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死的东西总是要死的

2009年8月28日，星期五

张功耀

最近出版的《瞭望》（新闻周刊）发表了记者张冉燃写的综合性报道《忧患中医》。尽管这篇文章写得很糟糕，充满了不少自欺欺人、自作多情的“意淫”，和“猪八戒耍把式——倒打一耙”，但它终归把中医衰落的事实闪烁其词地告诉了13亿 中国人。无独有偶，最近一个在海外进行“中医修炼”的骗子，也对中医衰落发表了一种辩解。这个辩解不怨别人，只怨中医界的人不该用药草治病，而应该用“修 炼”治病。于是，他的文章的标题就是“中医本无药”。这样两篇文章同时发表，一篇发表在国内，一篇发表在国外，不知他们是经过了相互串通，还是偶然的巧 合。

中 医是不是“本无药”的问题，属于中医的“内部事务”，可以由中医界的人去争论。张冉燃的文章发表在国内，而且通篇表达的思想是，“西方的科学”把中医挤压 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对此，我们可得要反驳几句。不然的话，任凭张冉燃的谬种流传，将会比行将灭亡的中医更严重地危害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

据我本人考证，最早对中医表达出不信任的是《周易》的作者。早在《周易》问世的时候，《周易》的作者就在64卦的无妄卦“九五爻辞”中说：“无妄之疾，勿药有喜”；在“九五象辞”中又说：“无妄之药，不可试也”。这意思是说，在一种疾病还没有被弄清病因之前，不吃药是对人有益的；对于那些还没有弄清药理的药，不要贸然地试吃。《周易》的作者发出这种呼吁的时候，中国还没有现代科学，更没有循证医学。我们猜想，他是完全凭着自己对中医的直觉和体验来表达对中医的不信任的。

继《周易》的作者之后，在历史名人中又有孔子和列子公开表示了对中医的不信任，其中尤以孔子最为坚决。他坚定地认为，任何向长辈或国君敬献药物的行为，不管他是不是事先尝过，都涉嫌谋杀，应当坚决制止；如果导致服药者死亡，应当一律给以严厉制罪，绝不能有丝毫的原谅。

在唐代的学者中，韩愈和李商隐明确表示过不信中医，尤其反对年轻人学中医。

宋代大学者苏东坡有句名言：“学书费纸，学医费人”。它的意思是，学书法的，浪费纸张；学中医的，则犹如浪费纸张一样浪费人。学书法的，浪费纸张以后终归还能在书法上有所长进。学中医的，纵然枉死了那么多的人，医术也未必能够长进。所以，苏东坡坚决反对年轻人去学医。

到了明朝，批评中医的言论蜂起。我本人搜集了明朝学者对中医的批评言论有14条，已经把它挂在了我的博客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出来读一读。

清朝末年，西方传教士把科学医学传入我国，我国人民终于看到了医学科学的曙光。从那以后，智慧的中国人民开始起来向蒙骗人民的中医宣战，要中医尽快退出历史舞台。于是，就有1879年俞樾先生《废医论》檄文的发表。

民 国以降，汪大燮、胡适之、傅斯年、丁文江、郭沫若、梁启超、杨杏佛、蒋梦麟、吴汝伦、瞿秋白、陈独秀、严复、陈寅恪、陶行知、巴金，等，纷纷起来声讨中 医。这些大学问家，完全不像张冉燃所歪曲的那样，是“跟着人家起哄”才起来反中医的。据我对这些人的大致了解，这些人的智慧水平，我不敢说一定在张冉燃之 上，但绝然不在张冉燃之下。凭着这些大学问家的智慧，他们完全不需要在任何问题上“跟着人家起哄”。

中 医骗子是一直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他们以为，捏造一些自欺欺人的传闻，就可以永恒地欺骗所有人。但是，他们打错了算盘。骗子只能一时地欺骗一些人，不能永远 地欺骗所有人。中华民族完全有智慧、有勇气、有能力扫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污垢，清除以中医为代表的文化垃圾，而不需要任何人来教唆。

