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憶》总51期 |
| 送交者: 刚之柔 2010年07月01日02:16:39 于 [健康生活]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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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 史林一叶 书评与序跋 唐 伟、张鸿庆 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倒下的英才》读后 迟延昆 略谈414的暴力倾向——读《倒下的英才》不得不说的几句话 争鸣 忆旧思亲 乱世民情 故纸堆 编读往来 —————————————————————————————————— 【史林一叶】 “王青天”青海纠“左” 1958至1961年，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副省长薛克明等领导人在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强制推行“大跃进”。据我所知，1958年底统计青海人口260万，到1962年降到205万，减少55万。减去从劳改单位释放回内地的5万多，还有50万。除小部分逃到新疆等地外，至少饿死40万左右，占全省人口六分之一！ 当时，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共领导人只知道青海问题严重，到底到什么程度，并不清楚。1961年春，公安部副部长王昭调任青海省委第二书记（代理第一书记）兼省长，行前周恩来与其谈话。次年，内蒙古自治区区委书记杨植霖调任西北局书记，代理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杨常驻西安，主持青海党、政工作的是王昭。 王昭1917年生于河北平山，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任中共平山县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冀区党委副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石家庄市委书记兼市长、军政委、兵团政治部主任，1953年由志愿军兵团政治部主任调任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同年任公安部最年轻的副部长。 青海省人间地狱般的状况，深深地震撼了王昭。他认识到，青海省的问题具有典型性与普遍性，但是根子在中央。所以，对省委和各级党委领导班子只进行了必要的调整、改组，对几十名问题特别严重的领导人撤职、降职，只对其中个别人作了司法处分。省委常委、主管政法工作的副省长薛克明被开除党籍、公职，省军区司令员孙光降职，公、检、法机关领导大换班，公安厅长被降职调到乐都县当了排名最后的副县长，检察长、法院院长被免职。这些在温和的整风运动中受处分者，文化大革命中必然反过来批斗王昭，而且随后不仅官复原职，有的还升了官。 王昭单枪匹马到青海，要依靠原省委常委的大多数。省委领导层的大格局基本未变，原来的五位副书记继续留任（其中薛宏福一直做到1971年），只从公安部带来王仲方做省委常委兼秘书长。纠“左”只是在系统内部进行整风，主要方式是自我纠正；特别严重的地方，省里派工作组帮助和督促检查。对待冤假错案，也由原处理机关复查。从1961年6月到1962年6月，复查了本省捕、判的35825个案件，占三年捕判总人数的57%；释放了13673人，到1962年底又释放了4000多人。 由于王昭的到来，解散食堂、采取紧急救援措施，人口大量死亡的状况迅速得到扭转。尽管生活仍然极端困难，每人每天在1961年还吃不到半斤粮，但是不用进食堂，用野菜、树皮加以补充，不至于饿死。如果继续在食堂喝大锅清汤，那就非饿死不可。所以人们发自内心拥护王昭，呼其为“王青天”。 当时，青海农牧业生产遭到毁灭性破坏，短时期内难以恢复。王昭通过实际考察，为了调动农、牧民生产积极性，在偏僻农村允许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允许作业组承包一定数量的土地；在牧区允许牧民个人承包喂养牛羊；在城市积极组织生产最迫切需要的生活用品；另外还向中央有关部门申请给青海多调拨生产资料和商品。到1962年底、1963年初，多数农牧民家里有了铁锅和菜刀，布票由原来每人每年7尺加到15尺，城市居民日用品供应也有了改善。 “死心眼”的王昭 这时，毛泽东要求在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1963年8月，王昭亲自挂帅，两位省委副书记参加，从省直机关抽调30多名厅、局干部、300多名普通干部组成“四清”工作团，浩浩荡荡开进离西宁市几十公里的湟中县平安公社开展社教试点。 笔者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公安部，刚刚报到，即因王昭要人，调去青海省公安厅工作。开始第一年的具体工作在复查案件办公室，阅读、整理公安机关（包括劳改、劳教部门）上报的整风运动材料，接触大量血腥、悲惨、荒唐、令人发指的事件。另外，直至1966年，参加全部5期“四清”，目睹运动全过程。 在工作团动员大会上，王昭按照毛泽东的口径，大谈特谈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大谈特谈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必要性。对工作团每一个成员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强调要住在贫下中农家里，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准搞特殊化，要紧紧依靠贫下中农，通过社教运动，把被地、富、反、坏、右篡夺的领导权夺回来。他规定了严格的八条纪律，工作队员违犯者，一律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工作队员不准带吃的、喝的，不准下馆子，违者开除公职，是党员的要开除党籍；和女社员发生两性关系的，以坏分子论处，等等。 没有下去之前，工作队员并不知道农村实际状况，下去之后才知道，农民实在太穷，农村实在太苦了。和农民同住、同劳动问题不大，但是要和农民同吃饭，就意味着挨饿和得浮肿病。王昭以身作则，住在一户最贫困的农民家。早晨吃的是土豆、白开水，中午是发了霉的青稞面馍，晚上是干菜根泡后用水煮，在里面撒一些杂面，成了杂面糊糊，调料只有干辣椒面。对一个患有糖尿病的人来说，这是难以生存的。 公安厅派一位警卫人员跟着王昭，想给他单独弄点吃的，遭到严厉批评。一起下去的那两位省委副书记，只呆了一个多星期，就找借口回西宁，然后干脆住进医院了。死心眼的王昭，硬着头皮，坚持在那里。直到一个多月后发高烧，才不得不回西宁治病。稍有好转，就又下去。包括他的警卫在内，几个干部经过商量，找各种借口，要王昭每星期回西宁一、二次，以便改善一下生活。三个多月的“四清”结束后，王昭自己和100多名工作队员得了浮肿病。13个工作队员实在饿得受不了，违反纪律偷带食品、或叫家属偷偷送吃食，如饼干、糖果之类，或偷偷到平安镇上买高价食物，被发现后开除党籍或公职。 此后，王昭不遗余力地贯彻毛泽东反修防修的理论，在青海省大搞“四清”运动，积极贯彻西北局指示，在农村进行“民主革命补课”，重新补划地主、富农成分（牧区划牧主和富牧成分），大整基层干部，把“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转嫁到基层干部头上。 王昭把开始好转的青海经济再次推向绝境。农村的赤贫他是知道的，亲身经历过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可能是身不由己吧。但是，毛泽东要求各个省委都要搞社教试点，而且要向中央报告。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不亲自出马，你王昭带这个头干什么？我一直不理解。他完全有理由住院治疗疾病。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王昭就因患糖尿病在北京治病。他还患有肺气肿等多种疾病。这和他在青海省工作5年多的辛劳有着密切关系。青海除东部农业区海拔在 一次，王昭到玉树，在翻越 “四清”中王昭的偏“左” 在“四清”运动中，王昭带队来到平安公社，要为今后全省开展社教运动竖立样板。