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西方的醫院和醫生太不一樣了

送交者: 高伐林 2013年05月15日15:45:40 於 [健康生活] 發送悄悄話

中國看病難，很多人說是中國人太多，醫生太少。是這樣嗎？不全是，世界銀行2010年數據顯示，每1000人擁有的醫師，中國為1.5人，美國為2.4人；中國6842個人擁有一個婦產科醫生，美國4762人擁有一個婦產科醫生。差不太多。但是中國的醫生，地區之間差異極其明顯，而全美各地醫生的醫療水平基本持平 　　老高按：由於父輩從醫，同輩、晚輩中在國內和在海外當醫生者更多，自己從小體弱多病，多次住院，對醫院比別人接觸和了解更多一點（當然都是老黃曆）；隨着年齡增大，身體出現的問題更多，對醫療問題更為關心。國內民眾將醫療列為新三座大山之一（另外兩座，是教育與住房），從親朋好友來信來訪中提到這方面的情況、所發的各種怨言也格外多。 　　最近接到國內朋友轉來的范雨臣的文章，講述他在中國求醫和以色列治病的經過，讀之怵目驚心。一位年長的朋友也讀到范雨臣這篇文章，告訴我：“讀着讀着，我流下了眼淚。我為什麼流淚？我為我們民族的品性與行為的墮落與邪惡流淚。那些表現，我太熟悉了，幾乎已經到了熟視無睹的地步。” 　　“我想，中國最大的問題，已經不是政改不政改的問題了，而是，人，整個兒地變異了。哪怕今天北京就動手進行政改，哪怕中國的政體改得比美英法德更好更完善，……人心、人品、人性、人格都已經這樣了，民主與自由正好給人們提供了盡情幹壞事的空間。” 　　（這是激憤之辭，萬維上最近恰巧在爭辯什麼反華、仇恨言論，此公此言純屬巧合） 　　另一位晚輩親人，曾多次去過以色列，還在那裡當過很長時間的義工。也讀到范雨臣這篇文章，寫信給我說：“I have been to the hospital many times with patients when I volunteered in Israel, and also went there one time myself when I was sick.  It has always been great.  Doctors there are excellent. ” 　　范雨臣這篇文章中所講的經歷與見聞有多大普遍性？我說不清。但是正巧讀到《紐約時報》中文網發表了北京協和醫院婦產科副主任醫師龔曉明的一篇文章，他（她？）在全美排名第二的診所——克利夫蘭診所學習了近一年時間，有了切身體會來比較中美兩國的醫療體系，並嘗試對原因做出分析。這篇文章與范雨臣所講的事沒有什麼直接聯繫，但是也能參照，附在後面，供網友們一併參考。 遊走於兩國的求生經歷 ——兩種社會體制兩重天 范雨臣 　　一年多來，我一直想把這段經歷寫下來，可是，每逢提筆又都猶豫起來，我常問自己，我真地又活過來了嗎？ 　　話從2011年說起，盼望已久的清華百年校慶及入學50周年終於到來了。北京的幾位同學從幾年前就開始張羅聚會。當年工宣隊進校後匆忙畢業。爾後各奔東西，各在自己的人生路上拼搏、摔打，聯繫不多（其中有派性作怪）。如今年近古稀，懷舊心緒與日俱增，甚至可以說“與日巨增”。“懷舊”在西方叫作Nostopathy，西方人把它稱為“懷舊病”或“懷鄉病”。人一上歲數就都毫無例外地害這種病。 　　聚會上的興奮、激動沒幾天就過去了。拍拍屁股，只能再次各奔東西，回家各過各的日子。到了古稀之年、通過這次校慶聚會才剛剛體會到“沒有不散的宴席”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到了6月份，我們單位組織體檢。這是個機會，我已多年沒體檢了。（我出國到以色列後，由於每年都給單位如數上交“人頭稅錢”，所以單位一直為我保留位置。直到60歲辦了退休，才停交。） 　　隨當年的同事來到宣武醫院體檢。不料，被轟了出來。原來這些年院裡劃定了新的“階級成分”，各種待遇都嚴格按“階級成分”賦予。同是院裡的職工，體檢分三個等級：1）院長、院士在北京醫院體檢，2）教授在宣武醫院，3）剩下的“雜燴”在海軍醫院。30年前當我出國時，職稱是副教授，自然就劃入了“雜燴”級別。我倒不介意這個級別，只要能體檢就行。來到海軍醫院的地下室一看，哇！一千多人擠在裡邊（我院的退休人員約有1500多人）。每一項檢查都排長隊。我耐心地排，但越排越後，加塞的太多。一賭氣，不查了。 　　到了8月，突發劇烈咳嗽，晚間最厲害，沒法入睡。