1879年， 俞樾先生发表的《废医论》共分六个部分。在《本义篇》和《原医篇》中，俞樾先生首先证明了中医在“本义”和“原医”上的荒唐。接下来的《医巫篇》，俞樾先 生从证明“医巫同源”出发，最后以“既然巫可废，何以医不能废”的质疑，表明了自己对废除中医的态度。然后，俞樾进一步证明了“脉虚”（脉诊是假的）和 “药虚”（中药治病是假的）。最后，俞樾先生用古代历史事实，阐明了废除中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可惜，俞樾先生废除中医的努力，仅限于情感层面的阐述，缺乏科学和哲学的充分说明。所以，这次反中医斗争最后无果而终。但是，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它的结果。正是俞樾先生，打响了向中医全面宣战的第一枪。

1914年，余云岫先生发表《灵素商兑》，对中医典籍发起了系统性的批判。1928年，余云岫把他的批判文章汇成集子以《余氏医论》的名义出版了。1932年，这本集子更名为《医学革命论》出版了第二版。1950年， 余云岫以其对新中国医学革新的信心，出版了这本论文集的第三版。余云岫先生在“第三版序言”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人）“决不会像蒋政权那班人，把两千年来 传统的神话、古典哲学、占星、龟卜、唯心论、主观唯物论和庸俗经验论的杂货店样的旧医庇护起来、支持起来，增加反动势力，来和自然科学的新医学对立。”可 惜，余云岫毕竟是一介书生。他太天真了。他没有估计到历史发展的惯性和在中国实现文化改造的难度。中国人为了剪掉长辫子，尚且付出了那么多血的代价，要废 除中医，谈何容易！

2006年4月，以我发表《告别中医中药》为开端，中华民族开始了医学领域的第三次文化自省和自新运动。这是在中医问题沉寂了50多年以后，中国人民自发兴起的一场最为波澜壮阔的新的医学革新和文化自省运动。

由 于中医问题曾经遭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压抑，这场革新运动开展得非常艰难。由于卫生部的公开打压，中医骗子可以堂而皇之地上电视、登报纸，成为“文化传 人”，而历史的和现实的反中医书籍则不能出版，反中医的只言片语都不能公开发表。我们没有自己的组织，更没有活动经费。在另一方面，我们所面对的中医也不 是过去那些民间游医或乡村郎中，而是吃了50多年皇粮的“国医”“教授”“博导”“泰斗”“传 人”。现代中医与古代中医很大的不同在于，现代中医有政府依托，有法律保障，有中医科学研究院，有中医药高等院校，还有中药厂，中医医院。总之，它们的靠 山异乎寻常的强大，体系异常地致密，它们身上的盔甲格外显眼，而且看上去密不透风，坚不可摧，原子弹都打不烂，烧不熔。由于有政府作依托，中医可以调用政 府一切可能的人力、物力、财力加以扶持，以政策的或法律的措施开动所有政府机器为中医中药鸣锣开道，甚至调用一切可能的宣传机器，对人命关天的问题文过饰 非，或者干脆直截了当地掩盖历史，粉饰现实，吹牛撒谎。

但是，所有这一切并没有阻挡反中医人士对中医的批判，也没有遏制住中医更加迅速的衰落。2006年开始的中国人民自发反中医的斗争依然取得了胜利的进军。而且，它的进步速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2006年10月，一些社会调查机构的社会调查显示，有87％以上的人迷信中医，却只有15％不到的人在生病以后自愿首选中医看病。只过了一年，新的社会调查显示，迷信中医的人数下降到了53％。生病以后自愿首选中医的人数下降到了不到6％。一些对中医的历史和现状缺乏了解，曾经跟着起哄起来捍卫中医的头面人物、教授和学者，现在也改变口气，逐步向反中医派的观点靠近了。

在这场医学革新运动中，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现在一些被迷信冲混了头脑的政府官员和“学者”开始厌恶科学，甚至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 年的时候公然曲解五四精神，否认科学。但是，科学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恩格斯说，“蔑视辩证法，不能不受惩罚。”同样道理，谁蔑视科学，谁也决然逃脱不了 科学的惩罚。中医之所以有今天的厄运，就在于它从古到今公然蔑视科学，蔑视进步，蔑视人性，蔑视人的生命安全。为了他们自己基于欺骗的既得利益，他们可以 任意地像扔掉练书法的纸那样，扔掉人的生命。

