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指间,我从事针灸已经近四十年了。这条路,和我人生之路一样,既充满着曲折、坎坷和艰辛，也不断带来神奇、机遇与希望。从古尔班通古特大漠边缘的军垦农场到渭水之滨的古都咸阳，从黄浦江畔到阿姆斯特丹，针灸与我，不弃不离，一路同行。而针灸医学源远流长，其博大精深更非一代生命可以丈量。如果把我这么多年来对针灸医学的追索或者说亲身经历实实在在地写出来，不论是出现奇效后的喜悦还是走麦城后的苦恼，是不是会对后学者有所帮助或者说启示呢。于是便有了下面的文字。
   
    1.不久，便有人让我治病
   
    1966年，后来一直到白发苍苍还被称作上海知青的我们，来到了新疆石河子的兵团农场，这也是最后赴疆的一批上海知青。每天一早，天蒙蒙亮，上工钟声敲响，几乎与此同步，我们的地窝子前也响起带着浓重湖北口音的破嗓子，喊我们起床。那时我年轻贪睡，刚想打个迷盹，被子就被毫不客气地掀开。此人是我们知青排的排长，名叫王德仁。五短身材，却长着一圈令人生畏的钢针般的略显花白的胡子，一副凶巴巴的样子。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脑袋上一年四季总是紧紧缠着一条花里胡哨的毛巾，夏天再热，从不取下；即使是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严冬，也是照缠不误，再在外面戴一顶皮帽子。每天他只带着我们干活，从不多讲话，还好，对我们干活的质量倒并不怎么挑剔。只是闹得实在不像话了，他才吼几声。后来我才从其他老军垦那里了解到，王排长是兵团的老劳模，他有十分严重的头痛病。缠毛巾，是他自己发明的止痛剂。
   
    在上海时，我曾业余向我的叔父学过针灸。赴疆前夕，从医多年的老叔父送了一盒针灸针和一本名叫《新编针灸学》的书给我，语重心长地说：“好好学，总会用得着的。”我记住了他的话。收工之后或星期日，闲来无事便一面看书，一面在自己身上练针。当时连队只有一个卫生室，贺卫生员也是半路出家的，到团部医院又有几十里地。于是，不久，便有人让我治病。我照着书上扎针，居然也取得了效果。慢慢地有了些小名气。连旁边的五连、三连的也跑来叫我针灸。有一次，我正给一个关节痛的人扎针，感到背后有一个浓重的呼吸声，回头一看正是王排长，他直勾勾地盯着我。那病人笑着说：“老王，你的头痛让小张拾掇拾掇吧，他的针灵着哩。”王排长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头一扭就走了。
   
    大概过了半年，在我终于治好浇水排老山东王耿祥的周围性面神经麻痹之后的一个傍晚，王排长走进我们的地窝子，破天荒地在我的柳条把子床上坐了好一会，临走时忽然说了一句：“明天上我屋里，治治我的头痛。”
   
    第二天是大星期日（当时农场以10天为一星期），我应约来到羊圈旁的土房，王排长已挑起门帘，正襟危坐地等着我。屋里除了一张板床和一个半人高的大面缸外，空空如也，不过收拾得很干净。当桌子用的面案板上热气腾腾地泡着一搪瓷杯开水，我喝了一口，因为糖放得多，有点甜得发腻。他告诉我，头痛已有二十多年，还是在国民党当兵时，被长官劈头敲了一棍子留下的根子。1949年9月25日起义后，一直在野外工作，修完天山公路又筑乌鲁木齐到独山子的乌独公路，那时节，天气奇冷，又是没日没夜地干活，头痛时发时停，一直没有止住过。1957年根据兵团决定全部人马移师下野地，建设军垦农场，条件更为艰苦，往往连睡觉都穿着衣服，而脱下衣服往脸盆一搁就成一盆碎渣渣。头痛发作也就更为频繁更为严重了。开始，痛得剧烈时，卫生员给的止痛片还顶点用，后来，吃各种止痛片都毫无用处，干脆也就不吃了，他自己发明了这个缠头止痛法，还管点用，而且缠得越紧，效果似乎越好。现在是天天发作，白天干活时稍轻一点，晚上痛得厉害。满头发涨兼针刺般痛，且以前额及两颞侧为主。我请他解开毛巾，进行检查，只见前额部到处青一块、紫一块。他说，这是他自己用力捏的，可以减轻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