王昭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第一个标题就叫做“平安公社不平安”，其中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推行“大跃进”时的种种强迫命令、多吃多占，把群众对“大跃进”说过的牢骚话、小偷小摸行为，都说成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复辟；把部分基层干部在左倾路线逼迫下的违法乱纪，蜕化变质，说成阶级敌人篡夺领导权；把还没有断子绝孙的个别地主、富农家庭成员的任何行为，说成想反攻倒算，等等。 平安公社、大队、生产队90%的干部被批斗，37人被斗后自杀，19人被逮捕。在对敌斗争阶段，开展了对“五类分子”的群众批斗会。可是，尽管工作组员一再交代怎么说话、怎么批判，积极分子上台后，还是不知说什么。因为“五类分子”早已是“死老虎”，现行破坏活动根本没有，临时编造也编不出来。大会往往冷场，或者突然变成控诉“大跃进”所受的苦：人民公社成立后，怎么把家里东西共产了，怎么扒家里的房子、砸家里的铁锅，家里人是怎么饿死的…… 王昭要求每个生产大队都要开好对敌斗争大会。为此，他把西宁市公安局长担任工作组长的大队作为试点，其它十几个生产大队工作组来观摩、“取经”。可是对敌斗争大会却变成了控诉大会，王昭非常气愤，撤了工作组长的职。 为启发农民“阶级觉悟”，在社教运动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在社员中开展忆苦思甜活动，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可是，几乎每个工作组都遇到一个难题：社员不忆旧社会的苦，而是忆“大跃进”以来的苦。为了做好准备，有时工作队员要事先导演社员如何上台忆苦思甜，反复教。可是他们一旦上了台，有些说着说着就联系上了“大跃进”，干部如何打他们，他家里的人是怎么饿死的……说着说着就泣不成声。这时，如果原来的干部在场，只要有一个社员喊一声他的名字，马上就有人把他揪到台上，拳打脚踢，谁也制止不了。忆苦思甜会变成武斗会，有的干部被当场活活打死。 据湟中县统计，全县“四清”运动中有489名基层干部自杀。到1966年，青海33个县“四清”运动中，有3000多名干部自杀，99%以上都是生产大队、生产队里的干部，公社、县里的干部有40多人自杀。 按设想，要把农村新恶霸把持的村政权撤换、改组，把得到群众拥护的好人选出来当干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王昭亲自蹲点的那个大队，选出来的党支部书记叫刘维金。原来是个有名的懒汉，土改以后没有翻身，娶不起老婆，独身一人生活。工作组进村时，要挑选最贫困的农家住。他家最穷，两间破草房不能住人。还是工作组出钱派人维修，才能住人。靠这样的人来当大队干部，是没有能力领导大队的。后来王昭被捕入狱，他也受到牵连，被多次游街毒打，不久死去。 王昭的“左”还表现在干部退赃和群众分红上。“大跃进”年代，干部为了自己和家人不被饿死，多吃多占，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现在来清算他们累计多吃多占多少粮食，多少钱，要退赔，数字惊人，事实上根本就不可能兑现。工作组开始把社员的胃口吊得很高，到实际退赔时，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退。因为在一个赤贫的农村，干部比社员也好不到哪里去，比社员多吃的粮食不能让他再吐出来。干部家饿死人少，这是事实。但是现在要把粮食退出来，就意味着断了活路。很多干部自杀，就是想以死来保全家里那点粮食不被退赔，给家人留条活路。至于家庭财产，也没有什么。至多衣服的补丁少些，锅碗盆勺齐全些，多那么一两件木质家具。有的工作组把刚嫁给干部家的媳妇娘家陪嫁衣物也拿来分红。甚至在王昭蹲点的大队，为一件女灯芯绒褂子（最值钱的一件衣服）分给谁产生矛盾，最后没有办法，用剪刀剪成5块，分给社员。王昭为此撤了工作组长的职。 青海“四清”运动越来越“左”。从1965年开始，在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的积极倡导下，又增加了一项重要内容——在农村进行民主革命补课，补划“漏划”的地主、富农成分和分子。这次跟“大跃进”时不同的是，只组织群众进行所谓“说理斗争”，很少逮捕法办。到1966年，补划、补定了3万多地主、富农成分和地主、富农分子，几乎全是冤案。 1961年的“王青天”到哪里去了？当时的王昭和此时的王昭，判若两人。 “四清”运动又一次在青海把“左”倾路线发展到极至。90%以上的基层干部在运动中被打，被刑讯逼供，家属受牵连。四分之一的脱产干部被开除，60%的党员被清除出党，90%的公社书记被撤换。由于“大跃进”造成的悲惨局面人们记忆犹新，把所有的账都算在这些基层干部身上。批斗干部的大会比土改时批斗地主、恶霸还要厉害。尽管有时工作组也强调不准搞武斗，但是，群众往往不听。因为每个生产大队、生产队都有饿死的人，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几十人。这些被饿死的人，都和干部不顾人民死活有关。有的甚至是被干部整死、打死，或送到公安局死在监狱、劳改队的。群众有满腔怒火，一旦被点燃起来，什么说教也没有用。另一方面，这些干部也有自己的苦衷：当初不那样干，也生命难保……此时的王昭同样是如此。王昭不这样干，自有张昭、李昭会干。 王昭的悲惨末日也快到了，只是他并不知道。 接待邓小平留下祸患 1966年3月，邓小平率领薄一波、刘澜涛、杨成武、贾拓夫等人到青海视察，主要是到211厂（核武器制造、实验基地）。 为了接待邓小平，王昭成立专门的班子，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每顿饭吃什么，都经过精心安排。比如事先指示玉树军分区派两个班的兵力到高山打雪鸡。雪鸡生活在海拔 就在王昭忙活的时候，毛泽东在上海、杭州召开没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紧锣密鼓策划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名义上是请假到西北视察“大三线”建设，他在青海视察，极少说话，闷闷不乐，可见忧心忡忡。我作为公安厅派到宾馆的服务人员，亲眼目睹了邓小平严肃的面孔。 王昭代表省委的汇报，是在由西宁开往位于海晏县的221厂专列上进行的。邓小平几乎没有作什么指示，可见心情之沉重。雪鸡他吃了，并赞美味道不错，但是狗肉就没有吃。这里要讲一段小插曲： 由于邓小平心情不佳，到宾馆住下，不愿意动。而薄一波在刘澜涛等陪同下到50公里外的塔尔寺参观，由于道路不好，耽误了时间，没有按时回来。可是总书记不能不按时吃饭，于是就先开饭。领导虽然不多，但是随员不少，整整四桌。雪鸡好吃，吃完再上。一共只打了3只雪鸡，炊事员不知道有人到塔尔寺去了，将做好的雪鸡统统上了。等薄一波等从塔尔寺回来，另开一桌饭时，王昭见没上雪鸡，几次大声喊：快上雪鸡！可是哪里还有！负责接待的省委办公厅主任马万里悄悄告诉王昭，雪鸡吃完了。还是薄一波解了围，笑着说：总书记代我们尝了鲜就行了，我们吃狗肉。这一幕我至今记忆犹新。给首长准备的贵重皮毛等土特产品，邓小平根本没有心思买，倒是北京来的工作人员买了一些。 邓小平一行离开青海，王昭累病了，到外地治疗。红卫兵起来造反，西北局领导刘澜涛叫王昭不要回青海，安心在北京治病。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借口。可是王昭听说省委被造反派弄得不能办公，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不能让辛辛苦苦得来的成果毁于一旦，不能让青海人民再受苦难。于是，不听善意劝阻，回到西宁。他和冲击省委的造反派辩论，经常被推打，身上有很多伤。但是这时，还没有人敢公开对他进行武斗。 王昭“执迷不悟”，天天上班，经常和红卫兵在省委大楼前辩论。那些在1961年、1962年整风运动中受到过直接或间接处分的人，看到形势对王昭不利，给造反派出谋划策，提供内部机密，提供打倒王昭的“炮弹”。包括接待邓小平的详细情况，都在大字报上贴出来了，说王昭为了接待邓小平一行，花了几万元，光招待吃饭费就花了1万多元，而每人只交了1.65元，加起来才几百元。尤其是派2个班兵力打猎10天，战士在高山上非常辛苦，有的人冻坏手脚。为了招待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和61个“叛徒”集团中的薄一波、刘澜涛，如此大动干戈，不惜花费民脂民膏，这说明王昭本人就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分子。有大字报说他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著作放在一起，更是罪该万死！ 这些大字报对王昭非常不利。随着刘、邓被公开批判，造反派把王昭关押起来，轮番批斗。省委某些副书记、常委，则把一切责任都推到王昭身上，自己经常出现在批斗王昭的主席台上坐着。这些“大跃进”时期的“左”派人物，摇身一变，又成了支持造反派的革命领导干部。 出逃与自投罗网 王昭被造反派关在省委汽车房里。一天晚上，他起来小便，意外跌倒，摔断胳膊。造反派不让住院治疗，只扎上绷带。同情他的警卫员苏太福，知道如果不及早把骨头接好，将会造成残废。