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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博人眼球的噱头，还是基于认真的生活经验和逻辑思考的感概？

以西杰·伊曼纽尔（Ezekiel  Emanuel， 1957 - ）是美国知名的肿瘤学家、生物伦理学家 和美国进步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他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现任全球倡议副教务长和医学伦理与健康政策系系主任。 此前，伊曼纽尔曾担任宾夕法尼亚大学黛安和罗伯特列维大学教授。 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和沃顿商学院担任联合职务，曾任哈佛医学院副教授，在 1998 年加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2020年11月9日，他被任命为拜登总统为主席的Covid-19咨询委员会的16名成员之一。

我并不完全赞同作者文中的所有观点，我想这主要是由于知识分子精英和普通大众的眼界和思考空间的差距。世界上这两种群体的比例是1%：99%，这篇文章到底会引起多少共鸣确实很难说。人的创造力，人对世界的贡献，人实现自己的精神梦想，对大众来说真的那样具有吸引力吗？终日从事烦闷的工作，只为获得经济能力的大众，应该如何盘算自己的有生之年？

然而，作者的一个观点是很有意义的：基于医学和社会学的考虑，75岁的人，已经拥有过了“人生”，因而可以从容地看待自己的生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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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希望在 75 岁时死去

以西杰·伊曼纽尔

 作者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办公桌前。

    我想要活到这个年纪就够了：75 岁。

    这种想法让我的女儿们抓狂，也把我的兄弟们惹得疯了，我亲爱的朋友们都认为我不正常，他们认为我说的不是真心话，他们认为我是没有完全想清楚，因为世界上还有很多东西要看和做。为了让我相信我是错误的，他们列举了我认识的好多人，说他们已经超过 75 岁并且还活得很好。他们确信，当我接近 75 岁时，我会将期望的年龄推回到 80 岁，然后是 85 岁，甚至可能是 90 岁。

    但是，我对我的立场十分确定。毫无疑问，死亡是一种损失，它会剥夺了我们的经历和生命的里程，剥夺了我们与配偶和孩子共度的时间。简而言之，它剥夺了我们所有珍视的东西。

    但我们中的许多人似乎都抗拒一个简单的事实：活得太久也是一种损失。它使我们中的许多人，即使不是残疾，也会步履蹒跚，老态龙钟。这种状态可能不会比死亡更糟糕，但也是一种剥夺。它剥夺了我们为工作、社会和世界做出贡献的创造力和能力。它改变了人们对我们的体验和与我们的关系，以及最重要的是，人们记住我们的方式。我们不再被认为是充满活力的各种事件的参与者，而是虚弱、无能的，甚至是可悲的。

    到我75岁时，我将拥有过完整的生活。我会爱过和被爱过，我的孩子们将长大成人，过上他们自己丰富的生活，我会看到我的孙子们出生并开始他们的生活。我追求过我生命中的目标，并做出过我愿意做出的任何重要或不重要的贡献。到那时候希望我不会有太多的精神和身体限制，我认为75岁去世不会是悲剧。事实上，我计划在我死前举行追悼会，我不想要任何哭泣或哀号，我想要的是一个充满有趣回忆的温暖聚会，人们谈论我尴尬的故事，以及对我有过的美好生活的庆祝。我死后，如果我的幸存者愿意，他们可以举行自己的追悼会——那不关我的事。

    让我清楚我表达我的愿望。我既不会要求活更长的时间，也不会故意缩短我的寿命。今天，据我和我的医生所知，我非常健康，没有慢性病。我刚刚和我的两个侄子爬上了乞力马扎罗山。所以我不是谈论因为得了绝症在与上帝讨价还价以致能活到 75 岁。我也不是在谈论 18 年后的某个早晨醒来，通过安乐死或自杀来结束我的生命。自 1990 年代以来，我一直积极反对将安乐死和医生协助自杀合法化。想要以其中一种方式死去的人，虽然不会再遭受无休止的痛苦，但却会遭受抑郁、绝望和害怕失去尊严和控制的恐惧。他们死后留下的人不可避免地会觉得他们是失败的。我认为对处于那种境地的人来说，其答案不是结束生命，而是获得帮助。我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我们应该专注于让所有身患绝症的人得到一个好的、富有同情心的死亡——而不是安乐死或提供协助自杀。 