除 科学外，哲学、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都在这场医学革新运动中发挥了他们的特长。其中，哲学发挥的作用可能超过了科学。熟悉哲学和科学的关系的读 者知道，哲学分析能够从思维方法的角度较为简单地取得与科学实验相同的结果。也就是说，对于某些科学问题，经过缜密的哲学分析所得到的结论，完全可以在科 学中得到印证，做科学实验是这个结果，不做科学实验也是这个结果。我们没有经费。事实上，我们也没有做过否定中医的科学实验。但是，我们的哲学分析却使中 医的无能和欺骗暴露无遗了。

更 加可喜的是，在这场医学革新运动中，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是“人自为战”。他们有什么才能就自觉自愿地贡献什么才能。懂医的，讲医学常识；懂历史的，挖 掘历史事实；懂法律的，阐明中医对人权的践踏；懂哲学的，从思想、体制和行为层面阐明中医的危害；懂药的，讲药物机理和药物安全注意事项；懂生理学的，耐 心地阐述生命活动的规律性和生命安全问题；如此等等。这些反中医战士，没有接受任何人和任何组织的号召，不计较个人得失，不怕打压，勇敢地踏着铁蒺藜奋勇 前进。中华民族自省、自新和自强的决心，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们不愧为中华民族的脊梁。

由于有了科学、哲学、历史、法律、社会学、伦理学等学科的共同奋斗，才有了今天比历史上任何一次反中医斗争成效更显著，步伐更坚定，进步更快的进军。

纵观我国人民自发反中医斗争的历史，既有自觉使用科学手段的时候，也有不使用科学手段的时候。

科学是伟大的。但科学也不是万能的。我们不能事事都依赖科学。我们不能在没有科学帮助的时候，看着中医那一堆文化垃圾发呆，无所事事。《周易》的作者在表达对中医的不信任的时候，中国还没有现代科学，因而也没有使用过任何科学手段。孔子反对中医，也不是因为有了循证医学。俞樾先 生发表的《废医论》，其中没有一句科学术语。苏东坡发表“学书费纸，学医费人”的时候，还不知道动物实验。因此，苏东坡也没有向学中医的提出要求说，学医 的应该先做动物实验，再做人体实验，然后才决定能否将相应的医术用于临床。我们在反中医斗争中充分利用了科学，没有在坚守科学精神方面退让半步。但是，我 们没有局限于科学。

从 历史到现实，都可以证明，《忧患中医》的作者张冉燃把中医的衰落归结为“科学的挤压”，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是别有用心的。它的真正目的，不在于用 “科学挤压中医”的说辞来推卸中医衰落的责任和掩盖中医的无能，而在于阴谋在中国毁灭科学，好让那些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的乌龟王八蛋继续用阴阳八卦之类的胡 诌在中国鬼混下去。

张冉燃把中医的衰落归结为“科学挤压中医”，用得上中国的一句歇后语，叫做“猪八戒耍把式，——倒打一耙”。

在中国历史上，属于鬼混的东西总是可以横行霸道的，而科学的东西要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则十分地艰难。当科学医学（以下简称“西医”）经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之后，它遭遇的打击、谩骂和造谣中伤，可以说是无以复加的。愚昧的中国人对科学的排斥，丝毫也不亚于对宗教的排斥。19世纪，当西医生用剖腹产方法帮助妇女生产孩子时，中医生躲在阴暗的角落里造谣说：“西医生有妖术”。当西医生用点眼药水的方法治疗眼疾的时候，中医生又造谣说：“西医生是想把中国人的眼珠子抠出来熬药”。西医在中国的遭遇，正如鲁迅先 生所言：“凡是读过一点古书的人都有这一种老手段：新起的思想，就是‘异端’，必须歼灭，待到它奋斗之后，自己站住了，这才寻出它原来与‘圣教同源’。外 来的事物，都要‘用夷变夏’，必须排除的。但待到这‘夷’入主中夏，却考订出来了，原来连这‘夷’也还是黄帝的子孙。”