挺了10天，非但不見好，反而更壞。到海軍醫院照胸片，發現有問題，再做CT，我幾乎被震暈了：胸腺癌，癌體已9×6cm，已嚴重擠壓了氣管、肺和心臟。從海軍醫院回住處的原本只有十幾分鐘的路上，走了近一個小時，我不明白這到底是怎麼回事，眼前這一切是真的、還是在夢裡？晚上整夜合不上眼，走到衛生間，對照鏡子反覆用力拍打腦門、試圖使自己清醒過來。對照鏡子反覆用力擰臉、看是否真有疼痛感，以此驗證我是否在做夢。反反覆覆，度過了有生以來最漫長、最難熬的一夜。眼見東方的天空漸漸發白，當終於意識到眼前這一切不是做夢時，心反倒平靜了下來。眼下最緊迫的是下一步該怎麼辦？ 　　首先應搞清病情，其次必須決斷是在哪兒治療，是在中國還是回以色列。此時離預定回以色列的時間只有35天了。 　　海軍醫院的大夫曾當場給我填了住院單，要我住院手術。我猶豫起來，我連自己的病情都沒搞清楚，怎麼能稀里糊塗地做手術？見此情景，大夫說要麼你去其它的醫院看看，比如腫瘤醫院。 　　一大早，約4點來到腫瘤醫院，穿過擁擠、煩人的醫托人群，步入大廳、排入長隊，最後終於掛上了一名正教授專家號。腫瘤醫院到處是人、擠不動（後來發現許多醫院都這樣），就醫者大多是外地人。院內到處流竄着“撿破爛”的，他們趁人不備，專“撿”病人攜帶的CT膠片。病人做一次CT要千把塊錢，可是把膠片賣成廢品只有十來塊錢，但“撿破爛”的人認為是值得的，因比賣廢紙貴多了。忽然，一聲嚎哭撕人肺腑，一名外地農村婦女的膠片不見了。周圍的人麻木地看着，什麼反應都沒有，甚至有些人根本不屑一顧，好像什麼都沒發生。這情景令我不禁想起電視中的《動物世界》，當猛獸追趕草食動物中的某一個體時，其它未被追逐的仍悠閒地吃草，因它們覺得這事與自己毫不相干。我們可以原諒這些動物，因它們沒有社會、更談不上文明。可是，在號稱有5000年文明的中國，怎麼卻是一番“動物世界”景象？我趕緊告訴那婦人剛才走過的一名“撿破爛”的體貌特徵，讓她趕快去追趕。回到座位，我緊抱懷中的膠片，慢慢地閉上眼睛。連日來懸浮的心稍感踏實了點，因我用自己的行動證明了我還屬於人類。 　　腫瘤醫院的大夫要我再做一個增強CT，就是打入顯影液的CT。做完之後，大夫說，瘤體已嚴重浸漬主動脈，手術必須連同主動脈一起摘除、換一段人造動脈管，並說由於他們醫院沒有體外循環機，他建議我去北醫一院找一位叫李簡的大夫。我再次被震懵了，沒想到病情這麼嚴重、手術這麼複雜。（後來從304醫院得知，腫瘤醫院的診斷純粹是胡說八道，並知曉了其中的原因。到了以色列，再次證實是胡說八道。） 　　到了北醫一院，掛了李簡的號，這位原來是“超級專家”，掛號費300元，約定於後天8：15準時候診。可他卻11點才到。我簡述病情，把18張CT大膠片恭恭敬敬地呈上。他不看膠片，反覆在膠片中尋找什麼，足足找了2分鐘。我問他找什麼，他不做聲、繼續尋找。我突然悟到他可能是找CT片診斷書，我趕緊從包里掏出，再次呈上。果然猜對了，他拿起診斷書左看右看，看了足有15分鐘。我被搞糊塗了，那診斷書上總共才4行字，怎麼看這麼長時間？又過了2分鐘，終於看完了。他抬起頭，直愣愣地看着我，一言不發。我又被搞迷糊了，怯生生地說“你不看膠片嗎？”他隨便抽出一張，看了只有2-3秒，又直愣愣地看着我，一言不發。我被徹底搞糊塗了，本來該輪到他講話了，看這架勢倒像是讓我講話。接下來，我提了很多問題，大出預料，對所有的問題，他只有三種反應：1）不回答，2）回答說“不知道”，3）厲聲訓斥。比如： 　　問：像我這種情況是否應該動手術？ 　　答：這難說，動了手術有可能緩解，也有可能加快死亡。 　　問：概率上，好的多，還壞的多？ 　　答：告訴你概率沒有意義，小概率有可能讓你趕上。 　　…… 　　問：如做手術，術後是否要做放療或化療？ 　　不料他猛一拍桌子訓斥道：“憑什麼問我這樣的問題？我不是放療、化療大夫！” 　　我強忍怒火，問了他最後一個問題：“你對我所有問題的回答全是‘不知道’或不做答，那你到底知道什麼？” 　　他終於給了我唯一的“明確”的回答：“如果你想在我這兒動手術，你現在就填住院單，如果不想，（手向門一指）出去！” 　　我真想扇他兩耳光，但克制住了。我慢慢收起CT膠片，默默地離開了房間。在整個對話中，除了我最後一句帶有情緒以外，我的語氣一直非常平和。我一個癌症病人不跟他置氣，早晚會有人會替我出這口氣。 　　回到家，上網查了一下李簡的學歷：他畢業於河南的一所地方院校，爾後去日本，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拿了個日本“自治醫科大學”的博士。