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憶》總51期 |
| 送交者: 剛之柔 2010年07月01日02:16:39 於 [健康生活] 發送悄悄話 |
|
匯聚研究成果 提供學術資訊 建立交流平台 推動文革研究 —————————————————————————————————— 史林一葉 書評與序跋 唐 偉、張鴻慶 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倒下的英才》讀後 遲延昆 略談414的暴力傾向——讀《倒下的英才》不得不說的幾句話 爭鳴 憶舊思親 亂世民情 故紙堆 編讀往來 —————————————————————————————————— 【史林一葉】 “王青天”青海糾“左” 1958至1961年，青海省委第一書記高峰、副省長薛克明等領導人在經濟、文化非常落後的少數民族地區強制推行“大躍進”。據我所知，1958年底統計青海人口260萬，到1962年降到205萬，減少55萬。減去從勞改單位釋放回內地的5萬多，還有50萬。除小部分逃到新疆等地外，至少餓死40萬左右，占全省人口六分之一！ 當時，包括周恩來在內的中共領導人只知道青海問題嚴重，到底到什麼程度，並不清楚。1961年春，公安部副部長王昭調任青海省委第二書記（代理第一書記）兼省長，行前周恩來與其談話。次年，內蒙古自治區區委書記楊植霖調任西北局書記，代理青海省委第一書記。楊常駐西安，主持青海黨、政工作的是王昭。 王昭1917年生於河北平山，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6年任中共平山縣委書記，抗日戰爭時期任晉冀區黨委副書記，解放戰爭時期任石家莊市委書記兼市長、軍政委、兵團政治部主任，1953年由志願軍兵團政治部主任調任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同年任公安部最年輕的副部長。 青海省人間地獄般的狀況，深深地震撼了王昭。他認識到，青海省的問題具有典型性與普遍性，但是根子在中央。所以，對省委和各級黨委領導班子只進行了必要的調整、改組，對幾十名問題特別嚴重的領導人撤職、降職，只對其中個別人作了司法處分。省委常委、主管政法工作的副省長薛克明被開除黨籍、公職，省軍區司令員孫光降職，公、檢、法機關領導大換班，公安廳長被降職調到樂都縣當了排名最後的副縣長，檢察長、法院院長被免職。這些在溫和的整風運動中受處分者，文化大革命中必然反過來批鬥王昭，而且隨後不僅官復原職，有的還升了官。 王昭單槍匹馬到青海，要依靠原省委常委的大多數。省委領導層的大格局基本未變，原來的五位副書記繼續留任（其中薛宏福一直做到1971年），只從公安部帶來王仲方做省委常委兼秘書長。糾“左”只是在系統內部進行整風，主要方式是自我糾正；特別嚴重的地方，省里派工作組幫助和督促檢查。對待冤假錯案，也由原處理機關複查。從1961年6月到1962年6月，複查了本省捕、判的35825個案件，占三年捕判總人數的57%；釋放了13673人，到1962年底又釋放了4000多人。 由於王昭的到來，解散食堂、採取緊急救援措施，人口大量死亡的狀況迅速得到扭轉。儘管生活仍然極端困難，每人每天在1961年還吃不到半斤糧，但是不用進食堂，用野菜、樹皮加以補充，不至於餓死。如果繼續在食堂喝大鍋清湯，那就非餓死不可。所以人們發自內心擁護王昭，呼其為“王青天”。 當時，青海農牧業生產遭到毀滅性破壞，短時期內難以恢復。王昭通過實際考察，為了調動農、牧民生產積極性，在偏僻農村允許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允許作業組承包一定數量的土地；在牧區允許牧民個人承包餵養牛羊；在城市積極組織生產最迫切需要的生活用品；另外還向中央有關部門申請給青海多調撥生產資料和商品。到1962年底、1963年初，多數農牧民家裡有了鐵鍋和菜刀，布票由原來每人每年7尺加到15尺，城市居民日用品供應也有了改善。 “死心眼”的王昭 這時，毛澤東要求在全國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階級鬥爭的弦越繃越緊。1963年8月，王昭親自掛帥，兩位省委副書記參加，從省直機關抽調30多名廳、局幹部、300多名普通幹部組成“四清”工作團，浩浩蕩蕩開進離西寧市幾十公里的湟中縣平安公社開展社教試點。 筆者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公安部，剛剛報到，即因王昭要人，調去青海省公安廳工作。開始第一年的具體工作在複查案件辦公室，閱讀、整理公安機關（包括勞改、勞教部門）上報的整風運動材料，接觸大量血腥、悲慘、荒唐、令人髮指的事件。另外，直至1966年，參加全部5期“四清”，目睹運動全過程。 在工作團動員大會上，王昭按照毛澤東的口徑，大談特談階級鬥爭的嚴重性，大談特談開展社會主義教育的必要性。對工作團每一個成員提出了嚴格的要求，強調要住在貧下中農家裡，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不准搞特殊化，要緊緊依靠貧下中農，通過社教運動，把被地、富、反、壞、右篡奪的領導權奪回來。他規定了嚴格的八條紀律，工作隊員違犯者，一律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工作隊員不准帶吃的、喝的，不准下館子，違者開除公職，是黨員的要開除黨籍；和女社員發生兩性關係的，以壞分子論處，等等。 沒有下去之前，工作隊員並不知道農村實際狀況，下去之後才知道，農民實在太窮，農村實在太苦了。和農民同住、同勞動問題不大，但是要和農民同吃飯，就意味着挨餓和得浮腫病。王昭以身作則，住在一戶最貧困的農民家。早晨吃的是土豆、白開水，中午是發了霉的青稞面饃，晚上是乾菜根泡後用水煮，在裡面撒一些雜麵，成了雜麵糊糊，調料只有干辣椒麵。對一個患有糖尿病的人來說，這是難以生存的。 公安廳派一位警衛人員跟着王昭，想給他單獨弄點吃的，遭到嚴厲批評。一起下去的那兩位省委副書記，只呆了一個多星期，就找藉口回西寧，然後乾脆住進醫院了。死心眼的王昭，硬着頭皮，堅持在那裡。直到一個多月後發高燒，才不得不回西寧治病。稍有好轉，就又下去。包括他的警衛在內，幾個幹部經過商量，找各種藉口，要王昭每星期回西寧一、二次，以便改善一下生活。三個多月的“四清”結束後，王昭自己和100多名工作隊員得了浮腫病。13個工作隊員實在餓得受不了，違反紀律偷帶食品、或叫家屬偷偷送吃食，如餅乾、糖果之類，或偷偷到平安鎮上買高價食物，被發現後開除黨籍或公職。 此後，王昭不遺餘力地貫徹毛澤東反修防修的理論，在青海省大搞“四清”運動，積極貫徹西北局指示，在農村進行“民主革命補課”，重新補劃地主、富農成分（牧區劃牧主和富牧成分），大整基層幹部，把“大躍進”的災難性後果轉嫁到基層幹部頭上。 王昭把開始好轉的青海經濟再次推向絕境。農村的赤貧他是知道的，親身經歷過的。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可能是身不由己吧。但是，毛澤東要求各個省委都要搞社教試點，而且要向中央報告。省委第一書記楊植霖不親自出馬，你王昭帶這個頭幹什麼？我一直不理解。他完全有理由住院治療疾病。 文化大革命開始時，王昭就因患糖尿病在北京治病。他還患有肺氣腫等多種疾病。這和他在青海省工作5年多的辛勞有着密切關係。青海除東部農業區海拔在 一次，王昭到玉樹，在翻越 “四清”中王昭的偏“左” 在“四清”運動中，王昭帶隊來到平安公社，要為今後全省開展社教運動豎立樣板。王昭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第一個標題就叫做“平安公社不平安”，其中把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三級幹部推行“大躍進”時的種種強迫命令、多吃多占，把群眾對“大躍進”說過的牢騷話、小偷小摸行為，都說成階級鬥爭、資本主義復辟；把部分基層幹部在左傾路線逼迫下的違法亂紀，蛻化變質，說成階級敵人篡奪領導權；把還沒有斷子絕孫的個別地主、富農家庭成員的任何行為，說成想反攻倒算，等等。 平安公社、大隊、生產隊90%的幹部被批鬥，37人被斗後自殺，19人被逮捕。在對敵鬥爭階段，開展了對“五類分子”的群眾批鬥會。可是，儘管工作組員一再交代怎麼說話、怎麼批判，積極分子上台後，還是不知說什麼。因為“五類分子”早已是“死老虎”，現行破壞活動根本沒有，臨時編造也編不出來。大會往往冷場，或者突然變成控訴“大躍進”所受的苦：人民公社成立後，怎麼把家裡東西共產了，怎麼扒家裡的房子、砸家裡的鐵鍋，家裡人是怎麼餓死的…… 王昭要求每個生產大隊都要開好對敵鬥爭大會。為此，他把西寧市公安局長擔任工作組長的大隊作為試點，其它十幾個生產大隊工作組來觀摩、“取經”。可是對敵鬥爭大會卻變成了控訴大會，王昭非常氣憤，撤了工作組長的職。 為啟發農民“階級覺悟”，在社教運動中，一項重要工作就是要在社員中開展憶苦思甜活動，憶舊社會的苦，思新社會的甜。可是，幾乎每個工作組都遇到一個難題：社員不憶舊社會的苦，而是憶“大躍進”以來的苦。為了做好準備，有時工作隊員要事先導演社員如何上台憶苦思甜，反覆教。可是他們一旦上了台，有些說着說着就聯繫上了“大躍進”，幹部如何打他們，他家裡的人是怎麼餓死的……說着說着就泣不成聲。這時，如果原來的幹部在場，只要有一個社員喊一聲他的名字，馬上就有人把他揪到台上，拳打腳踢，誰也制止不了。憶苦思甜會變成武鬥會，有的幹部被當場活活打死。 據湟中縣統計，全縣“四清”運動中有489名基層幹部自殺。到1966年，青海33個縣“四清”運動中，有3000多名幹部自殺，99%以上都是生產大隊、生產隊裡的幹部，公社、縣裡的幹部有40多人自殺。 按設想，要把農村新惡霸把持的村政權撤換、改組，把得到群眾擁護的好人選出來當幹部。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王昭親自蹲點的那個大隊，選出來的黨支部書記叫劉維金。原來是個有名的懶漢，土改以後沒有翻身，娶不起老婆，獨身一人生活。工作組進村時，要挑選最貧困的農家住。他家最窮，兩間破草房不能住人。還是工作組出錢派人維修，才能住人。靠這樣的人來當大隊幹部，是沒有能力領導大隊的。後來王昭被捕入獄，他也受到牽連，被多次遊街毒打，不久死去。 王昭的“左”還表現在幹部退贓和群眾分紅上。“大躍進”年代，幹部為了自己和家人不被餓死，多吃多占，成為一種普遍現象。現在來清算他們累計多吃多占多少糧食，多少錢，要退賠，數字驚人，事實上根本就不可能兌現。工作組開始把社員的胃口吊得很高，到實際退賠時，幾乎沒有什麼東西可退。因為在一個赤貧的農村，幹部比社員也好不到哪裡去，比社員多吃的糧食不能讓他再吐出來。幹部家餓死人少，這是事實。但是現在要把糧食退出來，就意味着斷了活路。很多幹部自殺，就是想以死來保全家裡那點糧食不被退賠，給家人留條活路。至於家庭財產，也沒有什麼。至多衣服的補丁少些，鍋碗盆勺齊全些，多那麼一兩件木質家具。有的工作組把剛嫁給幹部家的媳婦娘家陪嫁衣物也拿來分紅。甚至在王昭蹲點的大隊，為一件女燈芯絨褂子（最值錢的一件衣服）分給誰產生矛盾，最後沒有辦法，用剪刀剪成5塊，分給社員。王昭為此撤了工作組長的職。 青海“四清”運動越來越“左”。從1965年開始，在中共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的積極倡導下，又增加了一項重要內容——在農村進行民主革命補課，補劃“漏劃”的地主、富農成分和分子。這次跟“大躍進”時不同的是，只組織群眾進行所謂“說理鬥爭”，很少逮捕法辦。到1966年，補劃、補定了3萬多地主、富農成分和地主、富農分子，幾乎全是冤案。 1961年的“王青天”到哪裡去了？當時的王昭和此時的王昭，判若兩人。 “四清”運動又一次在青海把“左”傾路線發展到極至。90%以上的基層幹部在運動中被打，被刑訊逼供，家屬受牽連。四分之一的脫產幹部被開除，60%的黨員被清除出黨，90%的公社書記被撤換。由於“大躍進”造成的悲慘局面人們記憶猶新，把所有的賬都算在這些基層幹部身上。批鬥幹部的大會比土改時批鬥地主、惡霸還要厲害。儘管有時工作組也強調不准搞武鬥，但是，群眾往往不聽。因為每個生產大隊、生產隊都有餓死的人，少則幾人，多則十幾人、幾十人。這些被餓死的人，都和幹部不顧人民死活有關。有的甚至是被幹部整死、打死，或送到公安局死在監獄、勞改隊的。群眾有滿腔怒火，一旦被點燃起來，什麼說教也沒有用。另一方面，這些幹部也有自己的苦衷：當初不那樣干，也生命難保……此時的王昭同樣是如此。王昭不這樣干，自有張昭、李昭會幹。 王昭的悲慘末日也快到了，只是他並不知道。 接待鄧小平留下禍患 1966年3月，鄧小平率領薄一波、劉瀾濤、楊成武、賈拓夫等人到青海視察，主要是到211廠（核武器製造、實驗基地）。 為了接待鄧小平，王昭成立專門的班子，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包括每頓飯吃什麼，都經過精心安排。比如事先指示玉樹軍分區派兩個班的兵力到高山打雪雞。雪雞生活在海拔 就在王昭忙活的時候，毛澤東在上海、杭州召開沒有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參加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緊鑼密鼓策劃文化大革命。鄧小平名義上是請假到西北視察“大三線”建設，他在青海視察，極少說話，悶悶不樂，可見憂心忡忡。我作為公安廳派到賓館的服務人員，親眼目睹了鄧小平嚴肅的面孔。 王昭代表省委的匯報，是在由西寧開往位於海晏縣的221廠專列上進行的。鄧小平幾乎沒有作什麼指示，可見心情之沉重。雪雞他吃了，並讚美味道不錯，但是狗肉就沒有吃。這裡要講一段小插曲： 由於鄧小平心情不佳，到賓館住下，不願意動。而薄一波在劉瀾濤等陪同下到50公里外的塔爾寺參觀，由於道路不好，耽誤了時間，沒有按時回來。可是總書記不能不按時吃飯，於是就先開飯。領導雖然不多，但是隨員不少，整整四桌。雪雞好吃，吃完再上。一共只打了3只雪雞，炊事員不知道有人到塔爾寺去了，將做好的雪雞統統上了。等薄一波等從塔爾寺回來，另開一桌飯時，王昭見沒上雪雞，幾次大聲喊：快上雪雞！可是哪裡還有！負責接待的省委辦公廳主任馬萬里悄悄告訴王昭，雪雞吃完了。還是薄一波解了圍，笑着說：總書記代我們嘗了鮮就行了，我們吃狗肉。這一幕我至今記憶猶新。給首長準備的貴重皮毛等土特產品，鄧小平根本沒有心思買，倒是北京來的工作人員買了一些。 鄧小平一行離開青海，王昭累病了，到外地治療。紅衛兵起來造反，西北局領導劉瀾濤叫王昭不要回青海，安心在北京治病。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藉口。可是王昭聽說省委被造反派弄得不能辦公，他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我不能讓辛辛苦苦得來的成果毀於一旦，不能讓青海人民再受苦難。於是，不聽善意勸阻，回到西寧。他和衝擊省委的造反派辯論，經常被推打，身上有很多傷。但是這時，還沒有人敢公開對他進行武鬥。 王昭“執迷不悟”，天天上班，經常和紅衛兵在省委大樓前辯論。那些在1961年、1962年整風運動中受到過直接或間接處分的人，看到形勢對王昭不利，給造反派出謀劃策，提供內部機密，提供打倒王昭的“炮彈”。包括接待鄧小平的詳細情況，都在大字報上貼出來了，說王昭為了接待鄧小平一行，花了幾萬元，光招待吃飯費就花了1萬多元，而每人只交了1.65元，加起來才幾百元。尤其是派2個班兵力打獵10天，戰士在高山上非常辛苦，有的人凍壞手腳。為了招待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鄧小平和61個“叛徒”集團中的薄一波、劉瀾濤，如此大動干戈，不惜花費民脂民膏，這說明王昭本人就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分子。有大字報說他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著作放在一起，更是罪該萬死！ 這些大字報對王昭非常不利。隨着劉、鄧被公開批判，造反派把王昭關押起來，輪番批鬥。省委某些副書記、常委，則把一切責任都推到王昭身上，自己經常出現在批鬥王昭的主席台上坐着。這些“大躍進”時期的“左”派人物，搖身一變，又成了支持造反派的革命領導幹部。 出逃與自投羅網 王昭被造反派關在省委汽車房裡。一天晚上，他起來小便，意外跌倒，摔斷胳膊。造反派不讓住院治療，只紮上繃帶。同情他的警衛員蘇太福，知道如果不及早把骨頭接好，將會造成殘廢。於是一天深夜，撬開汽車房的鎖，將王昭從裡面接出來，用蘇聯嘎斯六九吉普車經大通、祁連，翻越祁連山脈，到達甘肅張掖，然後坐火車到達洛陽。王昭改名換姓，住進洛陽骨科醫院治療。 王昭突然失蹤，造反派暴跳如雷，派人到處搜捕。在北京王昭家周圍有人日夜守候，結果都沒有發現蹤影。將王昭轉移到洛陽的警衛員安排得非常周到，如果王昭安心養病，是平安無事的。可是，他對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真實意圖不了解，存在幻想。以為同過去歷次政治運動一樣，很快就會過去。可是他想錯了，等待他的將是滅頂之災。 1967年春天，古城西寧，寒風凜冽，陰雲密布，沙塵暴不時光臨，預示着一場大災難就要降臨。青海兩大派群眾組織——捍衛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捍衛隊”）和八·一八革命聯合造反司令部（簡稱“八·一八”）為了爭奪《青海日報》控制權，展開激烈鬥爭。2月23日凌晨，守衛在報社周圍、防止武鬥的部隊，突然和“八·一八”造反派組織發生衝突，開槍衝進報社，當場打死179人，打傷1000多人，報社裡面血流成河。這還不算，幾天之內，駐軍部隊在公、檢、法機關的配合下，在全市搜捕“八·一八”造反派骨幹成員幾千人。省、市監獄關不下，就臨時關在一些機關禮堂。“八·一八”的幾個頭目，除一號頭目馬繼文（汽車場工人）身中五彈、生命垂危，軍管會指示為了保留“活證據”，必須全力搶救，保住了性命，其餘頭目全部被捕。“八·一八”被宣布為非法組織取締、解散。在一個月時間裡，“捍衛隊”在軍管會的領導下，對被抓起來的“八·一八”骨幹成員，採用各種刑訊逼供手段，加深了兩大派群眾組織之間的相互仇恨，為“八·一八”被平反以後的報復埋下隱患。 1967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關於青海問題的決定》，把“二·二三事件”定為反革命事件。