    我想说说我到底想活多久，以及我在 75 岁后同意接受那种程度的医疗保健。美国人似乎痴迷于锻炼、做智力题、食用各种果汁和蛋白质混合物、坚持严格的饮食，以及食用维生素和补品，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尽可能地欺骗死亡和延长生命。这已经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它现在定义了一种文化类型：我称之为“美国不朽者”。  

    我拒绝这种追求。我认为这种无休止地延长生命的狂躁的绝望是错误的，并且具有潜在的破坏性。出于许多原因，75 岁是一个非常适合停止作这一切的年龄。  

    什么原因呢？让我们从人口统计学开始。我们人口正在变老，而我们的老年生活的质量并不高。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美国人的寿命越来越长。1900 年，美国人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约为 47 岁；到 1930 年，它是 59.7；到 1960 年，69.7；到 1990 年，75.4。今天，新生儿的预期寿命约为 79 岁。（平均而言，女性的寿命比男性略长。在美国，差距约为 5 年。根据国家生命统计报告，2011 年出生的美国男性的预期寿命为 76.3 岁，女性为 81.1 岁。）

    在 20 世纪初期，随着疫苗、抗生素和更好的医疗保健使更多儿童免于过早死亡，预期寿命增加了。生病的人在治愈后，很多可以恢复正常、健康的生活，没有残留的残疾。然而，自 1960 年以来，延长寿命主要是通过延长 60 岁以上的人的寿命来实现的。我们不是在挽救更多的年轻人，而是在延长老年期。

    美国不朽者们拼命地想要相信“压缩发病率”。该理论由现为斯坦福大学名誉医学教授詹姆斯·弗里斯（James F. Fries） 于 1980 年提出，它假设，随着我们的寿命延长到 80 岁和 90 岁，我们将会有更健康的生活——更多的时间远离残疾，而更少整体残疾。人们声称，随着寿命的延长，我们生活中处于衰退状态的比例将越来越小。

    压缩发病率是典型的美国理念。它准确地告诉我们我们想要相信什么：我们会活得更久，然后突然死去，几乎没有任何疼痛或与变老相关的身体退化。直到人渐渐接近那已被推迟的死亡，人一直都享有一种青春的活力。正是这个梦想或幻想在驱使着美国不朽者们，并激发了对再生医学和替代器官的兴趣和投资。

    但随着寿命的延长，人会变得更健康了吗？70岁的人会成为 50岁的人 吗？

    很难说。的确，与 50 年前的同龄人相比，今天的老年人残障更少，行动更灵活。但近几十年来，寿命的延长似乎伴随着残疾的增加，而不是减少。例如，南加州大学研究员艾琳·克里明斯（Eileen Crimmins） 和一位同事使用国家健康访谈调查的数据评估了成年人的身体机能，分析人们步行四分之一英里的能力；爬10级楼梯；站立或坐下两个小时；无需使用特殊设备做站立、弯腰或跪下等动作。结果表明，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会逐渐受到侵蚀。更重要的是，克里明斯发现，在 1998 年至 2006 年之间，老年人功能性活动能力的丧失有所增加。1998 年，大约 28% 的 80 岁及以上的美国男性有功能性活动能受限；到 2006 年，这个数字接近 42%。对于女性来说，结果更糟：超过一半的 80 岁及以上女性有功能障碍。克里明斯的结论是：“带病的预期寿命增加，无病的年数减少。功能丧失也是如此，预计无法运作的年数会增加。”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最近对“健康的预期寿命”进行的全球性评估也证实了这一点。这些研究不仅包括身体残疾，还包括精神残疾，如抑郁症和痴呆症。他们发现的不是发病率的压缩，而是一种扩张——“随着预期寿命的增加，因残疾而损失的绝对年数也增加”。

