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简介：毛嘉陵，1983年成都中医药大学医学系大学毕业。2001年获中国中医药发展大会论文一等奖；2002年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的第六届全国中医药好新闻评比一等奖；2003年1月在中国中医药报上发表系列评论文章“现代中医药发展的冷思考”，在中医药及中国传统文化领域引起较大反响。已主编和编著《第三只眼看中医》、《哲眼看中医》、《国际标准针灸挂图》、《轻松抗疲劳》等图书十余部。

经常有人会问：“中医到底能治哪些病？”

　　很显然，大家问的这个“病”指的是西医的那个疾病概念。由于这个提问的指向是“跨领域”的，要回答好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并不容易。如果有人提问“西医能治(中医的)哪些证”、“表演高空杂技的演员参加奥运会吊环、高低杠、跳高比赛如何”一样，可能很多人立即就会说，你这是什么问题呀，一点不着边际。但这种方式的提问，却“逼着”中医必须回答，因为中医现在的生存环境，已不允许中医只局限于用中医的“病”和“证”的说法来回答。这看似委屈的事，也许对中医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锻炼”。

　　中医对西医所诊断出来的“病”进行治疗，也仅有百余年的历史。中医在上千年临床实践中所采取的治疗方式，都是以“证”为中心展开的，即所谓的“辨证施治”。因而，在西学东传之前的中医历史上，根本就没有专门针对西医所诊断出的“病”进行针对性治疗的学术理论和临床经验，有的都是针对中医意义上的“病”和“证”的临床解决方案。

　　一、中医治疗疾病从何入手

　　中医临床上是以“证”为核心的，明显不同于西医的“病”。虽然疾病的主体只有一个，但中医与西医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同一个人体的疾病状态，也就完全可能得出对病变不同的 “说法”和“结论”。在此情况下，西医的“病”与中医的“证”，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关联或穿插也就很正常了：

　　中医的一种“证”可以存在于西医多种“病”之中，也就是说西医不同的“病”，都可以出现中医相同的“证”；

　　而西医的一种“病”在不同人的临床表现中，则可以分别表现出中医的多种“证”。

　　此外，中医的某些“病或证”与西医的某些“病或征”在认识上和术语表述上有一致性，另外一些则有相似性，但还有不少根本就难以“衔接”。

　　不少人对中医与西医的这个特性并不了解，往往将中医的“证”与西医的“病”进行混淆，仅仅从西医的“病”的角度来认识和评价问题，就会质疑中医怎么一种病会有这么多种“说法”和治疗方法？进而还会指责中医治病怎么没个谱？甚至还以此得出了中医不科学的结论。其实，西医对某一种疾病的治疗也并非只有惟一的选择，但却没有人对此提出质疑，似乎西医怎么做都有理(此处无意贬损西医，只是为了通过比较来解释现状)。何况，中医的“证”与西医的“病”还不是一回事，西医的一种“病”可以表现出不同的中医证型，当然就要用不同的治法了，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

　　西医虽然十分先进，但仍然不能解决所有临床治疗问题。中医核心理论虽然产生的年代已古老，但中医在防治现代疑难疾病上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不断创造新的医学奇迹。“有疗效就是硬道理”，当然仅有疗效还不够，还必须评估这个疗效的“性价比”，在疗效背后还会不会有不良反应。从近几十年的中西医比较研究已经充分地说明，中医与西医各有所长，也各有优势。如对癌症的治疗，西医以缩小癌瘤、杀灭癌细胞为目的，而中医则通过整体的综合调节，重点在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改善患者的对症状的不适感受、减少放化疗副作用对患者的影响、延长患者的生存期。再如西医口腔科的补牙，中医根本就谈不上任何优势，完全就是空白，这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但在治疗一些病毒性疾病上，中医却独具特色。因此，我们在评价这两种医学时，切忌用一方之长去评另一方之短，更不能走极端而简单随意地否定对方。只有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才能更好地为大众提供医药保健服务。

　　中医接触西医“病”的历史虽然很短，但并不是就不能治疗，只是切入点都是从辨证入手而已。而且，在近几十年的临床实践中，也已探索出了一些针对西医“病”有效的解决方案。下面仅举两个实例：

　　①20世纪50年代北京流行乙型脑炎，中医古代并没有乙脑的概念，而只有温病学方面的临床知识。中医临床大师蒲辅周就是根据温病学理论，结合五运六气学说来研究北京的气候环境因素对疾病的影响，并进行辨证施治，采取了宣解湿热和芳香透窍的治法，从而取得了让西医也感到惊奇的疗效。周恩来总理也称赞蒲辅周是“高明的中医，又懂辩证法”。

　　②2003年非典流行，中医在抗击非典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2003年10月8日，由世界卫生组织(WHO)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主办的“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国际研讨会”。世界卫生组织基本药物和药物政策司传统医学负责人张小瑞、传染病监测反应部全球预警反应“SARS”临床医学官员西蒙·马代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李振吉等出席了新闻发布会。WHO驻华代表Henk Bekedam说，传统医学作为在全球医疗体系中一种非常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一直为WHO所认可，中国将传统医学整合融入到中国医疗体系的做法，可以作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模板。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是安全的，其潜在效益主要体现在：

　　减轻SARS病人的乏力、气短、呼吸急促等临床症状；可促进肺部炎症吸收；减低血氧饱和度(SaO2)低下的风险，使异常波动的SaO2趋于稳定；促进外周血淋巴细胞的恢复、提高T细胞亚群的水平；减少糖皮质激素和抗病毒药的用量及其不良反应；减少谷丙转氨酶(ALT)、乳酸脱氢酶(LDH)和尿素氮(BUN)异常发生率，显示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是安全的；单纯的中医治疗组治疗费用较单纯西医治疗组低。

　　“辨证施治”只是中医在临床上的一个“操作程序”。要更好地回答以上问题，我们还要从中医的医学思想谈起：

　　中医药最重要的健康思想就是“自然和谐”。在数千年前就形成了整体论医学思想，《黄帝内经》集中反映了这种观念。无论在养生中还是在临床治疗中，中医都十分强调要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同时，中医学认为，人体以五脏六腑为中心，通过经络系统将全身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上下相联、内外相通、整体协调的统一的有机体。某脏某腑的疾病可以通过经络和五行关系相互传变，反之也可以根据五行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进行调治。治疗的目的也是恢复人体的阴阳平衡。

　　此外，中医在治疗中还特别强调人体正气的作用，《黄帝内经》指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中医师在临床上除了要采取针对病因的措施以外，更强调通过调节人体的正气来防御病邪的侵犯和控制疾病的进一步恶化，也就是常采用“扶正祛邪”的治法。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医这种强调鼓舞正气以抗邪治疗的思路，可称得上是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高明办法。

　　2003年的非典流行后，按现代科研的思路就是专心于研究针对冠状病毒的疫苗，这种做法往往是在针对某一特定病毒的疫苗还没有研究出来，病毒又变种了，也就是说即使研究出来了，这种疫苗也没用了。可见，现代科技虽然已非常先进了，但至少在目前还是：我们的科研速度就是快到“突飞猛进”、“一日千里”，也还是超不过病毒变种的速度快。这种现代科研思路既耗人力和物力，又费时间和金钱，弄不好到头来还是白干了，这不值得我们反思吗？如果现代科研接受一些中医药的理念，从增强人体的免疫力入手，也许成就还会更大。当然了，如果中医药在具体的诊疗上，能够具有更强有力的措施，同时再提高一些精确度，也许更容易被现代人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