稍微有点年岁的老人都知道，上个世纪的50到60年 代，中国的文学家们写特务，其角色背景都免不了要选择西医生。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北京的协和医院被改为“反帝医院”；长沙市因湘雅医学院和湘雅医院而得名 的湘雅路被改成“反帝路”。这些所作所为，使得我国的西医生人人自危，生怕沾染了帝国主义的嫌疑。这些都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些顽固派，把西医当“异端”的证 据。可是，当西医通过自己有效而安全的医术终于在中国站稳了脚跟之后，一些荒谬的“爱国主义者”对西医进行了“与圣教同源”的考证。其中，最自以为是也最 厚颜无耻的是，他们掳掠他人之美，不加修饰地宣称种牛痘是中国人的发明。其实，在琴纳种牛痘之前，有古土耳其人、古埃及人、古中国人、古印度人都尝试过种 牛痘。其中，最不可靠，也最危险的种牛痘方法，恰恰是古中国人把晒干碾碎的牛痘灰抹在鼻孔里。这种种牛痘的方法，经常导致牛痘苗在鼻孔中发炎、肿胀，以至 于最后赌塞鼻孔，使病人窒息死亡。

明明是中医生为了维护自己坑蒙拐骗的权力而一直打压西医，当中医生现在终于鬼混不下去的时候，竟然倒打一耙，把自己的无能用“科学挤压了中医”来开脱。

众 所周知，自从科学在中国取得崇高地位以后，中医就一直死皮赖脸地往科学里边挤。他们经常自我标榜这也“科学”，那也“科学”，甚至为中医泰斗捏造获得了 “爱因斯坦科学奖”来欺世惑众。实在挤不进了，中医生又捏造了所谓的“东方科学”和“超科学”来自欺欺人。与中医死皮赖脸地挤进科学不同，西医从来就不承 认中医是科学。他们一直主张把中医逐出科学的殿堂。中医要往科学的殿堂中挤，西医一直不允许中医沾污科学的荣誉，这里何来“科学挤压中医”？科学是人家西 医的宗庙。你中医本不是那座庙里的神仙，人家要把你请出那座庙，你中医凭什么说人家挤压了你？你中医真有本事的话，你单独立庙去，何必挤到人家的庙里去遮 风避雨，争抢香火？

依我看，不是科学挤压了中医，而是中医挤压了科学。正是这种挤压，不仅浪费了国家财富，还严重败坏了我国医学科学界的学术风气。其代价之大，损失之惨重，至今无法估量。

中医本来就是在中华文化中孕育出来的一种文化怪胎。经过中国人民自发的前赴后继的反中医斗争，现在总算看到中医被人们彻底唾弃的前景了。这是值得我们庆贺的大好事！让该死的东西快速而彻底地死去，我们中华民族才能找到文化更生的新起点。这难道不值得庆贺么！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中医的死亡而放松我们对中医的批判。1918年， 俄国政治家列宁在普梯洛夫工厂对工人发表演说时说，“资产阶级不会因为他们的死亡而被钉在棺材里，然后被人抬出去，埋葬在坟墓里。死亡了的资产阶级的尸 首，还会经常地在我们中间散发着臭气。”把这段演讲当中的“资产阶级”替换成“中医”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中医已经危害了我们中国数千年，中医思维已经在人 们的头脑里根深蒂固。因此，中医也不会因为他们的死亡而被钉在棺材里，然后被人抬出去，埋葬在坟墓里。死亡了的中医的尸首，还会经常地在我们中间散发着臭 气。这就是说，即使中医明天就寿终正寝，我们反中医的斗争也远没有结束。我们还有责任在中医死亡以后防止中医继续在世界上散发臭气。

值得顺便指出的是，张冉燃的文章有多处自欺欺人的意淫。其中，最值得澄清的一处是在文章的开头，作者说“伍王医史”的出版，“维护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尊严”。

