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的疾病——由美国黑人的艾滋病到中国的《丁庄梦》

　　　　　　　　　　　　　　　　·老　幺·

　　我任职于美西北地区一家地方政府的公共卫生部门，虽然我的工作与预防和治疗疾病无关，但因常年与ＨＩＶ／ＡＩＤＳ数据打交道，所以对有关ＨＩＶ／ＡＩＤＳ的话题便很关注，注意力便在这方面变得格外敏感，也就比别人多了几分兴致来探讨这个问题，多几分兴趣来了解此问题背后的现象和答案。

　　八月二十三日，美国广播电视公司（ＡＢＣ）在其晚间十点钟的《Ｐｒｉｍｅｔｉｍｅ》节目中播放了一个名为“Ｏｕｔ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ＩＤＳ　ｉｎ　Ｂｌａｃｋ　Ａｍｅｒｉｃａ”的专题片，对目前在美国国内黑人社区正在爆发和蔓延的ＨＩＶ／ＡＩＤＳ流行病现象作了一次深度的报道。报道中给出的数据是惊人的：美国黑人占美国人口的１３％，但美国黑人新近感染上ＨＩＶ的人数却占新近感染上ＨＩＶ总人数的５０％以上，是美国白人感染率的８倍；黑人妇女的数字则更是触目惊心，新近感染上ＨＩＶ的人数中７０％是黑人妇女，这些黑人妇女在通过异性性接触的方式而患上艾滋病的几率是白人妇女的２３倍。专题节目中，所有人都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美国政府和民间力量在把大量的人力财力都投注到非洲和亚洲的艾滋病防治和蔓延的同时，却对自己国内这个十分严峻的流行病现象缺乏应有的关注和重视？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一流行趋势的蔓延？谁最该为此日益加重的社会现象“负责”？

　　已故著名的ＡＢＣ晚间新闻节目主持人Ｐｅｔｅｒ　Ｊｅｎｎｉｎｇｓ在自己被诊断为肺癌前就开始了这个节目的筹划和制作，他亲自主持与已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黑人同性恋人士的讲座，与他们共同讨论艾滋病在黑人社区产生、蔓延并无法控制的原因，并探讨身患艾滋病的黑人男子在现实面前的无奈。节目的制作曾经因Ｐｅｔｅｒ的逝世而中断，后来由继任主持人Ｔｅｒｒｙ　Ｍｏｒａｎ完成。ＡＢＣ所以投入人力物力来制作这个节目，我想除了因为今年是自第一例艾滋病发现以来的第２５个年头外，还因为人类在奋斗了２５年后不但没把此问题解决，却眼见艾滋病的发病趋势呈现异样的发展，不但非洲艾滋病的蔓延和扩展到了有灭族灭种的危险地步，亚洲地区艾滋病的发展也因吸毒和性病的泛滥呈后来居上的趋势。艾滋病这个过去被视为仅仅资本主义国家才有的标志着资本主义没落的“腐朽”现象却在穷苦的非洲大陆，在许多还不被承认为发达国家的亚洲国家蔓延开来。

　　无论政治的层面上还是经济的层面上，美国都是在遏制和治疗艾滋病方面倾注最多努力的一个国家，许多国家都把美国视作“旗舰”，盼望这个国家能借助其强大的科学和经济实力为地球消灭这个“顽症”。不能说美国在预防和治疗ＨＩＶ／ＡＩＤＳ方面的成就甚微，单是艾滋病感染人数和艾滋病患者的死亡率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呈急剧下降这个事实就足以让人们看到前途和希望，而且一场在联合国的协调下由各国政府携手在全球范围内“围剿”ＨＩＶ病毒所付出的努力也有目共睹，世界范围内的艾滋病疫苗在人体上的临床试验也在国际合作的前提下展开，科学研究和全球范围的重视已经让许多人看到了曙光，看到了希望。