把王昭、趙永夫、張曉川定為這一事件的幕後策劃者。趙永夫是青海省軍區司令，張曉川是總後勤部205部隊司令兼政委。他們與之有直接關係可以理解，因為開槍的部隊是趙、張管的部隊。事件發生後抓捕、審訊幾千名“八·一八”造反派群眾，是在他們領導下進行的。他們為這一慘案負責當然是對的。儘管他們始終不承認下令開槍，也沒有證據證明他們曾經下令開槍。可是王昭和“二·二三事件”確實沒有任何關係。在洛陽治病，只有他的警衛員知道，任何造反派和他都沒有聯繫，而且他還是兩大派群眾組織都要打倒、都要揪斗的對象。可是這一顛倒黑白的決定報紙上登了，廣播上播了。王昭聽到廣播後十分生氣、不滿。他要到北京找中央、找毛澤東、找周恩來說明情況。 王昭太天真了。別人勸他不能去，“八·一八”死、傷了那麼多人，到處找你，落到他們手裡還有好日子過嗎？光棍不吃眼前虧，不能自投羅網。可是他不聽，骨傷還沒有治好就回到北京家中。公安部造反派馬上把他拘禁起來，並通知“八·一八”。青海省造反派如獲至寶，馬上派人到京揪斗王昭。 周恩來發話與王昭被“左”扼殺 造反派來人揪斗，並要把王昭帶回青海，反映到周恩來那裡。周恩來說：“你們把王昭接到青海批鬥，可以。但是，只能文斗，不能武鬥；要燒而不焦，保證他的生命安全。” 王昭到青海工作前，是周恩來找他談的話。周恩來這時這樣說，讓人慾哭無淚。為什麼不能親自接見王昭，直接了解情況呢？王昭是滿懷信心到北京找周恩來為自己辯護的，否則他會聽人勸告在洛陽繼續秘密治病。周恩來的指示反而成了青海造反派拘禁、批鬥王昭的理由。 “燒而不焦”，這是什麼語言？ 據說，在文化大革命批鬥老幹部的高潮中，毛澤東對女兒李敏說：“人批得過火了受不了。就像烤鴨不能烤糊，不能烤焦，要恰到火候。……不能烤焦了，焦了就不能吃了。”周恩來是否從此受到啟發，才做出指示，不得而知。可正是這個指示，使王昭陷入絕境。 王昭被押回青海時，“八·一八”已經成了得到中央肯定的造反派組織。那些死、傷的造反派家屬、親人懷着強烈的復仇情緒對王昭進行批鬥。我不願意具體描述那種種法西斯暴行，只舉一例。一次，王昭被吊在解放牌卡車上遊街示眾，負責押運的6位造反派將吸剩的煙頭從他衣領里丟進去，一共丟下21顆煙頭，王昭的脊梁被燒了幾十個血泡。恐怕王昭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己到青海來糾正極左路線，卻要被極左路線扼殺在這裡。 幾個月後，經周恩來簽字批准，王昭被正式逮捕，關進公安廳監獄。他本有多種疾病，胳膊摔斷還沒有治好，生活條件極差，馬上就病倒了。他還懷着希望，不斷給周恩來寫信，為自己申冤。我不知道周恩來是否收到王昭的信，既然他親自批准正式逮捕王昭，自有原因。王昭還孜孜不倦寫信，共有12封之多，只能是白費力氣了。 王昭對專案組指控他是羅瑞卿“死黨”一直不承認，說他們只是工作關係。1957年反右派時，羅瑞卿在黨組會議上說，公安部是毛主席直接領導的，在中直機關是一個大部，在反右派中要起帶頭作用，於是劃了63個右派，還有不少人被劃為右傾，受到黨紀、政紀處分。作為副部長兼政治部主任，王昭是有不同看法的。到公安部工作的人都受到過嚴格審查，政治歷史沒有問題。而且，被劃右派的人都沒有什麼問題，只不過給領導提過意見，這樣做是不公道的。可是，羅瑞卿的權威使他無法阻止這樣做，他為此一直感到有愧。 此時青海省實行軍管，公檢法軍管會主任曾征是王昭專案組組長。王昭哪裡知道，他1961年到青海糾正“大躍進”、平息叛亂中的左傾錯誤，不僅得罪了一大批地方上的大、小官員，而且也得罪了部隊上的一些人。平息1958年武裝叛亂，青海省軍區司令是孫光，而省委第一書記高峰兼任省軍區第一政委、黨委書記。孫光在平亂中犯嚴重錯誤，被降職調到陝西省軍區當後勤部副部長，由少將正軍級幹部降到副師級。如果錯誤不是很嚴重，不會這樣處理。筆者不了解軍隊在整風中暴露出哪些問題，但是我想不會比公安機關好。一些軍方人士不會忘記是王昭1961年到青海來整了他們。 公安廳看守所和公安廳勞改局職工醫院相隔只有幾百米。1970年，王昭病重。看守所向軍管會報告，要求把他送到醫院治療，並通知醫院準備好病房。軍管會遲遲不作答覆。直到王昭病情加重，不搶救就會死，看守所醫生感到責任重大，不得不親自到軍管會直接給領導匯報。適逢幾個負責人在打撲克，醫生站在一旁，戰戰兢兢地說：“王昭大吐血，我們沒有辦法治療，如果不馬上送醫院搶救，今天晚上恐怕過不去。”軍管會副主任一面打撲克，一面冷冷地說：“王昭不是省委書記、不是省長，是經過中央批准逮捕的犯人，是殺害革命造反派的兇手，你為什麼那麼同情他？你的階級感情哪裡去了？造反派們的血難道就要白流嗎？！” 醫生一句也說不出來，只好走了。他知道自己已經盡到責任，王昭死了和他無關。 第二天早晨，看守員打開王昭監房，發現他已死。地上有一灘血，王昭手裡還攥着給周恩來總理沒有寫完的信。信上寫着： “周總理：這是我寫給你的最後一封信。我知道這封信還沒有到你手裡時（也許永遠也到不了你手裡），我就離開這個世界了。你把我派到青海來糾正青海省委錯誤路線給青海人民帶來的災難，我做了，使青海的工農業生產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復和發展，人民生活有了一定的提高，平反了大批冤案，有效地制止了非正常死亡，民心也比較順，只要繼續努力，青海的落後面貌是可以改變的。我知道有很多工作還沒有做好，這幾年省委把主要精力用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上，對工農業生產抓得不是很緊，那是為了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反修防修，使中國永遠不改變顏色。我一直是按毛主席、黨中央的指示，竭盡全力在做工作，剛來青海時，我身體非常健康，你找我談話時，不是還讚揚我的身體好、到青海工作沒有問題嗎？可我現在一身是病。造反派說我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羅瑞卿死黨，說我是‘二·二三’事件的幕後策劃者，都不是事實。我和羅瑞卿在公安部是工作關係，他到總參當參謀長後，我們很少接觸，只是1962年中央在蘭州召開西北民族工作座談會，羅瑞卿到西北視察，到會聽取對軍民關係的意見時，我對1958年至1959年軍隊在青海平息反革命武裝叛亂時，不按中央政策辦事，殘酷虐待俘虜和濫殺無辜、嚴重傷害民族感情談了看法，對負有直接責任的省軍區司令孫光處理太輕提過意見。羅瑞卿表示，我的意見很好，將認真研究。不久，孫光被處以留黨察看二年，降職調到陝西省軍區任後勤部副部長。我是在中央召開的會議上光明正大提意見，沒有和羅瑞卿有私下往來，怎麼就是羅瑞卿死黨呢？‘二·二三’事件前20多天，我就偷着離開青海，到洛陽治病，兩派造反組織都要鬥爭我，到處找我沒有找到，我直到‘3· 看守所長向軍管會領導匯報，領導問：王昭死前留下什麼？所長交出這封未寫完的信。領導看完，批示：送省軍管會領導閱後退回銷毀。我在軍管會秘書組當秘書，將王昭絕筆存檔。1978年又提供線索從公安文檔資料中找出這封信，交給了複查王昭案件的工作組。 當時軍管會做出決定：王昭死亡，嚴格保密，不得外傳，以在大街上發現無名屍體為名送火葬場火化，骨灰暫存火葬場。1958到1960年，青海對於死亡犯人，不通知其在外地的家屬，以無名屍體處理。如今，王昭也是這個待遇。他可說是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夫人在北京高院工作，文革中受盡折磨，王死後抑鬱而終。夫妻唯一的女兒飽受刺激，得了精神病。 軍管會不敢不向中央報告，但說王昭住在醫院，經過多方搶救無效死亡。周恩來知道後，批評青海沒有按他的指示保護好王昭的人身安全。這對死者已經毫無意義，不過對關在監獄裡的其他受害者卻大有好處。第一個受益者就是被王昭從公安部要到青海擔任省委常委兼秘書長、主管政法工作的王仲方。 王仲方做了羅瑞卿十年政治秘書（其職責是政策性文件起草、把關），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最先受到衝擊，早於王昭幾個月，經周恩來批准被捕入獄。王昭和王仲方是造反派要打倒的省委主要對象，也是被批鬥得最殘酷的，而省委第一書記楊植霖和副書記、常委們，基本沒有什麼觸動。這可以看出，王昭到青海後的糾“左“確實觸犯了一些人的利益，時機一到，終於遭到報復。 王昭死後不久，看守所里來了幾位醫生，非常仔細地給王仲方檢查身體，給他打針，服一些平時見不到的好藥。伙食上照顧尤佳，派專人做好飯、好菜，王仲方稱之為“吃小灶”（文革前，廳以上幹部有專門供應的副食品，專人做飯吃，叫做小灶；另外還有特殊的商品供應）。這才使身體每況愈下的他被關押5年後，還能活着走出監獄。在回憶錄《煉獄》中，王仲方說：“我感謝王昭在天之靈對我的關懷，要不是他的死引起中央領導注意，改善監管條件，我也不會活着走出監獄。我強烈痛恨造反派對王昭和我的迫害。” 1979年，王昭得到徹底平反。家屬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從火葬場找到王昭骨灰，接到北京。他的戰友、時任中央組織部長的胡耀邦在王昭平反問題上起到了關鍵作用。他飽含深情和眼淚迎接戰友的骨灰，陪同送到北京八寶山公墓一室安放。 作者簡介： 尹曙生，1937年生，安徽舒城人。1961年北京政法學院畢業後入青海省公安廳、安徽省公安廳，退休前任安徽省公安廳常務副廳長。著有自傳體小說《時代悲歌》等13部作品，包括上百萬字的推理小說。 —————————————————————————————————— 【史林一葉】 前些時候，看了一本很好看的書，《一本書和一個世界》。 那是一些著名的翻譯家，或寫出一本書的翻譯經驗；或圍繞原著、作者和譯者，敘述動人故事；或將幾十年譯者生涯的體會，娓娓道來。這些翻譯家的年齡，從1909年出生，到1954年出生不等，大多是年邁的長輩。在我讀這本書的時候，其中一些長者已經離世。這本文集的編輯，捕捉了他們生命的最後一亮燭火，小心保存了下來。 翻譯家似乎總是在為他人作嫁衣裳。在我看來，名翻譯家都是功夫深藏不露的人。沒有人像他們一樣磨練文字、體驗文學，對原著一字一句、一笑一顰地細細消化，又以自己母語準確流暢地表達出來。他們讓你讀着優美的本國文字，異域之風卻蕩漾其中。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們清楚譯者的位置，在展露才能的時候，對自己很是克制。 就是這樣一批有修養的譯者，難得地從譯著後面走出來，給我們寫點他們自己。當然，風格各異，卻和讀他們的譯著感覺不同，這時候，他們就是他們自己，有了自己的喜怒哀樂。 讀了才知道，他們的故事原來並不是發生在一個文學仙境和幽靜書齋里的。他們竟無法擺脫歷史的糾纏。其中許多人，幾十年被政治風浪衝擊，有些人幾近沒頂。當然，已經沒頂的，哪怕是再著名的翻譯家，也消失了，無法再寫出自己的故事，例如傅雷。 仔細想想，仍然覺得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為譯者和作者不同。作者寫書，文責自負。如若說有人要加害作者，總可以從字裡行間找到“理由”，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照理說，要給譯者加罪就很困難。因為譯者只是語言翻譯，只是力圖準確轉達作者原意。再“反動”的書，文責被作者“負”去，按說就沒有譯者的什麼事了。就是有言論罪，對譯者來說，言論也是他人的。《我的奮鬥》幾乎被譯成全世界各種文字，從沒聽說有哪個國家宣稱，他們國家的譯者，就是希特勒的代表。 可是，別不信，這樣的事情就是在這裡發生了。 翻譯茨威格的翻譯家張書玉，曾經在得到了一本茨威格的原作之後，“如饑似渴地讀了這些名篇，還沒有敢閃過翻譯它們的念頭”。不是翻譯水平不夠，而是當時“《二十四小時》的譯者，南開大學的歷史學 著名翻譯家草嬰回憶說，“1956年讀到《一個人的遭遇》特別感動，並立刻把它譯成中文，也是因為我對反法西斯戰爭有了較深的感受，衷心希望人類不再受到類似的浩劫。但怎麼也沒想到，《一個人的遭遇》被說成是大毒草，我因翻譯肖洛霍夫作品在文革中受盡迫害，兩次處於生死邊緣。……成了‘肖洛霍夫在中國的代理人’、‘肖洛霍夫的吹鼓手’。” 1975年，52歲的草嬰被強迫去背水泥，被水泥袋壓斷脊梁骨。因為他的翻譯家身份，被醫院拒收，“只囑咐家屬在家裡擱一塊門板，叫我仰天躺在板上至少半年”。 偷偷在家翻譯也不行。1945年參加新四軍的翻譯家金中回憶說，“預料中的事情終於發生了。1969年中共‘九大’召開前夕，我家又一次被抄，連炕上的蓆子都被捲走。《風中蘆葦》譯稿自然逃脫不了厄運。我辛辛苦苦寫下的幾百頁稿紙，被隊長們當了捲菸紙，付之一炬，我心疼得差點昏過去。” 譯者人人自危的氣氛究竟到什麼地步呢，就是連編寫辭書都不安全。學者孫繩武回憶說，“十年動亂之間，即使是編譯辭書這類盡力遠離現實政治的工作，也幾乎全都悄然無聲。” 1970年，法國文學翻譯家袁樹仁還是32歲的年輕人，他去北京圖書館借書。“法文書的卡片已經過篩選，許多‘封資修’著作被拿掉了。填了一個條《茶花女》。工作人員接過去一看，立即厲聲斥責‘為什麼要看這種作品？’把條給撕了。” 或許是不願意回首往事，這本書裡的一些譯者，在細述自己翻譯生涯時，只是簡單地跳過文革這段歷史。 譯者們由於異常的生活狀況，開始和他們的心中珍藏的文學，發生了深層的融合。德國文學翻譯家傅惟慈曾“每日戰戰兢兢，總感覺頭上懸着一把系在馬鬃上的利劍。……直到有一天高音喇叭宣布一串黑幫分子的名字，我也叨陪末座，被從辦公室里拉了出來。”他突然想到自己喜歡的小說格雷厄姆·格林的《問題的核心》中的話，斯考比“望着她走出自己昏暗的辦公室，好像望着白白浪費掉的15年生命。”他恍惚間覺得自己走進小說中的情境：我“做着同樣的惡夢。生活中到處都是陷阱，不管你如何謹慎，遲早仍然要跌進去。”他感覺，在這個時候，自己閱讀主人公，就像是“一個迷失前途的人閱讀一個身處絕境的人”。 翻譯萊蒙托夫的翻譯家顧蘊璞，60年代初大學畢業，由於“出生於地主家庭，又不注意靠攏組織”，被“安在了一個最難發揮自己長處的崗位上”。業餘生活被人“匯報給組織”，他記得自己“感到特別的壓抑”，“無人可以傾訴”。不由得把萊蒙托夫當作“忘世之交”。他回憶到當時，自己悄悄翻譯着萊蒙托夫的詩《獨白》，不由產生共鳴，詩中說，“……在祖國我們仿佛感到窒息，/心頭沉甸甸，思緒憂戚戚……”。 讀到這裡，令我萬分驚訝的事情發生了，翻譯家突然開始表白，他說到自己有這樣感受的時候：“當時絕對沒有把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和沙皇尼古拉一世的俄國等量齊觀”的意思，他只是“和萊蒙托夫在人生感受上找到了某種契合點”。任何一個“過來人”都知道，翻譯家為自己作的這個辯解，正是在依着文革最容易發生的指控邏輯，在那裡作繭自縛地掙扎。 惟有在這個時候，我突然明白，在文革結束將近三十年之後，陰影在他們頭上並沒有消散。因為，那個確保文革不會再次發生的法治社會，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 —————————————————————————————————— 【書評與序跋】 去年底，唐金鶴的書《倒下的英才》在文革清華學生中引起了激烈的爭論。陸小寶為這本書寫的序《復原清華白日武鬥的真實面貌》也遭到了詰難和非議。其中爭論到是誰挑起了清華武鬥？誰打了人（主要指毒打幹部、毒打被抓住的對立派“俘虜”）？受到埋怨最多的是李自茂，他在網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記五三〇武鬥》。這是當年團派中人的第一篇紀實性回憶文章。文章不錯卻受到埋怨。唐金鶴可以寫她的所歷所見，對立面的人也可以寫自己的所歷所見。多年來，我們多有運動，沒有反思；只有遺忘，很少銘記；只有印象，沒有統計。《倒下的英才》揭開了母校觸痛較深的傷疤，揭示了大學教育中的問題，揭露了政治鬥爭中的醜惡。 三十多年過去了，幾乎所有的同學都為青春的經歷埋了單，我們仍然不停不休地追問歷史：真相在哪裡？誰是罪魁禍首？母校的教育出了什麼問題？陸小寶著文《我們這一代人最後的責任》，這句話引起了眾多同學的共鳴。重大事件的當事人都開始講述各自“心中的文革”（周泉纓語）。中國人要完成精神上的啟蒙，中國人需要有尊嚴地生活在這個日新月異的世界上。 蒯大富是清華武鬥的挑動者和第一責任人 文革初期，蒯大富的造反經歷吸引了兩個“司令部”的目光，最高層的權力鬥爭有着化腐朽為神奇的巨大魔力，蒯大富成為了兩個“司令部”博弈中的一枚重要棋子。 井岡山紅衛兵的成立，標誌着蒯大富上了中央文革的戰車。蒯大富堅持懷疑一切，迷信權力決定一切，提出“大翻個兒”的口號，高舉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旗幟，成為了清華乃至全國的明星。毛澤東、江青欣賞蒯大富是必然的。蒯大富做到了“相信領袖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領袖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只是蒯大富的痞子心態和政客表現失去了清華的群眾基礎，也許蒯大富一如今天他所說的：“當時有了權也不知道怎麼用。”也許他不會掌權，不會用權，但權力的誘惑，侵蝕着他年青的心。“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任何獨裁者都不相信“共和”，都不能容忍睡在自己身邊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到“414”的成立，表明了清華各派群眾組織大聯合的徹底破裂。“5·30”成立革委會的流產，為清華園內所謂“國共兩黨的鬥爭”拉開了序幕。羅征敷、孫華棟的死，讓這場政治鬥爭染上了血腥。然後正劇開始了：搶占科學館、大禮堂，動農館戰鬥，八號樓攻堅，530大武鬥，火燒科學館……最後是冷兵器時代結束，帶瞄準器的步槍和手榴彈出現在清華武鬥現場。歷史是放大了的現實。《倒下的英才》有血有肉地記述了當時的殘酷，讓人震撼，讓人悲傷，讓人不忍卒讀。 指認蒯大富是清華武鬥的挑動者和第一責任人，要從以下幾方面來看： 一、權力的歸屬是鬥爭白熱化的內在動因。 “一切革命的中心問題是政權問題”。“馬上得天下”是中國改朝換代的唯一藥方。蒯大富自創的“權經”讓他不擇手段地鋌而走險，對權力的追逐，讓造反派上了一個台階，權力的舞台演變成了造反派政治生命的斷頭台。 二、江青的“文攻武衛”和中央的默許是蒯大富敢冒清華之大不韙的原因。 