨滅的作用。2003年10月8日，由世界衛生組織(WHO)和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聯合主辦的“中醫、中西醫結合治療SARS國際研討會”。世界衛生組織基本藥物和藥物政策司傳統醫學負責人張小瑞、傳染病監測反應部全球預警反應“SARS”臨床醫學官員西蒙·馬代爾、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副局長李振吉等出席了新聞發布會。WHO駐華代表Henk Bekedam說，傳統醫學作為在全球醫療體系中一種非常有價值的研究領域一直為WHO所認可，中國將傳統醫學整合融入到中國醫療體系的做法，可以作為其他國家效仿的模板。與會專家一致認為中西醫結合治療SARS是安全的，其潛在效益主要體現在：

　　減輕SARS病人的乏力、氣短、呼吸急促等臨床症狀；可促進肺部炎症吸收；減低血氧飽和度(SaO2)低下的風險，使異常波動的SaO2趨於穩定；促進外周血淋巴細胞的恢復、提高T細胞亞群的水平；減少糖皮質激素和抗病毒藥的用量及其不良反應；減少谷丙轉氨酶(ALT)、乳酸脫氫酶(LDH)和尿素氮(BUN)異常發生率，顯示中西醫結合治療SARS是安全的；單純的中醫治療組治療費用較單純西醫治療組低。

　　“辨證施治”只是中醫在臨床上的一個“操作程序”。要更好地回答以上問題，我們還要從中醫的醫學思想談起：

　　中醫藥最重要的健康思想就是“自然和諧”。在數千年前就形成了整體論醫學思想，《黃帝內經》集中反映了這種觀念。無論在養生中還是在臨床治療中，中醫都十分強調要保持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同時，中醫學認為，人體以五臟六腑為中心，通過經絡系統將全身有機地聯繫起來，形成一個上下相聯、內外相通、整體協調的統一的有機體。某髒某腑的疾病可以通過經絡和五行關係相互傳變，反之也可以根據五行之間的相生、相剋關係進行調治。治療的目的也是恢復人體的陰陽平衡。

　　此外，中醫在治療中還特別強調人體正氣的作用，《黃帝內經》指出：“正氣存內，邪不可干”。中醫師在臨床上除了要採取針對病因的措施以外，更強調通過調節人體的正氣來防禦病邪的侵犯和控制疾病的進一步惡化，也就是常採用“扶正祛邪”的治法。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中醫這種強調鼓舞正氣以抗邪治療的思路，可稱得上是一種“以不變應萬變”的高明辦法。

　　2003年的非典流行後，按現代科研的思路就是專心於研究針對冠狀病毒的疫苗，這種做法往往是在針對某一特定病毒的疫苗還沒有研究出來，病毒又變種了，也就是說即使研究出來了，這種疫苗也沒用了。可見，現代科技雖然已非常先進了，但至少在目前還是：我們的科研速度就是快到“突飛猛進”、“一日千里”，也還是超不過病毒變種的速度快。這種現代科研思路既耗人力和物力，又費時間和金錢，弄不好到頭來還是白幹了，這不值得我們反思嗎？如果現代科研接受一些中醫藥的理念，從增強人體的免疫力入手，也許成就還會更大。當然了，如果中醫藥在具體的診療上，能夠具有更強有力的措施，同時再提高一些精確度，也許更容易被現代人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