上google一查，奇怪，這所學校根本就不設碩士、博士學位。這所創立於1972年的私立學校是面向偏遠山區、培養醫普人員的學校。2011年在校本科生只有431人，其餘600多名學生都是醫護專業的大專生，在日本大學排名327（日本41CU給出的數據），一所正經的雜牌大學，還好，不是野雞大學。如果李簡真從這所大學拿到了博士文憑，單憑只一年多就能拿到，充其量是個論文博士。當今人們常把論文博士稱為五不博士（不聽課、不考試……）。如所周知，在正經的大學裡靠念學分攻讀博士，起碼得好幾年。這位李簡之所以能成為超級專家，原因很簡單，靠的是當官，他是北醫一院的外科主任。 　　爾後我去了友誼醫院、空軍醫院、304醫院，天壇醫院、北醫三院，看的全是正教授專家。他們的說法差異極大，令我難以適從。唯一的收穫是使我了解到了北京胸外科專家的圈內狀況。北京的胸外科專家也就那麼二十來人，他們彼此都很熟悉。每次我都提到李簡，他們的反應都是輕輕地把嘴一撇。 　　最後我來到協和醫院，這所醫院曾拯救過母親的生命，我們整個家族都對這家醫院有一種特別的敬仰之情。當我來到這家醫院院外掛號夾道時，驚呆了。那裡許多人打地鋪、已排隊4天4夜了。 　　回到家，認真梳理幾天來的結果。教授們的診斷差異太大，不禁令人生疑。仔細一想這也正常，看看我們院裡我所熟悉的教授們，有的確有真才實學，有的（相當多）都是靠關係上去的。 　　下一步該怎麼辦？又回到了問題的原點。此時離回以色列的時間只剩下24天了，我必須加快決斷。 　　回顧自己一生搞科研的經歷，許多項目都是從“無知”干起。經驗告訴我，面對新項目應先從AP（Academic　Press）出版社出版的系列教科書下手，用它入門，然後再讀專業雜誌，最後達到學科的前沿。想不到自己在年近70時，為了求生，不得不硬着頭皮再去鑽研一門跨度極大的新學科---胸腺癌。還好，我的住處離國家圖書館很近。經過10天的苦讀，天天從早8：30到晚9：00，最後心裡終於有了數：首選的治療方案應該是手術，我的年齡還允許手術。 　　接下來應該決定在哪兒手術。在中國手術沒有語言上的障礙。胸腺癌的發病率很低，但中國人口的基數大，病人的絕對數量不少。應該說中國大夫的經驗是世界上最豐富的。可惜，這些從百姓身上練刀出來的高水平的大夫卻很少再為百姓服務，我一個屁民夠不上他們。再說，在中國動手術還有紅包問題。若在以色列手術，雖然沒有中國的一些弊病，且醫療水平高出中國許多，但也不是沒有問題。最大的問題是那裡的醫護人員幾乎清一色的全是前蘇聯移民（以下稱俄國人），就我在以色列近30年的社會體驗，這些俄國人的品質極壞，那壞勁兒幾乎和某些中國人一模一樣。30年來在以色列只結交了一名俄國朋友（參見我的博文《一朵盛開半個多世紀的紅莓花》/alumni/forum/showThread.do?forumId=10018507&threadId=1154447）。如果說手術是大江大浪，術後護理是小河溝，弄不好很可能在小河溝里出問題。後來的事實表明，還真在小河溝里出了問題。 　　在這期間我曾去我們單位醫務室，詢問手術報銷事宜。一名30來歲的女子專門負責醫務報銷，我不認識她。我已離開院裡近30年了，各個職能部門都換了新人。那一天很熱，她的房門大開，屋內只有她一人，我自報姓名，說明來意。非常令人失望，她一直低頭試比一條裙子是否合腰，根本就不抬頭看我，一言不發。我不得不重述一遍，不料她眉頭一皺，極不耐煩訓斥道：“不知道！”往下無論我再說什麼，她仍繼續比試裙子，連“不知道”三個字都懶得說了，從始至終就沒抬頭看我一眼。這是怎麼了，怎麼我這次回國老遇上生氣的事，是氣在找我、還是我在找氣？算了吧，不跟他置氣。就在我怏怏舉步出門之際，一名副院長迎面而入，隨後屋裡傳來女人輕快、歡暢的笑聲。聲音甜美、柔潤，猶如發自天堂。陣陣笑聲猶如一股股仙霾，催我清醒過來，認清了殘酷的現實——中國是一個不適合百姓生存的地方。別猶豫了，回以色列手術去吧！ 　　話從另一頭說起。 　　這次參加清華百年校慶，老伴同我一起回國，她也是清華的。完事後，她先回了以色列，為的是趁暑假之際與孫子孫女們玩耍。由於這次回國呆的時間較長，來前曾通告以色列朋友，擔心他們到時找不到我。我的朋友約瑟大概忘了我要在中國呆很長時間，打電話到我以色列的家裡詢問。老伴對他說了我的病情。他立即叫我趕緊把CT結果發給他、立即幫我在以色列找大夫。