    怎么会这样？我父亲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这种情况。大约十年前，就在他 77 岁生日时，他的腹部开始疼痛。像每个好医生一样，他一直否认这问题的严重性。但三周后没有改善，他被说服去看医生。这时候，他心脏病发作，导致了心导管插入术并最终进行了搭桥术。从那以后，他就不一样了。曾经是一个活泼的伊曼纽尔家族的原型，突然间他的走路、说话、风趣都变得迟缓了。今天他还可以游泳、看报纸、给孩子们打电话，还可以和我妈妈一起住在他们自己的房子里。但一切似乎都很缓慢。虽然他没有死于心脏病发作，但没有人会说他过着充满活力的生活。当他和我讨论这件事时，我父亲说：“我的速度大大放慢了，这是事实。我不再在医院巡视或教书。”尽管如此，他也说他很高兴。

    正如克里明斯所说，在过去的 50 年里，医疗保健并没有减缓衰老过程，而是减缓了死亡过程。而且，正如我父亲所证明的那样，当代的死亡过程被拉长了。这时候，死亡通常是由慢性疾病，如心脏病、癌症、肺气肿、中风、阿尔茨海默氏症、糖尿病等，的并发症引起的。

    以中风为例。好的一方面是，我们在降低中风死亡率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2000 年至 2010 年间，中风死亡人数下降了 20% 以上。坏的一方面是，大约 680 万中风后幸存下来的美国人中有许多人患有瘫痪或无法说话。估计还有 1300 万美国人在“无声”的中风中幸存下来，其中许多人患有更微妙的大脑功能障碍，例如思维过程、情绪调节和认知功能异常。更糟糕的是，预计在接下来的 15 年内，患有中风致残的美国人人数将增加 50%。不幸的是，同样的现象在许多其他疾病中重复出现。

    美国人可能比他们的父母活得更长，但他们不见的比他们的父母更具活力。这活听起来是不是很丧气？

    当我们面对所有可能性中最可怕的情况时，事情变得更加令人担忧：在患有痴呆症和其他后天精神残疾的境况下生活。目前大约有 500 万 65 岁以上的美国人患有阿尔茨海默氏症；85 岁及以上的美国人中有三分之一患有阿尔茨海默氏症。未来几十年这种变化的前景并不乐观。最近许多本应阻止阿尔茨海默氏症的药物试验（更不用说逆转或预防它）失败得如此惨烈，以至于研究人员正在重新思考过去几十年为大部分研究提供信息的整个疾病模式。许多研究者无法预测在可见的未来会有治愈的可能性，而是警告痴呆症的海啸——到 2050 年，患有痴呆症的美国老年人人数将增加近 300%。  

    半数 80 岁及以上的人有功能限制，85 岁及以上的人中有三分之一患有阿尔茨海默氏症。当然还设有许多老年人摆脱了这样的身心残疾。如果你是这样的幸运儿，那为什么要让生命停止在 75 岁？为什么不尽可能地长寿？

    即使我们没有患痴呆症，我们的心理功能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恶化。与年龄相关的心理处理速度、工作和长期记忆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下降是公认的。相反，注意力的散射会增加。我们不可能像年轻时那样专注并坚持一个项目。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行动缓慢，我们的思考也变得更慢。

    这不仅仅是精神上的放缓，我们真的失去了创造力。大约十年前，我开始与一位即将 80 岁的著名健康经济学家合作。我们的合作非常富有成效。我们发表了许多论文，这些论文影响了围绕医疗改革而出现不断演变的辩论。我的同事才华横溢，继续成为主要贡献者，今年他庆祝了他的 90 岁生日。但他是一个异类，一个非常罕见的个体。

