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一種病，它隨處可見；它給人痛苦，也帶來靈感；它是醫學問題，更是社會問題。 我們接受它，然後戰勝它。

　　研究中西方思維差異的清華大學心理學教授彭凱平曾經出示過一張圖片，一個籃球隊員站在一群人的面前，面帶笑容，而在他後面，站着一群表情不是那麼愉快的人。

　　彭凱平讓中國人和西方人來判斷這個運動員的心情，結果是：西方人更傾向於認為他是快樂的，而中國人則更傾向於認為他是不快樂的。

　　這是個很有趣的心理現象，西方人認為個人的情緒表達是獨立於別人的，而中國人則會覺得，個人情緒是該隨着環境而產生適應性的變化。所以看到後面那些人的不愉快的臉，想來那個籃球隊員也只有表面在笑，但骨子裡不會高興。

　　中國人的“事事隱忍”、“極盡周全”、“表面和氣”等等讓西方人捉摸不透的功夫，是傳統中華文化的內里精華。我們習慣啟動否定的機制，抑鬱感受一產生就壓抑下去，強撐着自己沒事兒的樣子。

　　“在中國人性本善的文化中，善是人性修養的終極目標，所以要時時堤防暴露惡，掩飾內心深處的東西，這使得中國人更傾向於做表面文章，生活在非常沉重的枷鎖中。”北京大學心理系教授王登峰表示。

　　這就是中國人“抑鬱”的溫床。

　　同樣，哪怕在《南都周刊》這個小小的編輯部，已經有多位同事或輕或重，曾被或正被抑鬱症所困擾。

　　而平時在與他人的交往中，“鬱悶”這樣的感嘆，幾乎天天都有人在說，數數身邊性格抑鬱的人，也不在少數，懷疑自己是否得了抑鬱症的，也成為一種時髦現象。

　　加拿大學者費立鵬2009年在《柳葉刀》上發表的流行病學調查顯示，中國抑鬱症的患病率為6.1%。根據這個發病率的數據推算，中國的抑鬱症患者已經達到9000萬。

　　醫學界目前對於抑鬱症的成因，尚且沒有定論，而很多人更是一知半解，錯誤地對待了患有抑鬱症頑疾的朋友，也錯誤對待了有抑鬱情緒時的自己。

　　抑鬱，我忠實的僕人

　　中國人常說不要“忘乎所以”，意思就是不要太喜形於色，這樣會給別人造成壓力。所以中國人的快樂和驕傲都不好表達，只是盡力掩飾。很多中國人都有一種發自內心的不輕鬆。

　　我們常常看到一些外國人，能夠享受生命中點點滴滴的小快樂，但中國人卻時常以“光宗耀祖”的大快樂為樂。當我們拼命工作時，已經飽含危險。

　　王丫米和大多數普通白領一樣，2006年時，她在上海工作，老闆正在進行融資，所以王丫米每天都要寫宏大的PPT。

　　“當時我就覺得自己的工作是在吹牛，覺得特別壓抑。我每天做這個有什麼意義啊？”王丫米後來就不上班了，陷入到一個特別封閉的狀態中，這個狀態用一個極具意象化的畫面來形容，就是“一個坑”。她每天最常做的事就是陷在沙發上，沙發上都能坐出一個坑。

　　在這個坑裡，王丫米開始回想自己的經歷，她做過煙草媒體，做過傳統行業商業開發，然後她就會開始哭。

　　“我的價值在哪兒？人活着是為了什麼？”

　　抑鬱的開始各式各樣，但抑鬱的過程就像同一口井，在這個井底，每個人都對所有事不再有興趣，那些灌入腹腔的井水，含有一種叫“自責”的毒。

　　“我不能坐在這兒，我不能對不起我的家人，我不能不上班啊……我應該早起給我前夫做好早餐……都是我不好，我連累了別人……”王丫米不想吃東西，瘦得只剩80多斤，裸着身子的時候，肋骨一根一根清晰可見。

　　那時候，她最怕人家說：“你抑鬱啊？你這就是文化病，富貴病。”她不敢跟別人說自己抑鬱了，特別怕別人諷刺，盡力不讓旁人看出來。有人聊天，她就裝模作樣地聽着，但其實不想聽到那些話，也不想影響大家的情緒。