于是一天深夜，撬开汽车房的锁，将王昭从里面接出来，用苏联嘎斯六九吉普车经大通、祁连，翻越祁连山脉，到达甘肃张掖，然后坐火车到达洛阳。王昭改名换姓，住进洛阳骨科医院治疗。 王昭突然失踪，造反派暴跳如雷，派人到处搜捕。在北京王昭家周围有人日夜守候，结果都没有发现踪影。将王昭转移到洛阳的警卫员安排得非常周到，如果王昭安心养病，是平安无事的。可是，他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意图不了解，存在幻想。以为同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一样，很快就会过去。可是他想错了，等待他的将是灭顶之灾。 1967年春天，古城西宁，寒风凛冽，阴云密布，沙尘暴不时光临，预示着一场大灾难就要降临。青海两大派群众组织——捍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捍卫队”）和八·一八革命联合造反司令部（简称“八·一八”）为了争夺《青海日报》控制权，展开激烈斗争。2月23日凌晨，守卫在报社周围、防止武斗的部队，突然和“八·一八”造反派组织发生冲突，开枪冲进报社，当场打死179人，打伤1000多人，报社里面血流成河。这还不算，几天之内，驻军部队在公、检、法机关的配合下，在全市搜捕“八·一八”造反派骨干成员几千人。省、市监狱关不下，就临时关在一些机关礼堂。“八·一八”的几个头目，除一号头目马继文（汽车场工人）身中五弹、生命垂危，军管会指示为了保留“活证据”，必须全力抢救，保住了性命，其余头目全部被捕。“八·一八”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取缔、解散。在一个月时间里，“捍卫队”在军管会的领导下，对被抓起来的“八·一八”骨干成员，采用各种刑讯逼供手段，加深了两大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相互仇恨，为“八·一八”被平反以后的报复埋下隐患。 1967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把“二·二三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把王昭、赵永夫、张晓川定为这一事件的幕后策划者。赵永夫是青海省军区司令，张晓川是总后勤部205部队司令兼政委。他们与之有直接关系可以理解，因为开枪的部队是赵、张管的部队。事件发生后抓捕、审讯几千名“八·一八”造反派群众，是在他们领导下进行的。他们为这一惨案负责当然是对的。尽管他们始终不承认下令开枪，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曾经下令开枪。可是王昭和“二·二三事件”确实没有任何关系。在洛阳治病，只有他的警卫员知道，任何造反派和他都没有联系，而且他还是两大派群众组织都要打倒、都要揪斗的对象。可是这一颠倒黑白的决定报纸上登了，广播上播了。王昭听到广播后十分生气、不满。他要到北京找中央、找毛泽东、找周恩来说明情况。 王昭太天真了。别人劝他不能去，“八·一八”死、伤了那么多人，到处找你，落到他们手里还有好日子过吗？光棍不吃眼前亏，不能自投罗网。可是他不听，骨伤还没有治好就回到北京家中。公安部造反派马上把他拘禁起来，并通知“八·一八”。青海省造反派如获至宝，马上派人到京揪斗王昭。 周恩来发话与王昭被“左”扼杀 造反派来人揪斗，并要把王昭带回青海，反映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说：“你们把王昭接到青海批斗，可以。但是，只能文斗，不能武斗；要烧而不焦，保证他的生命安全。” 王昭到青海工作前，是周恩来找他谈的话。周恩来这时这样说，让人欲哭无泪。为什么不能亲自接见王昭，直接了解情况呢？王昭是满怀信心到北京找周恩来为自己辩护的，否则他会听人劝告在洛阳继续秘密治病。周恩来的指示反而成了青海造反派拘禁、批斗王昭的理由。 “烧而不焦”，这是什么语言？ 据说，在文化大革命批斗老干部的高潮中，毛泽东对女儿李敏说：“人批得过火了受不了。就像烤鸭不能烤糊，不能烤焦，要恰到火候。……不能烤焦了，焦了就不能吃了。”周恩来是否从此受到启发，才做出指示，不得而知。可正是这个指示，使王昭陷入绝境。 王昭被押回青海时，“八·一八”已经成了得到中央肯定的造反派组织。那些死、伤的造反派家属、亲人怀着强烈的复仇情绪对王昭进行批斗。我不愿意具体描述那种种法西斯暴行，只举一例。一次，王昭被吊在解放牌卡车上游街示众，负责押运的6位造反派将吸剩的烟头从他衣领里丢进去，一共丢下21颗烟头，王昭的脊梁被烧了几十个血泡。恐怕王昭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到青海来纠正极左路线，却要被极左路线扼杀在这里。 几个月后，经周恩来签字批准，王昭被正式逮捕，关进公安厅监狱。他本有多种疾病，胳膊摔断还没有治好，生活条件极差，马上就病倒了。他还怀着希望，不断给周恩来写信，为自己申冤。我不知道周恩来是否收到王昭的信，既然他亲自批准正式逮捕王昭，自有原因。王昭还孜孜不倦写信，共有12封之多，只能是白费力气了。 王昭对专案组指控他是罗瑞卿“死党”一直不承认，说他们只是工作关系。1957年反右派时，罗瑞卿在党组会议上说，公安部是毛主席直接领导的，在中直机关是一个大部，在反右派中要起带头作用，于是划了63个右派，还有不少人被划为右倾，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作为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王昭是有不同看法的。到公安部工作的人都受到过严格审查，政治历史没有问题。而且，被划右派的人都没有什么问题，只不过给领导提过意见，这样做是不公道的。可是，罗瑞卿的权威使他无法阻止这样做，他为此一直感到有愧。 此时青海省实行军管，公检法军管会主任曾征是王昭专案组组长。王昭哪里知道，他1961年到青海纠正“大跃进”、平息叛乱中的左倾错误，不仅得罪了一大批地方上的大、小官员，而且也得罪了部队上的一些人。平息1958年武装叛乱，青海省军区司令是孙光，而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兼任省军区第一政委、党委书记。孙光在平乱中犯严重错误，被降职调到陕西省军区当后勤部副部长，由少将正军级干部降到副师级。如果错误不是很严重，不会这样处理。笔者不了解军队在整风中暴露出哪些问题，但是我想不会比公安机关好。一些军方人士不会忘记是王昭1961年到青海来整了他们。 公安厅看守所和公安厅劳改局职工医院相隔只有几百米。1970年，王昭病重。看守所向军管会报告，要求把他送到医院治疗，并通知医院准备好病房。军管会迟迟不作答复。直到王昭病情加重，不抢救就会死，看守所医生感到责任重大，不得不亲自到军管会直接给领导汇报。适逢几个负责人在打扑克，医生站在一旁，战战兢兢地说：“王昭大吐血，我们没有办法治疗，如果不马上送医院抢救，今天晚上恐怕过不去。”军管会副主任一面打扑克，一面冷冷地说：“王昭不是省委书记、不是省长，是经过中央批准逮捕的犯人，是杀害革命造反派的凶手，你为什么那么同情他？你的阶级感情哪里去了？造反派们的血难道就要白流吗？！” 医生一句也说不出来，只好走了。他知道自己已经尽到责任，王昭死了和他无关。 第二天早晨，看守员打开王昭监房，发现他已死。地上有一滩血，王昭手里还攥着给周恩来总理没有写完的信。信上写着： “周总理：这是我写给你的最后一封信。我知道这封信还没有到你手里时（也许永远也到不了你手里），我就离开这个世界了。你把我派到青海来纠正青海省委错误路线给青海人民带来的灾难，我做了，使青海的工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有了一定的提高，平反了大批冤案，有效地制止了非正常死亡，民心也比较顺，只要继续努力，青海的落后面貌是可以改变的。我知道有很多工作还没有做好，这几年省委把主要精力用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对工农业生产抓得不是很紧，那是为了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反修防修，使中国永远不改变颜色。我一直是按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竭尽全力在做工作，刚来青海时，我身体非常健康，你找我谈话时，不是还赞扬我的身体好、到青海工作没有问题吗？可我现在一身是病。造反派说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死党，说我是‘二·二三’事件的幕后策划者，都不是事实。我和罗瑞卿在公安部是工作关系，他到总参当参谋长后，我们很少接触，只是1962年中央在兰州召开西北民族工作座谈会，罗瑞卿到西北视察，到会听取对军民关系的意见时，我对1958年至1959年军队在青海平息反革命武装叛乱时，不按中央政策办事，残酷虐待俘虏和滥杀无辜、严重伤害民族感情谈了看法，对负有直接责任的省军区司令孙光处理太轻提过意见。