（在以色列做CT，給患者的是光盤，不是大膠片。）我趕緊帶着U盤和SD卡到醫院拷貝，本來非常容易的事，卻死活做不來，我說我可以交費，他們義正詞嚴地說沒有這項業務。約瑟了解到這種情況後，馬上決定他和我老伴立即一同來中國取CT結果，並說他在以色列航空公司已積累了很多點數，不用掏機票錢。我和老伴都急了，趕緊勸他不要這樣，因我再過一個多月就回以色列了。兩天后當再我接他電話時，驚呆了，他已到京了。在他下榻的旅館裡，他說了很多安慰我的話。我說趁他這次來京，帶他在北京轉轉。他說當晚就走，並執意不肯我去機場送他。我走出旅館約40米，一回首，他正目注視我、並向我揮手。我鼻子一酸，眼淚不禁奪眶而出……我最早認識的是他的父親、一位二戰前的奧地利移民，他母親是第三代烏克蘭移民（烏克蘭移民的第三代），妻子是第二代德國移民。他4個孩子的婚禮我都參加了，還好，目前在他的家族裡還沒有俄國人。 　　凌晨2點，我懷着惶惶不安的心情剛一出以色列的本·古里安機場，手機就響了，老伴說依馬努埃爾正在機場等我。我禁不住對老伴發起火來，責怪她不應該把我的病說得誰都知道，麻煩人家。老伴委屈地說她只告訴了約瑟一人。依馬努埃爾這個英國移民緊緊握住我的手，他說他們正在幫我與以色列最大的“醫學拉比”聯繫。我來以色列快30年了，很少去醫院，對以色列的醫療體系不了解。“醫學拉比”是幹什麼的？不知道。 　　以色列有好幾家醫保系統，每名合法居住者均可任擇其一，如不如意，可隨時更換。每家醫保系統都有自己的醫院及大夫，但醫院的規模都不大，大夫們雖也分科，但基本上都是保健大夫。每名患者可去本系統的全國任一家醫院就診，不受地區限制。此外，獨立於醫保系統之外，每個大城市都設有規模宏大的醫療中心，專門接收從各個醫保系統轉來的病人。中心設備齊全，大夫高、精、尖。 　　我居住的小城2.7萬人，4個診所分屬4個系統。我的診所共7人，一名全科、全天候的大夫，2名秘書，其餘是護士，另有幾名專科大夫輪流在附近幾座小城巡診，每星期只來一次。本所的大夫是位法國移民，說話慢條斯理，每逢見面先握手。兩位秘書均是20來歲的女孩。一位是第二代摩洛哥移民，棕色的頭髮、蘭蘭的大眼。另一位是第二代突尼斯移民，黑髮大眼，一說話就笑。說實話，這二位是我見到的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大眼一眨一眨，美麗動人。通過一年多的切身感受，深感她們的心靈比她們的容貌更美，對我耐心真誠的幫助比她們的魅力更感人。在我整個就醫過程中，以她們為代表的所有的醫務人員（俄國人除外）表現出的是對我的深度同情，同情的具體表現就是在我身上盡力做好他們的本職工作。 所有的檢查都要從頭做起，許多檢查要去特拉維夫或以色列第4大城市貝爾篩瓦的醫療中心。兩處中心都很大，特拉維夫那家，從中心的一端走到另一端要50分鐘，汽車在中心內有很多站。貝爾篩瓦的中心稍小一些，但從一端到另一端起碼也得半個小時。每次去前，有很多很繁瑣的準備工作。要用網絡與醫療中心約時間，對於複雜的檢查，比如PET-CT、穿刺等，對方還要與相關人員約定，不能立即回應。時間約定後還要開“17號文件”，即轉賬單。開這文件也需對方認可後才能開出，往往也需等待。所有這些繁瑣的工作，兩位女孩都替我安排好，每次還都在地圖上把具體要去的位置標明，因中心太大，生人在裡邊往往暈頭轉向。 　　在中國時，雖已知曉首選治療方案是手術，但具體到我自己是不是一定手術，還是心存疑慮。因為很多大夫選定治療方案時並非從病況出發，而是從出新招兒、發表論文出發，甚至從醫院創收出發。記得我在中關村工作時，中關村小學一名年輕女教師與春節期間來探親的母親住平房，不幸煤氣中毒。到了中關村醫院，大夫說唯一搶救的辦法是開胸、用手按摩心臟，並說應首先搶救年輕的。結果女教師死在了手術台上，母親在一邊很快自己醒了過來、什麼事都沒有。後來類似的事件聽多了，不禁對醫生的醫德大生懷疑。在以色列為了有效解決這個問題，特設“醫學拉比”。如所周知，“拉比”為人楷模，嚴於律己，貽畢生精力指導人們淨化心靈、提升精神境界，是倍受尊敬的神聖職務。在以色列要想成為“拉比”，必須連續在神學院學習6年、且已婚才有資格參加晉升拉比資格考試。每名拉比都能把猶太的“四書五經”---聖經和塔木德（塔木德63卷、11788頁）近乎倒背如流。作為醫學拉比，除了精通猶太文化、品德高尚外，還需精通醫學，他們都是名牌醫科大學博士出身，現今都是醫學教授。醫學拉比不參與具體治療，只對醫療做指導。