　　“趕緊結束吧，趕緊結束吧，”王丫米就一直想着，不停地想逃離。每次跟人一談完，王丫米都出一身汗，“強撐着見人，像被強姦一樣。”對她來說，沉默是最好的語言。

　　王丫米原本是一個比較有耐心和理性的人，但抑鬱時就特別容易怒，和的士司機吵，和同事也吵。特別希望領導對她說，“丫米，你別做這個工作了，我把你開掉了。”

　　她的感覺也變得遲鈍，她曾開過13年的汽車，從來沒有追過尾，但抑鬱的半個月裡，就追尾了兩次。“那時候我想，如果天上掉下500萬，我會高興嗎？還有我這樣的人，誰會和我戀愛啊？”

　　也有人好心勸解：“你去喝點牛奶，去泡個澡睡一覺。”但是別人不能理解，王丫米從床上起來，甚至上個廁所都要做很長時間的“心理建設”。

　　美國作家、“資深抑鬱症患者”安德魯·所羅門在《憂鬱》一書中對此有過精準的描寫：“我四肢僵硬地躺在床上哭泣，因為太害怕而無法起來洗澡，但同時，心裡又知道洗澡其實沒什麼可害怕的。”

　　“我在心裡複述着一連串動作：起身然後把腳放到地上，站起來，走到浴室，打開浴室門，走到浴缸旁邊，打開水龍頭，站到水下，用肥皂抹身體，沖洗乾淨，站出來，擦乾，走到床邊，十二個步驟，對我來說就像耶穌受難記一樣漫長。”

　　“我用全身的力氣坐起來，轉身，把腳放到地上，但是之後覺得萬念俱灰，害怕得又轉過身躺回床上，但腳卻還在地上。然後我又開始哭泣，不僅因為我沒辦法完成日常生活中最簡單的事，而且還因為這樣讓我覺得自己愚蠢無比。”

　　作為最摧殘和消耗人類的疾病之一，專業書籍中那些有關症狀的機械的描述――“一種精神疾患”、“食慾睡眠紊亂”、“喪失興趣”、“持續的心境低落”，並不能悉數傳達抑鬱症的可怕之處。

　　作家李西閩在2009年的時候開始有了抑鬱的症狀。他寫長篇小說時，都喜歡找一個清靜的地方把自己封閉起來。

　　2008年的時候，李西閩的一個戰友，在四川彭州找了個度假山莊，尚未開業，邀請他過去寫作。李西閩是5月6日去的，6天后就被地震埋下面了。山莊4層的小樓完全坍塌了，李西閩住在4樓，他在廢墟里埋了76個小時。

　　剛剛被救出來的時候，李西閩還沒覺得什麼，只知道獲救了，挺興奮的。他身上有傷，一根鋼筋從肋骨間插過，骨頭一直不好，時常會疼痛。

　　到了2009年，李西閩開始產生了莫名其妙的情緒，他住在35樓，總想跳樓，也經常做噩夢，“有一次我站在陽台上，推開窗門想往下跳，正好有人打電話來。”李西閩接了電話之後，這個情緒很快的，一會就過去了。

　　但它會反覆無常，不是這次過去了就算了，“好像你內心有個魔鬼一樣，沉睡的時候你是個正常人，它醒過來，就會控制你。”

　　李西閩也時常會頭疼，發作起來，只能用頭撞牆，“恨不得拿一把錘子把頭敲開。”但他有時又心神不寧地切菜切到手指，竟不會感覺到痛，李西閩告訴記者：“精神上的崩潰，比埋在底下還難受。”

　　很多人並不理解李西閩。“死都死過一回了，”李西閩說，“他們理解不了我的狀態，他們很固執地認為我就是矯情，喚起別人的注意，就是在折騰。”

　　有的病人，時間拖長了，連親人也會反感，“治了那麼久，怎麼還沒好呢？你是不是裝的？是不是逃避責任？”