　　就是在这种大前提下，在人们开始享受科学和技术带给ＨＩＶ／ＡＩＤＳ病人许多福音的情况下，却在每年上报美国联邦政府的数据中突然发现，作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美国黑人社区的ＨＩＶ／ＡＩＤＳ感染率却事与愿违地反其道而行之，这个过去被视作白人同性恋男子独有的病症却在黑人男女的身上无可遏制地产生并流行，并有越演越烈的趋势。

　　问题出在哪里？这个一向以争民权争民主而闻名的黑人团体，为何对此重大问题却表现出异样的沉默？黑人被白人警察殴打或黑人受其他族裔种族歧视言语的中伤都可能引起轩然大波并誓言战斗的黑人社区却在这件至关生命的问题上为何选择了回避？黑人社区领袖在反吸毒、反帮派方面建树颇多，但为何在逆转ＨＩＶ／ＡＩＤＳ趋势方面却讳莫如深，至今不能旗帜鲜明地面对挑战？

　　主持人Ｔｅｒｒｙ　Ｍｏｒａｎ从五个方面引导着人们找寻艾滋病失控的答案。

　　第一是由于无知（Ｉｇｎｏｒａｎｃｅ）。这既包括了普通老百姓的无知，也包括了象美国副总统Ｄｉｃｋ　Ｃｈｅｎｅｙ和民主党参议员Ｊｏｈｎ　Ｅｄｗａｒｄｓ等达官贵人的无知。在２００２年一场竞选副总统的电视辩论上，当辩论主持人问及两位候选人如何看待当前国内黑人ＨＩＶ／ＡＩＤＳ发病率上升的现象时，两位贵人都像个傻瓜似的词不达意，竟侃侃而谈非洲和亚洲，甚至俄国的艾滋病问题，显然对自家的艾滋病现状不甚明了，回答问题时的眼神和身体语言都透出十足的无知。那场辩论的女主持人现在说起当时的情景时，仍然感到震惊，仍惊诧于俩位候选人对如此重大问题毫无准备的那种不在乎态度。确实，如果从上到下对艾滋病的态度都是无知的话，当然体会不到此病毒将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而无知态度的直接后果就是不在乎，不作为。

　　第二是政府决策的失误（Ｐｏｌｉｃｙ　ｆａｉｌｕｒｅ）。美国监狱人满为患，但黑人囚犯的比例实在是太高。政府在监狱的政策是不发放安全套，理由是不想鼓励男性囚犯在监狱里的性行为。事实证明政府的这个决策一点没奏效，监狱里黑人男子感染艾滋病毒的比率竟是外面黑人男子的四倍，４０％的黑人囚犯承认他们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下与其他囚犯发生性关系，结果是进监狱时没感染艾滋病毒的却在走出监狱时染上病毒。更加恶劣的是，艾滋病毒测试阳性的结果不能告诉囚犯，因为按照法律，病人一旦知道自己有艾滋病后便有权利要求政府提供治疗，而政府却不愿背负这个沉重的治疗包袱，所以在黑人囚犯走出监狱大门时却不知自己已深陷绝症，在出狱后，又把自身的病毒传播给了其它或男或女的性伴侣而不自知。

　　因为共用针具吸毒而引起的艾滋病病毒在人际之间传播已成不争的事实，为了改变这一现状，许多国家都通过政府资助的形式给“瘾君子”们提供清洁针具从而杜绝病毒转播，已有研究表明，这种做法不会刺激和鼓励更多的瘾君子，却会极大地降低ＨＩＶ的发病率。但从克林顿政府到布什政府，都不主张用联邦经费来资助这项“清洁针具交换计划”，以致共用肮脏针具吸毒的现象照旧存在，通过吸毒而染上艾滋病的人数也久久不减，成为政府失策的又一个明显佐证。

　　第三是黑人的性行为方式加速了艾滋病的失控（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ｓｅｘｕ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不容否定的事实是，黑人男子比白人男子拥有更多的性伴侣，他们更容易与同性或异性发生性关系。特别在美国南部的一些黑人比例占多数的城镇，适龄青年的男女比例为８５：１００，所以一个男子与多个女子发生性关系非常普遍，在经济萧条缺乏工作机会的南部小镇，一个只挣最低工资的黑人男子，后面竟会有几十个黑人女子自愿为其提供性服务，一人感染，便多人感染的链式反应加快了艾滋病的传播，一个小城里人们因艾滋病而连续死亡的现象不再视为奇谈，而是每天面对的现实。