清華武鬥中，蒯大富一方是有恃無恐的。蒯大富雖然沒有當上清華大學校長，沒有當上清華革命委員會主任，但已經當上了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常委。蒯大富信奉“強權即真理”，對於不能說服的，壓服是唯一有效的辦法。正在這個時候，中央文革送來了“文攻武衛”的尚方寶劍。蒯大富的驕縱之心日益膨脹。隨着關鋒取代徐向前主持全軍文革，蒯大富也把手伸向了軍隊：他指揮人抄了徐向前元帥的家；將劉志堅囚禁在一號樓506房間；鮑長康手持關鋒的介紹信竄到了北海艦隊……發展到“727”向工宣隊開槍。這是一個“上賊船”的長過程。 三. 蒯大富挑起武鬥是受到北大聶元梓的啟發。 老蒯曾多次談到北大聶元梓用武力將對立面“井岡山”打跑了。蒯大富用武力將“414”趕出清華園的動機是十分明確的。正如陸小寶所言：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清華武鬥是蒯大富挑起的，“414”參加武鬥出於無奈，出於被迫。“414”堅決反對蒯大富統治清華，反對“痞子掌權”，不惜冒着反對中央文革的政治風險，冒着流血犧牲的危險，被迫捲入了清華武鬥。其中的中堅人物恰恰是一些並不極端而相對溫和的學生。 四. 蒯大富參與了清華武鬥的決策和行動。 武鬥中，團派每次大行動之前，鮑長康等人都要把蒯大富送到校外，製造蒯大富不在現場的證據。但誰都無法否定蒯大富下決心將“414”趕出清華而不惜武鬥的動機。《倒下的英才》中說明在攻打東區浴室戰鬥中，下令斷電的是蒯大富。蒯大富還參加了一次主樓前對“414”成員出學校的伏擊戰。周泉纓常講：蒯大富最了不起的是敢於開槍，尤其是敢於向工宣隊開槍。如汲鵬所言，蒯大富是農民的兒子，有其純樸的一面。但作為一個真正的政客，蒯大富有其陰毒狡詐的一面。蒯大富抄徐向前的家後，將徐帥的保險柜弄到了清華，周總理下令要蒯大富把保險柜送回去。在1966年12月三總部聯合後的一次總部會上，老蒯剛傳達完周總理的指示，就決定將保險柜連夜送到天津用氧氣割開，蒯大富的原話是：總理的指示只在北京地區有效。 五.指認蒯大富是清華武鬥的挑動者，既是歷史事實，也是研究文革總結教訓所必須。 六、各有各的責任，應徹底清算毛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蒯大富是文革一線的卒子，清華武鬥的直接責任人、指揮者。追究更深層，是毛澤東及其路線、專政理論應為文革及其對社會進步的破壞負責。雖然鄧小平在十一屆六中全會發了決議，但從來沒有清算過。毛澤東提倡階級分析、階級鬥爭，要“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這種教育和實踐不僅迫害了一大批熱血青年，也教壞了文革一代知識青年的思想和道德觀。可以說，這就是“紅衛兵”的思想基礎。沒有這個基礎，沒有“最高指示”以及“文攻武衛”等口號，蒯大富也不能形成一呼而天下應的局面。 是什麼原因將莘莘學子變成了打人暴徒和殺人利器？ 紅衛兵是文革災難的替罪羊。是也不是？說是，是因為我們少不更事，聽命造反，上面有更大和最大的責任人。說不是，是因為我們考上了大學，進入了社會的精英層，已具有完全的社會責任能力，我們應該為自己的言行負責。 “414”頭頭沈如槐，以及汲鵬和但燊等人，他們都承擔了“414”在武鬥中干的幾件事情的責任。他們的檔案中記錄着當年的責任，他們本人都成了中國幹部體制序列中的“棄子”。 清華武鬥中老團打過人，老四也打過人，卞雨林或死於毒箭，許恭生被亂槍刺死，除了《倒下的英才》中記述的許多人，還有許多人遭受毒打。讀過這本書並參與爭論的葉志江、陳育延都挨過打。應該指出的是：清華園中哪些人最先動手打人？還應指出的是：每一個打人的人都需要認錯，需要反省。文化革命中最早打人的是受“血統論”毒害的高乾子弟。清華最大規模的打人抄家發生在1966年的8月24日，除了推倒二校門，還把“黑幫幹部”關到了二教和科學館進行毆打。化003班的李永德硬闖進了科學館，雖沒親眼看到正在打人的人，但慘叫聲和呻吟聲不斷。“八九”紅衛兵中還有一個幹部子弟，在抄蔣南翔校長家的時候，將蔣南翔摁在地上罰跪，把蔣南翔的母親，吊在面前的樑上毒打，蔣南翔校長被“解放”後，幾乎原諒了所有在文革中批鬥過他的學生，就是沒有原諒這位同學。天理良心，誰也很難原諒這種禽獸行徑。 現在很少有人提到“八九”紅衛兵。很少提到紅衛兵中的高乾子弟。他們是文革中第一批跳出來的“革命小將”。比如清華大學的“8.24”事件，賀鵬飛是主要的策劃者和指揮者之一。他們在父輩的保護下將過錯全部推到了蒯大富和“造反派”的身上。一些打人抄家、衝鋒在前的高乾子弟，文革後一直身處高位。現在又有某些高乾子弟成了改革開放成果的既得利益者。多麼希望他們也能深刻地反省和自省啊，希望他們也能積極地回應陸小寶的呼籲，盡到我們這一代人最後的責任。 這些事情發生在我們的大學生活中，我們的大學到底怎麼了？我們的教育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2001年母校九十周年校慶時曾有誓言，要在百年校慶時將母校建成世界一流大學。現在百年校慶很快就要到了，而達成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卻漸行漸遠了。一個校友極端的說法：現在的清華大學要培養出諾貝爾獎得主是不可能的，培養出慕綏新那樣的貪官是一定的。這些議論或許有偏頗之處，結合唐金鶴出的題目，回憶和總結文革中倒下和沒有倒下的“英才”們，我們想試着找尋學生變為暴徒的原因。 一、割斷歷史，讓人輕狂 兩年前，一位同學從四川來電話詢問：清華的第一任校長是誰？唐偉的大哥1955年進清華讀書，在清華工作了一輩子。電話里唐偉的大哥半明半白地講了好一陣，什麼清華學堂，清華大學之類的。最終也沒講明白清華的第一任校長是誰。 中國人最大的神靈叫做祖宗。中國人最怕被人說“忘本”，被人數落“數典忘祖”。通過這件事情，我們才知道自己也是這種人。我們進清華以後所接受的校史教育就是蔣校長總結的“三階段兩點論”。其內容是解放前為第一階段，全面學習蘇聯為第二階段，1957年反右以後和大躍進背景下開始的教育革命為第三階段。“兩點論”就是用“一分為二”的階級分析方法去看待這三個階段。重點是領會“南翔精神”。至於清華的校長，解放後是蔣南翔，解放前的校長基本沒人提及。隱隱約約聽說有一個美帝國主義的走狗，跟隨蔣介石跑到台灣去了的梅貽琦。用階級觀點看問題，第一階段是按照美國模式辦校，培養親美人才，基本上是被否定的。第二階段是指“院系調整”後學習蘇聯的辦學模式，清華這所綜合性大學被調整成了一個工科院校，功過是非一分兩半。第三階段是成績斐然，清華的教育成果展覽主要是講這一階段的。是新生入學教育的重頭戲，新生入學的第一課是參觀“反右展覽”，每年隆重紀念的是“一二·九”運動，那裡有蔣南翔學生時代的革命事跡；包括“教育革命成果展覽”，這些就是我們這些清華學生津津樂道的“清華香腸”。 清華非常強調其革命傳統。當年圖書館前立起紀念韋傑三烈士的斷柱。對解放前夕的清華共產黨支部的領導人卻語焉不詳，我們新生想當然地認為是蔣南翔，後來查資料才知道當年清華支部書記是袁永熙，此人1957年當了右派，於是他的名字不見經傳。名留青史的“五四運動”已被北大專美於前，清華大學當年的表現是在校內聲援城裡的愛國運動，似乎並沒有人去參加傅斯年等北大學生火燒趙家樓的“革命行動”。清華每年隆重紀念“一二·九”學生運動，蔣南翔當年起草的文章中有句“華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更是膾炙人口。被寫進了中學的歷史教科書，讓我們從小就心生嚮往。 清華大學的歷史是民族國家的蒙難史，也是中國知識分子忍辱負重，發奮圖強的歷史。梁啓超先生在一次講演中引用《易經》中的話“厚德載物，自強不息”引起眾多清華學子的共鳴。改革開放年代，時任深圳大學校長的羅徵啟和夫人梁鴻文將這八個字和“聞亭”的古鐘放到了一個徽章上，流傳開來，也有人將它作為校訓。其實在我們當學生時經常聽到的校訓是：“又紅又專雙肩挑”，“聽話出活”，“為祖國健康地工作五十年”。而“厚德載物，自強不息”和“自由之精神，獨立之人格”這兩句是不曾聽說的。 滿清年間的“庚子賠款”是國家民族的奇恥大辱，賠償的款銀為4億5千萬兩，每個中國人人均賠白銀一兩。美國政府獲其中3200多萬兩，在滿清政府中的開明官紳的爭取下，美國國會同意將賠款中的近半部分用於中國的“慈善事業”。於是就有了最早的清華學堂。因此，我們的母校清華大學從出現在北京西郊這個皇家廢園之時，就帶着屈辱的胎記。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新文化運動中，首先響應的中國知識分子，投入了反抗亡國亡種的救亡運動中。舉起“反帝、反封建”旗幟的“五四運動”，本應承載“救亡”和“啟蒙”的雙重任務，但是嚴苛的國際政局讓“救亡”壓倒了“啟蒙”。中國人的精神長時期處於“蒙昧”中。中國人沒有經歷過西方的“啟蒙運動”，皇帝“遜位”後的百年裡，皇帝夢還是中國人的美夢之一。魯迅筆下的阿Q、祥林嫂、孔乙己，以及那個“狂人”還是中國人的寫照。《過客》中那位能聽見前邊呼喚聲音的老者仍是中國人中的極少數，而且是來去匆匆的過客，鮮能吸引民眾的目光。 從第一批錄取的清華學子開始，清華人背負着這個中了魔咒的宿命，負笈而行，遠渡重洋，然後學成歸來，在這個“小五王爺”的廢園中著書立說，傳播先進的民主科學知識，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的最後四，五年中造就了清華的聲望和學風，重量級的學者和大師們有如一顆又一顆的星辰升起在東方。顯示了西學東漸的成果，也凸顯了東方文明傳統的獨特魅力。清華學人中的探路者是清華永遠的驕傲，是我們永遠尊敬的學者和恩師，他們的姓名不應被清華百年校史抹殺。 中國的科舉制度實行了1300餘年，隨着慈禧的一紙敕書，千年的書院制度也隨之星散，傳統的師承關係也疏淡開去。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清華的國學大師、科技大師們的出現，成為了清華傳說中的美談，那個年代是書院文化最後的迴光返照，師生情誼猶如父子。 歷史總是被勝利者濃墨重彩書寫，真相卻被掩飾起來。1949年以後批判胡適所代表的親美思想到“反右”，到文革十年，清華都是重災區，這段恥辱無法捨棄，無法忘卻，無法掩飾，更無法改寫。 我們又要提到蒯大富和“團派”。“團派”並不是由壞人組成的反動組織，它的總部委員都是我們的同學，其中不少人都是我們一道反對工作組的戰友。老四強調解放幹部，原清華領導層中的上層幹部，多數卻加入了老團，如何東昌、艾知生、滕藤、李傳信等等。這些歷次政治運動中有着豐富經驗的領導，真的要反對十七年，來個“大翻個”？真的那麼中意蒯大富當清華的校長？李傳信一語解疑：“經過五七年反右，我們這些人再也犯不起錯誤了。”當時的明眼人都看得出來：毛主席更中意蒯大富，中央文革、謝富治代表的北京市革委會支持蒯大富。1968年7月27日前的近兩年中，蒯大富控制了清華，雖說他“有權也不大會用”，但這兩年卻烙下了“蒯記”。 以後的八年清華是8341部隊名義下的遲群的天下。遲群執掌清華大權八年之久。遲群何許人也，“御林軍”8341部隊中的一個宣傳科副科長，是一個集軍閥、黨棍、文痞諸般惡習的三料混世魔頭。清華“清理階級隊伍”，“抓五一六分子”，江西鯉魚洲大牛棚……對清華師生的身心迫害和致人於死命，罪行不亞於任何一個武鬥兇手。溫柔的殺人，雖不見血腥卻更加殘忍，強姦民意而操控的群眾運動是貨真價實的“冷暴力”。 文革後期“批林批孔”、“教育革命”、“反右傾回潮”，無一不是“最高指示”從中南海進清華園，再從清華捲起，流風所及，全國遭殃。“梁效”惡名，名揚天下。 時至今日“三大作風”演變成了“理論聯繫實惠，密切聯繫領導，吹捧和自我吹捧相結合”的三大歪風。其根本在於對歷史的造假。如果執政黨不再以“三代領導”核心自我吹捧和抬高，而是如實記載歷屆總書記的姓名，承認中國共產黨的三位主要發起者是陳獨秀、李大釗、張申府這些最基本的事實，我們才有可能盼到誠實的黨風、民風。校園的塑像不僅有革命偉人聞一多，還應該有文學大家聞一多，科學館的奠基人、瘋癲死去的葉企孫，更應該有人文大家陳寅恪，水利專家黃萬里……讓他們的學術、人品流芳後世，才能彰顯清華的優良學風。如果當事人、後來人不反思反省，何來一個民族的啟蒙？ 二. 黨化教育是文化專制主義傳統的延續 我們的教育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培養“又紅又專”的革命接班人。在蔣南翔校長主持編制的“高教工作六十條”指導下，清華建立起了較為完整的政治思想工作體系。將“又紅又專”通俗地稱為“聽話出活”，要求學生思想要上愛國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三層樓”。“反右鬥爭”後提出將清華黨委建成“能開萬人頂風船的永不漏氣的發動機”，仿照解放軍“支部建立在連上”，建立了班、年級和係為單位的政治輔導員制度；從新生入學開始就在政治課上進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灌輸”教育。在新生一年級就發展黨員，特別注重在高乾子弟中發展黨員。“社教”運動後期，中國政治鬥爭的火藥味越來越濃，清華更是加快了發展黨員的步伐。客觀地講，蔣南翔在貫徹執行黨的教育方針上是建國後“十七年”高校領導模式的第一人，他對清華黨委和學校的掌控是成功的。如果沒有上級的一紙文件，清華園內沒有任何一派政治力量能把他打倒。 “黨化教育”就是在思想上、組織上對教育進行控制，把教育變成宣傳黨義的工具。在中國，是國民黨最早進行“黨化教育”的。1924年國民黨模仿蘇聯，首先在廣東推行了“以黨治國”的政策。為了制止學校教育向自由化的方向發展，實行“黨化教育”，停止了從晚清新政開始的教育改革。隨着“北伐”的勝利，黨化教育蔓延到全國。所有學校都開設國民黨“黨義”課程，教育變成了灌輸國民黨政治主張的工具。東方國家文化專制主義傳統從此開始在大學中延續。中國近代教育泰斗蔡元培在1922年《教育獨立主義》中寫到“教育事業當完全交與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派政黨或各派教會的影響”。同樣一個蔡元培在1927年寫下的政綱《浙江最近政綱審查報告》中又寫到：“確定黨化教育，施行於各學校”。主張用國民黨的正統理論限制教育界的思想自由。從蔡元培教育思想的轉變中，我們可以看到專制主義文化傳統巨大的慣性力量。 在新中國，一元化的黨文化被毛澤東發揮到極致，不僅要為政治服務，而且是為一元專制主義服務。以秦始皇“焚書坑儒”為開端，專制主義的思想文化政策把文化的發展壓制到最低點，而建國以來意識形態領域中的鬥爭往往針對着有普世價值的人類文化，也沒有停止過對有獨立思考的文化人的豢養和迫害，為了“革命”可以無所不用其極殘害“敵人”，從而造成幾代人“人性”迷茫和缺失。為什麼受高等教育的學人會粗暴地對待同學、老師、群眾團體？為什麼會如此踐踏人性、人權？包括前幾年清華一位學業優良的學生用硫酸潑動物園的狗熊事件，都是這種教育造成的毒害和惡果。 在清華的歷史上，至少有四件事情需要思索和反省： 1、1928～1930年羅家倫“黨化清華”； 2、1952年的院系調整； 3、1957年的“反右”鬥爭； 4、1966～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 其中1968～1976年的遲群、謝靜宜時期更是研究的重點。他們對清華的掌控達八年之久。黨化教育的結果使清華成為了中國最高層政治鬥爭的權力場。成為“血統論”猖獗泛濫的大市場。政治壓力下，清華大學迸發出來歷次政治運動從未有過的瘋狂力量和激情，其血腥味雖不及青海西寧大規模地開槍殺人、武器的水平遠不如山城重慶那樣夜夜槍炮響鳴，但慘烈兇殘讓全體師生員工都成為了在劫難逃的犧牲品。“工程師的搖籃”成了政治角鬥士的訓練場。“倒下的英才”中不僅僅是死去和傷殘的師生，它葬送掉的是曾經準備衝擊科學禁區、決心摘取學術桂冠的數代學子。 大學校園中失去了獨立精神、自由思想。遲群、蒯大富上台不行，“414”上台就行嗎？結論是肯定的：同樣不行 。 三. 告別專制、走向啟蒙 文革發生至今已四十餘年了，日漸豐富的史實和史料指明：蒯大富是清華武鬥的挑動者和責任人，背後的黑手就是接見“五大學生領袖”時不打自招的“偉大領袖”。《倒下的英才》出版後引發了眾多老團老四的爭論，只能說明不少人還沒有從當年派別之爭的定式格局中走出來，仍然生活在文革的陰影里。更說明了認識真相、反思教訓、總結經驗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滿清王朝被推翻，結束了長達兩千年的封建帝制，儒學失去了法定的正統地位，從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中國社會第一次沒有政府強加的官方意識形態，中國知識分子迎來了一個短暫的黃金時期。學校被黨化以後，官方的正統思想主宰了教育，學校又成為了政府進行社會控制的工具。 黨化教育不僅是蘇聯極權制度影響的結果，也是中國傳統專制制度的延續。辛亥革命把皇帝趕下了台，但專制主義文化和政治格局所形成的皇權意識和奴僕哲學並不會自然消失，卻早已經普遍內化到了中國人的心性之中，成為一種集體意識，流淌在每個中國人的血液里。《倒下的英才》中記述的種種暴行，發生在首都北京的高等學府，“百日武鬥”中時常有命案發生，學生的屍體擺在北京市公安局裡，竟無人過問。有暴行必有暴徒。暴徒、暴官、暴君是專制主義皇權的必然產物。明末清初的黃宗羲說：“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這種為禍之烈的君主還是這種制度的產物。 文革前反對黨支部書記就可能獲“反黨”罪名；文革中只要不反對一個人，反其他的人都不算“反黨”。這對當年的學生們來講，是一種解放。我們曾經總結大學生活的三大收穫，一是掌握了一些基本的知識和技能，二是認識了一批優秀的老師和同學，三是解放了思想。那些威榮輝煌的大人物走馬燈似地閃亮登場，卻又轉瞬墜落；各級黨委領導成了“黑幫”；工作組犯了路線錯誤；學生被高高抬起，又被長久拋棄；工農兵真的是國家的主人，或是權力更迭的工具？只有一個人永遠正確、偉大、光榮？我們以為1949年軍事勝利造就的政權更迭使中國人站起來了，或者以為今天中國人有了巨大的經濟成就，就站起來了？其實，中國的強大，中國人的進步，路程還十分遙遠。 作為親歷者之一，經歷了在科學館近六十個日日夜夜之後，今天讀到唐金鶴的敘說，那一幕幕聲色情景，展現眼前，恍如昨日。感謝她作為一個清華學子用心去敘說了那個年代，那些難以忘懷的人和事，“以不可見之淚痕悲色振其邦人”（魯迅語）。