作為三位一體（精深的猶太文化、高尚的品德、精湛的醫學知識）的醫學拉比能非常客觀地從病況出發，正確給出判斷，有效阻止了醫療中的誤判和錯判。當然，不是所有的病案都交由醫學拉比判斷，只當病人提出時才受理。像所有專職的神學拉比一樣，醫學拉比也分不同的層次和檔次。以色列朋友告訴我，我的醫檢檔案已呈交給以色列最大的醫學拉比菲若爾。 　　菲若爾作為全國最大的醫學拉比，全體以色列人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可能有許多以色列人不知道當今的衛生部長是誰，但無論男女老少無人不知菲若爾是誰。兩天后，菲若爾對我的病案做出批示：立即手術，並指定由阿隆·本·嫩大夫執刀。 　　阿隆·本·嫩大夫，號稱以色列胸外科的Number One。周邊許多阿拉伯國家的人慕名前來就醫。阿隆·本·嫩大夫本人雖不信教，但他對菲若爾的指示言聽計從、心悅誠服。（在以色列，人們往往像敬奉神一樣地敬奉高級別拉比，如有幸吻到高級別、特別是最高級別拉比的手，是一生的榮幸）。大夫名中的“本”字意思是“兒子”，“本·嫩”的意思是“嫩的兒子”，是他的姓。如雷貫耳的大衛王的姓也是“本·嫩”。作為大衛王子孫的阿隆大夫，在性格上卻與大衛王的暴烈、張揚截然相反，說話沉穩，很具耐心。這位第二代荷蘭移民一邊指着計算機上的圖像，一邊向我詳細介紹病情。有令人高興的，比如癌體未浸潤周圍組織。也有令人憂慮的，比如經穿刺活檢，發現癌體是惡性的。此時無論聽到多麼憂慮的，對我來說都已無所謂，事情已走到這一步，只能壯着膽兒、硬着頭皮繼續走下去。在第3次與阿隆大夫談話時（這是預定談話的最後一次），他反覆問我還有什麼問題，我搜腸刮肚問了所有想問的，但還是擔心有遺漏。我請他容我回去想一想，阿隆大夫欣然同意。這樣，在術前總共進行了4次談話。至此，術前的所有準備工作均已就緒，日期也定了。 　　按計劃，應在手術前一天的晚上住院。從家去醫院要坐兩個多小時的汽車。不知怎麼回事兒，自打上了歲數後，添了許多窮毛病，最令人心煩的就是只要一緊張，屎尿必來，而且還是急茬兒的。為了避免在汽車上出問題，出行前在馬桶上坐了很久。儘管在路上一再提醒自己別緊張，但還是老想明天手術的事，大夫曾對我說要用電鋸把胸骨從上到下全部鋸開，最後再用7道鋼絲把胸骨綁緊……想着想着最怕發生的事還是來了，忽然間屎尿齊涌，立即進入到“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緊急狀態，不得不求司機停車。司機是位埃塞俄比亞移民，態度挺好，但由於在高速路上不能停車，必須行進到前方路口下高速，大約還得15分鐘後。好傢夥，熬這15分鐘如同熬15個小時。車還未停穩，我就沖入路邊深草，說時遲那時快，“噗”地一聲，勢如破竹，哇！那叫一個痛快。此情此景令我不禁想起一則著名的成語——“糞發塗牆”。透過草叢間隙向汽車望去，車上的乘客正沖我會心地微笑。 　　入院後，護士告知明早不可進食、須於6：30之前洗好澡、靜候。次日，兩名俄國壯漢準時推來一張床，手一指，示意叫我躺上。俄國人今日終於出場了。他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充滿了對我、非白人的蔑視和鄙視，今天，他們居然連句話都懶得說，用手比劃。可是他們在西歐或北美白人面前，完全是一副媚顏媚骨，與中國下層官員見到上層官員時的哈巴勁兒一模一樣。我躺在行進的床上，看着屋頂天花板上的光影一個個向後滑閃，聽着車輪與地磚相碰發出有節奏的咔噠聲，不禁聯想起40多年前紅衛兵大串聯、坐火車時的情景，當年曾發誓解救全世界2/3的受苦人，今天卻由“未能被我們解救的人”解救我，特別是由美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來解救。 　　進入一道大門後，兩名工作人員要我自報姓名和證件號碼，由於緊張，報碼時直打磕絆兒。老伴兒趕緊幫忙，被立即制止。他們堅持要我自報，然後二人在紙上寫了些什麼，像是簽字。之後，又分別由另外兩撥兒人要我自報姓名和證件號碼。 　　進入手術室後，兩位助理大夫立刻行動起來。一位是意大利移民、40多歲，另一位是女大夫、第二代匈牙利移民、近40歲。謝天謝地，在關鍵的人物中沒有俄國人。約7：30，大夫說開始打麻藥，只覺左手臂稍有點疼，以後就什麼也不知道了。 　　在手術室外，老伴兒密切注視大廳上方屏幕的變化：“范雨臣入手術室”……“范雨臣開始手術”……“范雨臣手術中”。