罗瑞卿表示，我的意见很好，将认真研究。不久，孙光被处以留党察看二年，降职调到陕西省军区任后勤部副部长。我是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光明正大提意见，没有和罗瑞卿有私下往来，怎么就是罗瑞卿死党呢？‘二·二三’事件前20多天，我就偷着离开青海，到洛阳治病，两派造反组织都要斗争我，到处找我没有找到，我直到‘3· 看守所长向军管会领导汇报，领导问：王昭死前留下什么？所长交出这封未写完的信。领导看完，批示：送省军管会领导阅后退回销毁。我在军管会秘书组当秘书，将王昭绝笔存档。1978年又提供线索从公安文档资料中找出这封信，交给了复查王昭案件的工作组。 当时军管会做出决定：王昭死亡，严格保密，不得外传，以在大街上发现无名尸体为名送火葬场火化，骨灰暂存火葬场。1958到1960年，青海对于死亡犯人，不通知其在外地的家属，以无名尸体处理。如今，王昭也是这个待遇。他可说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夫人在北京高院工作，文革中受尽折磨，王死后抑郁而终。夫妻唯一的女儿饱受刺激，得了精神病。 军管会不敢不向中央报告，但说王昭住在医院，经过多方抢救无效死亡。周恩来知道后，批评青海没有按他的指示保护好王昭的人身安全。这对死者已经毫无意义，不过对关在监狱里的其他受害者却大有好处。第一个受益者就是被王昭从公安部要到青海担任省委常委兼秘书长、主管政法工作的王仲方。 王仲方做了罗瑞卿十年政治秘书（其职责是政策性文件起草、把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最先受到冲击，早于王昭几个月，经周恩来批准被捕入狱。王昭和王仲方是造反派要打倒的省委主要对象，也是被批斗得最残酷的，而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和副书记、常委们，基本没有什么触动。这可以看出，王昭到青海后的纠“左“确实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时机一到，终于遭到报复。 王昭死后不久，看守所里来了几位医生，非常仔细地给王仲方检查身体，给他打针，服一些平时见不到的好药。伙食上照顾尤佳，派专人做好饭、好菜，王仲方称之为“吃小灶”（文革前，厅以上干部有专门供应的副食品，专人做饭吃，叫做小灶；另外还有特殊的商品供应）。这才使身体每况愈下的他被关押5年后，还能活着走出监狱。在回忆录《炼狱》中，王仲方说：“我感谢王昭在天之灵对我的关怀，要不是他的死引起中央领导注意，改善监管条件，我也不会活着走出监狱。我强烈痛恨造反派对王昭和我的迫害。” 1979年，王昭得到彻底平反。家属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火葬场找到王昭骨灰，接到北京。他的战友、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在王昭平反问题上起到了关键作用。他饱含深情和眼泪迎接战友的骨灰，陪同送到北京八宝山公墓一室安放。 作者简介： 尹曙生，1937年生，安徽舒城人。1961年北京政法学院毕业后入青海省公安厅、安徽省公安厅，退休前任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著有自传体小说《时代悲歌》等13部作品，包括上百万字的推理小说。 —————————————————————————————————— 【史林一叶】 前些时候，看了一本很好看的书，《一本书和一个世界》。 那是一些著名的翻译家，或写出一本书的翻译经验；或围绕原著、作者和译者，叙述动人故事；或将几十年译者生涯的体会，娓娓道来。这些翻译家的年龄，从1909年出生，到1954年出生不等，大多是年迈的长辈。在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其中一些长者已经离世。这本文集的编辑，捕捉了他们生命的最后一亮烛火，小心保存了下来。 翻译家似乎总是在为他人作嫁衣裳。在我看来，名翻译家都是功夫深藏不露的人。没有人像他们一样磨练文字、体验文学，对原著一字一句、一笑一颦地细细消化，又以自己母语准确流畅地表达出来。他们让你读着优美的本国文字，异域之风却荡漾其中。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清楚译者的位置，在展露才能的时候，对自己很是克制。 就是这样一批有修养的译者，难得地从译著后面走出来，给我们写点他们自己。当然，风格各异，却和读他们的译著感觉不同，这时候，他们就是他们自己，有了自己的喜怒哀乐。 读了才知道，他们的故事原来并不是发生在一个文学仙境和幽静书斋里的。他们竟无法摆脱历史的纠缠。其中许多人，几十年被政治风浪冲击，有些人几近没顶。当然，已经没顶的，哪怕是再著名的翻译家，也消失了，无法再写出自己的故事，例如傅雷。 仔细想想，仍然觉得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译者和作者不同。作者写书，文责自负。如若说有人要加害作者，总可以从字里行间找到“理由”，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照理说，要给译者加罪就很困难。因为译者只是语言翻译，只是力图准确转达作者原意。再“反动”的书，文责被作者“负”去，按说就没有译者的什么事了。就是有言论罪，对译者来说，言论也是他人的。《我的奋斗》几乎被译成全世界各种文字，从没听说有哪个国家宣称，他们国家的译者，就是希特勒的代表。 可是，别不信，这样的事情就是在这里发生了。 翻译茨威格的翻译家张书玉，曾经在得到了一本茨威格的原作之后，“如饥似渴地读了这些名篇，还没有敢闪过翻译它们的念头”。不是翻译水平不够，而是当时“《二十四小时》的译者，南开大学的历史学 著名翻译家草婴回忆说，“1956年读到《一个人的遭遇》特别感动，并立刻把它译成中文，也是因为我对反法西斯战争有了较深的感受，衷心希望人类不再受到类似的浩劫。但怎么也没想到，《一个人的遭遇》被说成是大毒草，我因翻译肖洛霍夫作品在文革中受尽迫害，两次处于生死边缘。……成了‘肖洛霍夫在中国的代理人’、‘肖洛霍夫的吹鼓手’。” 1975年，52岁的草婴被强迫去背水泥，被水泥袋压断脊梁骨。因为他的翻译家身份，被医院拒收，“只嘱咐家属在家里搁一块门板，叫我仰天躺在板上至少半年”。 偷偷在家翻译也不行。1945年参加新四军的翻译家金中回忆说，“预料中的事情终于发生了。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前夕，我家又一次被抄，连炕上的席子都被卷走。《风中芦苇》译稿自然逃脱不了厄运。我辛辛苦苦写下的几百页稿纸，被队长们当了卷烟纸，付之一炬，我心疼得差点昏过去。” 译者人人自危的气氛究竟到什么地步呢，就是连编写辞书都不安全。学者孙绳武回忆说，“十年动乱之间，即使是编译辞书这类尽力远离现实政治的工作，也几乎全都悄然无声。” 1970年，法国文学翻译家袁树仁还是32岁的年轻人，他去北京图书馆借书。“法文书的卡片已经过筛选，许多‘封资修’著作被拿掉了。填了一个条《茶花女》。工作人员接过去一看，立即厉声斥责‘为什么要看这种作品？’把条给撕了。” 或许是不愿意回首往事，这本书里的一些译者，在细述自己翻译生涯时，只是简单地跳过文革这段历史。 译者们由于异常的生活状况，开始和他们的心中珍藏的文学，发生了深层的融合。德国文学翻译家傅惟慈曾“每日战战兢兢，总感觉头上悬着一把系在马鬃上的利剑。……直到有一天高音喇叭宣布一串黑帮分子的名字，我也叨陪末座，被从办公室里拉了出来。”他突然想到自己喜欢的小说格雷厄姆·格林的《问题的核心》中的话，斯考比“望着她走出自己昏暗的办公室，好像望着白白浪费掉的15年生命。”他恍惚间觉得自己走进小说中的情境：我“做着同样的恶梦。生活中到处都是陷阱，不管你如何谨慎，迟早仍然要跌进去。”他感觉，在这个时候，自己阅读主人公，就像是“一个迷失前途的人阅读一个身处绝境的人”。 翻译莱蒙托夫的翻译家顾蕴璞，60年代初大学毕业，由于“出生于地主家庭，又不注意靠拢组织”，被“安在了一个最难发挥自己长处的岗位上”。业余生活被人“汇报给组织”，他记得自己“感到特别的压抑”，“无人可以倾诉”。不由得把莱蒙托夫当作“忘世之交”。他回忆到当时，自己悄悄翻译着莱蒙托夫的诗《独白》，不由产生共鸣，诗中说，“……在祖国我们仿佛感到窒息，/心头沉甸甸，思绪忧戚戚……”。 读到这里，令我万分惊讶的事情发生了，翻译家突然开始表白，他说到自己有这样感受的时候：“当时绝对没有把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和沙皇尼古拉一世的俄国等量齐观”的意思，他只是“和莱蒙托夫在人生感受上找到了某种契合点”。任何一个“过来人”都知道，翻译家为自己作的这个辩解，正是在依着文革最容易发生的指控逻辑，在那里作茧自缚地挣扎。 惟有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明白，在文革结束将近三十年之后，阴影在他们头上并没有消散。