倒下的英才可以瞑目了。 期盼開展更深入的思想解放，徹底批判那個時代，那些誤人子弟、遺禍社會的理論、思想和文化，為後代留下清淨的天與地，人性與良知。 唐金鶴一人之心代表了萬人之心，我們謝謝她！ 二○一○年愚人節於珠海 二○一○年五月十三日定稿 —————————————————————————————————— 【書評與序跋】 我大概也不能超越派性，對《倒下的英才》不能釋懷。本來我沒有打算細讀這本書。偏偏蔣南峰送了我一本。在京時有兩天空閒，禁不住讀了一遍。所以首先對它發表一點讀後感。這是一本充滿了派性的為414辯護的書。所以我要就414 的暴力傾向說幾句話。 有人喜歡玩弄細節、內幕，我則喜歡抓住眾人皆知的大事。414一成立就唱出了他們的完蛋戰歌，“完蛋就完蛋，上戰場，槍一響，老子下定決心，下定決心，今天就死在戰場上！”我還不知道全國有哪一個群眾組織用一首這樣充滿暴力傾向的血腥的戰歌。414唱着這首歌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衝擊井岡山廣播台，製造了清華大學規模最大的群體性的肢體衝突。我至今還記得，那一天我們班的兩派恰恰面對面對峙在新齋（？）外的路上。即使在工作組時期，我班的兩派，也沒有這麼對立過，就是玩車輪戰也是假手低年級同學來干，同班同學還是下不了手，這一回，倒是面對面了。隨着完蛋歌在清華園的轟鳴，理性批判的環境已經不復存在。清華武鬥是早晚的事情。 當然，如果團派的領導人非常理智，認識到只要不發生武鬥414 就沒有前途，也許可以避免武鬥，但是那是非常困難的。所以在1968年3月武鬥已經迫在眉睫的時候，我唯一的願望就是早日離開，否則儘管我一直主張防止武鬥，但是也難保不被越來越激烈的情緒卷進去。 唐金鶴說他們的戰歌只是唱唱而已。這只能說她不是幼稚就是詭辯。戰歌有它自己的功能和規律。當了祖母的唐金鶴不應當這麼幼稚。希望她捫心自問，好好想一想吧，一天到晚唱這種歌，兩派之間如何還有理性討論的空間，失去理性又失去外界的制衡，不發生武鬥有其他可能嗎？ 請她不妨做個小實驗：是否可以唱着她心愛的戰歌安然入睡。 就是從唐的這本書裡我們也可以看到是414先占領了科學館，然後團派占領了大禮堂。也就是說武裝割據也是414 先邁出了第一步。 這本書的派性還集中地表現在對許恭生之死的回憶上。她是許的同班同學，但是她的414立場是再鮮明不過了。關於許恭生的死因，她拐彎抹角就是不肯說是老四殺了許恭生。她說天時地利對許恭生不利，又說許恭生刺傷過許多老四，激起了民憤，老四同仇敵愾要教訓許恭生，也就是說，許失去了人和。失去天時地利人和，這豈不是說他該死嗎？然後她又說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害死了許恭生”，這是書中的一個小標題。總之老四是沒有責任的。的確，也沒有人對許恭生的死承擔法律責任。然而，二十多支長矛紮下去了。據她說，多數在大腿上，但是有兩處要害。把人扎了20多下而不送醫，等到團派有機會把他背回去還能有多少救治的希望？如果那二十幾個人有起碼的良知——在武鬥中良知經常被獸性蓋過——他們本可以俘虜許恭生然後把他送去就醫，那樣的話或許許恭生還可能有生還希望。老團就曾經幾次送重傷俘虜去醫院，這也是從唐金鶴的書中看到的。從這個對比中可以看到誰更失去了人性，我只能說是唱着完蛋歌的那一群。 —————————————————————————————————— 【書評與序跋】 劉麗英，是赫赫有名的原中紀委副書記，曾參加“兩案”（林彪、江青集團案）審理，為“兩案”辦公室主任，而此後許多腐敗大案的查辦和高官的落馬，也都是與她的名字聯繫在一起的，如無錫鄧斌案、瀋陽“慕、馬”案、河北李真案等。 前不久新華出版社出版的《往事回首》一書，是劉麗英的自傳性回憶錄，主要內容是從她於1947年在瀋陽參加革命、1948年即從事公安工作時起，至1979年調入中央紀委為止的32年間，其個人的經歷。之中，也包括了十年文革中，她曾遭受到的打擊迫害情況。 劉麗英一生從事公安與辦案工作，理應思維清晰嚴密，但在《往事回首》一書中，她對其文革中在瀋陽市公安局的一些活動和遭遇，敘述得卻含糊不清，有些甚至是不準確。 固然，有些是她可能不想說得太清楚（如用“那個所謂‘左派革命領導幹部’”、“文革主任”、“市委主要領導”等稱呼代指某一個人），以免造成什麼不必要的影響；但是，有些事她卻又說得太隨意，如對她不喜歡的人和事、包括文革中整她的那些人，則動不動扣以“造反派”帽子，而沒做清楚敘述，讓讀者真以為全是“造反派”打擊迫害了她。 劉麗英的敘說，相信都是真實的故事。她在文革中飽受打擊迫害、丈夫含冤而逝，自己曾被戴手銬而遭批鬥過、也被抓進過監獄，還被以“五七幹部”為名下放農村數年，其間，1972年初居然竟被作為“批判林彪、揭發五一六反革命”運動的重點對象，關進了“學習班”，進行審查。 但是，導致劉麗英這些悲慘遭遇的具體政治勢力，都是“造反派”嗎？ 顯然，劉麗英心中是很清楚答案的，只是，她在書中卻用了很多想當然的標籤，將一些原本明白的事給攪糊塗了。 例一，書中說：“1966年8月20日，在市委主要領導支持下，市局召開全局‘文革代表大會’”，選舉了市局一位“所謂‘左派革命領導幹部’”擔任“文革主任”，然後，這位“文革主任”，“又在市委主要領導支持下，成立市局臨時黨組、黨委”，並擔任“黨組、黨委副書記”。 劉麗英對此事評說：“至此，整個公安局的黨政權力被以那個‘文革主任’為首的造反派奪取。” 其實，在當時的文革進程中，即在1966年10月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前，這顯然還只是中共地方黨組織，按照歷來就有過的搞運動程序進行的組織人事變動（雖然也有些非常）。因此，既是得到市委支持，就不是什麼造反，何況當時還沒有產生什麼造反派，更談不上造反派奪權了。 劉麗英對此事貼的標籤，顯然是錯誤的。 例二，1967年1月7日，遼寧大學“八三一”紅衛兵將與他們對立的兩個大學生，以其“衝擊中南海”罪名扭送到瀋陽市公安局，第二天，“八三一”紅衛兵來人要帶這兩個大學生去批鬥，公安局考慮安全問題，不允。結果，“八三一”紅衛兵便將市公安局給封了。 其時，劉麗英正在寫批判那個“文革主任”的大字報，看到這個情況，便同公安局與“文革主任”對立的另一派群眾組織（也全是警察）負責人一起，同“八三一”紅衛兵談判，並最終勸退了紅衛兵。 事後，“文革主任”為首的一派，誣指劉麗英等人是“勾結紅衛兵沖砸公安局、亂中奪權”，於1月14日，組織幹警將劉麗英等人分別抓到下面分局進行批鬥。後因“八三一”紅衛兵知道了，進行營救，劉麗英等人才獲釋。紅衛兵在營救過程中，因抓劉麗英等人的幹警中有人對天開了槍，結果怒火衝天的“八三一”紅衛兵，抓住這些警察（46名），將其反穿棉衣進行了遊街批鬥。 此事中，第一，遼大“八三一”紅衛兵是著名的紅衛兵造反派組織。但劉麗英在書中沒有說明這一點，連這個組織的名稱都沒有說，而只是含含糊糊說“遼寧大學一派紅衛兵組織”。 第二，與劉麗英一道被批的公安局內與“文革主任”對立的另一派群眾組織，叫什麼名稱？是屬於當時遼寧文革群眾組織中的哪一派觀點（遼寧文革中有三大派群眾組織）？書中都沒有詳說。因而讀者與後人，將很難判斷此事的性質。 第三，對市局“文革主任”一派，也沒有點明其屬性。是不是造反派呢？當時，已是文革“一月風暴”之際，全國各地基層單位黨政機構雖都已搖搖欲墜，但也還未到完全不起作用之時。因此，劉麗英所說的市局“文革主任”等人的作為，究竟是市局黨政領導的組織行為（這位“文革主任”尚是市局黨委副書記），還是群眾組織的派別鬥爭？讀者與後人無法判斷。 劉麗英在書中說，是“‘文革主任’手下的幾個造反派骨幹”到各分局串連鼓動幹警來抓她的。但，此說在書中卻未舉證，證明那“幾個骨幹”就是造反派。 例三，劉麗英在書中敘說了她在文革中被捕入獄58天的受害經過： “2月20日，遼寧省軍區對瀋陽市公安局實行軍事管制，成立軍管會。” “1967年3月24日，以‘造反派革命群眾扭送’為名，我和陳卿石等6人被逮捕，第二天在遼寧京劇場召開近兩千人的幹警大會，給我們6個人戴上手銬，跪在台上，批鬥一天。”“批鬥之後，我們又被押回監獄。” 劉麗英被無辜關押了58天后，因當時中央下達了（67）117號文件，明確指出：“不得把群眾打成‘反革命’，不准亂捕人。僅僅因為沖軍區和對軍區提意見，或對本地區、本單位的奪權有不同意見，而被打成‘反革命’的，應一律平反，被捕的，應一律釋放，通緝令，應一律取消。”加上公安局一些幹警貼了大字報，強烈要求釋放他們6個人之後，才被釋放回家。 劉麗英對抓捕他們6 個人入獄一事，用了“造反派革命群眾扭送”一語，並說“多次派造反派提審”他們，“監獄的造反派”不准看守送報紙給他們看，等等。 這些敘述給人的理解，就是造反派抓捕批鬥了她及她的那幾位同事。 然而，中發（67）117號文件所指出的問題及要解決問題的對象，是批評各地軍區亂抓人捕人、將有不同意見的群眾打成“反革命”的問題。顯然，抓捕劉麗英等人入獄的，並非什麼造反派，而是瀋陽市公安局軍管會；而劉麗英在此所說整她的公安局“造反派”，則是擁護軍區的另一派群眾組織。 為什麼要整劉麗英等人呢？ 實際上劉在書中也說了原因：“我們10個被打成‘牛鬼蛇神’的科長，加上一個科員，也組成了一個‘戰鬥隊’，開始叫‘秋收起義兵團’，後又改成‘掃殘雲’戰鬥隊，那個科員是‘戰鬥隊’負責人。”“我們批評軍區和軍管會在‘支左’中支派不支左、支一派壓一派的錯誤。” 要弄清劉麗英所說的這些情況，就須對遼寧文革歷史背景作一點介紹： 遼寧的文革很奇特，是所謂“兩條路線分三派”，即不是兩派對立，而是三派爭雄，即“八三一”（“八三一”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遼聯”（遼寧省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委員會）、“遼革站”（遼寧無產階級革命派聯絡站）。 這三派雖都號稱造反，但其成員構成及政治觀點卻大有區別： “遼聯”是支持中共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等領導幹部，而反對瀋陽軍區陳錫聯等軍方將領。 “遼革站”則相反，他們支持軍區，矛頭卻對準宋任窮等東北局領導。 “八三一”卻是既要打倒宋任窮，也反對軍區以支左名義搞支派。 但其中“遼革站”頭頭是著名全國勞動模範尉鳳英、李素文等。在“四人幫”垮台後，尉、李二人，仍安然無恙，尉鳳英還當上了文革後的中共十一屆中央候補委員。雖然在幾年後的1980年，也被視為“派頭頭”而受到大大降職，但卻還能擔任一定官職，安享晚年。並沒有像許多造反派頭頭那樣，被打入地獄。所以，從實質講，“遼革站”並非真正意義上的造反派。 1967年3月期間，瀋陽軍區公開指責“八三一”、“遼聯”，並且應“遼革站”方面的要求，同意和支持他們扭送“八三一”、“遼聯”這兩個組織中的一些負責人，並予以逮捕、關押。最後，因中央下發了117號文件，這些錯抓的人，才得以釋放。 據上所述，劉麗英當時被捕入獄一事，她所說的市公安局抓她的那一派，很可能就是“遼革站”方面的，而她們那個10人科長“戰鬥隊”，從其批評軍區與軍管會一事來看，至少她不是“八三一”，就會是“遼聯”方面的觀點。 因而，劉麗英在書中只說是造反派抓捕了她是不確的，因為，她們那個科長“戰鬥隊”，也是在搞“造反”的（反對軍區的錯誤）。所以，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市局軍管會與“遼革站”一派的人抓捕了她。 例四，1968年6月，劉麗英與1000多名瀋陽市公安局幹警，被市局軍管會拉到鄉下辦“學習班”，名曰清理階級隊伍，實際上是整人。劉麗英與不少公安幹警在此受到了很大的迫害，有的甚至被迫害而身亡。這個所謂“學習班”，有一項清查內容，就是清查“反軍黑幹將”、“現行反革命”。而主持這個“學習班”的，除了軍管會的領導外，還有那個劉麗英所說的“文革主任”（即文革初被市委指派為局黨組副書記的那個幹部）。 劉麗英在書中，對在這一段遭遇中參入執行迫害無辜人們的幹警，都斥其為“公安局的造反派”。 顯然這也是不確的。 第一，1968年6月，遼寧省革命委員會已成立，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擔任了省革委會主任，文革中的軍人執政時期開始了。因此，軍管會成了市公安局的絕對主宰（凡軍管單位無不如此，連外交部有段時間也是軍代表說了算），而公安局又是當時要“徹底砸爛”的系統。所以，劉麗英所說的這一段黑暗經歷，其應負責的是軍管會某些軍代表，不是造反派。 第二，劉麗英所說的“文革主任”及其手下人，從文革剛開始，到軍管會時期、直至所謂五七幹校時期，總是擔任要職，並始終如惡魔般壓在了劉麗英等人的頭上，他們究竟是些什麼人呢？ 劉麗英沒有在書中說明這位“文革主任”的下落。可以相信，如果在“四人幫”垮台後，此人被開除黨籍、公職，甚至獲刑，書中則一定會有交待。而沒有這些內容，甚至書中連姓名都沒有點明，這是不是說明，也許此人在1976年10月之後，並未受到什麼制裁？ 什麼樣的人，可以在文革十年中不斷地整了人，卻最終竟能安然無恙？ 只有一點可以肯定，這種人絕對不會是造反派。 第三，書中講述了一位叫陳英芳的幹警被迫害的情況，之中，說到軍管會的“學習班”期間，舉辦人員將陳英芳抓捕後，將他送到了一個外號叫“李大麻子”的派頭頭經管的“專政班”。而這“李大麻子”搞武鬥心狠手毒，當時瀋陽了解文革武鬥情況的人都知道這一點。 但是，這個外號為“李大麻子”的人，卻既不是“八三一”、也不是“遼聯”，而是擁護軍區的“遼革站”的頭頭之一，真名叫李培元，是軍工單位黎明機械廠（瀋陽410廠）的工人。既然“遼革站”的頭頭尉鳳英、李素文等人，文革後都安然無恙，沒有被當作造反派清理，這李大麻子想必也不應算是嚴格意義上的造反派吧？ 公安局那些聽從軍管會指揮的幹警，就是李大麻子一派的，能說他們是造反派嗎？ 劉麗英在文革中的經歷，是文革歷史的一個縮影。她及她的家人所受到的迫害遭遇，令人為之落淚。然而，既然是寫成書出版，就須實事求是——不僅事要是真的，而且對其定性也要準確，標籤不能亂貼。不能因為現在有一種將文革中的壞事全歸咎於造反派的籠統說法，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將文革中所有的壞人，全說成是造反派，將所有的壞事，都說成是造反派干的。若照此出版的書刊，便是對歷史不負責任。 有的人認為，仔細分清文革中各類群體的歷史責任，沒有必要，認為反正文革是一場“浩劫”、“動亂”，是極左路線在“造孽”，用不着去具體搞清誰錯了，誰有沒有責任，反正只要參入了文革者，便是洪洞縣裡無好人。 然而，文革不是一堆空空的觀念，而是由無數有血有肉的細節組成的，沒有這些細節，便沒有文革歷史；沒有細節，也不會有真理。文革是一段時間長達十年、過程複雜曲折、內容涵蓋各個領域的歷史，絕不是用幾個詞就能包含得了的。持上述宏大觀點者貌似高瞻，不計小處，實際卻是在拋棄構成歷史的那些鮮活生命。 若那樣來詮釋文革，最終必然導致將文革歷史展示為一段後人永遠不可理解的舉國神經病之巨史（現在已有很多年輕人就是據此而認為文革是數億人都“發瘋”了的時代），從而消解真正的文革歷史，使之難以對後人提供有益的教訓。 2010/05/24 —————————————————————————————————— 【書評與序跋】 我和坤權（注：沙漠本名張坤權）、中敬相識已經有三生三世了。不是嗎？五十多年的生生死死，對於中國知識分子來說，夠長的了。何況我指的還不是時間。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我和沙漠、中敬屬於中國知識分子中的大多數，個個都天真得像鋪滿河灘上的鴨仔兒，披着清一色鵝黃色羽毛的那種。雖然我們年齡不同，經歷也有差異，但我們卻有着整齊劃一的懵懂與幼稚。簡直就是同年同月同日破殼而出的幼雛。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我只要在北京，就會經常到東單三條青年藝術劇院的宿舍院看望坤權和中敬，以及他們的女兒小明和兒子小振。那時候他們的生活簡樸而愉快，房子十分狹窄，做飯的時候煤球爐子必須放在門外。對自己的要求是：從現在起，這個國家是我們全民族犧牲奮鬥近一百年得來的一個完美的新國家，人也必須是新人，一切的一切全都“今是而昨非”。特別是對他們的兒女的要求非常嚴格，要求他們更應當是全新的人。 演員的基本功本來就是必須誠懇而嚴格地在按照劇作家、導演通過舞台裝置設定的舞台上生活。他們的發揮只能是創造性地發揮編導的意圖。應該說，演員們能以極大的激情在設定的空間和氛圍里投入得越深就越滿足。在生活上更是如此，特別是制定和執行國策的是全國人民崇拜之至的革命領袖毛澤東，只要聽從偉大領袖的話就萬無一失了。但誰又能想到後來的事態發展會是如此呢？即使是老謀深算的政客也猝不及防，因為他們只知道世上有陰謀，不知道世上還有“陽謀”。 對於“遍地葵花向黨開”的知識分子來說，更加難以言說。我和坤權夫婦都沒能倖免。當他們“摘帽”後居然獲准寫戲演戲的時候，他們幾乎是拼命在創作和勞動中表現自己的忠誠。後來才知道，大部分右派臉上的“金印”一生都沒法擦掉，即使是把皮肉挖去。但他們毫無怨尤。他們對自己的要求嚴格到自虐的程度，對孩子處處都要以階級觀點來管教，一直到殘酷無情的地步。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我到過他們青島的家，一間陰濕的小屋，棲息着一家四口，還時刻都在對黨千恩萬謝。我常常暗暗作如是想：就我對他們的了解，我如果是他們單位的黨委書記，我會無條件發展他們為黨員。多麼可笑，當時我是被剔除出黨的右派。我想，放大來看，這就是造成後來的信任與信仰危機的原因，舉國上下，花了幾十年的財力、物力、人力、時間來審查、考驗廣大幹部和群眾，其結果連寫入憲法黨章的接班人都成了亂臣賊子，到底相信誰？誰能相信？多麼可怕，而又多麼荒誕啊！一直到中敬辭世，他都沒有放棄徒勞的懺悔與虔誠的補過。文革後，坤權探望年邁的老母到了美國，時時處處都謹言慎行，身在美國，對於美國都不敢“正視”。後來，她唯一的兒子，一位很有前途的劇作家黃小振英年早逝，這對於坤權的打擊幾乎是致命的。請允許我把在1996年冬天寫給坤權的一封信，摘錄在這裡 坤權： 你的來信收到了，是我念給她聽的，我哭着念，她哭着聽。你一生最終還是幸運的，有中敬，有晚年終於見面並得以送終的母親，有好兒子，好女兒，好孫兒，好外孫女，有一個好的避風的海灣。但是老天又奪走了你很多不能也不應失去的，使得你又是如此的不幸。我和你一樣，百思不得解。所以我也不試着勸慰你，勸慰是貧乏的。我在醫院住了兩個多月，獨自整理了自己的思緒。才開始理解過去不理解的了。人生本來就充滿迷惑和痛苦，所以才有釋迦摩尼。