　　2012年，李西閩回到老家福建長汀縣，在長汀賓館裡住的時候，忽然就想自殺。於是李西閩就把隨身帶的安眠藥、止痛藥全吃了，所幸後來被人所救。

　　我想，死會很快樂

　　自殺，是抑鬱症最為可怕的症狀。曾經的意識流小說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常年被抑鬱症所困擾。在抗抑鬱藥還沒有面世的1941年，伍爾夫在口袋中塞滿石子，跳進了寓所附近的歐塞河中。

　　在留給丈夫的遺書裡，她描述了面對這種疾病的無力，“我們無法再一次經歷那種可怕的時刻，我不會痊癒了。我開始幻聽，心神無法集中。你已給予我最大可能的幸福，我相信，在這種可怕的疾病來臨之前，沒有哪兩個人能像我們這樣幸福。我再也無力和它戰鬥了……”

　　2013年年初的時候，王丫米也開始想到死，成天琢磨着怎麼去死。

　　有一天，她把家裡所有的藥――感冒藥、抗生素、安眠藥、抗抑鬱劑，都找齊了。“那個時候，我想通了，覺得死亡是特別美妙的事情，……我感到很快樂，很平靜，很少能得到這種平靜。”

　　王丫米當時是特別開心地想去死了，她覺得死就是對的，“我自認為做了一個特別正確的選擇，要完成一件好事。”這個念頭剛浮現出來，王丫米就給李西閩打電話，李西閩勸阻她：“這是抑鬱帶來的自殺念頭，而不是你自己真的想自殺。”

　　“在我15年的心理健康和危機干預的經歷中，沒有一個自殺者的家人不崩潰，沒有一個自殺倖存者不後悔。”北京大學臨床心理學博士徐凱文告訴記者。

　　“自殺意念”是抑鬱症診斷手冊中的主要症狀之一。根據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精神病學家亞倫·貝克的研究，25%的輕度抑鬱症病人產生過自殺的念頭，在重度抑鬱症患者中，這個比例高達75％。

　　在2010年版的《精神病學》中提到，抑鬱症的自殺風險是19%，也就是說，每5個抑鬱症患者中有一個會將自殺付諸實施。

　　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的報告顯示，中國每年有28.7萬人死於自殺，63%的自殺者有精神障礙，40%患有抑鬱症。

　　抑鬱患者為什麼會頻繁地產生自殺的念頭？如果和他們深入交談，你就能明白，他們的腦海里都是悲觀的想法，回溯過去，只有痛苦和壓抑的時光；當下，沒有任何事或是人能引起他們一絲一毫的興趣；未來，都是灰色，永遠不會再快樂起來。

　　抑鬱症患者訴說的，是完全不同的語言，只有經歷過的人才懂得，所有的精神生活都因它而坍塌，所有的生命功能都喪失殆盡。

　　這不只是主觀感受，2013年發表在醫學名刊《公共科學圖書館》（PLOSONE）上的一份的研究報告稱，抑鬱症能使人失去行動能力，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致殘原因。

　　在傳統的認知里，癌症、心腦血管疾病、糖尿病這樣的軀體疾病才是人類社會的心腹大患。實際上，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單相抑鬱症已經成為第三大負擔疾病，到2020年，將升至第二位，僅次於冠心病。

　　醫生不是我的朋友

　　王丫米認為自己自救還是蠻積極的。市面上能買到的抑鬱症的書，她都去看，也去看醫生。王丫米想象的心理診所是一個暖色系的精緻的地方，但實際上，它跟一般醫院沒有什麼兩樣。

　　王丫米有過一次看心理醫生的經歷，對方是一個40歲左右的男性，長得像一個“政工幹部”。與心理醫生的對話，王丫米覺得就像“跟自己的父母談話，驢唇不對馬嘴，兩個人不在一個思維體系裡。”

　　“我做了巨大的心理建設，去看精神科醫生，我在外面戰戰兢兢地排了三小時隊，想了半天怎麼跟醫生說，要不要追溯童年，我以為會和醫生聊很多，醫生會問我很多，”王丫米說，“但他就問你睡眠怎麼樣，情緒怎麼樣，談了三分鐘，給我一張100多個問題的表格，測試完，告訴我是中度抑鬱，給開了藥，完全和我看感冒是一樣的。”