    美国不朽者们的运作中假设他们具有某种超常的能力。但事实是，到了 75 岁，创造力、原创性和产出能力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几乎已经不复存在了。爱因斯坦有句名言：“30 岁之前没有对科学做出大贡献的人，永远也就做不到了。”他的论点很极端，有些事实证明是错的。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院长基思·西蒙顿（Keith Simonton） 是年龄和创造力领域的研究方面的杰出人物，他综合了大量研究，展示了典型的年龄-创造力曲线：创造力随着职业生涯的开始迅速上升，在职业生涯大约 20 年后达到顶峰，在大约 40 或 45 岁后进入与年龄相关的缓慢下降。各学科之间存在一些差异，但不是很大。目前，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做出成果（而非获奖）的平均年龄是 48 岁。理论化学家和物理学家做出重大贡献的时间略早于经验研究人员。同样，诗人往往比小说家更早达到顶峰。西蒙顿自己对古典作曲家的研究表明，典型的作曲家在 26 岁时写出他的第一部主要作品，在大约 40 岁时达到顶峰，此时他会有最佳作品和最大输出，然后下降，在 52 岁时写出他最后一部重要的音乐作品。（西蒙顿所研究的作曲家都是男性。）

    这种年龄与创造力的关系是一种统计模式，是平均值的乘积，个人的具体情况与此轨迹会有不同。事实上，创意行业的每个人都认为他们会像我的合作者一样，处于曲线的长尾，及下降的趋势缓慢，保持某种大器晚成。正如我列举他们的朋友所做的那样，我们应为他们抱有希望。的确，人们在 75 岁之后仍然可以保持生产力，例如写作和出版、绘画、雕刻和雕刻，以及作曲。但是逃不开数据显示的结果。根据那些数据得出的定义，我们中很少有人可以例外。此外，我们需要问一下，正如哈维·雷曼 (Harvey C. Lehman) 在他 1953 年的《时代与成就》中所说的那样，“老思想家”有多少是新颖的，而不是重复先前的想法。年龄-创造力曲线，尤其是下降部分，在不同文化和整个历史中都存在，这表明一些深层的潜在生物决定论可能与大脑可塑性有关。 

    我们只能在生物学中进行推测。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受到强烈的自然选择过程的影响。使用最频繁的神经连接会得到加强和保留，而那些很少使用的神经连接（如果有的话）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萎缩并消失。尽管大脑的可塑性在一生中持续存在，但它们不可能进行完全的重新组合。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通过一生得到的经历、思想、感受、行动和记忆建立了一个非常广泛的联系网络。我们受制于我们过往的经验，即我们曾经是谁。这个时候，产生新的、创造性的想法是很困难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因为我们没有开发出一套可以取代现有网络的新神经连接。老年人学习新语言要困难得多。所有这些心理难题都是为了减缓我们拥有的神经连接的侵蚀。一旦你从最初职业生涯中建立的神经网络中榨取了创造力，它们就不太可能发展出强大的新大脑连接来产生创新想法——除非像我上面提到的那位的异类同事这样的老思想家，他们碰巧是少数被赋予的具有优越的可塑性。

    也许人的心理功能，如处理、记忆、解决问题的能力，在 75 岁时变慢了，也许在那个年龄之后创造新奇的东西是非常罕见的，但这不也是一种有特殊意义的转折点呢？除了身体完全健康并继续增加一个人的创造性遗产之外，生活难道就没有更多的意义吗？

    一位大学教授告诉我，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 70 岁），他的发表文章的次数减少了，但他现在在其他方面做出贡献。他指导学生，帮助他们将热情转化为研究项目，并就职业和家庭的平衡向他们提供建议。其他领域的人也可以这样做：指导下一代。

    导师制非常重要，它让我们传递集体记忆，汲取长辈的智慧。它经常被低估，被认为是占据那些拒绝退休并不断重复相同故事的老年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但它也显示了老龄化的一个关键问题：我们的抱负和期望的限制。