一切學說和人生觀，最終都避不開生與滅，聚與散這個規律。只能面對，堅強地面對。你是極善良、極重感情的人，善良和情感本身就是堅強的支柱。你不要過於苦自己。過於苦自己絕不是中敬和兒子樂意的，他們希望你健康地活着，思念着他們。我去年在美國和聶華苓一起去為她丈夫保羅掃墓，華苓很堅強，她身邊和心靈里的保羅還活着，她不哭，她說保羅希望她快樂。在她外出旅行的時候，她的鄰人在她別墅外種了很多百合花。沒有語言，只讓百合花對她說：像我們一樣，面對陽光，面對保羅留下的世界。可惜我們不在你附近，我們的聲音就是給你栽種在窗外的百合花。 你如果想出去走走，當然很好，散散心！ 你知道我們的內心也和你一樣，因為中敬父子和我們很親近。 冬安！ 樺弟96、 12、8、 她很棒，挺住了。後來，她為了散心，出訪早年的同事、戰友、觀眾。在朋友中找到了特別的安慰和溫暖。忽然，進入耄耋之年，她開始追憶往事，勤奮寫作了。對於一位記憶力很強、情感豐富的演員來說，她就像河流在懸崖上找到了一個寬闊的出口一樣，那不就是一瀉千丈的瀑布麼！對於一個永遠沉溺於契訶夫、奧斯特洛夫斯基、曹禺、夏衍劇作氛圍里的演員來說，經歷了那麼嚴酷的折磨和悲慘的際遇，內心裡依然是無怨無悔，依然對自己的同胞、對全人類寄以高度信任與殷切的希望。 她是那樣容易動情，在回憶中，在如夢如幻的往事裡充滿着艱苦歲月中的溫馨，發現着絲絲縷縷的人性的光輝。抗戰中的顛沛流離，流亡劇人的辛酸與快慰，那麼多的熟人、好人、為救亡而吶喊至死的人，像星星那樣互相依偎、互相溫暖，都已經遠去了。她能使他們在她的筆下回來，這不僅僅是她擁有比常人好得多的記憶力。在坤權的文字裡，對人——即使是迫害過她的人都沒有偏見，沒有絲毫以牙還牙的心態。 譬如那篇《打電報》，寫的是一個特殊時代的殘酷故事。她心平氣和地娓娓道來，即使在反思的時候，也只是把極端的悲哀深深地壓在心底。再如關於珂兒的那篇文章，人物極為生動、鮮明，入情入理，令人信服。是那一代人的悲歡，是那一代人的情愫，是那一代人的生與死啊！ 她不僅僅能把回憶中的人與事寫成動人的文字，她還能迅速把身邊的人和事準確地描繪出來。如《黑人亨利》，她寫了一個現代的湯姆叔叔，性格鮮明，行為可愛。她不僅把他擺在主觀的理念中，同時也把他擺在有趣的生活細節中，他是她在美國看到的身邊人物，寫得可見性很強。她使得那些沒見過黑人的人也可以親近亨利。她微笑地講述着一個人類奮鬥了一百多年都沒有完全解決的問題。今天，人類種族歧視的形式和殖民時代不同了，更多是潛藏在普遍的觀念上的歧視。這更可怕，更難解決，她卻用對身邊生活的觀察描寫出來了。 最接近美的是真，以那篇描寫她和陽翰笙交往的文章為例，對大多數讀者來說，那是一段很陌生的生活，可在她的筆下不僅不陌生，而且讀着、讀着就親切起來了。一個老革命，老幹部、中共高官，從多年如火如荼的戰爭歲月、政治運動和宦海沉浮中走出來，垂暮之年，熬着深居簡出、與社會隔絕的悠閒而又寂寞的日子。他邀請多年前的一位朋友來做客，這位朋友在老人的記憶里，還是一位年輕漂亮的女演員，如今也已年近古稀。幾經波折，客人終於來了，盼望已久的客人的到來，真的改變了老人的生活。多麼像一部古典歐洲話劇的開頭啊！戲劇性的變化在陽翰笙的家裡發生了，這位有權看到中共中央機密文件的老人，卻在這個民間來客面前孤陋寡聞，從她那裡知道了很多從來不知道的凡人小事，從這些凡人小事裡卻看到了國家社會的深刻變化。接着，家裡的電話鈴聲多起來了。她通過電話把老人和老人的故友們都聯繫起來了。那些歷經劫難的老友，那些怯於上門的老友，那些相互有過芥蒂的老友、那些手腳不便的老友，也蹣跚着來了。她甚至為老人操辦並主持盛大的家庭“派對”，因而激起了老人在青春時代的激情，使得老人興奮不已。後來，因為種種原因，客人告別老人離去，老人的屋子又重歸於寂寞、冷清和空曠。從這篇作品來看，她對於生活的韻律，語言的節奏，把握得十分恰當和成熟。 特別是她把筆接觸到自己的兒子，在這篇文章里，寫出了自己的愚昧，寫出了自己對兒子的歉疚，寫出了永遠難以彌補的悔恨，這需要多麼大的勇氣啊！ 坤權可以稱做大器晚成了，因為她已經確切地知道她要寫什麼了，這才是非常重要的，有許多寫了一輩子的所謂作家都不知道應該寫什麼。她也知道應該怎樣寫，而且在熱情洋溢地繼續寫，這就決定了她會寫得越來越好。我願意熱誠地向讀者推薦這本書，因為它是一個奇蹟。 2009年中秋節 上海 沙漠著《我心深處——一位話劇演員的今生今世》，山東畫報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 —————————————————————————————————— 【爭鳴】 《記憶》50期有鮑國芳女士《尊重歷史真實是最起碼的》（下簡稱《尊重》）一文，對我寫的《師大女附中學生聞佳的文革冤案》質疑。我對鮑國芳女士 “為什麼非要把聞佳遭遇與紅衛兵扯到一起”的質問很意外。我寫這篇文章是想盡個人之力記下聞佳冤案，相信公正的讀者能從閱讀中考查我的態度。 我以為，《師大女附中學生聞佳的文革冤案》一文實際上是王友琴、鮑國芳、許容、聞佳家屬和我共同調查、回憶的成果。沒有王友琴的《顧文選》一文，我不會知道聞佳冤案，也不會去做這個案件的調查並把聞佳的病歷、判決書等史料找到，收集起來做數據化處理留存。沒有鮑國芳的調查和許容的回憶，我的文章在事實上會缺少交叉印證。沒有聞佳的舅舅聞林先生多次接受採訪，審閱，修改我的稿子並授權，我不會有發表的決心和勇氣。 《尊重》一文主要質疑的是我的引文“早在一九六六年八月，聞佳十六歲的時候，被同班的紅衛兵稱作狗崽子，在教室里遭到鬥爭。她的同學動手打她，她的眼鏡被打碎。”（引自王友琴《顧文選》，《文革受難者》p102）這段引文應由其作者直接答覆質疑。 《尊重》一文提到聞佳的班主任金元老師說我的文章是“胡說”。我想請鮑國芳女士轉告金元老師：我寫文章認真做了調查，找到了病歷、覆審判決書、法院給家屬的信件等原始文件，文章也經過了家屬的修改和授權。寫作中我希望了解更多聞佳的情況，曾打電話或者上門採訪過女附中的幾位老師，其中包括金元老師。但別的老師能熱情接待採訪，只有金老師接電話時很慌張，馬上掛斷，再打電話過去都由徐恩慶老師代接。徐老師說，“聞佳的事兒大家都知道，我們不清楚。我告訴你，你可以去問別人。我現在重病在身，不希望干擾。”為了不干擾病人，我道歉後就再沒有打擾他們夫婦。現在我想，許多對文革敘述憤憤不平的人都沒想到，正是他們自己對親歷的史實不敢說，不想說，不願花時間說，自己不說也不支持別人說，才使一些案例得不到及時補正，誤傳不能澄清。 《尊重》一文由於我提問“誰是一九六六年她同班的紅衛兵”就認為“大有將聞佳同班紅衛兵同學推上審判席的架勢”，我不能認可這樣的判斷。因為我的原文是“聞林先生三次審讀了這篇文稿，逐字認真修改後支持筆者發稿應徵。記得他認為《為無告的聞佳》一文最有力的文段是：‘誰是一九六六年她同班的紅衛兵？誰是一九六八年校園監獄的看守？誰整理、報送了她的反革命材料？誰批准逮捕了這弱小的女學生？誰把一個患有精神病的中學生當作反革命判刑二十年？誰引領、鼓勵、縱容了這荒謬至極的迫害？’”我沒有隻孤立地提出第一個問題，而是在追問這件慘無人道的迫害案件到底是怎樣發生、怎樣演進的。我的追問是真實的，也是痛苦的。在此我還要重申這些提問。誰是聞佳冤案中的施害者？那些從高到低作惡的人都是具體的人，他們受到審判或譴責了嗎？ 聞佳從師大女附中被投入監獄時只是個初三的學生，被判二十年重刑，受盡苦難和殘害，終身成為精神病患者。寫下聞佳冤案只因我的悲憤，只想對克服遺忘盡點力量，並寄託我對健康生活的一份期望。 （說明：我採集的聞佳的病歷、一九七九年一月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通知聞佳的母親聞佳出獄的信、再審判決書四稿的影印件留存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2010，6，6 —————————————————————————————————— 【憶舊思親】 直到幾十年後，我才感覺我有勇氣來回憶自己的父親了，並且對多年來我們之間模糊不清的關係做出評價。 曾經那麼怕過他、怨過他，又那麼同情過他、可憐過他。1973年那個寒冷的冬夜，我守在他身邊為他送終，第一次很難得地為他痛哭過，同時又莫名其妙鬆了一口氣。緩緩跟在他的棺木後面——沉甸甸的棺木由遠鄉趕來的晚輩莊稼漢們非常敬業地扛在肩頭，沿着野坡荒路艱難地前行——我和我的表弟，竟然在憂心忡忡討論林彪叛逃之後中國的命運。在相當長的時間，我總是羞於談論我的父親。正如我們整個國家羞於正面討論自己歷史的許多細節一樣。在我個人的歷史上，這實在是一段難於評說的故事。直到我生為人父，為自己的兒子付出太多心力，最後也像大仲馬為小仲馬感到驕傲一樣，以為他是我此生最成功的作品。直到我們國家滄桑變化，我從小接受的、曾經頑固堅守或像習慣一樣不曾懷疑過的精神價值都如風流雲散，飄逝而去；還有，直到孩提時代便被摧毀殆盡的文化觀念如遠去的幽靈，又昂首闊步重回國人的生活……這時候我才覺得，無論如何，應該把我和父親的故事、還有我的懺悔與反思，記錄下來了。 一，先說說父親的商業生涯 父親的墳頭早已衰草離離，雜木叢生。可實在說吧，我至今仍不能準確知道漫長的生命里，父親到底是幹什麼的？都幹過些什麼？ 1956年，初一年級某一天，不苟言笑的班主任把我叫去辦公室，一本正經向我宣布（表情嚴肅得像宣布國家進入戰爭狀態）：根據上級指示，學校必須為每一個學生正式建立檔案。接着把一張表格推到了我的面前：從此後，幾十年來，從中學到大學、從入團申請到入黨申請、從工作到審幹……這一輩子我總是被要求不斷地、重複地填寫類似的登記表。1969年，我獲罪由重慶發配邊疆，有幸在用人單位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檔案袋，初中班主任推來我面前那一張薄薄的紙頁，在我經歷了人生最初的三劫八難之後，已經像變魔術似地變得畸厚無比，像十字架一般沉重。十三年前，劉老師和我面對面，不可動搖地要我將家庭情況如實招來，然後一一記錄在案，很像是疑犯過堂。“姓名”、“年齡”、“民族”什麼的都好辦，只是輪到“家庭成分”一項，我便不甚瞭然了。班主任有點不耐煩，說家庭成分，就是你家靠什麼吃飯？於是我回答，說我家窮呀！爹媽老讓我們娃娃在椅子桌子上插一個草圈，放在路邊去等候買主，好多天都賣不脫啊！還有，成都人喜歡吃花茶，父親經常拎着竹簍子去茶廠領茉莉花，然後全家圍坐一起，把茉莉花的重瓣小心翼翼拆成單瓣，再送回茶廠領工錢。三分錢一斤。一斤有好大一堆的，拆起來忒辛苦……老師更加不耐煩了。“你就簡單說說！”他命令，“你爸爸，解放前做什麼工作？”我說不知道。只聽大人說做過生意，後來就垮了，全家就沒飯吃了。“對啦！這一說就清楚了嘛！”老師再次把我打斷，然後在“家庭成分”一欄，非常肯定給我填上了： “商”。 我們國家社會生活政治化的速度日新月異：反右派、大躍進、反右傾……再接下來，階級鬥爭開始“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直到這時，我才如夢初醒，班主任為我填寫的那個字，原來投在我政治前路上的，是一團多麼沉重的陰影！我覺得自己被暗算了。其實，如果趁大家都稀里糊塗，哪怕胡亂告訴班主任一個別的什麼——只要不是“地主”、“資本家”、“歷史反革命”就成——在事後多如牛毛的“憶苦思甜”和階級教育活動中，我決不至於總是那麼夾起尾巴，被弄得灰頭土臉。 後來知道，其實不光我這娃娃糊塗，已經是大人的大姐比我更加糊塗。她聽人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上有顆小星星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竟然非常自豪又極端弱智地在自己的檔案表上填上了“資本家”三個大字！後來的事自然就壞了。 “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那會兒，我已經上大學。我不願意再糊塗了，我必須想辦法，通過各種渠道，把父親的商路歷程弄個水落石出。 我家是廣東梅縣遷來成都的客家人，算到父親是第七代了。排第六代的祖父曾在府河水碼頭經營一間柴禾店。府河是繞城而過的一條小河，自古以來成都重要的運輸水道。直到解放之初，滿河舟楫依舊如群鯽過江，熙攘穿梭，很有些《清明上河圖》遺韻。河岸兩側參差排列的大小商鋪間，祖父的店子肯定只是個小不點，經不住風吹浪打。於是，在一次災難性的貿易失敗後，他扔下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便撒手而去：上吊了。族譜的記載僅有簡潔二字：“凶死”。那一年，父親剛滿十四，還是個娃娃。他領着比他更娃娃的妹妹，這就開始了艱難的人生長路。他妹妹我們叫“幺咪”，客家話“小姑媽”的意思。 關於父親的商業活動，我最先見過的物證，是家裡的飯桌書桌條凳圓凳，台面一律工工整整寫着“錦章泰”三個大字，字上都蒙過油漆，擦不掉的。“錦章泰”是父親手跡，非常漂亮的楷書。母親對我說，老爸開飯館怕人偷，所以家具上都要親手寫上字號——我知道父親開過飯館了。又有一次，有人往我家拉來足夠裝滿整整兩柜子的新書。一問，又知道了：爸爸解放前與人合夥開書坊，這些書都是沒賣掉的。此前，我家藏書除了一本沉重無比的《辭源》，了無他物。很滑稽，那本黑封皮的厚厚辭書恰恰成了我唯一的啟蒙讀物。我的第一個玩具：七巧板，就是我用馬糞紙照着《辭源》上的插圖剪出來的。看見如此眾多新書搬來，娃娃的高興勁兒無以言喻。可惜，全是線裝書！而且全是“諸子百家”，不斷句，沒注釋，對於我完全等同於天書。直到過了很久，我讀臧克家編輯的《中國新詩選》，才發現北大教授馮至那首淒淒楚楚的愛情長詩《蠶馬》，正是從我看不懂的天書中那冊《搜神記》改編而來。原作是關於一個征夫和他留守女兒的故事，和愛情毫不沾邊。 又是飯館，又是印書坊——按照當時我的認識水平，實在是無法理喻的事兒。瞧瞧咱們的社會主義工廠、商店，誰不是從一而終，賣哪樣就永遠賣哪樣——舊社會，簡直莫名其妙！ 飯館和書坊還不是事情的全部。史料進一步證明：真正讓老爸取得巨大成功的生意，是與川菜及線裝書毫不沾邊的布匹及棉紗！抗戰爆發了，下江一帶的難民紛紛上溯而來（川人管江浙地區叫“下江”），給偏居西南的古城帶來了意想不到的資金和市場，就像幾十年後的深圳漁佬兒，做夢也不承想鄧老爺子在他們房前屋後畫了個圈，一覺醒來就日進斗金。於是巴山蜀水商機無限，生意不想興隆、財源不想茂盛都辦不到。父親這就狠狠火了一把。生意最火的時節——大人們後來說——父親甚至榮任了成都紡織商會常務理事之類的要職。商會設在東大街“沁園”茶館，牆壁上掛着老爸的標準相。大人還說，生我那會兒啊，為了招待前來朝賀的客人，雞蛋乾脆一盆一盆地買，流水一般往鍋里倒。事業最高潮，是父親在東升街74號買下了整整一座院子！——可惜天憎命達，上午錢房交割，下午小日本的飛機就光顧成都狂轟濫炸來了。頃刻之間新院變成了廢墟。 這事還不算最倒霉。 更倒霉的是，全家老小跑警報，老爸將現金箱交給了當時家裡唯一的成年男子、我的二哥。一個嬌縱有加從而膽大妄為的紈絝子，身逢亂世，便註定要給眾人惹出些故事了。只是這一回，他的麻煩惹得太大。 警報解除，眾人返家，偏偏手提重金的老二不見了蹤影！去政府公告查詢，去張貼啟事尋人……亂麻麻滿世界求索而終無消息。直到大家幾近絕望，幾月後，二哥卻不期而至：他從陝西討口要飯，一路忍飢挨餓回老家來了。先是，他卷巨款趁亂出走，稀里糊塗買了一輛大卡車，又去新疆裝了一車貨物，夢想着回鄉傾車倒賣，便一朝發達。可惜二哥不會開車，只能僱人駕駛——沒承想趁公子哥兒夜半昏睡，開車人連車帶貨便世間蒸發！ 老爸除了把不肖子痛揙一頓，只能徒嘆奈何而已。 由這院新屋引出的一連串災難，許多年後，母親卻有另一番豁達大度的說法。媽媽世居窮鄉，最害怕寂寞。城市的喧鬧對她有一種永恆的誘惑。風燭殘年，她總喜歡一個人獨蹲家門，兩手深深地插進袖筒，樂此不疲地瞄看市街里熙來攘往的行人和車輛。媽媽對我說，你爸當初一賺錢就想要買田置地，幸好被我堅決反對——要不，解放後劃個地主，不挨槍子兒也會遭捆綁吊打，弄個半死。房子炸是被炸了，可是，丟銀子總強過丟老命吧？ 上面這些只是災難的開端。更糟的事情接踵而至：抗戰勝利了。國民政府還都南京。下江人攜金帶銀紛紛回了老家。緊接着國共內戰又打將起來。這些，對本已驟冷的四川商業真不啻雪上加霜！困頓中的父親決定邀約朋友，收集游資作最後一搏——大形勢如此，一條小泥鰍，怎能翻起大浪？業務依舊再衰三竭，一敗再敗——最後，絕望的債主們打上門來了，賴在我家屋前又哭又鬧……曾經輝煌的事業終於翻船。富家淪落，終到了靠變賣家具、全家老小苦做手工、拆茉莉花慘澹度日。實在開不了鍋啦，老爸便硬着頭皮，賠着笑臉，去滿世界求人借債。 我已經有四、五歲了，那時光景至今記憶猶新。總是晚上，天黑盡了，媽媽總是領我們姐妹兄弟靜候堂屋，眼巴巴望着門外夜霧迷離的小院，一旦爸爸身影出現，全家人總會不期然露出膽怯的欣喜——只是，每一次的失望也都一樣：出現在大家面前的爸爸總是一語不發，滿面愁容，於是我們知道事情壞了，於是誰都不敢出氣吱聲——接下來的情況也總是千篇一律：爸爸默默地把大家掃視一通，便靠去椅子上，然後“咚”一下便暈厥過去。滿屋子頓時亂作一團，媽媽急忙吩咐姐姐們快去廚下燒薑湯，把老爸灌醒。 以上便是我所知道的父親全部的奮鬥史。其中，讓人最說不清道不明的是，在時間坐標上，父親破產應具體定格在哪一年、哪一月甚至哪一天？這非常要命。因為：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而我黨劃分階級成分的唯一依據是解放前三年的經濟情況，注意：時間概念非常明確，是“前三年”！既然我無法準確提供父親由富甲一方栽到一貧如洗的具體時間，我自然就無法準確比照我黨的政策槓槓以確認我的家庭成分到底該是“城市貧民”還是“資本家”？這個歷史懸案讓我傷透了腦筋，我只能對着各種各樣的登記表發愁，因為，在我渴望獻身並苦苦追尋的壯麗事業里，我搞不清楚父親是革命對象還是革命動力，我該將他視為楷模還是視為仇敵，我該繼承他革命階級的優秀品質還是該與他的反動本性劃清界限，在沒完沒了的階級教育大會上，我該聲淚俱下地控訴舊社會對我們家的壓迫，還是痛哭流涕地檢討剝削階級家庭對我的思想影響……從血統上講，我該是革命的接班人？還是資產階級的“狗崽子”？ 古往今來，無數哲學家窮經皓首，永遠探索這樣一個命題：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到哪裡去？從小接受的革命教育，曾讓我堅信自己是未來的英雄，我將毫無疑義地去承擔大任，拯救日益墮落的世界。但是，恰恰因為父親含糊不清的商業生涯，讓我整個兒地將自己迷失了。 二、父親的文化追求 按照經典革命理論，一個人的政治態度必然是由他的經濟地位決定的。解放前夕，父親事業崩摧，全家人吃飯都成了問題，恰恰是共產黨的全面執政，使我們家絕路逢生，日日向好。