此後幾個小時無變化。約1：30，屏幕上終於跳出：“范雨臣手術結束”。老伴兒立即緊張起來、全神注視手術室大門。此時她忽覺身旁似有人蹲下，側身一看，哇！正是阿隆大夫。阿隆大夫蹲着，對老伴兒說（老伴兒正坐在沙發里）“納開－闊爾比賽得”。“納開”的意思是全部切除乾淨，“闊爾比賽得”的意思是手術進行非常順利。老伴兒連忙扶起阿隆大夫，一時激動得說不出話來…… 　　當老伴兒看到我渾身插滿了管子被推出手術室時，不禁哭了起來，她實在接受不了這番模樣。 　　我被推入病房。病房約十七八米，住兩人，有一洗澡間（含廁所），洗澡間內外各有一洗手池，洗滌劑和手紙齊全。沒想到在牆上還配有一盒一次性薄塑膠手套，隨便扽用。圍繞病床有落地吊簾，可張合。此外還有兩個沙發，攤開後是小床，供陪住人夜宿。 　　每日三餐都是份兒飯，其中酸奶、肉、水果、蔬菜的量都不少，還有粥、湯之類，麵包隨便吃。對我這個在中國過了幾十年窮日子的人來說，飯菜算不錯。正當老伴兒發愁自己的飯怎麼解決時，有志願者按名單找到老伴兒，問是否需要由志願者送飯，老伴兒欣然接受。志願者送的飯是由地方教堂出錢、由餐館製作，免費提供給陪住人員。每次送來時都挺熱乎，且質量很好。老伴兒很快發現，在醫療中心樓下的教堂里，平日免費提供簡單的食物，逢安息日免費提供正餐。一天下來後，老伴兒還發現無論志願者的飯、還是樓下教堂的飯都可不再需要，因提供給病人的飯每次都剩下許多份兒（病人免費用餐）。此外，院方還為陪住人員提供冰箱。 　　越來越多的俄國人（護士、同室的病友）陸續登場了，我最怕的就是這些人。沒辦法，只能硬着頭皮與他們打交道。俄國人的壞勁兒不是個別人，在很多方面很像中國人。共產主義起自西歐，但西歐沒染上，卻在俄國與中國落腳生根，這絕非偶然。中俄的民族性格中有一種天生的對共產主義的親和力。與此形成鮮明對照，在西歐的民族性格中有一種天生的對共產主義的抵禦力。（未完待續） 　　最後修改於：2013-04-21 　　感謝諸位的關心，有諸位的祝福，我相信我一定能好起來。 　　本來想在本文續篇中詳談“兩種社會體制兩重天”，現簡要羅列幾點： 　　1) 在以色列無掛號費一說,  無論看哪個級別的大夫,  都不交費. 　　2）術前的所有檢查均免費。 　　3）手術免費。 　　4）住院免費（包括用餐）。 　　5）我和老伴兒去醫療中心的全部路費（其中包括好幾次出租車費）均報銷。　 　　當然，之所以免費是因為我買了醫療保險，我買的是最基本的保險。20年前是每月交　82謝克爾（1謝克爾＝1.7元人民幣），現今是每月交101謝克爾。如有工作，這錢從工資里扣。如沒工作，由政府的失業部門可無限期地交下去。（目前以色列的平均工資是10100　謝克爾／月）。買醫療保險後三個月就可享受全部待遇。　 　　6）政府得知我生病後，派人來幫我做家務已一年多了，家務人員的工資由政府支付。 　　以上所有這些任何普通人均可享受，絕非只有“貴賓”才可享受。我住的病房是最最普通的病房，同樣也絕非“貴賓”待遇。 中美醫療差距在哪裡？ 龔曉明，紐約時報中文網　2013年05月15日 　　在北京協和醫院婦產科工作10多年，我已經習慣了繁忙的臨床工作，擁擠不堪的門診，炒號的黃牛，這一切對於我來說都是那麼司空見慣，甚至認為醫療工作就應該是這樣。 　　2012年我用了近一年左右的時間來到美國參觀學習，這一年時間，除了學習醫療專業的知識，更是看到了中美兩國醫療的差別和不同，認識到美國的醫療服務有不少值得學習的地方。 　　我去的克利夫蘭診所(Cleveland Clinic)是在全美排名第二的診所，擁有全球知名的婦科泌尿專科診療中心，但是剛剛到醫院的時候，我發現就診的人群並沒有想象中的擁擠，寬敞明亮的大堂看起來像酒店，門診病人不像協和那麼多，候診區環境也非常舒適，就診的時候每個病人都可以安排一個單間。我開始還以為醫院病人不多，但是工作了幾天后發現，來我們科的患者幾乎全是婦科泌尿專業的疑難疾病患者，每年婦科泌尿手術的量超過了協和。患者和專家溝通的時間也不算少，初診30分鐘，複診15分鐘，專家不僅在專業技術上非常深厚，而且對病人的態度非常友好。從帶我的主任和患者一個握手、一個擁抱中，我看到了融洽的醫患關係，對比在中國，老百姓去協和看病時，通常是三五分鐘就被打發走，在美國，病人去看專家門診簡直堪稱是享受了。 　　我因此在努力思考差別背後的原因。 　　很多人說中國人太多，醫生又太少，必須這麼看病才能解決老百姓的問題。這是人口的問題嗎？