    我们不得不适应我们的身体和精神限制。我们的期望缩水了，意识到我们的能力不断下降，我们选择了越来越受限制的活动和项目，以确保我们能够完成它们。事实上，这种收缩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我们有意识的选择的情况下，我们慢慢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志向和做的事越来越少，所以我们仍然满足，但供你活动的空间变小了。有位美国不朽者曾经是他或她的职业和社区中的重要人物，他乐于培养业余兴趣，从事观鸟、骑自行车、陶艺等活动。后来，随着走路变得更加困难，关节炎的疼痛限制了手指的活动能力，生活就变成了坐在书房里阅读或听磁带上的书籍和做填字游戏。接下来 . . .

    你也可能会认为，这没有什么，因为生活不仅仅是专注于职业和创造的年轻激情。人们的生活还有其他内容，像他们的后代，子孙和曾孙。

    但在这里我想说，尽可能长的生活也有我们常常不愿承认的缺点。我将撇开非常真实和压抑的经济和照顾负担，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所谓的三明治一代的成年人现在正在经历的，他们夹在孩子和父母的照顾之间。我想说，我们活得太久会给我们的后代带来真正的情感负担。

    除遭受严重的虐待，否则没有孩子希望他或她的父母死去，这在任何年龄都是很大的损失，它会造成一个巨大的、无法填补的空洞。但是另一方面，父母也给大多数孩子蒙上了很大的阴影。无论是疏远、隔阂，或是深爱，他们设定期望、做出判断、强加自己的意见、干涉，甚至对成年的孩子来说都都感到很大的压力。有人可能会觉得很棒，但也可能很烦人。它可能具有一定的破坏性。但只要父母还活着，这是不可避免的。生活和文学作品中的例子比比皆是：像李尔，典型的犹太母亲，虎妈。虽然在父母去世后，孩子也永远无法完全摆脱这种负担，但在他们去世后，遵守父母期望和要求的压力要小得多。

    活着的父母一般也扮演着一家之主的角色。它们使成年子女很难成为家长或族长。当父母活到 95 岁时，孩子们应该照顾他们自己的退休生活，这并没有给他们留下太多的时间，因为他们和父母都是老年人了。当父母活到75岁时，孩子既享受到了与父母关系的丰富与快乐，也有足够的时间过自己的生活，摆脱了父母的阴影。

    但还有比父母的影子更重要的东西：记忆。我们希望如何被我们的子孙后代记住？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的鼎盛时期记住我们，那是积极的、精力充沛的、投入的、活泼的、机敏的、热情的、有趣的、温暖的、有爱心的，而不是弯腰呆滞，健忘重复，不断问“她说了什么？” 我们希望我们的形象和独立共存，而不是和负担联系在一起。

    在 75 岁时，我们到达了那个独特的时刻，尽管每个人的机遇有所不同，我们过着丰富而完整的生活，并希望将这种印象作为一种正确的记忆传递给我们的孩子。实现美国不朽者们的梦想大大增加了我们无法实现这个愿望的可能性，因为活力的记忆将被衰落的痛苦所排挤出去。是的，通过努力，我们的孩子将能够回忆起那个美好的家庭假期、感恩节那个有趣的场景、婚礼上那个令人尴尬的失礼。如果我们生活在残疾和病痛的发展和与之需要的各种安排和照顾日月里，这些时光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孩子们的主要的现实记忆，那么旧的快乐需要花些努力才能唤起。

    当然，我们的孩子是不会承认的。他们爱我们，害怕我们的死亡将造成的损失。这将是一个损失，巨大的损失。他们不想面对我们的死亡，他们当然也不想希望我们死亡。但即使我们设法不成为他们的负担，我们跟随他们直到他们年老也是一种损失。让他们，以及我们的孙子，留下的不是由我们的活力而是由我们的脆弱构成的记忆是最终的悲剧。

    75岁。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但是，如果我不打算到那时候实施安乐死或自杀的话，当然我也不会，这一切都只是闲扯吗？我是不是缺乏坚定信念的勇气来实现我的这个目标？ 