國家的統一和經濟復甦為全社會提供了充足的就業崗位。哥哥姐姐輟學的復學了，長大的陸續工作了。工作了的哥哥姐姐每月都把工資的大部分寄回家，爸爸完全不用再滿世界求人舉債了。送匯款單的郵遞員總是按時來到我家門口，“啪”地將單車架好，拉長嗓子便是一聲大吼：“周潤卿！拿私章！”此時，鄰居們總會一個個側目而視，恨不早生十個八個孝男孝女的，好月月有賬進。 爸爸該對共產黨感恩戴德了。可恰恰不。解放以來中國社會生活出現的新變化，發生的新故事，他幾乎一律看不慣。即使像漢字改革這樣無關大局的事，他也格格難入。1956年秋季開學，我從學校領回的新教科書繁體已變了簡體，豎排已變了橫排，父親一看，馬上便憤憤了，說：“但將冷眼觀螃蟹，看你橫行到幾時！” 中共執政初，轟轟烈烈的“反封建”“反迷信”運動席捲全國——我幼小的記憶里，僅砸廟宇一節，其聲勢，其規模，絕不亞於十多年後紅衛兵“破四舊”。我就讀的第一所小學：三聖街的火神廟小學，所有教室原先都塑有形狀各異的大小菩薩。我班教室門口那尊菩薩面目尤其猙獰可怕，雷公嘴、鼓得高高的眼睛瞪得老大老大，嚇得娃娃們根本不敢一個人單獨進教室。對於摧毀菩薩這一類熱熱鬧鬧的社會故事，小娃娃當然興高采烈，急不可耐。年級高些的，膽子大些的，等不及提着粗索巨錘的大人湧進校園，早已爬去菩薩肩頭將玻璃眼珠摳下來滿地上彈得歡。我的第二所小學位於儻扒街，校址大清庵的廟堂也塑滿泥人，反正也全是些神呀鬼的——也在一夜之間被砸個精光。 我查閱過巴蜀學者傅崇矩所著《成都通覽》，“成都之寺廟”中僅“城內各廟”一節，統計數中有名有姓有地點的大小廟宇就152座。9所清真寺尚不在內。等我長大了，成都市內除草堂寺、武侯祠少數因有重要歷史人物可依託者，連中國煌煌佛學史上里程碑似的高僧大德玄奘剃度出家的古剎大慈寺，也被徹底砸毀。其餘小廟的命運可想而知，整個兒蕩然無存了。 作為商人，父親一生未皈依過任何教門，皆因心地善良，故而對於行善積德事樂此不疲。他絕不殺生，年節殺雞，他從來要把當屠夫的大舅舅叫來操刀，行刑時娃娃是必須請離現場的。還有，父親終身不吃牛肉，即使沒見活牛觳觫被殺也決不吃，原因是牛為人類一輩子辛勤勞作，忍心吃嗎？甚至對“字紙”他也敬惜如儀。所謂“字紙”，即印有或者寫有漢字的紙張，他絕不許家人胡扔亂拋，務必恭恭敬敬用火“化”掉。對於揚善懲惡的泥塑文化符號：菩薩，自然比任何人都虔誠有加了。他見廟必進，見菩薩必拜。成都北門豆腐街一座不知何廟，也不知何時被火燒了個精光，只剩下三兩尊泥菩薩孤苦零仃依着斷壁殘垣櫛風沐雨——就是對這樣幾堆自身不保的泥巴製品，父親每次路過，也都恭恭恭敬敬禮拜如儀。共產黨一進城就心狠手辣地狂砸寺廟，父親能高興嗎？ 客家人祖宗崇拜的傳統源遠流長。社會上廟宇砸光了，父親便收縮戰線，集中更多精力、更大激情對家裡的祖宗靈位表示敬意。堂屋正中那塊刻有“周氏堂上歷代高曾祖考妣位”的巨大牌匾，以及下面的土地菩薩龕室，父親一絲不苟，天天都將其擦得黑亮亮，光可鑑人。過年過節是絕對不能馬虎的，供香蠟，燒錢紙，化袱紙……絕對一樣不能少。平時則持之以恆，早香晚禱，決不懈怠。供奉的水果一直要等到快腐爛了才取下來自己享用。父親這種近乎愚昧的固執，以至於惹得講求實際的母親幾乎忍無可忍，常常私下抱怨，說活人日子尚且艱難呢，幹嗎對死人那般破費？ 如果說父親對死人固執的敬意給並不寬裕的家庭財政製造了點小麻煩，那麼，他對祖宗堅持數十年如一日的崇拜活動給孩子們政治前景帶來的負面效應，問題就嚴重得多了。 三哥在成都機床廠當工人，業務水平和政治表現超一流，於是從車間順利上調廠辦作秘書。入黨大事眼看順利過關，夢想成真，沒承想支部開會表決，忽有“黑馬”殺出，報出猛料：現在都什麼時代了？你周家老爸還搞封建迷信！我可是親眼所見的，天天燒香拜佛，又是供水果又是上點心的，神龕子擦得亮晃晃！於是質問：周培仁（我三哥的名字）同志，你對此事什麼態度？為什麼不大義滅親？為什麼不開展鬥爭？ “神龕門”頓時讓周培仁同志的入黨夢歇菜——從當時直到永遠。 全家男丁數我最小，從大人耳中暗暗聽得此類政治故事自然最多。右派蒙冤、左派告密……早將我嚇破了膽，焉敢讓小夥伴來“神龕子擦得亮晃晃的”家裡窺探父親的膽大妄為、倒行逆施？不敢。整個高中階段，我幾乎拒絕了所有同學的來訪。即使意外主動上門的，我也堅持堵在門口將事情說結。謝天謝地！我的小心翼翼最終成全了我的大學夢。 除了敬祖宗，父親對孩子們的傳統文化教育同樣不屈不撓。務要讓我們和他頑強的舊觀念始終保持一致。 父親一輩子從商，可是從本質上說，他和自古以來所有中國商人一樣，瞧不起自己的行當。中國社會地位排序：“仕農工商”，生意人永居末流。同樣，父親堅信只有讀書做官才能算得正經，其餘均屬旁門左道。抗戰年代他發了點財，一發財他就想起應該在文化、從而政治地位上掙點兒名份，這就由人介紹投去了西蜀大儒劉沅門下。 劉沅，前清名流，因所居成都純化街院內有百年古槐一株，故世稱“槐軒先生”，其所創學派為“槐軒之學”。設館“尚友書塾”講學，經子劉楓文、孫劉咸炘薪火相傳凡數十年，更是聲名遠播，門生弟子遍布西南各省。換得走馬燈似的四川軍閥、政宦對“槐軒”一律敬着幾分。甚至大軍閥吳佩孚敗逃四川，專門致函意欲親至劉門候教，亦遭劉先生婉拒，只淡應草堂寺一晤，且只談學術，不涉政治。其牛氣干雲，可見一斑。 按時間計算，父親拜門時，至少該是輪到劉沅之孫劉咸炘掌門。父親能寫得一手漂亮楷書，能把成都古蹟名勝的楹聯娓娓誦背，還能有板有眼地評頭論足，當歸功於劉門大師教益。順便補充一句，1970年，母親去世，父親曾很動情地寫了一首悼亡詩——這是迄今為止我們全家知道的、父親唯一的文學作品。茲將全文照錄如下： 生聚歡樂別慘然 春風初動破鏡殘 入室不見音容渺 徒向空幃哭逝川 劉門兩位末世公子劉篪伯、劉東父兄弟交情尤好，幾乎就是終身哥兒們。二劉都寫得極具功力的一手好字。共產黨來了，生活成問題，劉東父以寫字為生，廣告便貼在我家門口，讓做過生意的父親代為攬活。廣告極簡單卻異常權威，就五個字：“劉東父鬻字”，潤格每字三元。人民幣三元錢等價於當時小學生整整一個月的伙食費，這個價格曾讓娃娃我大驚咋舌。大哥劉篪伯就不成了，賺錢謀生徹底外行。他寧在街道小廠干雜活掃地（他也只能幹這個），決不摧眉折腰求錢財。其迂闊酸腐和魯迅先生筆下的孔乙己毫無二致，自是窮得家徒四壁，孑然終生。偶爾，父親留他吃頓便飯，他便感激涕零，賦詩相贈，還取出家藏古箋，用極其漂亮的正楷恭恭敬敬抄寫送來。他的典雅詩箋父親一律珍重地放進神龕抽屜。因為抽屜矮，最方便娃娃們取來學習。當時，雖然我對劉詩不甚了了，但其中若干句子至少成了我最初的文學啟蒙。比如：“肴烹豆腐堪留客，窗明几淨供名花”，如：“憶昔事親磨子橋，高家碾上芙蓉嬌。千畝平疇飛白鷺，峰迴路轉提字標”，等等。雖然我覺得詩人敘事不免誇張，比如詩中的磨子橋，不就現在的成都“電子一條街”一帶嗎？哪來千畝平疇？小平壩而已。峰迴路轉的“峰”，更屬無稽之談。嚴格說，爸爸對這幫書生朋友“不食人間煙火”的莫名其妙的清高並不完全贊同，在娃娃面前亦時有批評不屑之語，說篪伯兄簡直就是“曰夫子”。“曰夫子”是“迂腐子”的四川諧音。 父親還有一個“曰夫子”朋友叫陳孟宏。據父親介紹，宏先生原系“槐軒”頭牌塾師，發過毒誓：“要我不信孔孟，除非把頭砍掉！”如此冥頑不化之人，中共執政後能有好日子嗎？雖滿腹經綸最後卻淪落得靠推“雞公車”（成都人對獨輪車的俗稱）、下苦力度日。1956年，我家境況已好轉，那年暑假，父親遂高薪誠聘“曰夫子”來家為我和兩個上中學的哥哥及已參加過高考的姐姐做家教，專講孟子高論。夫子其人乾瘦如柴，戴一副啤酒瓶底般的高度近視眼鏡，見人就謙卑地嘻嘻笑，只是一旦宏論開講，他便調聲吆吆，搖頭擺尾，物我兩忘。我是肯定如聽天書的。老夫子樂山話鄉音不改，所以他講課月余，我根深蒂固記住的就只有一句，即孟子問齊宣王：“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這句話用陳派樂山話一讀，便成這樣：“都囉囉，迂人囉囉——梭囉”。酷似少數民族山歌大賽。父親幫劉東父接活而從不收中介費，對陳孟宏的束修每次一元，也現講現結。如此作派——我至今也沒弄明白，他確實是要讓孩子們繼承祖國傳統文化？還是扶貧？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我必須承認，對於新中國早已絕跡的父親式的家教，無論內容，無論形式，我都暗地心存反感卻又無可奈何。而且我確信，和我同樣反感也同樣無奈的，還有我姐姐。證明如下：某日，陳夫子正在“都囉囉，迂人囉囉——梭囉”，門外忽傳來郵遞員一聲大吼：“周錦容！收信！”姐姐馬上飛奔而出旋即又回跑而來，得意洋洋地搖晃着手裡一張紙，歡呼：“我考上工學院啦！”她已經全然不顧父親的威嚴了（每次上課，老爸總是正襟危坐，和我們一起聽“迂腐子”坐而論道），也不管老夫子的驚詫莫名，繼續威脅一般宣布：“我不聽啦！”然後如脫籠小鳥一般，向家門外翩飛而去。 我們小時候不像現在，升學競爭把家長和娃娃全都壓迫得死去活來。那時候沒有什麼“奧數”，沒有什麼加強班、培訓班、興趣班的，而且任何可供孩子娛樂的節目都沒有，天一黑大人就催娃娃上床。我父親相對另類。除延請陳孟宏一類“迂腐子”開展集體家教之外，還特別對我“開小灶”——都是和教科書，從而與升學率毫無關係的東西，比如背“唐詩”，背“天地玄黃”，背“幼學瓊林”，等等。這些教材不知從何處隨機弄來，無任何系統性，完全是“見子打子”。最讓我搞不懂的一本教材名曰《聲律啟蒙》，什麼“雲對雨雪對風晚照對晴空來鴻對去燕宿鳥對鳴蟲”之類——直到幾十年後我才知道，那是古代撰寫對聯的啟蒙讀物。父親下達的指標是每日背誦一則，完不成任務就得受懲罰。懲罰手段就是用戒尺打手心，當然還包括不得上床睡覺。他逼我背書時的嚴厲最容易讓人聯想起日本軍國主義電影裡長官訓練新兵蛋子。軍官意志是不可動搖的。只是發生在我兒童故事裡的情節往往是這樣：夜深人靜了，媽媽見我還可憐巴巴站在父親面前發愣，總要走上前來明知故問： “怎麼回事啊？” 然後就拉過我，說先解個手吧！解了手再背。家裡沒廁所。馬桶就放在床後面。待我小解完畢，媽媽立即借密不透光的蚊帳為掩護，悄悄把我抱上了床——等父親發現娃娃已在帳內呼呼大睡，只能嘆口氣，不了了之。 讓我慶幸的是，父親的“魔鬼訓練”確實讓我的記憶力突飛猛進。即使如“舞女腰肢楊柳軟，佳人顏貌海棠嬌”這一類“兒童不宜”且意思完全不懂的句子，幾十年後我仍記得滾瓜爛熟。 三、繼續說我和父親的緊張關係 我和父親的分歧——用現代流行術語說，就是“代溝”——從根本上講，是屬於政治與文化認識上的南轅北轍。這個差距是無法彌合的。因為這已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代溝”，而是因為我和他壓根兒就屬於兩種根本不同社會的人類。他代表“舊社會”而我代表“新社會”。 如果追根溯源，這個裂痕從我娃娃時代就開始了，而且完全因為一偶然原因而肇端：雖然那時候我壓根兒就不知道哪樣是文化哪樣是政治。 生活在破產商人家庭，我從小無書可看，無玩具可玩，呆在空蕩蕩的院落，我就喜歡撲在地上看螞蟻爬出的軌跡和樹葉在白牆上投來的橫斜疏影，並把它們想象成溪流和山巒，接着就畫下來，然後陶醉在自己創造的世界裡。街口有一裱褙鋪，我便着了魔似地老往那兒跑。裱褙鋪生意好，大小木板像迷宮一樣擺了半條街。而我就像小陀螺，成天在那些徐悲鴻張大千們中間轉，把那些馬啊牛啊山啊樹啊看好了，嫻熟於心，或者鑽去垃圾堆翻找破碎報紙，將印在上面的飛機大炮撿回來（那時抗美援朝戰爭正進行得如火如荼），回得家來，就把父親交給的作業紙塗得陰雲四合洪荒遍地——災難總是在此時不期而至：我畫得物我兩忘時，父親神不知鬼不覺出現了，接着大吼一聲： 糟蹋紙！ 接着就舉起雞毛撣子，在我屁股或手心這兩個沒有風險的部位下手。 （右圖：父親去世前一年留影。背景的紙盒是家門口一國營皮鞋店免費占地堆放進來的。） 以下這件事足以說明他對藝術事業偏執的反感： 幾十年後，我孩子出生，我於是喜悅而認真地函告老父，說今生最大的遺憾就是沒能幹上與喜愛相一致的職業，故而希望孩子能為我了此夙願，由是取名“亦丹”，亦從事丹青繪畫之意。添了孫子他當然高興。老爸當即回信道：“得知生一男孩，實乃我家值得慶幸之一大事耳”；對附於信中的嬰兒襁褓照更給予高度評價：“相貌極好，使我心中大快”。但對我給孩子所取名字及相關說明卻毫不留情，予以斷然駁斥。首先，我未遵循祖法取名。按譜定字輩，我兒子名字應緊跟在我的“仁”字後面取一“義”字。先是，哥哥姐姐有了孩子，都要恭請父親命名。五姐頭生子取名時我正好躬逢現場：父親引經據典，字斟句酌，然後一本正經將命名方案寫於紅紙之上（寫得極有成就感）。我親眼目睹過該份方案，大意云：古之賢者，必先修其身，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因此父親提議，老大名曰修、老二名曰齊、三曰治，四曰平，如有老五老六相繼出世，屆時再行計議——事實是五姐僅生二孩便戛然而止，既未能連下四城，父親雄心勃勃的起名計劃也就因此擱淺。兄弟姐妹都嚴格按古法命名而我獨不按規矩出牌，父親當然不高興，此其一也；其次，我函述的取名理由父親更難接受，他宣布：“畫畫乃屬下九流，雕蟲之末技耳”——其實我查過資料的，畫畫準確說應屬中九流，且排名第三。“三流丹青四流皮（皮影），五流彈唱六流金（卜卦算命）”，瞧，此行業並不太糟。父親成見之深，可見一斑。 事態的發展進一步證明，我們父子之間的“代溝”已不再是簡單的愛好、從而職業選擇上的無法認同，演變成了更為複雜的政治立場的分歧，以至小小年紀我就意識到自己最終不得不背叛他。 由娃娃簡單的興趣取向發展為政治分歧的過程如下： 和父親的武力鎮壓相反，學校老師特別寵我。每年的兒童節都是我真正的節日。每年在那一天舉辦的畫展我都准得頭獎，為我非常自豪地贏來一支鉛筆或一塊橡皮。坦克飛機大炮絕對是我的強項。有一天志願軍英雄來校作報告，老師還專門把我的塗鴉之作作為珍貴禮物獻給貴賓……事態發展的最終結果再自然不過了：我愛學校而不愛家，愛老師而不愛父親，我屬於未來而不屬於過去，屬於共產黨而不屬於神龕上的周氏考妣……總之，隨着慢慢長大，我終於下定決心離開成都，離開我頭頂上久久籠罩，揮之不去的那團陰影。 我已經想不起離家遠行前父親的狀態了。他肯定不再像過去那樣對我專橫而權威，有一天，他甚至非常平等，還有些謹慎地和我探討過我的大學報考志願，他希望我能留在成都。他說，孔夫子不是說過麼，父母在，不遠遊。我很客氣地笑了笑，然後寬容地用了一個緩兵之計，我說爸，讓我和老師再商量商量吧! 其實，我的志願早已決定。我將去遠方讀一所工業大學。新來不久的班主任告訴我，說災荒已經到此為止。新的五年計劃很快就要開始。國家急需工業方面的建設人才呢！班主任是在辦公室單獨對我說這些話的。辦公室雪白的牆壁上莊重地掛着領袖像。我於是想起我的家，想起一進門就看得見的黑漆漆的祖宗牌位，沉甸甸地讓人壓抑。班主任要我報考工科大學，她的意圖我心知肚明。我數理化成績好。我參加理工科考試，肯定會給整個學校的平均考分進而校長的工作業績帶來好處，而報考美術院校——上級誰關心這個？班主任是校長夫人。她表情沉重地告訴我，說修正主義撤走專家，撕毀合同，為我們國家持續三年的“暫時困難”雪上加霜，有志氣有抱負的中國青年，能不聽黨的話，發奮圖強嗎？班主任是中共黨員，長得非常漂亮，說話娓娓動聽，剛從中國人民大學進修歸來。我崇拜她。我喜歡把她看作蘇聯電影裡那些胸前掛滿勳章的女布爾什維克。我認為她對我講的都是無產階級革命箴言。我連想都沒想，便輕輕鬆鬆地放棄了“當畫家”這個兒童少年時代固守了整整十幾年、父親揮舞雞毛撣子怎麼也無法趕走的夢想。 年輕人是怎麼回事啊？我對父親的背叛蓄謀已久，而對自己的背叛卻發生得如此輕鬆？是不是對父親的背叛只不過意味着對已知舊秩序的告別和新的未知世界的嚮往？而新世界對我，本來就模糊不清，更何況我的新世界一直就和學校、老師、校長以及他們所代表的社會、規範、觀念和政黨聯在一起。有他們指點，我還有什麼必要堅持自己的選擇？ 離家前夜，發生了這樣一個細節：家裡養了兩隻雞，一黃一黑。大饑荒年代，黃黑二雞所下雞蛋是父母唯一的營養品。父親在每隻蛋上都用筆極端認真地註明身分及出生時日：“黑×月×日”、“黃×月×日”，以便從緊掌握計劃消費。恰恰在我出發的前一天黃昏，不知為什麼（是不是父親想把它宰了為我踐行？想不起了），黑雞婆突然身手矯健地躍上了房頭便飛。我和三哥——就是那位終生未能入黨的哥哥——爬上屋脊，踩着嘩啦作響的瓦片，小心翼翼尾追不舍，可那隻理該千刀萬剮的心肝寶貝總是在我們剛要得手時又輕輕鬆鬆展翅前去，不遠不近，就在前方十來米處，得意洋洋，示威一般左顧右盼。時間已經不早，夜成都鱗次櫛比的灰屋頂上，無邊的灰色雲團正緩緩垂落。父親也爬上屋頂了，搖搖晃晃站在木梯上，遠遠地頹然呼喚：算啦，下來吧。下來!它飛了，不會回來了…… 我莫名其妙地感覺頹唐。一整夜未能入眠。望着嵌在黑屋頂上那一片亮瓦，望着模模糊糊的月色慢慢爬上來，又慢慢隱去。我好像聽見父親一直在哼哼地長吁短嘆。到點了，我悄悄起身，摸黑走到他的床前，小聲說一句：爸！我走嘞……然後莊嚴地挎上行包，上路了。 我驕傲地開始自己的人生遠行。火車開點太早，爸起不來，吩咐兩個哥哥送我。當時，我幾乎沒有一點兒離別的憂傷。沒有。第一次乘車出行，第一次到陌生的遠方去，僅管飢腸轆轆，卻依然興奮莫名。成渝鐵路傍着沱江前行，晨光中的白帆像片片羽毛，輕飄飄地在水中游弋，好像是要飛起來。望着白帆如羽，我覺得我也要飛起來了。 四，父親揮之不去的陰影 第二年，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在中國大張旗鼓開始了。偉大領袖發下話來：“社會主義”已經不再是原教旨主義者們說的，僅僅是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之間的一個過度階段，而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了。在這個漫長的時期里，始終存在着階級和階級鬥爭，對此問題，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我們的大學生涯，也不再是簡單的、書齋里的閉門讀書，更是政治輔導員督導之下一場沒完沒了的政治修行。 對於人的政治評價，那年月是三句話：“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政治表現”。可具體執行起來其實就一句：“有成分”。一旦生來世上，無論何人何種，註定均被打上了階級烙印，也即家庭烙印：如烙在古代囚徒臉上的黥印。任何人都休想洗祛除淨的。那時尚無DNA檢測技術，如有，那麼人種好壞優劣，能否重用提攜、舉為接班人、委以大任等等肯定都會變得十分簡單。 我家“解放前三年”說不清道不明的經濟地位重新被提上日程。從而我自己是什麼人，也再次成為了問題。我離開了父親，父親的陰影並沒有離開我。 我必須坦承，對這種“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鑽地洞”的觀點，我當時在暗中就並不認同。