　　從一走進門，醫生就失去了王丫米的信任感，這種感覺很微妙，也讓王丫米特別不愉快。“這個沒那麼嚴重，”她回憶醫生當時這樣說，然後就幫她下判斷了。王丫米說自己特別煩他，“想把他拖出去打一頓。”

　　李西閩的醫生也曾對他說：“你的阻抗心理很嚴重，聽不進醫生的話。”但李西閩覺得對方說的都是書本上的東西，他根本就不相信。

　　在重度抑鬱症患者李橙（化名）看來，不論醫術好壞，中國醫生的病人太多了，只能給你三分鐘。“你說多了他聽不進去，他基本聽兩句就給你開藥，因為後面的病人太多了，他也不會記得你是誰。”

　　“300塊的特需門診，也是等上3個小時，然後與醫生聊5分鐘。就是聽病人主訴，沒有任何檢查的辦法。”而且一般醫生是聽不下去的，“你想跟他說很多，他就急着打斷你，說，我大概知道了，你要不然再試一試什麼藥？”

　　就診的過程中，有的醫生還會不停看表，看後面還有幾個人，這種小動作對付一般的病人尚且無關痛癢，但對於原本就脆弱不堪的抑鬱症患者來說，就成了非常沉重的心理壓力。

　　李西閩遇到過一個很好的醫生，把他當朋友看待。“這個醫生不用教條的東西跟我講話，他根本不會談醫學上的任何問題，最近寫作怎麼樣，吃飯怎麼樣，睡眠怎麼樣，從生活入手，像一個朋友在關心你。”李西閩說，“我可以接受他。”

　　和軀體類疾病能藉助一大堆儀器和生化指標不一樣，抑鬱症的診斷和治療主要依靠病人的訴說和醫生的經驗。

　　找到合適的心理醫生，從來不易。安德魯·所羅門在6個月之內換了11個心理治療師，每換一個治療師，他就得把自己的痛苦重新講一遍。

　　他在《憂鬱》中對此有過一段風趣的記錄：

　　“有一位女治療師說她從不相信情緒，而一位男治療師則宣稱他除了情緒什麼都不相信。還有一位是唯心論者，一位看病時一直在啃指甲的弗洛伊德信徒，一位榮格的信徒和一位自學成材的心理醫生……有個男治療師不停地打斷我的話，說我跟他一模一樣。”

　　其實和精神分裂症、癲癇等其他大腦疾病相比，醫生並不懼怕抑鬱症，雖然還不能確認它的發病機制，但醫學上已經發展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療法。

　　在現代醫學的工具箱裡，有改變大腦化學失衡的抗抑鬱藥，有解決情緒劇變和創傷的認知療法，還有能快速緩解重症病人症狀的電痙攣療法。

　　遺憾的是，在全球3.5億抑鬱症患者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接受了有效治療。

　　中國的數據更加觸目驚心：根據加拿大學者費立鵬在2001-2005年間的調研，中國抑鬱症的患病率為6.1%――這已經是中國最近的一次抑鬱症流行病學調查，費立鵬的這項研究在2009年刊登在《柳葉刀》上。根據這個發病率的數據推算，中國的抑鬱症患者已經達到9000萬。

　　在這個龐大的數字中，有多少人得到了治療呢？被廣為引用的兩個數字是5%和10%。

　　而造成這個糟糕的局面的重要原因是對包括抑鬱症在內的精神類疾病的污名化，和對這一疾病缺乏恰當的理解，使得多數人既不願意尋求，也不信任專業幫助。

　　中世紀，抑鬱症被看成是一種罪惡，因為病人的絕望並沒有因為信仰上帝而得到救贖。文藝復興時期，抑鬱症被浪漫化，它代表了深邃、感傷、複雜、甚至是天賦。

　　在現代，雖然已經有一群專業的精神科醫生診斷並且治療抑鬱症，但在公眾眼中，它仍然是一團迷霧。

　　作為精神疾病的一種，抑鬱症被一些人視為精神病――在中國的語境中，這只是負面意味極強的詞語，和“瘋子”沒什麼區別。

　　“告訴別人會被認為是瘋子、不正常的、低人一等的，所以抑鬱症病人寧可自己熬着，甚至自殺，都不願意去尋求幫助，”徐凱文說。

　　抑鬱症還被認為是中產階級或是文化人的疾病，實際上，抑鬱症具有普遍性，不分年齡、性別亦或是職業。貧困人群的發病率甚至要高於平均水平，只是這群人在公眾和大眾媒體視野之外，他們中的絕大多數甚至不知道自己罹患這種疾病。