    不，我的观点确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个人的，二是政策的。

    一旦我活到 75 岁，我的医疗保健方法将完全改变。我不会主动结束我的生命，但我也不会试图延长它。在今天，当医生推荐一项测试或治疗，尤其是可以延长我们生命的测试或治疗时，如果我们不想接受，我们有责任给出一个我们不想要它的充分理由。否则，从医学治疗的观点和家庭关系的观点，我们几乎总是会得到它。

    我的态度颠覆了这种默认设置。威廉·奥斯勒爵士在其世纪之交的经典医学教科书《医学原理与实践》中写道：“肺炎很可能被称为老年人的朋友。在一场急性的、短暂的、不经常是痛苦的疾病中被它带走，于是老人摆脱了那些对他自己和他的朋友来说如此痛苦的‘寒冷的腐烂阶段’。” 

    我受奥斯勒启发的理念是这样的：在 75 岁及以后，我需要一个充分的理由去看医生并接受任何医学检查或治疗，无论多么常规和无痛。而这个充分的理由不是“它会延长你的生命”。我将停止接受任何定期的预防性测试、筛查或干预。如果我正在遭受疼痛或其他残疾，我将只接受姑息性治疗，而不是治愈性治疗。

    一旦我活到 75 岁，我的医疗保健方法将完全改变。我不会主动结束我的生命。但我也不会试图延长它。

    这意味着结肠镜检查和其他癌症筛查测试对我来说已经结束。如果我在 57 岁时被诊断出患有癌症，我可能会接受治疗，除非预后很差。但 65 岁将是我最后一次结肠镜检查。任何年龄都无需筛查前列腺癌。（即使在我说我不感兴趣并打电话告诉我结果之后，泌尿科医生给我做 PSA 测试时，我还没等他告诉我就挂断了电话。我告诉他，他可以为自己作测试，而不是为我。） 75岁以后，如果我得了癌症，我会拒绝治疗。同样，我不会作心脏压力测试。我不会装起搏器，当然也不会有植入式除颤器。无需心脏瓣膜置换或搭桥手术。如果我患上肺气肿或类似的疾病，并且经常恶化，通常会让我住院，我会接受治疗以减轻窒息感引起的不适，但会拒绝被拖到ICU。

    那么对那些不太严重的健康问题呢？流感疫苗已经出来了。当然，如果出现流感大流行，尚未有过完整生活的年轻人应该接种疫苗或任何抗病毒药物。一大挑战是肺炎或皮肤和泌尿系统感染的抗生素。抗生素价格便宜，并且在治疗感染方面非常有效。 我们真的很难说拒绝。 事实上，即使是那些确定他们不想要延长生命的人也很难拒绝抗生素。 但是，正如奥斯勒提醒我们的那样，与慢性病相关的衰变不同，这些感染导致的死亡是快速且相对无痛的。 所以，我不要抗生素。

    显然，我会作出并记录下对我的禁止复苏令和完整的预先指示，要求除了姑息治疗之外，不使用呼吸机、透析、手术、抗生素或任何其他药物，即使我当时是有意识的但精神不健全。简而言之，我不需要维持生命的干预措施。当任何一种致命的问题首先光顾我时，我便会死去。

    至于政策方面，有两层含义。第一个政策涉及使用预期寿命作为衡量医疗保健质量的指标。日本的预期寿命排名世界第三，为 84.4 岁（仅次于摩纳哥和澳门）。而美国排名第 42，为 79.5 岁，令人失望。但我们不应该关心赶上日本，或用日本的标准来衡量自己。一旦一个国家的男性和女性的预期寿命都超过 75 岁，就应该忽略这一衡量标准。（一个例外是关注一些亚群体的预期寿命，例如黑人男性，他们的预期寿命仅为 72.1 岁。这很可怕，应该成为关注的主要焦点。）相反，我们应该更仔细地观察在儿童的健康措施，在这方面，美国落后且可耻：在 37 周之前的早产（目前美国有八分之一），这与视力不佳、脑瘫以及与大脑发育相关的各种问题有关；婴儿死亡率（美国每 1,000 例活产婴儿死亡 6.17 例，日本为 2.13，挪威为 2.48）；和青少年死亡率（美国的记录令人震惊，在高收入国家中垫底）。