因為，我覺得父親即便真屬於反動階級，對我又怎麼樣呢？我不是壓根兒從小就瞧不起他嗎？我不是一直就覺得他的思想太落後嗎？對他力圖向我灌輸孔孟之道那一套，我不是一貫反感嗎？我確信誘導我成長的思想資源完完全全來自我閱讀過的革命書籍。還上小學五年級，我就讀完了革命英雄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學時候讀的就更多了：《卓婭和舒拉的故事》、《古麗婭的道路》、《牛虻》、《少年英雄巴甫里克》……尤其需要一提的是，有一本極不起眼的蘇聯紀實小說《初升的太陽》，幾乎成了我的《聖經》，小說主人公、少年藝術天才柯里亞·季米特里葉夫的一言一行，都成了我狂摹的學習榜樣：熱情、正直、刻苦、鍾愛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祖國。我至今還記得小傢伙就讀的學校是莫斯科中等美術學校；記得他最喜歡參觀的畫廊是特列契亞柯夫畫廊；記得小白臉父親最喜歡帶他拜訪的朋友是莫斯科大劇院美工，小崽崽管他叫卡佳叔叔。 不管我心裡怎麼感覺彆扭，反正憶苦思甜會總是不停地開，來自邊遠或者並不邊遠山區的貧下中農子弟，總要在會上理直氣壯地一把鼻子一把淚，回憶父親如何帶他討口要飯，大年夜，如何被地主惡狠狠的看門狗狂咬一嘴，等等。我也曾力圖回憶我家解放前夕的艱難困苦來保持心理平衡：比如蹲在街頭賣舊家具，比如父親借錢未遂暈倒在地，比如全家圍坐在簸萁周圍小心翼翼地拆茉莉花，三分錢一斤……等等。只是我的這些回憶肯定上不了台面，很難調動眾人的悲劇情緒，弄不好還會被指責說編造謊言，矇騙組織。 1964年秋天，小妹妹考上成都工業學校了，不久，她氣急敗壞地給我來信，說班主任因為什麼召見了她，明確告知我家成分是“資本家”，問我該咋辦啊？其實，我能有什麼辦法？只能自欺欺人地把我所知道的情況給小妹重述一遍，着重強調：問題的全部要害，只不過是父親破產的具體時間問題罷了，只要有朝一日準確查清，咱們全家絕對鹹魚翻身。說不準我們幾兄妹的出身革命得很哩！ 雖然我氣壯如牛地要妹妹“雄起”，其實心中早怵了一半。事實是，我很快也要填寫大學畢業登記表了，我自己也有必要抓緊把事情搞個水落石出。於是，我憂心忡忡找到政治輔導員李光敦，我向他說明了妹妹的來信和我自以為是的解釋。沒想到李老師公然非常寬大地回答我，說城市“四清”還沒開始，你原來咋填就咋填吧。這樣，我心安理得地繼續矇混下去了。 三年多過去，隨着大規模的文革動亂塵埃落定。四川省主管大學生分配的最高領導張某某把我欽定為“反動文人”和“毛主席點名的黑筆桿”（註：因其執筆寫有《大局已定，八一五必勝》一文，在1968年3月15日中央首長接見四川軍政領導人時周恩來講話中說：“重慶八一五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勝》，主席說叫反到底派批的一塌糊塗。”）。我理所當然被“辦學習班”。我成了受到壓制的一大派群眾的標誌性人物。我的家庭及我父親的歷史不能不讓人家底朝天地翻個個兒，以便確定我的行為是否屬於階級報復、右派翻天？謎底在此時終於揭曉。某天，一位參加外調的哥兒們神秘兮兮地告訴我，說查清了。你家的成分，確實是——資本家。 我記得當時我超乎尋常的平靜。對於政治，我早已心灰意冷，完全絕望。我說行嘛，“資本家就資本家吧。” 事實上，文革開始不久，我就已經與父親開始了和解。正當我在重慶文革舞台跳得熱火朝天時，突然得到消息，說成都的老家已被紅衛兵抄了！不僅神龕被砸，還有人揭發父親藏有金條——據說是居委會或派出所“點水”（俗語，告密的一種，暗中點出某人的某種身份，往往會使其大禍臨頭）。又說是解放前做生意時的某仇家使壞——連地板和爐灶都撬了個底朝天。我很快帶了一床棉被便從重慶趕回成都。我看見爸爸媽媽整日價瑟縮泥地上的草堆和破絮間禦寒度日，飢鼠在稻草中肆無忌憚地穿來穿去。一日三餐，只能在灶台夷平處，用三塊磚頭圍起來開野炊一樣做飯。那一年，他是七十多歲的人了。面對狼藉不堪的廢墟，我還能說什麼？ 需要順便補充的是，紅衛兵前來抄家時，母親警覺得快，抱着哥哥剛滿周歲的孩子逃了，父親則被揪上高凳長時間批鬥。老人腿腳發軟，請求小崽兒們讓他下來暫時歇歇。目睹過現場的鄰居介紹說，紅衛兵娃娃是這樣回答的： “你才站了多久？毛主席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一站就幾個小時，毛主席還沒說累呢，你喊什麼累？” 父親的辯解更加認真： “毛主席，他比我們吃得好啊……” 娃娃們馬上怒吼： “你污衊偉大領袖！你罪該萬死！……” 那年代的故事有多荒唐！ 將近半個世紀以後，當全中國都開始埋頭於物質財富的創造、交換、占有和攫取；而執掌政權的領導者們，也正忙着建立和諧社會，忙着在全世界去建立孔子學院，推廣中國最古老的文化傳統；誰也不再關心階級和階級鬥爭了——直到這時，我才覺得我和父親之間的是非恩怨應該徹底勾銷了。我從千里之外趕去為他掃了墓。墓地在一座林盤邊上。我記得安葬時墓前還能望見很開闊很安謐的一帶平原，薄霧淡淡，叫天子拍着翅膀在林間婉轉歌吟。幾十年後，公路已經帶着城市的喧囂從墓前不遠的田野粗暴掃過。幸好四周的林盤蔓生環繞，為長滿衰草野花的墳塋護衛着永恆的寧靜。我終於那麼真誠地跪去了父母的面前。膝下是潮濕的黃土和窸窣的秋葉。已經被生活鞭撻得體無完膚的我，聯想起老父親艱難的人生和小時候他對我的種種關愛，鼻子一酸，我禁不住潸然淚下。 尾聲：我和我的兒子 不到半年，1974年春天，我便被捲入一場特大的“反革命案件”。該案件和那年月發生過的許多類似案件一樣，後來都平反了——只是過了太長時間。這一次，我被送到一個遠離昆明的彝族鄉村進行了長達數月的隔離審查。 前面說過，1968年四川文革第一波亂局塵埃落定時，執掌全省大學生命運那位女性最高領導張某某曾把我欽點為“反動文人”和“毛主席點名的黑筆桿”，並理所當然對我進行了我人生遭遇的第一次政治審查。那時候父親曾為我的命運揪過心發過愁。只是事情僅僅過去一年，這位張姓高官和她職務更高的丈夫劉某某很快被最高當局一巴掌打了下去，以“資產階級陰謀家”、“野心家”之罪投入大牢。事後我從邊疆回家探親，父親的高興第一次那麼溢於言表。他記憶力非常清晰地向我說起解放前成都有一瘋瘋道人，破衣芒鞋，成天就滿街里念念有詞，說什麼“海人終海節，海來海去海枝節”。父親說，他的意思是“害人終害己，害來害去害自己”。四川這個害人的劉、張也一樣，他們想害你，結果卻是自己坐了班房。我突然覺得，父親太看重自己的兒子了。其實，在那樣的年代，在數不勝數的政治鬥爭受害者中間，我不過是滄海的小小一滴罷了。而1974年我在遙遠山鄉被收審時，父親已經走了，已經沒人再用古老的讖語在遠方為我祈禱。 幾個月後，使我受到牽連的案情基本明朗，隔離解除，我留在鄉下勞動。冬天，妻子帶着不滿兩歲的兒子來看我。孩子穿一身紅毛衣。像一團小小的、可愛的火苗。他一見我，就興沖沖地把攥得緊緊的小手伸過來，不停地對我喊：“電池！電池！”因為沒有玩具，他不知從哪兒撿來了一隻廢棄物，因此興致勃勃。 受不了山村風寒，孩子又太小，來村那一夜就感冒了，高燒不止，整夜整夜地嚎哭。沒有藥也沒有醫生，我只能通宵不眠地守在他身邊，不停地拍他，給他喝水。好容易睡着了。我抱着他，第一次悄悄地哭起來。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我和我的父親的命運。我自然也為我兒子的未來擔心：因為，他剛來到這世界上還不足兩年呀！他的父親就成“反革命”了。那麼，他未來漫長的一生，將無端地為我而遭致多少本不該屬於他的災難呢？我不知道。 慶幸的是，小亦丹剛長到四歲，我們整個國家的命運便在1976年10月的一夜之間天翻地覆了。他可以毫無牽掛地去走他的路了——雖然他完全沒有按照我給他取名時設想的那樣，在筆墨丹青間去尋找自己的事業。 而我，也終於可以拋開頭頂上所有的歷史陰影，來寫下這篇文稿。 —————————————————————————————————— 【亂世民情】 我小學二年級時，為歡送城裡的知識青年——也就是十五六歲的初中畢業生上山下鄉，在學校學會了用各色的皺紋紙紮紙花。 扎紙花是為了營造熱烈的歡送氣氛。那花多是用大紅或艷粉色皺紋紙紮的。那種皺紋紙特像現在質量低劣的衛生紙染上顏色的樣子。用細鐵絲紮好花，再剪出很多尺把、二尺長的綠的、黃的皺紋紙穗子，捆在紙花上。逢上一批知青要下鄉了，學校高年級的孩子敲鑼打鼓，我們這些一二年級的小豆包排着隊，手裡搖着繽紛的紙花，一路迤邐地到長安街去有組織地湊熱鬧。 長安街上鑼鼓喧天，我們興高采烈。興高采烈不是因為要歡送什麼人，而是這歡送替代了兩節或三節課，我們終於可以不坐在枯燥的教室里了。 當我們這些不諳世事的孩子向馬路上緩緩行進着的大轎子車或軍綠色的卡車揮舞着手中的紙花時，車上穿着半新不舊綠軍裝的大哥哥大姐姐們似乎並不像報紙上說得那麼高興。 有一次，看到一個我可以叫奶奶也可以叫大媽的婦女，倒着碎步，攆着一輛在歡送夾道中緩緩行駛的大轎子車，一路揮着手，抹着眼淚；靠車窗邊坐着一個女知青，也在抹眼淚。 上山下鄉是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她——居然哭！我發現了新大陸，扯了扯邊上的同學，撇着嘴：“看哩，哭呢嘿！”同學木然地瞟了一眼。 從上小學起，我就知道長大後我也一定是要上山下鄉的。但畢竟是中學畢業以後的事，很遙遠。興許上山下鄉是件有趣的事也說不定。看那時報紙上登的木刻版畫：大寨人大戰虎頭山，山上梯田一層層；還有河南紅旗渠，鐵姑娘戰鬥隊颯爽英姿……這，比上學有意思多了，令我神往！ 紙花扎着扎着變了顏色，沒有了紅色的皺紋紙，但還會有零星粉色、黃色的。白皺紋紙成了扎紙花的大宗。老師先教我們用一種薄而透明的小方塊紙紮小白花，這花用來別在胸前衣襟上；然後教我們扎大花圈。 那是1975年，報紙廣播中鋪天蓋地一件事：偉大的康生去世了。 康生何許人，小豆包們並不清楚，只知道是個挺大的官兒。報紙上訃告康生去世通欄整版。他的名字前面有一長串一口氣讀不完的定語（那時候老師正在教我們學習漢語言結構，主、謂、賓、定、狀、補之類，對語言句式結構比較敏感）：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等等。報紙頭版正中是敬愛的。當然也一定會是永垂不朽的康生同志活着時候巴掌大的黑白免冠照片；還有康生壽終正寢後仰面朝天蓋着中共黨旗在鮮花叢中接受人們瞻仰的照片。第二版或第一版中下方的位置是另一些活着的、偉大或著名的什麼者們為他守靈時面露哀痛或面無表情的照片。 康生這樣重要級人物去世，老師會把那幾天有關的重要報紙，當然統統是《人民日報》，釘在教室黑板旁邊的顯著位置上，以示重視。之後就是同學們在老師的帶領下，扎花圈。 教室里孩子們扎花圈的氣氛遠沒有那幾天報紙上或廣播裡那麼肅煞。同學們還會像扎歡送知青下鄉時的紙花時一樣嘰嘰喳喳，教室里嗡嗡一片。畢竟無論扎什麼花，都占上課時間，只要不聽老師講讀那些枯燥無味的報紙、《毛選》，孩子們幹什麼都輕鬆愉快。 很多年以後，街上靠近醫院的地方壽衣鋪重又開張，我這才知道，敢情扎紙花應當是這些店鋪夥計們的專利。在我們上小學時，不自覺中被老師培養出這門莫名其妙的手藝，天下奇事，不可謂不多。 待同學們在桌上堆起大大小小黃的、白的紙花時，老師和幾個男孩子用鐵絲，竹竿盤起的花圈架子也成形了。這時老師點名了：“張波，你們那組，白色兒的先過來”。於是，教室靠牆那排的小孩子們有的小心翼翼地捏着自己紮好的花，有的滿不在乎把一大捧摟在懷裡，推推搡搡，你擁我擠，圍到了花圈架子跟前兒。 “大花，……大花，……”老師的眼睛搜尋着：“就你，馮麗麗，你的大花兒，來，先扎，緊外頭這圈兒……”“李紅軍，你們組，來。”……隨着老師點名，同學們的桌上空了，教室講台旁的花圈架子漸漸豐滿起來，“來，紫的，紫的？……”老師自言自語，眼在講台前的幾個孩子那兒掃了一下，“來，劉衛平，粉的，放這兒。”老師指着花圈正中銀黑色大“奠”字下面的位置。 “呀！好看多了哩！”當那幾小朵淺黃和紫色的紙花扎到花圈上時，我心裡升出些欣賞的感覺。最後，老師把自己剪好的幾片銀的、綠的厚電光紙葉子，用糨糊粘在花圈下邊。 老師完成了扎花圈的最後工序：寫着“偉大的革命前輩康生同志永垂不朽”和另一條“某某小學某某班全體同學敬輓”的輓聯，勻稱地粘在了花圈上大大的“奠”字兩邊，大功告成。 這次去沒去天安門，我記不得了。只是那幾天很肅穆單調。廣播裡反覆播的就是黨和國家領導人參加追悼會的事。先是有着嚴格次序的，長長的，熟悉的（因為老在廣播裡聽到這些人的名字）人名單，然後就是一大堆亞非拉窮不拉嘰小國，所謂“第三世界”國家的領導人的內容大同小異的唁電。 唁電的內容都差不多，什麼：我謹代表我國人民和我們什麼黨，以及我個人，向康生同志的去世表示深切的哀悼，等等。似乎遠在黑非洲的某個熱帶小國的子民，也很熟悉康生同志似的，然後就是一段淒婉沉重的哀樂。 那幾天，每天放學的路上，從街道胡同兩旁的院子裡傳出的大多是這樣的哀樂，延綿不斷，此起彼伏，一直伴我回到大雜院的家中。那幾天就連想聽平時厭煩了的樣板戲，都沒可能。因為廣播電台要代表全國人民向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表示哀悼，不播放任何娛樂節目了。 生活從來不會因某個大人物的不幸離世而稍微停頓一下。過了些時候，教室黑板旁的報紙不見了蹤影；廣播裡樣板戲的唱段重又貧了呱唧地在耳邊噪呱了。 1976年初的一天早上，我背書包剛出家門，住一個院的同學湊到我臉前：“哎，告訴你，周恩來去世了！”“真的？”大概是看我一臉驚異，同學更認真了：“真的，真的，我剛聽的廣播，不信，你聽——”我定了定神，果真，北屋隱隱傳來電台的哀樂聲，接着，幾乎是同時，院裡許多人家打開了收音機。 我轉身進了沒有收音機的家，“媽，媽，周總理去世了！”“是嗎？”下夜班後，一臉疲憊正準備睡覺的媽媽一下子坐了起來，“不許瞎說……”沉了一下，搖搖頭，“這可不是個好消息。”說完，沉了一會兒，媽媽緩緩躺下睡了。 媽媽的態度讓我認真起來：周恩來去世是件重要的事。 幾年前的一天下午，我在長安街上看到過周總理和哪個國家的元首坐在行進着的敞篷車上，一路向兩旁歡聲雷動的人群揮手致意。那是我最近距離地看到周總理本人。那天陽光溫暖明媚，那景象定格在我記憶里。 可今天，周總理去世了。他應該算是我們這個偉大國家的第二名人物了。他死了，怎麼辦呢？陰雲密合中，我胡思亂想地到了學校。 冬天陰沉的早晨，老師辦公室的日光燈都亮着。透過敞亮的玻璃，辦公室里的老師沒有像平常端茶倒水，批改作業的景象，每個人都垂頭坐在自己辦公桌前一動不動，泥塑木雕一般。 第一節語文課，五十出頭矮矮胖胖的吳老師來到教室里。她面色沉重地緩緩把書本放到講台上：“同學們，大家都聽廣播了，我們敬愛的周總理，……他——”吳老師說不下去了，當着一班孩子的面兒，嗚嗚地哭了起來。 同學們有些不知所措，看到老師傷心，幾個女孩子跟着啜泣起來。 吳老師很克制地停止了哭泣：“來，大家起立吧，為我們敬愛的周總理默哀。”同學們默默地站了起來。 第二堂體育課，年輕強壯的張老師拿着一張報，走進教室。“同學們，我們最敬愛的周總理……”張老師說話突然岔了音兒，也哭了。看到年輕的男老師在同學們面前哭泣，小孩子們有些不能理解。教室後邊幾個淘氣的男生嘻嘻笑了起來。平時很嚴厲兇狠的張老師並沒有覺察到這些，哭了一會兒，展開手裡的報紙，“今天，我們不到操場上活動了。我給你們念念周總理的生平”…… 放學的路上，彌散着沉重的哀樂，街上陸續出現了戴黑紗的人。第二天，媽下夜班回來，左臂上套着塊黑紗，挺神秘緊張地和我講起車間裡的事兒。“我們夜班這組，我徒弟他們……”媽很嚴肅地頓了一下：“你可不許出去亂說！”媽媽每次跟我說點兒什麼外面的事兒，總會把這句掛在嘴邊，而且總是繃臉、瞪眼的神情。我習慣了，順口答音兒催她快講。媽媽的聲音又壓低了些：“好像上邊傳達，不讓戴黑紗，也不讓開追悼會，不知道怎麼回事，可能又鬥起來了。沒準兒要開始什麼新運動了。昨天車間上白班的去布店買黑布，布店不賣，說上頭有規定。今兒夜班，他們又去布店了。都關門了，砸門！硬讓開門，布店的人先不給開，後來門口人越聚越多，還有人問悼念周總理有什麼錯，都快吵起來了。黑布，白布一會兒就搶光了。夜裡，我們班兒也不上了，大夥開始在車間布置靈堂，剪黑紗，每人一塊，都戴上了。我也給你帶回一塊，你今天到學校看看，你們班要是有同學戴，你也戴上；要是老師什麼的沒人戴，你千萬不要戴。你爸這……不要再給家裡惹麻煩，聽見沒！？” 我一早到學校，記着媽媽的話，看見許多老師左臂上戴上了黑紗，操場正中的領操台上已開始布置靈堂了。1米左右的周恩來的黑白標準像掛在台子的正中，相框後面是黑色的縵帳，相框上垂着白布做的很大的白花。 上午全校集合在操場上，舉行了隆重的悼念儀式。同學們在老師的帶領下，向周恩來的遺像虔誠地三鞠躬。寒風中，許多老師，同學默默地流了淚，受着大家悲傷的感染，我也禁不住小聲哭了起來。 幾天后的一個下午，我到西單的又一順飯館去給媽媽買上夜班帶的乾糧——兩個三分錢的小火燒。從飯館出來，發現西單十字路口的人越聚越多，卻一點兒沒有平日的喧鬧。我好奇地湊了過去。 天還是那麼陰着，聚攏的人群密密麻麻，站在長安街兩旁，一眼望不到頭。 我又小又瘦，三鑽兩拱，擠到馬路邊上。街上沒有如今清道時站成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的警察，也沒有汽車，甚至連騎自行車的也很少。好靜啊，靜得就像夢裡一樣，人們默默佇立，等候着什麼。 一會兒，從天安門方向自東向西，緩緩過來開道車，後面跟着一輛掛着黑花的大轎子車，車窗掛着白色的窗紗，人們聽到車上一個女性哭泣的聲音。街上的人群向那傳出哭聲的汽車注目，許多人默默擦着眼角的淚。我身後的一個男青年在人群中小聲哭起來。久久，人們沒有散去，向着他們心中敬愛的大人物行最後的告別禮。 後來，媽告訴我那晚大概是10點多了，正是三九天，乾冷乾冷的，人們在寒風中吸溜着鼻涕，輕輕跺着腳，雙手攏在胸前，插在大衣袖子裡。“街上又聚了好些人，我們夜班都沒人幹活了，等着周總理的骨灰從八寶山回來。” 一個大人物的死竟牽動了那麼多百姓的政治神經，人們發自內心去悼念他，對他的離世由衷地哀傷。無論如何，作為逝者，應該能夠安息了。 1976年的清明節快到了。每年清明節前，學校都要組織同學們去給革命先烈掃墓。掃墓分成兩大組，高年級組去八寶山革命烈士陵園，低年級組就近去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 3月底，我們年級紮好花圈，每人胸前別着自製的小白花，排隊向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出發了。隊伍的最前排，由出身革命軍人家庭的同學捧着周恩來的遺像，另幾個同學輪流抬着我們自製的花圈。 那時候的孩子不像現在，交通工具發達，可以遊走四方。我們小時候雖然距天安門五六站的市內車程，但也很少能到那裡去玩，至多不過是在民族宮、商業部前的廣場上捉捉迷藏，這已算是到外面“野”了。 