　　在所有的誤讀中，將抑鬱症看成一種單純的心理疾病，恐怕是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抑鬱症患者以為靠自己就能“走出來”，拒絕精神科醫生和藥物的幫助。

　　“抑鬱症可以說是一種心身疾病，影像學提示，抑鬱症患者的腦部和正常人有不一樣的地方”，上海東方醫院心身醫學科主任、同濟大學醫學院教授趙旭東說，“雖然肉眼還無法看到結構性的病變，但在生物化學的層面，已經有很多證據證明，抑鬱症患者的大腦中，一種或多種神經遞質系統的活性有改變，比如5-羥色胺在減少。”

　　最親切的陌生人

　　大腦和情緒之間的關係仍然是一個未解之謎。人類大體知道大腦掌管了情緒，但對它的運作方式知之甚少。情緒崩潰時，你既不知道大腦發生了什麼反應，也不知道如何用外力控制它。

　　“如果用歷史的進程打比方，人類對糖尿病的了解相當於近代，對抑鬱症的了解還處於公元前的世紀裡。”北京安定醫院精神科主任醫師姜濤說。

　　抑鬱症是在什麼情況下是產生的？它的發病機制是什麼？為什麼百憂解能治療抑鬱症？在同樣的壓力下，為什麼一些人會被抑鬱症困擾，另一些人能逃過劫難？

　　答案都是“不知道”。

　　為了確定抑鬱症的根源，生物學家和心理學家幾乎爭吵了幾個世紀，心理學家認為，是童年創傷或是社會壓力導致了抑鬱症的發生，而生物學家認為是基因和腦部化學反應才是抑鬱症的罪魁禍首。

　　科學界已經不再為這個問題所爭吵，抑鬱症受到基因和外部環境共同影響了抑鬱症的理論已經確認，雖然還不知道哪個因素的作用更大。

　　對於雙相情感障礙而言，基因的作用似乎更加明顯，一對同卵雙胞胎，如果一個有雙相情感障礙，另一個的患病幾率高達60%；如果是父母患有這種疾病，你的患病風險大約是10%。

　　雙相情感障礙兼具抑鬱和躁狂發作，區別於只有抑鬱發作的單相抑鬱，在一般概念里，兩者都可被稱為抑鬱症，但在醫學的範疇里，這是兩種疾病，有不同的診斷標準和治療方法。

　　幾乎每隔一陣子，科學界總會昭告天下，發現了一種和抑鬱症相關的基因，目前已經發現了數十種基因和抑鬱症相關，遺憾的是，和多數疾病一樣，這些基因是如何相互作用調控這種疾病，如何篩查控制這些基因，都不得而知。

　　按照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精神病學系教授凱·傑米森的說法，抑鬱症患者的體質是天生的，那些攜帶抑鬱症易感基因的人，“就像是乾燥又易碎的柴堆無法躲過生命中四處飛竄、無可避免的火花而被點燃”。

　　你很難知道，是這一次的失戀，還是那一次的失業，抑或只是一次遲到事件，點燃了抑鬱症的火花。有的時候，壓力事件接踵而至，腦部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抑鬱情緒，量變引起了質變。

　　雖然有關抑鬱症的機制的研究有太多的爭議、假說和不確定。但科學家們在大腦的化學層面還是取得了一些進展。

　　神經遞質是在神經元之間傳遞信息的化學分子。神經元之間有一個負責通信的接頭，被稱作突觸。一個神經元釋放出神經遞質，神經遞質攜帶着要釋放的信息，游過突觸，和另一個神經元結合，把信息釋放給它。

　　不同的神經會使用不同的神經遞質，大腦掌管情緒的那部分是邊緣系統，這個系統經常使用的神經遞質是5－羥色胺、去甲腎上素和多巴胺。

　　在健康的大腦中，神經元細胞會分泌足夠的神經遞質以保證認知能力和情緒的穩定。但是在一些抑鬱症患者體內，它出現了缺陷。病理學家在對抑鬱症患者的屍體進行解剖時發現，他們大腦中的5－羥色胺、去甲腎上素和多巴胺的含量低於常人。