    第二个政策与生物医学研究有关。我们需要更多关于阿尔茨海默氏症、日益严重的老年残疾和慢性病的研究，而不是关于延长死亡过程的研究。

    许多人，尤其是那些同情美国不朽者的人，会退缩并拒绝我的观点。他们会想到每一个例外，好像这些都证明中心理论是错误的。和我的一些朋友一样，他们会认为我疯了、装腔作势，或者更糟。他们可能会谴责我反对老年人。

    再说一次，让我明确一点：我并不是说那些想要尽可能长寿的人是不道德的或错误的。我当然不会鄙视或排斥那些尽管身体和精神受到限制但仍想继续生活的人。我甚至没有试图说服任何人我是对的。事实上，我经常建议这个年龄段的人如何在美国获得最好的医疗服务来治疗他们的疾病。这是他们的选择，我想支持他们。

    而且我并不主张将 75 岁作为完整、美好生活的官方统计数据，以节省资源、定量医疗保健或解决因预期寿命增加而引起的公共政策问题。我想做的是描绘我对美好生活的看法，让我的朋友和其他人思考他们长大后想要如何生活。我希望他们想出一个替代方案，而不是屈服于衰老所带来的对活动和愿望的缓慢限制。我们是接受“美国不朽”还是我的“75 岁为止”的观点？

    我认为拒绝我的观点是很自然的。毕竟，进化已经向我们灌输了尽可能长寿的动力。我们被造就来为生存而奋斗。因此，大多数人觉得说 “75 岁为止”有一些隐含的错误。我们是永远乐观的美国人，我们对限制感到恼火，尤其是强加给我们自己生活的限制。我们都确信我们是非凡的。

    我还认为，我的观点会让人联想到人们蔑视和拒绝它的精神和存在的原因。我们很多人都主动或被动地感到压抑，思考着上帝、天堂和地狱，以及我们是否会回到蠕虫状态。我们是不可知论者或无神论者，或者只是不去想是否有上帝以及他为什么要关心凡人。我们避免不断思考我们生活的目的和我们将留下的印记。赚钱，追逐梦想，值得吗？事实上，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找到了一种舒适的生活方式，而无需经常思考它，更不用说回答这些重大问题了。我们已经进入了一种高效的例行程序的生活模式，它可以帮助我们忽略这些思考。我并不认为我对此会有答案。

    但是 75岁对我来说定义了一个明确的时间点，那就是2032 年。它消除了试图尽可能长寿的模糊性。它的特殊性迫使我们思考生命的终结，思考最深刻的存在问题，思考我们想给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的社区、我们的美国同胞和世界留下什么。截止日期也迫使我们每个人问我们的消费是否值得我们为之的贡献。正如我们大多数人在大学深夜的公牛会议（公牛会议是一小群人之间的非正式对话 – 译者）中学到的那样，这些问题会加剧焦虑和不适。75 岁的特殊性意味着我们不能再继续忽视它们并保持我们简单的、社会可接受的不可知论。对我来说，再花 18 年的时间来解决这些问题，比试图坚持每一天并忘记它们带来的精神痛苦，同时忍受漫长的死亡过程的身体痛苦更可取。

    75岁是我想活的全部。我想在我还处于巅峰时期的时候庆祝我的生活。我的女儿和亲爱的朋友们会继续努力说服我，我错了，我可以活得更久。我保留改变主意的权利，并为尽可能长寿提供有力而合理的辩护。毕竟，这意味着 75 岁之后仍然有创造力。

（October,2014 The Atlan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