那天，天安門廣場人很多（當然除了戒嚴、清場之類，天安門廣場上人一直很多），基本是各單位、工廠、學校來人民英雄紀念碑前舉行掃墓活動。 我們到時，已經有另外幾個學校的孩子在老師的帶領下背北面南向着紀念碑排隊宣誓，一些小學生在這個時候被發展成紅小兵。他們面對紀念碑莊嚴宣誓，光榮地加入了紅色的少年組織。 紀念碑的基座和台階兩側幾乎擺滿了各種花圈、花籃，周恩來的遺像也有一些。我們站在靠升旗杆往南些的位置等前面的學校舉着校旗走了，老師把我們領到了剛才別的學校排隊宣誓的位置。嚴肅地站好，前面大隊委的老師面朝我們舉起右拳，左手舉着喇叭，所有同學也順從地舉起拳頭，向着紀念碑莊嚴凝重地宣誓。誓詞我已記不大清了，反正是老師念一句，我們跟一句，大概就是些“繼承先烈的遺志，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領導下，為實現共產主義奮鬥終身”之類的，當老師說“準備着”時，學生們不再說老師同樣的話，而是熟練地應道：“時刻準備着！”一副明天就要上戰場的架式。 之後唱《國際歌》。當然這時是老師同學們一齊唱，不用唱一句跟一句了。同學們都很熟悉這首已經異化了的法國大革命時的歌曲，在一片稚嫩、嚴肅、略顯沉重而又參差不齊的（我曾在學校錄音後，小喇叭播出的同學們的合唱中，領悟過這種參差的感覺）的歌聲中，儀式過半了。接着是抬花圈捧照片的同學在老師的帶領下，一步一個台階緩緩走上紀念碑，把花圈和照片放在一個適當的位置。這時老師會指示同學向革命烈士默哀。待默哀完畢，同學們緩步登上紀念碑，從鴉片戰爭那幅已看過很多次的浮雕開始，順時針方向繞碑一周，仰起脖子看着毛澤東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和周恩來的那一大段碑文。 孩子們的心境是很容易轉移的。從登上紀念碑第一層台階開始，隊伍就不成形了。匆匆略過那些現在已不能近距離觀摩的漢白玉浮雕，有些孩子還摸了摸夠得着地方的雕刻。 那時，我不可能想到，我們無意中處在了幾天后即將到來的劃時代事件的開端時刻上。 1976年不僅是多事之秋，那簡直就是驚濤駭浪中的一年。沒過幾日，我大舅來家：“哎，姐，今天怎麼街上警察那麼多，不是要出什麼事吧？”歷來只關心國營農場蘋果收成好壞和自個兒虎皮大衣是不是漂亮的大舅，也嗅出些不對頭的氣味。那的確是個萌動不安、反抗而躁動的清明。 4月6號的上午，全校緊急動員，下午我們又要上街遊行了。 中午我在家聽下夜班回家的媽媽散布了不少馬路消息，什麼昨天夜裡天安門的燈都突然滅了，北京市委書記吳德在大喇叭里命令廣場上聚集的人離開那裡；什麼昨天白天中山公園和勞動人民文化宮的大門都關得緊緊的，裡邊滿都是手拿狼牙棒的工人民兵，就連人民大會堂里都滿是工人民兵，就等夜裡廣場上燈一滅就衝出來打人抓人。 “聽說夜裡，廣場上抓了不少的人，民兵用大棒子打人，打死人沒有不知道，聽說廣場的地上淌了好多血……” 我好像嗅到了絲絲的血腥氣，眼前浮起一片恐怖的暗紅色。 下午我們全校的學生，每人手裡舉着一杆小三角紙旗，上面用毛筆寫着“擁護北京市委的決定”、“無產階級專政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打倒鄧小平”之類。 從學校出發時就已經聽到長安街上震天的鑼鼓了，待從民族宮拐上這條街時，早已是人潮一片，每支浩蕩的大隊伍前面都有一支舉着紅旗的方陣作先鋒。 有些工廠還在電瓶車或大卡車外面加裝了大紅旗、大航船或工農兵塑像的模型，車上站着些身大力不虧工人模樣的人，可勁兒地敲鑼打鼓。每支隊伍前都有一個或男或女，或雄渾高亢或尖銳刺耳地帶頭喊着口號。他們手裡都拿着一小張紙，看一眼喊一句，那後面跟着的隊伍也跟着一片口號聲。我們也在老師的帶領下，一路喊着“無產階級專政萬歲”、“堅決擁護黨中央”、“打倒鄧小平”，在鑼鼓震天中湧向天安門廣場。 我跟着喊口號，舉小綠紙旗，心裡卻想着天安門廣場會是什麼樣。當然不是想遊行的場面，而是地上會不會有血跡…… 過石碑胡同往東，馬路上漸漸潮濕起來，天雖然陰，卻沒有要下雨的意思。 到了人民大會堂北門外，地上的潮濕更明顯了，漫着花崗石大方磚的廣場地上濕乎乎的，有些稍低洼的地方還積着淺淺的清水。媽說的血跡是一絲也看不到，一定是灑水車把整個廣場掃了一遍。我有些失望，想窺探前一夜廣場神秘景象的好奇破滅了。 遊行回來，學校開始批判鄧小平，一片打倒聲中我們放暑假了。 7月中，報紙上、廣播中又悲哀了一下，這回是朱德去世了。那悲哀在我的記憶中是那麼的淺，可以忽略不記的，可我還是記住了。 同樣是去西單給上夜班的媽媽買燒餅的時候，看到車輛稀少的長安街上，自東向西緩緩駛過一輛靈車，街上除了少數好奇的人，大多數人並未停下匆匆的腳步來緬懷這位敦厚的長者。 關於朱德的記憶對我來說太淺了，只記得批林批孔時提到過朱德，那是因為井岡山會師的問題。原本是朱毛會師，在林彪紅火成接班人時，被廣泛宣傳成毛林會師，朱德的扁擔被說成是林彪的扁擔。批林彪時，提到這件事，好像是批林彪貪天之功，為自己塗脂抹粉。 炎熱的夏季真是太無聊了。一日，媽媽心情不錯，和我聊起封建迷信：“那年我們老家做大水，有一天，滿天烏雲吶，我親眼看到一條像小白龍樣的雲，就那麼鑽呀鑽的，鑽到黑雲彩里不見了。老人們說小白龍上天，今年要做大水嘍。果然，那年就發大水了。還有一年，我被鎮上的人喊到街上，抬頭看到一半的天都被黑雲彩遮住了，還有半邊天是晴的，那黑雲彩的邊就像張開的大鵬鳥的翅膀哩，還鑲着金邊，真太像了。老人們又說大鵬鳥遮日頭，天要大旱呢，結果真准吶，那年旱的，水田都裂了口子。” 我聽一個神話樣地看着媽媽，媽媽的聲音突然低了：“1950年，我還在上學呢。我們老家不是靠金門那邊嗎？每天都能聽到轟轟的炮響，還有部隊到我們鎮上。國民黨的飛機老來灑傳單，我還撿到過呢。有一個傳單上寫的特准吶，什麼‘殺豬（朱）拔毛祭周公’。哎，你看這順序是不是這樣的，”媽媽的聲音更低了，“那可是1950年吶，26年前了，有時候……你不能說它不准，現在就看毛老頭什麼時候……” 媽媽的眼睛裡生出一種期盼而詭譎的光芒。我狐疑地瞅着媽媽的臉，沉浸在一種神秘的幻想中。突然媽媽的聲音又嚴厲起來，低低的，“不許出去亂說，聽見沒有！說了，這是要殺頭的！”媽媽臉上隱約顯出一絲後悔。 媽媽詭譎的期盼，很快變成了現實。1976年9月9號下午3點，院裡各屋匣子裡傳出一個聲音，宣布4點鐘會有重要廣播。看看鐘，還有一個小時呢，我又和同學上街玩了。玩着玩着，我忽然關心起這重要廣播了， “李華，你說今天能有什麼重要廣播呢？” 李華遲疑了一下，看得出她鼓了下勇氣的樣子，“……好像是毛主席死了。” “真的！——” 李華看出我的表情很誇張，“嗨，也無所謂，一會兒大家就都知道了。”李華有些自言自語。 李華的爸爸在長話局當個什麼領導，這個消息應該是準確的。 我用手攬過同學的肩膀，“那你說，毛主席死了，咱們國家怎麼辦呢？誰還能像毛主席那樣領導咱們呢？”那一時刻我竟然關心起國家的命運前途了。 李華似乎很有政治經驗的樣子順口答道：“嗨，誰死了，地球也得轉唄！也不能不生活了。”李華的臉上略過一絲不易察覺的悲哀。 我猛地想起她的兩個哥哥剛剛在前不久發生的大地震中隕命，心裡生了些對不住李華的感覺。 下午4點鐘到了，街道上、胡同里都靜了下來，只有電台里夏青那渾厚、清晰中略帶鼻音，富有磁性張力的聲音隨着電波彌散在空氣中，伴着哀樂，一遍又一遍，衝擊着所有婦孺老少的耳膜，全國人民要操辦一場最大的白喜事兒了！ 我們住的那個大雜院最先流露出悲哀的不是院裡的街道積極分子，而是里院東屋癱瘓在床一年多，有些神志不清的馬姥姥。老太太躺在床上聽着廣播，突然嗚嗚地大哭了起來，接着，竟舉起那隻還能動的左臂，口齒含糊地喊起了“毛主席萬歲”，接連喊了好幾聲。 西屋80歲的白奶奶坐在家門口發呆，聽東屋老太太的喊聲竟有些莫名的興奮，拄着棍站起來，叭嘰着癟嘴，咕碌着混沌的大眼睛，似笑非笑地往東屋開着的門裡瞧了瞧，“還不糊塗哩，知道毛主席死了，嘻嘻……”“73、84哩”，白奶奶顫霍霍地進了自己的屋。 第二天一早學校操場又變成了大靈堂，領操台正中央懸掛着毛澤東的巨幅照片，後面是黑色的幔帳，照片兩側垂着大臉盆口大的白布扎的花，哀樂縈繞着操場。我真的記不起那些天是否上過課，只記得教室里每天都換新的《人民日報》，江青頭上裹着黑紗，一襲黑衣為毛澤東守靈的照片登在報上。她的臉上似乎沒有比我們老師更悲傷哀痛的神情，更準確地說，是“面無表情”。 老師給每個孩子發了黑紗，我們胸前又別上了小白花。中午放學，我左臂上戴着黑紗進了家門，媽媽很彆扭地瞅了瞅我，“別戴那東西，回家摘了它，帶在左胳膊上，妨你爸吶！？不好！去學校再戴！” 那幾天，老師要求學生們寫決心書，向黨中央表態，決心沿着毛主席開創的無產階級革命道路走下去。在“你辦事，我放心”的華主席領導下，狠斗走資派，接過革命的旗幟，為實現偉大的共產主義理想奮鬥。 又到了謠言四起的時候，我的謠言來源都是我媽媽。 “聽說毛老頭（媽媽總是這樣稱呼全國人民的偉大領袖）不去八寶山吶，聽說他的棺材是水晶的，能防腐，我們工廠這幾天每天都開會、念報紙，我回來晚，你得聽話，不要出去亂跑，你們老師有哭的嗎？” “有——好像，好像也有沒怎麼哭的。” “我們工廠，那些積極分子開會時候都在四周盯着，使勁兒看我們這些五類分子家屬，看我們誰不哭，當時就能給揪出來，我沒辦法，只能往手絹上弄點水，往眼睛上擦，實在沒眼淚呀，我就想想你爸爸還在山西受苦受難，一想這個，我就哭了。你到學校，開追悼會那天，大家哭，你也哭，聽見沒有？多想想你爸爸還在山西受罪的事，多想想周圍這些人都是怎麼欺負咱們的，你就會難過了。” 全國性的追悼大會是在天安門廣場開的，我們都聽了實況轉播。 學校的追悼會是哪天開的不記得了，只記得領操台上擺滿了各班集體扎的花圈。台子右角邊豎着麥克風。我們年級三班年輕的葉老師走上台角去念她的決心書，向毛主席表達哀思悼念。她只念了兩句，就開始捶胸頓足地嚎淘起來，哭得的確有些誇張。我垂着頭有些想笑，猛然想起媽媽的囑咐，咬了下自己的舌尖，頭垂得更深了。 每個上台的老師、工宣隊幹部、學生代表都在麥克風那裡大同小異地哀傷了一回。我們在老師的帶領下，也不知向台上的標準像做了幾次三鞠躬，在操場上的人都已經站累了的時候，追悼儀式終於結束了。 可這不算完，大家臂上的黑紗還得戴着。天安門、新華門的旗杆也還繼續下半旗向全國人民敬愛的毛老人家致哀。廣播裡也停止了娛樂節目，就連每天半小時的小說連續廣播也沒有了。 快到國慶節了，媽本打算讓我碰到商店賣排骨時買兩斤回來，想了想又猶豫了：“別做什麼肉了，那味一散，還不得有人說右派家屬想翻天吶，毛主席去世了，你們還吃好的？！”媽自己去熟肉店稱回半斤豬頭肉，娘仨悄悄打了回牙祭。 中秋之後，媽下中班回家，又湊到我小耳朵跟前兒灌起新的謠言：“聽說江青被抓了”， “江青！”我瞪起小眼睛，“她——她不是毛主席的老——” “是呀，是呀，”媽一點兒也不奇怪我的震驚，“她是毛老頭的老婆，她最壞了。”媽媽說這句時鼻子眼睛都快縱到一起了，“把她抓起來，就太好了，就不知這是真是假”…… 之後的一切與追悼會就無關了。江青真的被抓了，人們又鑼鼓喧天地往天安門去遊行。我只記得一次課堂上，老師又給我們念什麼中央文件，宣布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結束了。對這個結果，我感到些奇怪：文化大革命不是我小時候那會兒的事嗎？怎麼現在才結束呢？那以後還用不用七八年再來一次呢？ —————————————————————————————————— 【故紙堆】 關於公社、大隊、村、街更名的通知 政辦字第58號 各機關、企事業、工廠、學校、人民公社、街道辦事處： 隨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深入開展，一個橫掃“四舊”的革命洪流正蕩滌着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一切污泥濁水，用無產階級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改變着我國整個社會面貌。我區廣大工農革命群眾和紅衛兵小將們紛紛建議更改我區一些帶有封建主義、資本主義色彩的村、街等名稱，通過各單位廣大革命群眾醞釀，已進行了較全面的更改，但還有些公社、村、街的更名易重，尚待通過有關公社廣大革命群眾進一步醞釀協商調整。現將目前已確定的第一批更名通知如下。 附：天津市漢沽區公社、村、街更名表。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日 抄送：市人委政法辦公室、區委辦公室、區委文革辦公室。 天津市漢沽區公社、村、街更名表 一、公社、街道辦事處： （註：以下原為表格，本刊為便於編排改成了文本。以“原名→改名”表示名稱變化。原表格中備考一欄中的內容放入改名後面的括號內。） 1、營城街道辦事處→紅星街道辦事處 營城人民公社→紅星人民公社 2、橋沽人民公社→紅旗人民公社 3、大田人民公社→東風人民公社 4、楊家泊人民公社→東方紅人民公社 5、茶淀人民公社→東光人民公社 6、蔡家堡人民公社→紅衛人民公社 二、大隊： 1、漢沽蔬菜大隊→滿天紅農業大隊（屬漢沽街道辦事處） 2、西孟莊大隊→紅星大隊（屬紅旗人民公社） 3、孟家（瞿+阝）大隊→向陽紅大隊（屬紅旗人民公社） 4、橋沽大隊→建國大隊（屬紅旗人民公社） 5、後沽大隊→紅權大隊（屬紅旗人民公社） 6、前沽大隊→勝利大隊（屬紅旗人民公社） 7、寶田大隊→愛國大隊（屬紅旗人民公社） 8、大馬勺沽大隊→先鋒大隊（屬東風人民公社） 9、小馬勺沽大隊→紅岩大隊（屬東風人民公社） 10、大王（瞿+阝）大隊→紅專大隊（屬東風人民公社） 11、小王（瞿+阝）大隊→紅心大隊（屬東風人民公社） 12、大田莊大隊→立新大隊（屬東風人民公社） 13、蘆前大隊→建新大隊（屬東風人民公社） 14、蘆中大隊→紅升大隊（屬東風人民公社） 15、蘆後大隊→要武大隊（屬東風人民公社） 16、高莊大隊→紅耕大隊（屬東方紅人民公社） 17、付莊大隊→紅光大隊（屬東方紅人民公社） 18、看才莊大隊→紅兵大隊（屬東方紅人民公社） 19、羅卜坨大隊→紅英大隊（屬東方紅人民公社） 20、李自沽大隊→紅軍大隊（屬東方紅人民公社） 21、羊角莊大隊→紅陽大隊（屬東方紅人民公社） 22、桃園大隊→紅園大隊（屬東方紅人民公社） 23、東尹大隊→紅武大隊（屬東方紅人民公社） 24、辛莊大隊→紅新大隊（屬東方紅人民公社） 25、東莊坨大隊→紅革大隊（屬東方紅人民公社） 26、西莊坨大隊→紅群大隊（屬東方紅人民公社） 27、未莊大隊→紅偉大隊（屬東方紅人民公社） 28、李公莊大隊→移山大隊（屬東光人民公社） 29、茶淀大隊→東光大隊（屬東光人民公社，原茶淀東、西大隊的合併社） 30、大辛莊大隊→洪流大隊（屬東光人民公社） 31、福田大隊→四新大隊（屬東光人民公社） 32、東辛莊大隊→東新大隊（屬東光人民公社） 33、太平大隊→永斗大隊（屬東光人民公社） 34、灑金坨大隊→光明大隊（屬原雙橋人民公社） 35、棗樹底下大隊→曙光大隊（屬原雙橋人民公社） 36、前大坨大隊→文革大隊（屬原雙橋人民公社） 37、後大坨大隊→太陽大隊（屬原雙橋人民公社） 38、海沿大隊→永革大隊（屬原雙橋人民公社） 39、火神廟大隊→衛東大隊（屬紅衛人民公社，原火神廟大隊的五個自然村統一改為衛東大隊劃為五條街道） 40、土橋大隊→反修大隊（屬紅衛人民公社） 41、大娘娘廟大隊→工農大隊（屬紅衛人民公社） 三、街、村： 1、營城東街→東升街（屬紅星街道辦事處） 2、牌坊西街→曙光街（屬原寨上人民公社） 3、牌坊東街→中心街（屬原寨上人民公社） 4、太平街→備戰街（屬原寨上人民公社） 5、楊家寨上街→翻身街（屬原寨上人民公社） 6、娘娘廟街→紅星街（屬原寨上人民公社） 7、興隆街→建新路（屬原寨上人民公社） 8、新平路新宿舍→戰鬥街（屬原寨上人民公社） 9、漢沽中街→光明街（屬漢沽街道辦事處） 10、興發胡同→勝利胡同（屬漢沽街道辦事處） 11、郭家胡同→前進胡同（屬漢沽街道辦事處） 12、老楊家胡同→建國胡同（屬漢沽街道辦事處） 13、老劉家胡同→中心胡同（屬漢沽街道辦事處） 14、後坨街→革命街（屬漢沽街道辦事處，原後坨南、北街改為革命南、北街） 15、王家園子→東方紅街（屬漢沽街道辦事處，原王家園子南、北街改為東方紅南、北街） 16、白莊子→團結街（屬漢沽街道辦事處） 17、東溝子→沿河村（屬漢沽街道辦事處） 18、思家坨→互助村（屬漢沽街道辦事處） 19、老魏家→文化村（屬漢沽街道辦事處） 20、大堡子小堡子村→勝利村（屬紅衛人民公社） 21、小娘娘廟村→興無村（屬紅衛人民公社） 22、高崗子村→朝陽村（屬紅衛人民公社） 23、亂港子村→永紅村（屬紅衛人民公社） 24、濱河路→建新路 25、新平路→東風路 （李曉航錄入、提供） —————————————————————————————————— 【編讀往來】 47期非常好！非常精彩！都是第一手的回憶，極其珍貴難得。王友琴過去所寫有關卞校長被打死細節如宋彬彬的責任，以及有關宋彬彬打死了多少人的傳說等，均非事實。我曾聽過好幾個女附中的同學對王的文章不認同。你們這期《記憶》中的那幾篇文章讀後大有茅塞頓開之感。都更客觀，更準確，更嚴謹，永遠站得住腳。為研究文革不可多得的一手材料。寫歷史不能感情用事，對一些民間很流行的但是錯誤的認識，應該敢於糾正，說出真相。謝謝了！你們幹了一件好事！ 讀了上期那篇悼念尹慧珉老人的文章。我對尹老原不了解，文章讓我對她很有好感。回頭我要找找她的文章來讀。人離去雖然很遺憾，但老人家走得很不錯，不拖累自己，也不拖累他人，應算為自己劃了個很漂亮的句號。 文章轉述她關於抗戰時老蔣對教育態度的那些文字，讓我想了許多。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是不是對政府，對領袖太“苛刻”了？幾十年後（也許十幾年的時間就夠了），這些讀書人應該能夠比較前後兩個朝代的生活，有所反省。尹老認識的轉變我感覺來得太遲，當然，也比沒有認識好，我父親到最後，儘管認為現今的執政者比國民黨倒台時還腐敗，但他還是不能改變對國民黨和老蔣的認識。其實前後比較起來，前朝比現在自由寬鬆很多。也許是國破家亡的少年經歷，讓那一代的精英對當年的政權情緒化地予以全盤否定，至死不改變觀點。 我們，包括我父親那輩人，看民國，看老蔣都是着眼於腐敗，貪污……其實，哪個朝代的官員不貪污，不腐化？明朝如此，前清如此，紅色王朝也是如此，為啥民國就被看成十惡不赦，非得以暴力革命打倒、推翻？當然，當年的青年人反腐敗沒錯，但方式不對。今天的青年反腐敗也是正確的，但一定不能再走當年的老路，要從深處找出腐敗原因，從制度上加以根除。這才是根本的出路。 |
|
|
|
|
 |
 |
| 實用資訊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