因为，那个确保文革不会再次发生的法治社会，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 【书评与序跋】 去年底，唐金鹤的书《倒下的英才》在文革清华学生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陆小宝为这本书写的序《复原清华白日武斗的真实面貌》也遭到了诘难和非议。其中争论到是谁挑起了清华武斗？谁打了人（主要指毒打干部、毒打被抓住的对立派“俘虏”）？受到埋怨最多的是李自茂，他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记五三〇武斗》。这是当年团派中人的第一篇纪实性回忆文章。文章不错却受到埋怨。唐金鹤可以写她的所历所见，对立面的人也可以写自己的所历所见。多年来，我们多有运动，没有反思；只有遗忘，很少铭记；只有印象，没有统计。《倒下的英才》揭开了母校触痛较深的伤疤，揭示了大学教育中的问题，揭露了政治斗争中的丑恶。 三十多年过去了，几乎所有的同学都为青春的经历埋了单，我们仍然不停不休地追问历史：真相在哪里？谁是罪魁祸首？母校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陆小宝著文《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这句话引起了众多同学的共鸣。重大事件的当事人都开始讲述各自“心中的文革”（周泉缨语）。中国人要完成精神上的启蒙，中国人需要有尊严地生活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上。 蒯大富是清华武斗的挑动者和第一责任人 文革初期，蒯大富的造反经历吸引了两个“司令部”的目光，最高层的权力斗争有着化腐朽为神奇的巨大魔力，蒯大富成为了两个“司令部”博弈中的一枚重要棋子。 井冈山红卫兵的成立，标志着蒯大富上了中央文革的战车。蒯大富坚持怀疑一切，迷信权力决定一切，提出“大翻个儿”的口号，高举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旗帜，成为了清华乃至全国的明星。毛泽东、江青欣赏蒯大富是必然的。蒯大富做到了“相信领袖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只是蒯大富的痞子心态和政客表现失去了清华的群众基础，也许蒯大富一如今天他所说的：“当时有了权也不知道怎么用。”也许他不会掌权，不会用权，但权力的诱惑，侵蚀着他年青的心。“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任何独裁者都不相信“共和”，都不能容忍睡在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到“414”的成立，表明了清华各派群众组织大联合的彻底破裂。“5·30”成立革委会的流产，为清华园内所谓“国共两党的斗争”拉开了序幕。罗征敷、孙华栋的死，让这场政治斗争染上了血腥。然后正剧开始了：抢占科学馆、大礼堂，动农馆战斗，八号楼攻坚，530大武斗，火烧科学馆……最后是冷兵器时代结束，带瞄准器的步枪和手榴弹出现在清华武斗现场。历史是放大了的现实。《倒下的英才》有血有肉地记述了当时的残酷，让人震撼，让人悲伤，让人不忍卒读。 指认蒯大富是清华武斗的挑动者和第一责任人，要从以下几方面来看： 一、权力的归属是斗争白热化的内在动因。 “一切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马上得天下”是中国改朝换代的唯一药方。蒯大富自创的“权经”让他不择手段地铤而走险，对权力的追逐，让造反派上了一个台阶，权力的舞台演变成了造反派政治生命的断头台。 二、江青的“文攻武卫”和中央的默许是蒯大富敢冒清华之大不韪的原因。 清华武斗中，蒯大富一方是有恃无恐的。蒯大富虽然没有当上清华大学校长，没有当上清华革命委员会主任，但已经当上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蒯大富信奉“强权即真理”，对于不能说服的，压服是唯一有效的办法。正在这个时候，中央文革送来了“文攻武卫”的尚方宝剑。蒯大富的骄纵之心日益膨胀。随着关锋取代徐向前主持全军文革，蒯大富也把手伸向了军队：他指挥人抄了徐向前元帅的家；将刘志坚囚禁在一号楼506房间；鲍长康手持关锋的介绍信窜到了北海舰队……发展到“727”向工宣队开枪。这是一个“上贼船”的长过程。 三. 蒯大富挑起武斗是受到北大聂元梓的启发。 老蒯曾多次谈到北大聂元梓用武力将对立面“井冈山”打跑了。蒯大富用武力将“414”赶出清华园的动机是十分明确的。正如陆小宝所言：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清华武斗是蒯大富挑起的，“414”参加武斗出于无奈，出于被迫。“414”坚决反对蒯大富统治清华，反对“痞子掌权”，不惜冒着反对中央文革的政治风险，冒着流血牺牲的危险，被迫卷入了清华武斗。其中的中坚人物恰恰是一些并不极端而相对温和的学生。 四. 蒯大富参与了清华武斗的决策和行动。 武斗中，团派每次大行动之前，鲍长康等人都要把蒯大富送到校外，制造蒯大富不在现场的证据。但谁都无法否定蒯大富下决心将“414”赶出清华而不惜武斗的动机。《倒下的英才》中说明在攻打东区浴室战斗中，下令断电的是蒯大富。蒯大富还参加了一次主楼前对“414”成员出学校的伏击战。周泉缨常讲：蒯大富最了不起的是敢于开枪，尤其是敢于向工宣队开枪。如汲鹏所言，蒯大富是农民的儿子，有其纯朴的一面。但作为一个真正的政客，蒯大富有其阴毒狡诈的一面。蒯大富抄徐向前的家后，将徐帅的保险柜弄到了清华，周总理下令要蒯大富把保险柜送回去。在1966年12月三总部联合后的一次总部会上，老蒯刚传达完周总理的指示，就决定将保险柜连夜送到天津用氧气割开，蒯大富的原话是：总理的指示只在北京地区有效。 五.指认蒯大富是清华武斗的挑动者，既是历史事实，也是研究文革总结教训所必须。 六、各有各的责任，应彻底清算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蒯大富是文革一线的卒子，清华武斗的直接责任人、指挥者。追究更深层，是毛泽东及其路线、专政理论应为文革及其对社会进步的破坏负责。虽然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发了决议，但从来没有清算过。毛泽东提倡阶级分析、阶级斗争，要“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种教育和实践不仅迫害了一大批热血青年，也教坏了文革一代知识青年的思想和道德观。可以说，这就是“红卫兵”的思想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没有“最高指示”以及“文攻武卫”等口号，蒯大富也不能形成一呼而天下应的局面。 是什么原因将莘莘学子变成了打人暴徒和杀人利器？ 红卫兵是文革灾难的替罪羊。是也不是？说是，是因为我们少不更事，听命造反，上面有更大和最大的责任人。说不是，是因为我们考上了大学，进入了社会的精英层，已具有完全的社会责任能力，我们应该为自己的言行负责。 “414”头头沈如槐，以及汲鹏和但燊等人，他们都承担了“414”在武斗中干的几件事情的责任。他们的档案中记录着当年的责任，他们本人都成了中国干部体制序列中的“弃子”。 清华武斗中老团打过人，老四也打过人，卞雨林或死于毒箭，许恭生被乱枪刺死，除了《倒下的英才》中记述的许多人，还有许多人遭受毒打。读过这本书并参与争论的叶志江、陈育延都挨过打。应该指出的是：清华园中哪些人最先动手打人？还应指出的是：每一个打人的人都需要认错，需要反省。文化革命中最早打人的是受“血统论”毒害的高干子弟。清华最大规模的打人抄家发生在1966年的8月24日，除了推倒二校门，还把“黑帮干部”关到了二教和科学馆进行殴打。化003班的李永德硬闯进了科学馆，虽没亲眼看到正在打人的人，但惨叫声和呻吟声不断。“八九”红卫兵中还有一个干部子弟，在抄蒋南翔校长家的时候，将蒋南翔摁在地上罚跪，把蒋南翔的母亲，吊在面前的樑上毒打，蒋南翔校长被“解放”后，几乎原谅了所有在文革中批斗过他的学生，就是没有原谅这位同学。天理良心，谁也很难原谅这种禽兽行径。 现在很少有人提到“八九”红卫兵。很少提到红卫兵中的高干子弟。他们是文革中第一批跳出来的“革命小将”。比如清华大学的“8.24”事件，贺鹏飞是主要的策划者和指挥者之一。他们在父辈的保护下将过错全部推到了蒯大富和“造反派”的身上。一些打人抄家、冲锋在前的高干子弟，文革后一直身处高位。现在又有某些高干子弟成了改革开放成果的既得利益者。多么希望他们也能深刻地反省和自省啊，希望他们也能积极地回应陆小宝的呼吁，尽到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 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大学生活中，我们的大学到底怎么了？