彈指間,我從事針灸已經近四十年了。這條路,和我人生之路一樣,既充滿着曲折、坎坷和艱辛，也不斷帶來神奇、機遇與希望。從古爾班通古特大漠邊緣的軍墾農場到渭水之濱的古都咸陽，從黃浦江畔到阿姆斯特丹，針灸與我，不棄不離，一路同行。而針灸醫學源遠流長，其博大精深更非一代生命可以丈量。如果把我這麼多年來對針灸醫學的追索或者說親身經歷實實在在地寫出來，不論是出現奇效後的喜悅還是走麥城後的苦惱，是不是會對後學者有所幫助或者說啟示呢。於是便有了下面的文字。
   
    1.不久，便有人讓我治病
   
    1966年，後來一直到白髮蒼蒼還被稱作上海知青的我們，來到了新疆石河子的兵團農場，這也是最後赴疆的一批上海知青。每天一早，天蒙蒙亮，上工鐘聲敲響，幾乎與此同步，我們的地窩子前也響起帶着濃重湖北口音的破嗓子，喊我們起床。那時我年輕貪睡，剛想打個迷盹，被子就被毫不客氣地掀開。此人是我們知青排的排長，名叫王德仁。五短身材，卻長着一圈令人生畏的鋼針般的略顯花白的鬍子，一副兇巴巴的樣子。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腦袋上一年四季總是緊緊纏着一條花里胡哨的毛巾，夏天再熱，從不取下；即使是零下二三十攝氏度的嚴冬，也是照纏不誤，再在外面戴一頂皮帽子。每天他只帶着我們幹活，從不多講話，還好，對我們幹活的質量倒並不怎麼挑剔。只是鬧得實在不像話了，他才吼幾聲。後來我才從其他老軍墾那裡了解到，王排長是兵團的老勞模，他有十分嚴重的頭痛病。纏毛巾，是他自己發明的止痛劑。
   
    在上海時，我曾業餘向我的叔父學過針灸。赴疆前夕，從醫多年的老叔父送了一盒針灸針和一本名叫《新編針灸學》的書給我，語重心長地說：“好好學，總會用得着的。”我記住了他的話。收工之後或星期日，閒來無事便一面看書，一面在自己身上練針。當時連隊只有一個衛生室，賀衛生員也是半路出家的，到團部醫院又有幾十里地。於是，不久，便有人讓我治病。我照着書上扎針，居然也取得了效果。慢慢地有了些小名氣。連旁邊的五連、三連的也跑來叫我針灸。有一次，我正給一個關節痛的人扎針，感到背後有一個濃重的呼吸聲，回頭一看正是王排長，他直勾勾地盯着我。那病人笑着說：“老王，你的頭痛讓小張拾掇拾掇吧，他的針靈着哩。”王排長不以為然地哼了一聲，頭一扭就走了。
   
    大概過了半年，在我終於治好澆水排老山東王耿祥的周圍性面神經麻痹之後的一個傍晚，王排長走進我們的地窩子，破天荒地在我的柳條把子床上坐了好一會，臨走時忽然說了一句：“明天上我屋裡，治治我的頭痛。”
   
    第二天是大星期日（當時農場以10天為一星期），我應約來到羊圈旁的土房，王排長已挑起門帘，正襟危坐地等着我。屋裡除了一張板床和一個半人高的大麵缸外，空空如也，不過收拾得很乾淨。當桌子用的面案板上熱氣騰騰地泡着一搪瓷杯開水，我喝了一口，因為糖放得多，有點甜得發膩。他告訴我，頭痛已有二十多年，還是在國民黨當兵時，被長官劈頭敲了一棍子留下的根子。1949年9月25日起義後，一直在野外工作，修完天山公路又築烏魯木齊到獨山子的烏獨公路，那時節，天氣奇冷，又是沒日沒夜地幹活，頭痛時發時停，一直沒有止住過。1957年根據兵團決定全部人馬移師下野地，建設軍墾農場，條件更為艱苦，往往連睡覺都穿着衣服，而脫下衣服往臉盆一擱就成一盆碎渣渣。頭痛發作也就更為頻繁更為嚴重了。開始，痛得劇烈時，衛生員給的止痛片還頂點用，後來，吃各種止痛片都毫無用處，乾脆也就不吃了，他自己發明了這個纏頭止痛法，還管點用，而且纏得越緊，效果似乎越好。現在是天天發作，白天幹活時稍輕一點，晚上痛得厲害。滿頭髮漲兼針刺般痛，且以前額及兩顳側為主。我請他解開毛巾，進行檢查，只見前額部到處青一塊、紫一塊。他說，這是他自己用力捏的，可以減輕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