　　第四是黑人社区同性恋的生存状况乏人问津（Ｇａｙ　ｉｓｓｕｅ）。在性观念上貌似开放的黑人社区，却对同性恋和同性恋男子有着深深的歧视和排斥。因为宗教的缘故，他们也视同性恋为肮脏邪恶的东西，羞于在人前谈论或承认这种现象。有同性恋倾向的丈夫常年生活在谎言和遮掩之中，不敢把自己是同性恋的真相告诉妻子，在妻子被身患艾滋病的丈夫传染上艾滋病毒后，做妻子的还不能把这个事实公诸于众，因为丢不起这个脸，因为羞于启齿，便只能在人前强装欢颜。这个被迫深藏地下的黑人同性恋社会就这样在传统道德和价值观的压力下静悄悄地把艾滋病毒传播给了许多无辜的人们。

　　最后是黑人社区领袖，特别是维护黑人利益的坚强堡垒——教会的作用甚微（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ｈｕｒｃｈ）。大多数黑人都认为教会是这个社会留给他们的唯一东西，所以他们与教会的联系是他们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即使是“重量级”的黑人牧师，在面对千万人传教时，他们谈民权，谈戒毒，谈制止帮派和械斗，但他们很少谈论如何制止已在黑人社区肆意横行的艾滋病病毒。一些小教会的牧师清醒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已开始利用教会作为“平台”告诫兄弟姐妹必须为此疾病的流行做点什么了，但声音微弱得还没有占据主流。总的说来，连最著名的黑人民权领袖Ｊｅｓｓｉｅ　Ｊａｃｋｓｏｎ都没能把这个问题提升到他认为应该关注的高度，所以通过教会来形成强大力量以阻止艾滋病的流行趋势便显得不那么重要和迫切。

　　一个小时的节目包含了太多的信息量，也让我事后琢磨了好几天。媒体的清醒至少把过去秘而不宣的危机摆在了桌面儿上，黑人社区中深谙此危机的有识之士在回避日久后也承认不得不面对现实，因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已不局限于一族一种的问题，如不加控制，它会如野火绵延，毁灭自己的同时也灼伤其它的族类。不管是媒体的渲染，还是黑人教会牧师的清醒，他们都是在现实和数据面前叩问所有人的良知，正如洛杉矶黑人艾滋病中心主任Ｐｈｉｌｌ　Ｗｉｌｓｏｎ所说，在现时的美国，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艾滋病事实上已变成一种黑人的疾病。他同时指出，许多黑人领袖和著名人物不遗余力地投入人力物力遏制非洲大陆的艾滋病流行趋势，却很少有人对国内的危机投注相似的精力。在美国，媒体和有识之士正在大声疾呼：黑人社区的ＨＩＶ／ＡＩＤＳ现象已俨然到了失控的地步！

　　无独有偶，中国政府的卫生部副部长在今年八月份初的一次全国会议上指出，中国艾滋病的流行并未得到遏制，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另据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控中心主任吴尊友博士介绍，目前中国现有６５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其中性途径传播占到近一半比例。但全国仅有１６万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接受过检测，而医疗机构只掌握其中５万人的资料，可以与患者取得联系，监督他们进行必须的医学治疗。

　　去费劲猜测中国目前到底有多少艾滋病人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艾滋病的存在和它的蔓延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暂且不必在意官方的数字是否准确，中国政府承认艾滋病在中国已呈流行态势就足以证明它已与其它流行病症一起列入了预防和防治的行列。中国的艾滋病现象和问题，尤其是中国的许多艾滋病病例是通过输血献血途径传染这一事实，同样经历了几年前ＳＡＲＳ在中国相似的命运：先是否认，后是抵赖，但最后在严峻的后果面前则不得不承认和面对。其间经历的曲折和复杂，非圈外人所能想象，但只要是对中国艾滋病问题有些许关注的人，就不得不提起两个人的名字：阎连科和高耀洁。