我们的教育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2001年母校九十周年校庆时曾有誓言，要在百年校庆时将母校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现在百年校庆很快就要到了，而达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却渐行渐远了。一个校友极端的说法：现在的清华大学要培养出诺贝尔奖得主是不可能的，培养出慕绥新那样的贪官是一定的。这些议论或许有偏颇之处，结合唐金鹤出的题目，回忆和总结文革中倒下和没有倒下的“英才”们，我们想试着找寻学生变为暴徒的原因。 一、割断历史，让人轻狂 两年前，一位同学从四川来电话询问：清华的第一任校长是谁？唐伟的大哥1955年进清华读书，在清华工作了一辈子。电话里唐伟的大哥半明半白地讲了好一阵，什么清华学堂，清华大学之类的。最终也没讲明白清华的第一任校长是谁。 中国人最大的神灵叫做祖宗。中国人最怕被人说“忘本”，被人数落“数典忘祖”。通过这件事情，我们才知道自己也是这种人。我们进清华以后所接受的校史教育就是蒋校长总结的“三阶段两点论”。其内容是解放前为第一阶段，全面学习苏联为第二阶段，1957年反右以后和大跃进背景下开始的教育革命为第三阶段。“两点论”就是用“一分为二”的阶级分析方法去看待这三个阶段。重点是领会“南翔精神”。至于清华的校长，解放后是蒋南翔，解放前的校长基本没人提及。隐隐约约听说有一个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跟随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的梅贻琦。用阶级观点看问题，第一阶段是按照美国模式办校，培养亲美人才，基本上是被否定的。第二阶段是指“院系调整”后学习苏联的办学模式，清华这所综合性大学被调整成了一个工科院校，功过是非一分两半。第三阶段是成绩斐然，清华的教育成果展览主要是讲这一阶段的。是新生入学教育的重头戏，新生入学的第一课是参观“反右展览”，每年隆重纪念的是“一二·九”运动，那里有蒋南翔学生时代的革命事迹；包括“教育革命成果展览”，这些就是我们这些清华学生津津乐道的“清华香肠”。 清华非常强调其革命传统。当年图书馆前立起纪念韦杰三烈士的断柱。对解放前夕的清华共产党支部的领导人却语焉不详，我们新生想当然地认为是蒋南翔，后来查资料才知道当年清华支部书记是袁永熙，此人1957年当了右派，于是他的名字不见经传。名留青史的“五四运动”已被北大专美于前，清华大学当年的表现是在校内声援城里的爱国运动，似乎并没有人去参加傅斯年等北大学生火烧赵家楼的“革命行动”。清华每年隆重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蒋南翔当年起草的文章中有句“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更是脍炙人口。被写进了中学的历史教科书，让我们从小就心生向往。 清华大学的历史是民族国家的蒙难史，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忍辱负重，发奋图强的历史。梁启超先生在一次讲演中引用《易经》中的话“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引起众多清华学子的共鸣。改革开放年代，时任深圳大学校长的罗征启和夫人梁鸿文将这八个字和“闻亭”的古钟放到了一个徽章上，流传开来，也有人将它作为校训。其实在我们当学生时经常听到的校训是：“又红又专双肩挑”，“听话出活”，“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而“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和“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这两句是不曾听说的。 满清年间的“庚子赔款”是国家民族的奇耻大辱，赔偿的款银为4亿5千万两，每个中国人人均赔白银一两。美国政府获其中3200多万两，在满清政府中的开明官绅的争取下，美国国会同意将赔款中的近半部分用于中国的“慈善事业”。于是就有了最早的清华学堂。因此，我们的母校清华大学从出现在北京西郊这个皇家废园之时，就带着屈辱的胎记。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新文化运动中，首先响应的中国知识分子，投入了反抗亡国亡种的救亡运动中。举起“反帝、反封建”旗帜的“五四运动”，本应承载“救亡”和“启蒙”的双重任务，但是严苛的国际政局让“救亡”压倒了“启蒙”。中国人的精神长时期处于“蒙昧”中。中国人没有经历过西方的“启蒙运动”，皇帝“逊位”后的百年里，皇帝梦还是中国人的美梦之一。鲁迅笔下的阿Q、祥林嫂、孔乙己，以及那个“狂人”还是中国人的写照。《过客》中那位能听见前边呼唤声音的老者仍是中国人中的极少数，而且是来去匆匆的过客，鲜能吸引民众的目光。 从第一批录取的清华学子开始，清华人背负着这个中了魔咒的宿命，负笈而行，远渡重洋，然后学成归来，在这个“小五王爷”的废园中著书立说，传播先进的民主科学知识，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最后四，五年中造就了清华的声望和学风，重量级的学者和大师们有如一颗又一颗的星辰升起在东方。显示了西学东渐的成果，也凸显了东方文明传统的独特魅力。清华学人中的探路者是清华永远的骄傲，是我们永远尊敬的学者和恩师，他们的姓名不应被清华百年校史抹杀。 中国的科举制度实行了1300余年，随着慈禧的一纸敕书，千年的书院制度也随之星散，传统的师承关系也疏淡开去。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清华的国学大师、科技大师们的出现，成为了清华传说中的美谈，那个年代是书院文化最后的回光返照，师生情谊犹如父子。 历史总是被胜利者浓墨重彩书写，真相却被掩饰起来。1949年以后批判胡适所代表的亲美思想到“反右”，到文革十年，清华都是重灾区，这段耻辱无法舍弃，无法忘却，无法掩饰，更无法改写。 我们又要提到蒯大富和“团派”。“团派”并不是由坏人组成的反动组织，它的总部委员都是我们的同学，其中不少人都是我们一道反对工作组的战友。老四强调解放干部，原清华领导层中的上层干部，多数却加入了老团，如何东昌、艾知生、滕藤、李传信等等。这些历次政治运动中有着丰富经验的领导，真的要反对十七年，来个“大翻个”？真的那么中意蒯大富当清华的校长？李传信一语解疑：“经过五七年反右，我们这些人再也犯不起错误了。”当时的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毛主席更中意蒯大富，中央文革、谢富治代表的北京市革委会支持蒯大富。1968年7月27日前的近两年中，蒯大富控制了清华，虽说他“有权也不大会用”，但这两年却烙下了“蒯记”。 以后的八年清华是8341部队名义下的迟群的天下。迟群执掌清华大权八年之久。迟群何许人也，“御林军”8341部队中的一个宣传科副科长，是一个集军阀、党棍、文痞诸般恶习的三料混世魔头。清华“清理阶级队伍”，“抓五一六分子”，江西鲤鱼洲大牛棚……对清华师生的身心迫害和致人于死命，罪行不亚于任何一个武斗凶手。温柔的杀人，虽不见血腥却更加残忍，强奸民意而操控的群众运动是货真价实的“冷暴力”。 文革后期“批林批孔”、“教育革命”、“反右倾回潮”，无一不是“最高指示”从中南海进清华园，再从清华卷起，流风所及，全国遭殃。“梁效”恶名，名扬天下。 时至今日“三大作风”演变成了“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吹捧和自我吹捧相结合”的三大歪风。其根本在于对历史的造假。如果执政党不再以“三代领导”核心自我吹捧和抬高，而是如实记载历届总书记的姓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三位主要发起者是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这些最基本的事实，我们才有可能盼到诚实的党风、民风。校园的塑像不仅有革命伟人闻一多，还应该有文学大家闻一多，科学馆的奠基人、疯癫死去的叶企孙，更应该有人文大家陈寅恪，水利专家黄万里……让他们的学术、人品流芳后世，才能彰显清华的优良学风。如果当事人、后来人不反思反省，何来一个民族的启蒙？ 二. 党化教育是文化专制主义传统的延续 我们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在蒋南翔校长主持编制的“高教工作六十条”指导下，清华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政治思想工作体系。将“又红又专”通俗地称为“听话出活”，要求学生思想要上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三层楼”。“反右斗争”后提出将清华党委建成“能开万人顶风船的永不漏气的发动机”，仿照解放军“支部建立在连上”，建立了班、年级和系为单位的政治辅导员制度；从新生入学开始就在政治课上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灌输”教育。