　　因此，科學家推測，抑鬱症是由於大腦中缺乏這一種或多種神經遞質所致。這是迄今最為科學界所認同的抑鬱症發病機制的一種假說，抑鬱症的藥物的開發，都集中於增加神經遞質的濃度或活性。

　　但假說終歸是假說，神經遞質的失衡是抑鬱症的原因還是結果？為什麼抗抑鬱藥能立刻改變大腦中的神經遞質的濃度，但患者的情緒卻要2周到4周才能好轉？

　　要知道，對大腦結構與功能的理解是人類對自身認知的終極挑戰。正如美國國家心理衛生研究院的羅伯特·波斯特所說，每個人都有120億個神經細胞，每個神經細胞有一千到1萬個突觸，如果讓它們都按照我們的意志運轉，人類就能獲得永恆的快樂，但我們離這個目標還很遠。

　　我就是飛鏢盤

　　抑鬱症的性質決定了它不是人的意志、勇氣所能克服的疾病。但奇怪的是，雖然對它的機理一無所知，但高效的藥物從來不少。服用抗抑鬱藥之後，60%－80%的患者會被治癒。相比心理治療的漫長而不可控和電痙攣療法的副作用，藥物治療更受歡迎。

　　接受採訪的抑鬱症患者雖然對痛苦的描述千差萬別，但對於治療的方法和過程幾乎是異口同聲：一位專業的的精神科醫生，合適自己的藥物，短則數周，長則數月，症狀即可得到緩解。

　　李橙2007年第一次抑鬱症發作的時候，才剛23歲。她的家庭是標準的中產家庭，父母都是大學教授。李橙起初死活不肯吃藥，“這個病怎麼可能需要吃藥？明明就是心理問題。”

　　後來李橙實在受不了了，又去校醫院的心理門診求醫。校醫院的老師也讓她吃藥。

　　讓李橙意外的是，吃藥吃到第10天，忽然就起效了。李橙一下子變得思維敏捷，情緒也變好了，心理上的康復的感覺比生理上的創傷癒合的感覺對一般人來說，要陌生得多，感覺就像是上帝啪的甩了你靈魂一巴掌一樣。

　　李橙吃藥吃了兩周，狀況不錯，就把藥停了。“我當時根本不知道這個病需要長期吃藥，誰知道這個是這麼變態的會復發的病？”

　　讓她無語的是，這個病是一個漸變的過程，一開始是急性的，後來變的慢性，越來越複雜。“整個人是往下墜的，你調節的強度遠遠趕不上它下落的強度，”李橙說，“這個病幾乎沒有不影響的方面，從生理到心理全方位的毀滅。”

　　有一天，李橙的同學來她家玩三國殺，但她完全反應不過來，“這個病沒有讓我智商下降，但讓人無法集中注意力。”李橙就是看到一本書都會害怕，因為她知道自己是看不懂的。就這樣形成惡性循環，先是恐懼一切，然後再恐懼你自己的恐懼。

　　雖然抗抑鬱藥的有效率最高能達到80%，但只有不到50%的病人對第一次服用的藥物有反應。

　　財新傳媒的張進在博客中分享過他的抗抑鬱藥的經歷，最初服用的是羅拉、氫溴酸西酞普蘭片、三辰片，兩個月後，情緒、思維和行動能力沒有改善，醫生為他新加了一種藥以後仍不見效；在更換主治醫生之後，醫生為他重新選擇了4種藥物，這一次，終於見效了。

　　這是典型的試錯法。由於對疾病的機制，藥物的作用途徑完全摸不着頭腦，精神類的疾病大多採用這種試錯法進行治療。

　　這種試藥的方式“讓你覺得自己就像一個飛鏢盤”。安德魯·所羅門總結說。

　　除了試錯的療法，還需要堅持用藥。“在所有疾病中，抑鬱症的依從性是比較差的，”姜濤說。人們極度抗拒長期甚至終身服藥，就好像抗抑鬱藥是毒品或是其他什麼會上癮的東西。

　　為什麼能接受長期用藥物控制你的血糖或是血壓，但是卻拒絕用抗抑鬱藥幫助你的大腦呢？

　　“這個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大家對它的認知。”李橙誇張地說，“藥物哪怕有再大的副作用，現在我也要吃，哪怕吃到腎衰竭。”