这是自欺欺人的话。实际的情况是这样的：

1913年，曾经做过美国军医图书馆管理员的加里森（Fielding H. Garrison）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医学史导论》。王吉民和伍连德恐怕是最早读到这本书的两个中国人。因为这本医学史著作中没有写中医，王吉民和伍连德便觉得，这有伤中国人的面子。此后，他们花了23年时间（不是张冉燃讲的16年），用英文写出了一部《中国医史》，1936年在延安出版了。这就是所谓的“伍王医史”。可是，这部中国人用英文写的中国医史著作，并没有改变国际医学史界对中国古代医学的看法。

许多中国人都有一种老毛病，自己的东西没有在世界上产生影响，就以为世界上不知道我们中国有这样的好东西。其实，中医很早就在欧洲传播了。16世纪，有一个意大利医生，叫皮特罗，他在了解了中医以后得出结论说，“中医是庸医”。大约正是这位皮特罗，使得欧洲人普遍不信任中医。这 就是说，并不是真的“洋夷不识我大清之宝”，而是洋夷在了解了“大清之宝”以后，发现了其中的愚昧和欺诈，才转而蔑视这些“大清之宝”了。同样的情形也发 生在孔子的“学说”在欧洲的遭遇。当欧洲人只是零零星星地“听说”了孔子的学说的时候，以为孔子真的很伟大，而当孔子的学说原原本本地在欧洲传播以后，孔 子反倒变的一钱不值。以至于黑格尔说，要保持孔子在欧洲的声誉，最好是孔子的学说没有在欧洲传播。就中医而言，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是，中国人愚昧地把人参当 宝贝已经上千年了。可是，洋人至今不承认人参的神奇作用。因此，洋人侵略中国也从来不抢夺中国的人参。即使在现代洋人眼里，人参也还没有茶叶值钱。所以， 洋人宁肯高价收购中国的茶叶，而不愿意低价购买中国的人参。

1960年，李敖先生在台湾发表对中医的批评意见说，“中医根本就不是医学”。李敖的这个看法，其实也是西方医学史家的看法。把“根本就不是医学”的东西写在医学史中，不是招人笑话吗？这就是西方医学史家不写中国古代医学史的原因所在。

事实上，《伍王医史》出版之后的1949年，意大利医学史家卡斯蒂寥尼出版了一部比加里森的《医学史导论》规模更大、篇幅更长的《医学史》。这部医史著作的中文版现在可以在我国许多图书馆借到。这本书，洋洋洒洒1188页。 其中，古美索不达米亚写了一章，古埃及写了一章，古以色列写了一章，古代波斯和印度合起来写了一章，古代希腊写了一章，唯独中国，连一节都没有写。如果 《伍王医史》确实“维护了中国人的尊严”，卡斯蒂寥尼竟然如此冷落中国医学史，就不好做解释了。中国人写出来的充满“爱国主义”色彩的科学史，只能欺骗和 麻醉中国人，使中国人沾沾自喜地欣赏并不可靠的“先前阔”，然后迷迷糊糊、自我陶醉地睡大觉。对于这样的科学史，国际科学史界从来就没有中国人渲染和捏造 的那么关心和称奇。用现在网络上一个比较时髦的术语说，中国古代的科学史和医学史（包括“四大发明”）都是“被伟大”了的，而不是真的那么伟大。

到 目前为止，没有一个疾病名称是中国人命的名，没有一种中国人倡导的诊断方法得到了世界的公认，没有一种中国人发明的医术得到了确认。所谓“针灸外交”恐怕 也是中医生在镜子中看见的幻影，或“被”出来的动人故事，并不是实情。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任何一个严肃的医学史家，都不在乎中国古代的医学史。可见， “伍王医史”并没有争回中国人的面子。

张冉燃的文章还有许多类似的例子。它们都是自欺欺人的意淫。对于这样的意淫，不需要太多的背景知识就可以识别得出来。对此，我充分相信读者的识别能力。

该死的东西总是要死的。寿终了，必然正寝。因此，我劝张冉燃们不要为中医的死亡捶胸顿足，而应该节哀顺变。在此，我也略劝所有反中医的战士们，不要过分计较张冉燃的这篇文章，权且把它当作张冉燃给垂死的中医预送的一个花圈。

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