在新生一年级就发展党员，特别注重在高干子弟中发展党员。“社教”运动后期，中国政治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清华更是加快了发展党员的步伐。客观地讲，蒋南翔在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上是建国后“十七年”高校领导模式的第一人，他对清华党委和学校的掌控是成功的。如果没有上级的一纸文件，清华园内没有任何一派政治力量能把他打倒。 “党化教育”就是在思想上、组织上对教育进行控制，把教育变成宣传党义的工具。在中国，是国民党最早进行“党化教育”的。1924年国民党模仿苏联，首先在广东推行了“以党治国”的政策。为了制止学校教育向自由化的方向发展，实行“党化教育”，停止了从晚清新政开始的教育改革。随着“北伐”的胜利，党化教育蔓延到全国。所有学校都开设国民党“党义”课程，教育变成了灌输国民党政治主张的工具。东方国家文化专制主义传统从此开始在大学中延续。中国近代教育泰斗蔡元培在1922年《教育独立主义》中写到“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同样一个蔡元培在1927年写下的政纲《浙江最近政纲审查报告》中又写到：“确定党化教育，施行于各学校”。主张用国民党的正统理论限制教育界的思想自由。从蔡元培教育思想的转变中，我们可以看到专制主义文化传统巨大的惯性力量。 在新中国，一元化的党文化被毛泽东发挥到极致，不仅要为政治服务，而且是为一元专制主义服务。以秦始皇“焚书坑儒”为开端，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政策把文化的发展压制到最低点，而建国以来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往往针对着有普世价值的人类文化，也没有停止过对有独立思考的文化人的豢养和迫害，为了“革命”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残害“敌人”，从而造成几代人“人性”迷茫和缺失。为什么受高等教育的学人会粗暴地对待同学、老师、群众团体？为什么会如此践踏人性、人权？包括前几年清华一位学业优良的学生用硫酸泼动物园的狗熊事件，都是这种教育造成的毒害和恶果。 在清华的历史上，至少有四件事情需要思索和反省： 1、1928～1930年罗家伦“党化清华”； 2、1952年的院系调整； 3、1957年的“反右”斗争； 4、1966～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 其中1968～1976年的迟群、谢静宜时期更是研究的重点。他们对清华的掌控达八年之久。党化教育的结果使清华成为了中国最高层政治斗争的权力场。成为“血统论”猖獗泛滥的大市场。政治压力下，清华大学迸发出来历次政治运动从未有过的疯狂力量和激情，其血腥味虽不及青海西宁大规模地开枪杀人、武器的水平远不如山城重庆那样夜夜枪炮响鸣，但惨烈凶残让全体师生员工都成为了在劫难逃的牺牲品。“工程师的摇篮”成了政治角斗士的训练场。“倒下的英才”中不仅仅是死去和伤残的师生，它葬送掉的是曾经准备冲击科学禁区、决心摘取学术桂冠的数代学子。 大学校园中失去了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迟群、蒯大富上台不行，“414”上台就行吗？结论是肯定的：同样不行 。 三. 告别专制、走向启蒙 文革发生至今已四十余年了，日渐丰富的史实和史料指明：蒯大富是清华武斗的挑动者和责任人，背后的黑手就是接见“五大学生领袖”时不打自招的“伟大领袖”。《倒下的英才》出版后引发了众多老团老四的争论，只能说明不少人还没有从当年派别之争的定式格局中走出来，仍然生活在文革的阴影里。更说明了认识真相、反思教训、总结经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满清王朝被推翻，结束了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儒学失去了法定的正统地位，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中国社会第一次没有政府强加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国知识分子迎来了一个短暂的黄金时期。学校被党化以后，官方的正统思想主宰了教育，学校又成为了政府进行社会控制的工具。 党化教育不仅是苏联极权制度影响的结果，也是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延续。辛亥革命把皇帝赶下了台，但专制主义文化和政治格局所形成的皇权意识和奴仆哲学并不会自然消失，却早已经普遍内化到了中国人的心性之中，成为一种集体意识，流淌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里。《倒下的英才》中记述的种种暴行，发生在首都北京的高等学府，“百日武斗”中时常有命案发生，学生的尸体摆在北京市公安局里，竟无人过问。有暴行必有暴徒。暴徒、暴官、暴君是专制主义皇权的必然产物。明末清初的黄宗羲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这种为祸之烈的君主还是这种制度的产物。 文革前反对党支部书记就可能获“反党”罪名；文革中只要不反对一个人，反其他的人都不算“反党”。这对当年的学生们来讲，是一种解放。我们曾经总结大学生活的三大收获，一是掌握了一些基本的知识和技能，二是认识了一批优秀的老师和同学，三是解放了思想。那些威荣辉煌的大人物走马灯似地闪亮登场，却又转瞬坠落；各级党委领导成了“黑帮”；工作组犯了路线错误；学生被高高抬起，又被长久抛弃；工农兵真的是国家的主人，或是权力更迭的工具？只有一个人永远正确、伟大、光荣？我们以为1949年军事胜利造就的政权更迭使中国人站起来了，或者以为今天中国人有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就站起来了？其实，中国的强大，中国人的进步，路程还十分遥远。 作为亲历者之一，经历了在科学馆近六十个日日夜夜之后，今天读到唐金鹤的叙说，那一幕幕声色情景，展现眼前，恍如昨日。感谢她作为一个清华学子用心去叙说了那个年代，那些难以忘怀的人和事，“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鲁迅语）。倒下的英才可以瞑目了。 期盼开展更深入的思想解放，彻底批判那个时代，那些误人子弟、遗祸社会的理论、思想和文化，为后代留下清净的天与地，人性与良知。 唐金鹤一人之心代表了万人之心，我们谢谢她！ 二○一○年愚人节于珠海 二○一○年五月十三日定稿 —————————————————————————————————— 【书评与序跋】 我大概也不能超越派性，对《倒下的英才》不能释怀。本来我没有打算细读这本书。偏偏蒋南峰送了我一本。在京时有两天空闲，禁不住读了一遍。所以首先对它发表一点读后感。这是一本充满了派性的为414辩护的书。所以我要就414 的暴力倾向说几句话。 有人喜欢玩弄细节、内幕，我则喜欢抓住众人皆知的大事。414一成立就唱出了他们的完蛋战歌，“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我还不知道全国有哪一个群众组织用一首这样充满暴力倾向的血腥的战歌。414唱着这首歌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冲击井冈山广播台，制造了清华大学规模最大的群体性的肢体冲突。我至今还记得，那一天我们班的两派恰恰面对面对峙在新斋（？）外的路上。即使在工作组时期，我班的两派，也没有这么对立过，就是玩车轮战也是假手低年级同学来干，同班同学还是下不了手，这一回，倒是面对面了。随着完蛋歌在清华园的轰鸣，理性批判的环境已经不复存在。清华武斗是早晚的事情。 当然，如果团派的领导人非常理智，认识到只要不发生武斗414 就没有前途，也许可以避免武斗，但是那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1968年3月武斗已经迫在眉睫的时候，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早日离开，否则尽管我一直主张防止武斗，但是也难保不被越来越激烈的情绪卷进去。 唐金鹤说他们的战歌只是唱唱而已。这只能说她不是幼稚就是诡辩。战歌有它自己的功能和规律。当了祖母的唐金鹤不应当这么幼稚。希望她扪心自问，好好想一想吧，一天到晚唱这种歌，两派之间如何还有理性讨论的空间，失去理性又失去外界的制衡，不发生武斗有其他可能吗？ 请她不妨做个小实验：是否可以唱着她心爱的战歌安然入睡。 就是从唐的这本书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是414先占领了科学馆，然后团派占领了大礼堂。