　　朋友应我的要求专门从北京给我带了一本大陆作家阎连科写的《丁庄梦》。对这本书情有独钟的原因是它被《亚洲周刊》列为２００５年华人世界十本好书之一。我看完后掩卷长叹，思绪便与ＡＢＣ的专题报道纠缠在一起，久久不能释怀。

　　阎连科笔下艾滋村丁庄的悲剧似乎与引起美国黑人社区危机的缘由无关，中国农民们的悲剧源于千百年固有的顽疾：愚昧与贫困。八十年代中期，丁庄极度贫困的村民，除了受之于父母的血液以外，再也找不到别的能尽快富裕起来的生财之道了。在政治压力和似是而非的科学道理号召下，农民们相信了这样的说法：身上的血就像井水一样，去了还会再生；卖掉的血，十天半月后又会回来，然后还可以接着再卖；人们呀，不用劳作，不用辛苦，只需把胳臂一伸，那盖房的钱，那买拖拉机的钱，那娶媳妇的钱就会源源不断地涌来；那日子呀，就真的是跟城里人差不多了。故事演变成：丁庄成了大卖血站，仅数百家的村子竟出现十几家“公家”血站或私人血站，任何人，只要携带上采血工具，在缺乏消毒条件的情况下，在田头，在院坝，在树荫，在门前，一个小小的动机或言词都能促成一笔买卖血液的交易，卖血卖得多的村民们，家家盖起了新房，那些起先不肯随流的村民最后也扛不住压力，在迅速富裕起来的卖血户的对比下，更卖力地耗尽身上那似乎是无穷无尽的血源，十年之后，共用抽血针管和肮脏药棉的结果是艾滋病在村中爆发，家家户户都有因“热病”而死亡的亲人，而那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村民，在历经了贪婪后又开始暴露人性的险恶，在临死的关头继续上演着倾扎、说谎、偷盗和通奸等闹剧，至死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而死，像当年把“致富”希望寄托在卖血上一样，又把存活的希望寄托在“新药”上，指望“马上就到”，“打上一针，病就没有了”的传言会救他们于水火，对“新药”的盼望和“马上就是不过多久”的期盼支撑着患病村民们最后活下去的希望，但死亡却成了他们摆脱不掉的最终结局。

　　尽管艾滋村的存在是客观事实，但阎连科却以小说的形式把它公诸于众，不知他这么做是基于小说可以随意虚构所以可以天马行空般任意发挥，还是出于害怕“触雷”而想出的避嫌之举。但我相信，书中描绘的故事不可能完全空穴来风，类似书中的悲剧恐怕只是冰山一角，远没有达到揭露事情真相于万一的地步。

　　高耀洁的出现似乎就是为了证明阎连科的正确，或者阎连科所使用的素材就与高耀洁所目睹所亲临的有关，只不过，她从一个医生的角度，以一个女性的直觉，更以一个高龄老人的执著，把她对河南农村因输血卖血而感染艾滋病毒的病人及遗孤的关注，放在了社会良知这个放大镜之下，通过她那近乎传奇般的称呼——“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来揭示中国在预防和治疗艾滋病上力量的单薄。高耀洁在河南农村被视作“揭露中国阴暗面”的奔走呼号在遭受了无穷阻力后，最后以血的事实让中国政府了解到了河南许多卖血村艾滋村的存在，从而开始取缔和规范那些只为逐利却罔顾生命的“竭泽而渔”之举，也使中国从政府到民间在承认吸毒和性病导致艾滋病传播的同时把因贫穷而卖血所导致的艾滋病传染也纳入了高危动作，从而开始投注人力和物力进行干预。高耀洁那堂吉珂德般独自与“风车”战斗的姿态，确实很“感动中国”，但又是多么地讽刺。把她叫做“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与其是对她的欣赏，莫若说是对现实的嘲弄和不满，那意味着中国从政府到民间对艾滋病的冷漠和不重视，意味着需要一个退休的高龄老太太来扛起这面艰难的“抗艾”旗帜，意味着若没有像高耀洁这样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人来揭开盖子，则河南农村那些孤立无援等死无助的艾滋患者就只能像“丁庄”的那些垂死者一样除了等待就还是等待，而那些艾滋病父母留下的孤儿们就只能继续等待第二个，或第三个良心发现的“高耀洁”出现才能得到些微照顾和关怀。