不全是，世界銀行2010年的數據顯示，以每1000人擁有的執業醫師數量計算，中國為1.5人，美國為2.4人，兩者差距並不懸殊（同期全世界每1000人擁有醫生最多的國家為古巴，達6.7人）。專就婦產科來說就更加不成立了。中國人口13億，2008年中國醫師協會婦產科分會統計顯示，中國已有19萬婦產科醫生，相當於6842個人擁有一個婦產科醫生，這個比例和美國2億多人口，註冊的婦產科醫生2009年統計為4.2萬人，平均每4762人擁有一個婦產科醫生相當。 　　區別在於醫生服務的質量，我們中國的醫生地區之間差異明顯，協和作為國內頂級的三甲醫院，在國內擁有最知名的專家，而到了偏遠地區或者縣級醫院，醫生水平就和協和的相差甚遠。而在國內各地，還存在着三級醫院和二級醫院的等級之分。 　　這些情況在美國並不存在，全美各地醫生的醫療水平基本是持平的，大城市與小鎮、大學醫院和專科診所並沒有顯著差異。印象最深刻的是我有一次去查塔努加(Chattanooga)，一個位于田納西州的不起眼的小城，拜訪美國婦科腹腔鏡醫師協會（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ynecologic Laparoscopists，簡稱AAGL）的前主席劉宗源(C.Y. Liu)，作為全球知名的婦科專家，他居然不是在一個大型的“三甲醫院”內執業，而是在街邊租了一棟樓，和一個自己的學生合夥開設了婦科專科診所，在診所看門診。如有病人需要手術，就去一個鄰近的社區醫院做手術。在美國，醫院是不分層級的，有很多這類私人開業的婦產科診所在滿足着老百姓的基本醫療需求。持平的另外一個表現是，全美國的醫生在臨床方面基本上是在做同樣的事情，就以婦產科為例，美國婦產科學院（The American Congress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s，簡稱ACOG）發布全美的婦產科規範，讓全美的婦產科醫師去遵循。而在其他專科，比如神經內科、腫瘤科，也都有類似的極其全面的規範和指南。 　　進一步深入下去，就不得不去談美國的醫學人才培訓體系。 　　越是了解美國的醫療體系，我越是欽佩其百多年來建立的醫療人才隊伍培養體系的合理性。從1893年起，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開始實施住院醫培訓制度，這項體系很快在美國得以系統推行，並沿襲至今。在美國要成為醫生，在醫學院畢業了以後，必須要經過全國性的考試和Match（即醫學生與申請醫院進行面試、匹配——紐約時報編者注），獲得住院醫(residency)的機會，進入為期四年的住院醫師培訓階段，在住院醫結束以後，通過執照考試，才可以成為一名合格的醫師。住院醫不算是固定的工作，在畢業以後面臨着三種職業前景的選擇，可以去醫療機構找工作，可以自己開業，也可以進入到2-5年的專業醫師(fellowship)培訓體系中，向某一個專業進一步進行深造，真正成為某一個領域的專家。 　　在美國，無論是住院醫師培訓還是專業醫師培訓，其終極目標都是要讓醫生在畢業以後就成為獨立的醫師，因此在培訓期間有明確的要求，以婦產科為例，需要在四年住院醫結束的時候，可以獨立開展產科工作以及一些類似於子宮切除這樣的手術。全國範圍的醫師培訓遵循同樣的培訓標準，對於婦產科醫師，ACOG基本上提供了各家培訓中心需要達到的標準指引。這樣的培訓體系，源源不斷地為整個美國輸入質量比較均一的醫療服務人才，在美國各地，婦科泌尿專業有30個左右的培訓中心，每個中心每年招收一名fellow，在全國範圍 內，大概有200多名專科的婦科泌尿醫師為全國的醫師提供婦科泌尿的專家服務。 　　回過頭來思考我們國內的情況，我認為我們並沒有建立起一個可以幫助年輕醫生成長的培訓體系。以我個人為例，在北京協和醫院婦產科工作15年，作為外科系統的醫師，我大概花了十年左右才逐漸成長為一個獨立手術的醫師，而在美國這個過程就是住院醫培訓的四年。在協和醫院，病人基本上是奔着專家去看門診做手術的，全部的體系似乎也是圍繞着專家在轉，住院醫師在門診主要的作用是幫專家寫病歷，並沒有積極參與診療。 　　能進入北京協和的醫學生已經是幸運兒。中國的醫護人員流動性極差，進入到一個工作單位，和工作單位一簽約大概就定了終生，在這樣的培訓體系下，醫院的水平也就決定了醫生的水平，全國醫院之間的差別很顯著，在協和是協和的水平，到縣醫院則是縣醫院的水平，全國醫院參差不齊，也就使得醫師和醫師之間出現了顯著差異。