　　雖然極少的抑鬱症是患者自身的責任所致，但幾乎所有的抑鬱症都需要自己的努力才能治癒，願意自救的人，醫生才能救他――畢竟自己才是決定是否走進醫院的那個人，是決定服下抗郁藥並熬過它的不良反應的那個人。

　　心理醫生瑪莎·曼寧是重度抑鬱症患者，在某一天她打算買把槍結束生命。她在《暗潮下》寫到，“我每天都把耳朵貼在女兒的門上偷聽她唱歌，她十一歲，洗澡時總喜歡唱歌，那是要我多活一天的懇求。我不害怕任何事情，但是一想到若真的拿到槍，扣下扳機，這個孩子就永遠不會歌唱了，她會因我而沉默。就在那天，我去接受了治療。”

　　在安定醫院抑鬱症研究中心主任王剛看來，藥物治療固然是抑鬱症的基礎性治療，但僅有它是不夠的，人的社會功能的恢復需要精神科醫生、心理醫生、護理人員、社會工作者，甚至包括患者和家屬組成的治療聯盟。

　　實際上，治療的第一步，找到一位專業的精神科醫生，就不容易。中國有執業資格的精神科醫生是2萬人，與之對應的是龐大的病人群體，各類精神障礙的患者有1億多，其中重性精神類疾病病人1600萬。

　　“僅有的這些資源，還集中在有限的城市的有限的醫院裡。像我們安定醫院，將近一半的病人來自外地。”王剛說。

　　他所在的安定醫院，曾經有70%——80%的病人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如今，超過一半的病人為抑鬱症而來。安定醫院也因此在2006年特別開設了抑鬱症研究中心。

　　從醫22年的精神科醫生薑濤說，病人越來越多，最多的時候一天12個小時門診，從早八點到晚六點，一天八十來個病人。

　　現實的情況是，抑鬱症的治療基本上就是醫生、患者的事，跟別人沒關係。大量的心理從業人員，沒有醫學背景，和醫療機構是脫離的，沒能構建一個治療的聯盟。

　　“現代的醫學理念要求醫生治療的是人，而不僅僅病，”王剛說，“但現狀正好相反，醫生更關注的是你的症狀有沒有消失。而不是作為一個人的社會功能的恢復。”

　　再先進的醫療技術，再完美的藥物，只能提供一個重塑自我的可能性，藥物或是技術，並不能幫你重塑自我。

　　你好，抑鬱

　　讓李橙懊惱的是，抑鬱症也差點毀了她愉快的婚禮，那是在十一假期的時候，在她的婚禮上，李橙一點都不開心，還跟她媽媽哭了一場。“人家結婚都歡天喜地的，我怎麼這麼痛苦？像是硬撐着完成了任務。”

　　李橙的婚禮，簡直就像是丹麥導演拉斯·馮·特里爾的那部名叫《憂鬱症》的電影的翻版。在電影中，女主角賈斯汀（Justine）由於抑鬱症，在婚禮上心神不寧地大哭一場。

　　拉斯·馮·特里爾為了找到呈現抑鬱症這種摧毀以及個中甘味的表現方式，他用了一個非常抽象的結尾來結束這部電影――抑鬱的賈斯汀最終迎來了一顆名叫“憂鬱症”的行星的到來。

　　行星撞擊地球的剎那，在災難中卻是有歡愉感的，與她的正常的朋友相比，賈斯汀顯得更加的冷靜和堅強。這種苦難中的歡愉也是憂鬱症所饋予的一部分。

　　因為拉斯·馮·特里爾本身也是一位抑鬱症患者，他的治療師告訴他：“憂鬱症患者通常在災難面臨時表現得十分理性，因為他們如此頻繁地經歷類似的處境以至習以為常了。”