　　高耀洁的孤独说明现时的中国开展防艾治艾的艰难，也说明人们的意识远没有跟进艾滋病流行和蔓延的速度，一旦中国成为第二个“非洲大陆”，则就是有千百个“高耀洁”的出现都无济于事，那时我们就只好象现在许多的非洲国家一样，因为积重难返，因为需要治疗和等待死亡的人太多太多，所以就只好等着国际社会的救助。

　　与其把眼球关注在各种“超女”、“好男儿”之类无聊的选拔赛上，不若把更多的金钱和爱心匀出一些给那些至今被社会偏见和歧视压得抬不起头的艾滋病毒携带者和患者。一个社会只有在对弱势群体有了实质性的关爱和帮助后才能在一片歌舞升平中心安理得，才能在一片“崛起”声中有些许底气可以自恃。只有“高耀洁”式的人物不再被高高竖起当标杆当样板，只有高耀洁不再“感动中国”，而是每个公民都成为“高耀洁”后，我们才能自己感动自己，也才能自己解救自己，也才能把那样的社会叫做“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

　　我有许多工作在预防和防治艾滋病的第一线的美国同事，他们中间甚至不乏本身就是艾滋病的患者。看到他们不需“榜样”的力量就全心投入的兢兢业业，看到各级政府和民间力量为预防和治疗艾滋病所提供的资源和服务之细微之全面，我就很感动，在为美国的艾滋病患者庆幸的同时，便替中国的同类病患者悲哀。美国黑人社区的艾滋病危机与中国的艾滋病现状本没有太多的可比性，造成各自困境的社会和经济原因也大相径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美国黑人一旦意识到艾滋病将成为一种既害人又不利己的现象后，他们会清醒地起来争取自己的权利的，而且只要黑人社区自己能正视这个危机，许多政府和民间机构为病患者们设立的资源还是可以利用的，而在中国，从决策者到医务工作者，从吸毒者到卖淫女，从盈利颇丰的血浆制造工厂到靠卖血维持生计的农民，却仍“犹抱琵琶半遮面”地不愿面对现实，普通中国人对艾滋病和艾滋病患者的态度还处于无知和懵懂的状态，还有着躲避、嫌弃和歧视混杂的心理。其实，中国目前最需要的不是一个个高耀洁式的“民间”样板，也不是一个个濮存昕式的“形象大使”，而是切切实实地对普通民众进行防艾治艾的教育，把艾滋病的产生原理和预防机制写进中学生和大学生的课本，而不是尽搞些什么宣誓集会、歌舞晚会之类的花架子来娱乐百姓，那种阵风阵雨般的宣传，只适合造“星”，不适合造福，那些因吸毒，因嫖娼或卖淫，因输血或卖血而感染上艾滋病毒的人们，需要的是药品，是治疗，需要的是希望，是鼓励，需要的是像正常人一样被对待，像普通人一样有活下去的勇气。

　　如果《丁庄梦》仅存在于小说中就好了，但要命的是它却是中国一些地区的现实，是决策者们不愿去面对的困境，是一个阎连科加一个高耀洁所没法减轻的沉重，是一个与世界上许多国度遥相呼应的难题。如果哪天中央电视台也会系统地对中国的艾滋病问题一二三四地列出现状和缘由，也让“丁庄”的农民们在镜头前亲自述说他们的遭遇，那“等死”的噩梦就不会那么可怕了吧？！

□　寄自美国 华夏快递 : 华夏文摘第八一〇期(cm061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