此外，各家醫院之間對於同一疾病也沒有統一的規範。作為病人，尤其是患疑難重症的病人，總會有在全國範圍內找到最好的專家為自己治病的心理，這也使得病人對大醫院趨之若鶩，而小醫院則沒有病人。這樣一想，協和的門診人擠人，而人家門診很舒心的現象也就不難理解了。在以前，協和剛剛創建之初，交通還沒有現如今這樣方便，但是現在只要你願意，從全國任何一個地方 都能在一天之內到北京，去協和醫院看病，供需矛盾就日漸突出。 　　身處協和，做一個專科的醫師，很多患者需要我。離開協和看外面的世界之前，我沒有意識到這樣一種狀態的異常，因為供需矛盾的突出，我的7元的普通門診號被號販子炒到1000元，我甚至有些飄飄然，覺得自己的實際價值似乎很高。但是，作為老百姓一方，卻是痛苦萬分，為了看我的門診，甚至有在零下10度的大冬天通宵排隊的，這不是一種正常的狀態！正常的狀態是當老百姓有醫療問題時，在離家不遠的地方，就可以找到可以為他提供醫療服務的醫生。 　　看了外面的世界以後，我認識到其實導致中美之間差距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我們的醫師培訓體系。其實，歐美國家早在20世紀初就已經建立起了醫師培訓體系，放眼全世界，可能只有中國等少數幾個國家沒有建立起成熟的住院醫師和專科醫師培訓體系。對中國醫師來說，最關鍵的准入門檻是在醫科大學取得本科學歷後，須通過國家執業醫師資格考試 。然而，中國醫生在專業實踐能力方面缺乏考核，不具備像多數國家那樣的要求去多個科室輪轉以汲取治療經驗的硬性要求，造成“醫學博士不會看病”的問題比比皆是。 　　雖然自2008年來，上海首先開始嘗試衛生主管部門部署下的住院醫師輪轉培訓，隨後北京、廣東、湖南等地也陸續開始實施。但是，我們必須要看到目前的問題，現在輪轉的住院醫，三年的工作並沒有培養起他們獨立工作的能力，恐怕也就學會了寫病歷、開化驗、拉鈎和簡單的小手術，即使回到工作的醫院，也不能實質性地提高其未來工作單位的醫療水平。 　　國內的大型三甲醫院與協和類似，已經形成了這樣一種圍繞着“專家”轉的運作模式，如何打破這樣的利益格局，重新建立起符合全國患者利益的住院醫師培訓體系呢？ 　　個人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首先是參考全球其它國家，建立起全國性的住院醫師培訓體系。由各專科學會審核批准各個住院醫師培訓基地，以最終培訓出獨立工作的醫師作為對基地的考核目標。 　　開放醫師多點執業。公立醫院和專家要將教學作為第一要務， 把重點轉移到培訓合格的醫師上來。同時，要允許專家在民營醫院或自己開設的診所裡面多點執業，讓專家在第二、第三執業點按照市場的規律實現個人價值的體現，在公立醫院則要做好培訓的工作。由此，我也同意將特需醫療從公立醫院中剝離出來，全部交給民營醫院來運作。 　　取消醫院級別評審，目前的醫院等級評審實際上誘導了病人對優質醫療資源的渴求，應該學習多個國家，讓知名的專家就在街邊的診所裡面也可以找到，這樣病人就沒有必要非要跑到協和這樣的地方來找專家。 　　最後，取消手術級別分類等限制醫院發展的制度，這個制度建立的初衷可能是為了保障醫療安全，但是看國外，只要經過了一定培訓，取得資格證書的醫師，就不存在在哪不可以做什麼樣手術的問題，只要醫院有條件、醫師資質有保障，就應該允許民營醫院或者社區醫院開展一些高難度的手術，就像在查塔努加的社區醫院可以見到全球頂級的專家手術一樣。 　　改革，是利益的再分配，協和作為國內現代醫學的締造者和見證人，到了該改變的時候了，應該思考要建立起一個醫療培訓基地，作為全國其它醫院的榜樣；要思考如何經過我們醫院的培訓，能讓住院醫、研究生和進修醫生能夠具有獨立工作的能力。我們只有不斷為全國的醫療市場輸出合格的人才，也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老百姓就醫難的現狀。希望看到有一天，老百姓不必再千里迢迢來協和，在家門口就可以找到為自己提供滿意醫療服務的合格醫生。 　　龔曉明是北京協和醫院婦產科副主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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