　　很多學者都試圖從積極的角度思考抑鬱的問題。從進化生物學的角度來看，情緒如同其他生理功能一樣，是對環境變化的一種恰當反應。上海師範大學政法學院哲學系教授陳蓉霞認為，輕度抑鬱可能起着適應作用，它促使個體在逆境時積蓄力量，在安靜時陷入反思與內省。

　　這就如同痛感，儘管它給人帶來不舒適的感覺，但失去痛感的人非但沒有生活在天堂中，相反，連生命都難以保障。

　　而且也有研究表明輕度躁狂、抑鬱與活力、創造力及魅力相關。這種基因可以給個體帶來先天優勢。因此美國心理學家史培勒說：“這種病往往襲擊那些最有抱負、最有創意、工作最認真的人。”

　　歷史名人牛頓、達爾文、林肯、丘吉爾等，還有很多作家，像三毛、弗吉尼亞·伍爾夫……都曾被抑鬱症所困擾。“沒有對死亡做過認真思考的人，對生命也不會有真正透徹的理解。”因此，抑鬱並生活着，有時也是人類高貴的天性。

　　王丫米說她要感謝抑鬱症，如果不是抑鬱症，她會一輩子在主流體系裡穩穩噹噹的，不會想到要自我實現，不會在感情出現問題時結束婚姻，而是湊合過下去。和抑鬱症為伴的那段日子，正是她人生觀推倒重來的時候。

　　王丫米後來加入了科學松鼠會和果殼網，她也是在這裡找到適合自己的醫生和心理治療師。“你去了解它，慢慢和它相處，它會有很多積極的東西，你很痛苦地去思考，再從中走出來，那些問題，就不再困擾你，反而比一般人更豁達。”

　　與王丫米見面那天，她坐在浙江省科技館的玻璃天台上，張羅着第三屆中國的搞笑版諾貝獎――菠蘿科學獎，她是這個活動的策劃人。

　　抑鬱被治癒之後，李橙也覺得其實這是一件好事情。“雖然我們經歷過正常人不必經歷的痛苦，但我們對幸福的敏感度更高，也比較容易知足。”

　　中國現在有很多讓人情緒沮喪的現實問題，在《中國人的焦慮從哪裡來》一書中，剖析了影響中國人的心理情緒的九大起源，包括：社會不公平、望而止步的高房價、貧富差距、特權橫行、收入太低、就業難、食品安全問題、應試教育和環境污染。

　　普通人從早出門，想要時刻保持自己的好心情，談何容易。你必須要無視漫天的霧霾、享受高峰期地鐵的擁擠、面對高企的房價、膽戰心驚地選擇相對健康的食品……

　　“現在除了這個病以外，其他的事情不怎麼會對我造成困擾。反倒是因為這個病，而自己慢慢地開化了很多。”李橙告訴記者。

　　在趙旭東教授看來，焦慮、抑鬱是人性的必然的成分，不可能清除掉。因為只要人類存在，一定會有抑鬱的情緒，當抑鬱的情緒影響了你的正常的社會功能是，才把它定義為抑鬱症——實際上是人的一種主觀建構。

　　正如安德魯·所羅門在《憂鬱》中寫到的：“欣然接受痛苦，因為你可以從中學習。將來我們也許會通過化學方法鎖定、控制和消除使大腦受苦的電路系統。但我希望那天永遠不要到來。”

　　“情緒作為一個複雜的整體，它比內部任何單一成分都更有價值，若拿掉一部分，會讓我們的經驗變得扁平，人為改變它的成分，也是令人難過的事。我寧願永遠活在悲傷的迷霧中，也不要放棄感受痛苦的能力。”

　　當然從另一個層面來說，我們也不能把人們的很多問題都歸結於抑鬱症，抑鬱症是結果不是原因。

　　“比如孩子的抑鬱，你要看到教育體制的問題、父母教育方式的問題。如果職員抑鬱的話，要看到工作壓力的問題；如果官員抑鬱的話，你要看到官場的文化和體制對人的壓力。”徐凱文告訴記者，“我們不能說一個人跳樓了，他是抑鬱症，好了這個問題就解決了找到原因了，不是的，抑鬱症是結果不是原因。不要把抑鬱症當一個狗皮膏藥一樣到處貼，這樣的話實際上就是用抑鬱症掩蓋了實際存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