也就是说武装割据也是414 先迈出了第一步。 这本书的派性还集中地表现在对许恭生之死的回忆上。她是许的同班同学，但是她的414立场是再鲜明不过了。关于许恭生的死因，她拐弯抹角就是不肯说是老四杀了许恭生。她说天时地利对许恭生不利，又说许恭生刺伤过许多老四，激起了民愤，老四同仇敌忾要教训许恭生，也就是说，许失去了人和。失去天时地利人和，这岂不是说他该死吗？然后她又说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害死了许恭生”，这是书中的一个小标题。总之老四是没有责任的。的确，也没有人对许恭生的死承担法律责任。然而，二十多支长矛扎下去了。据她说，多数在大腿上，但是有两处要害。把人扎了20多下而不送医，等到团派有机会把他背回去还能有多少救治的希望？如果那二十几个人有起码的良知——在武斗中良知经常被兽性盖过——他们本可以俘虏许恭生然后把他送去就医，那样的话或许许恭生还可能有生还希望。老团就曾经几次送重伤俘虏去医院，这也是从唐金鹤的书中看到的。从这个对比中可以看到谁更失去了人性，我只能说是唱着完蛋歌的那一群。 —————————————————————————————————— 【书评与序跋】 刘丽英，是赫赫有名的原中纪委副书记，曾参加“两案”（林彪、江青集团案）审理，为“两案”办公室主任，而此后许多腐败大案的查办和高官的落马，也都是与她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如无锡邓斌案、沈阳“慕、马”案、河北李真案等。 前不久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往事回首》一书，是刘丽英的自传性回忆录，主要内容是从她于1947年在沈阳参加革命、1948年即从事公安工作时起，至1979年调入中央纪委为止的32年间，其个人的经历。之中，也包括了十年文革中，她曾遭受到的打击迫害情况。 刘丽英一生从事公安与办案工作，理应思维清晰严密，但在《往事回首》一书中，她对其文革中在沈阳市公安局的一些活动和遭遇，叙述得却含糊不清，有些甚至是不准确。 固然，有些是她可能不想说得太清楚（如用“那个所谓‘左派革命领导干部’”、“文革主任”、“市委主要领导”等称呼代指某一个人），以免造成什么不必要的影响；但是，有些事她却又说得太随意，如对她不喜欢的人和事、包括文革中整她的那些人，则动不动扣以“造反派”帽子，而没做清楚叙述，让读者真以为全是“造反派”打击迫害了她。 刘丽英的叙说，相信都是真实的故事。她在文革中饱受打击迫害、丈夫含冤而逝，自己曾被戴手铐而遭批斗过、也被抓进过监狱，还被以“五七干部”为名下放农村数年，其间，1972年初居然竟被作为“批判林彪、揭发五一六反革命”运动的重点对象，关进了“学习班”，进行审查。 但是，导致刘丽英这些悲惨遭遇的具体政治势力，都是“造反派”吗？ 显然，刘丽英心中是很清楚答案的，只是，她在书中却用了很多想当然的标签，将一些原本明白的事给搅糊涂了。 例一，书中说：“1966年8月20日，在市委主要领导支持下，市局召开全局‘文革代表大会’”，选举了市局一位“所谓‘左派革命领导干部’”担任“文革主任”，然后，这位“文革主任”，“又在市委主要领导支持下，成立市局临时党组、党委”，并担任“党组、党委副书记”。 刘丽英对此事评说：“至此，整个公安局的党政权力被以那个‘文革主任’为首的造反派夺取。” 其实，在当时的文革进程中，即在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前，这显然还只是中共地方党组织，按照历来就有过的搞运动程序进行的组织人事变动（虽然也有些非常）。因此，既是得到市委支持，就不是什么造反，何况当时还没有产生什么造反派，更谈不上造反派夺权了。 刘丽英对此事贴的标签，显然是错误的。 例二，1967年1月7日，辽宁大学“八三一”红卫兵将与他们对立的两个大学生，以其“冲击中南海”罪名扭送到沈阳市公安局，第二天，“八三一”红卫兵来人要带这两个大学生去批斗，公安局考虑安全问题，不允。结果，“八三一”红卫兵便将市公安局给封了。 其时，刘丽英正在写批判那个“文革主任”的大字报，看到这个情况，便同公安局与“文革主任”对立的另一派群众组织（也全是警察）负责人一起，同“八三一”红卫兵谈判，并最终劝退了红卫兵。 事后，“文革主任”为首的一派，诬指刘丽英等人是“勾结红卫兵冲砸公安局、乱中夺权”，于1月14日，组织干警将刘丽英等人分别抓到下面分局进行批斗。后因“八三一”红卫兵知道了，进行营救，刘丽英等人才获释。红卫兵在营救过程中，因抓刘丽英等人的干警中有人对天开了枪，结果怒火冲天的“八三一”红卫兵，抓住这些警察（46名），将其反穿棉衣进行了游街批斗。 此事中，第一，辽大“八三一”红卫兵是著名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但刘丽英在书中没有说明这一点，连这个组织的名称都没有说，而只是含含糊糊说“辽宁大学一派红卫兵组织”。 第二，与刘丽英一道被批的公安局内与“文革主任”对立的另一派群众组织，叫什么名称？是属于当时辽宁文革群众组织中的哪一派观点（辽宁文革中有三大派群众组织）？书中都没有详说。因而读者与后人，将很难判断此事的性质。 第三，对市局“文革主任”一派，也没有点明其属性。是不是造反派呢？当时，已是文革“一月风暴”之际，全国各地基层单位党政机构虽都已摇摇欲坠，但也还未到完全不起作用之时。因此，刘丽英所说的市局“文革主任”等人的作为，究竟是市局党政领导的组织行为（这位“文革主任”尚是市局党委副书记），还是群众组织的派别斗争？读者与后人无法判断。 刘丽英在书中说，是“‘文革主任’手下的几个造反派骨干”到各分局串连鼓动干警来抓她的。但，此说在书中却未举证，证明那“几个骨干”就是造反派。 例三，刘丽英在书中叙说了她在文革中被捕入狱58天的受害经过： “2月20日，辽宁省军区对沈阳市公安局实行军事管制，成立军管会。” “1967年3月24日，以‘造反派革命群众扭送’为名，我和陈卿石等6人被逮捕，第二天在辽宁京剧场召开近两千人的干警大会，给我们6个人戴上手铐，跪在台上，批斗一天。”“批斗之后，我们又被押回监狱。” 刘丽英被无辜关押了58天后，因当时中央下达了（67）117号文件，明确指出：“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加上公安局一些干警贴了大字报，强烈要求释放他们6个人之后，才被释放回家。 刘丽英对抓捕他们6 个人入狱一事，用了“造反派革命群众扭送”一语，并说“多次派造反派提审”他们，“监狱的造反派”不准看守送报纸给他们看，等等。 这些叙述给人的理解，就是造反派抓捕批斗了她及她的那几位同事。 然而，中发（67）117号文件所指出的问题及要解决问题的对象，是批评各地军区乱抓人捕人、将有不同意见的群众打成“反革命”的问题。显然，抓捕刘丽英等人入狱的，并非什么造反派，而是沈阳市公安局军管会；而刘丽英在此所说整她的公安局“造反派”，则是拥护军区的另一派群众组织。 为什么要整刘丽英等人呢？ 实际上刘在书中也说了原因：“我们10个被打成‘牛鬼蛇神’的科长，加上一个科员，也组成了一个‘战斗队’，开始叫‘秋收起义兵团’，后又改成‘扫残云’战斗队，那个科员是‘战斗队’负责人。”“我们批评军区和军管会在‘支左’中支派不支左、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 要弄清刘丽英所说的这些情况，就须对辽宁文革历史背景作一点介绍： 辽宁的文革很奇特，是所谓“两条路线分三派”，即不是两派对立，而是三派争雄，即“八三一”（“八三一”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辽联”（辽宁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辽革站”（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 这三派虽都号称造反，但其成员构成及政治观点却大有区别： “辽联”是支持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等领导干部，而反对沈阳军区陈锡联等军方将领。 “辽革站”则相反，他们支持军区，矛头却对准宋任穷等东北局领导。 “八三一”却是既要打倒宋任穷，也反对军区以支左名义搞支派。 但其中“辽革站”头头是著名全国劳动模范尉凤英、李素文等。在“四人帮”垮台后，尉、李二人，仍安然无恙，尉凤英还当上了文革后的中共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虽然在几年后的1980年，也被视为“派头头”而受到大大降职，但却还能担任一定官职，安享晚年。并没有像许多造反派头头那样，被打入地狱。所以，从实质讲，“辽革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造反派。 1967年3月期间，沈阳军区公开指责“八三一”、“辽联”，并且应“辽革站”方面的要求，同意和支持他们扭送“八三一”、“辽联”这两个组织中的一些负责人，并予以逮捕、关押。最后，因中央下发了117号文件，这些错抓的人，才得以释放。 据上所述，刘丽英当时被捕入狱一事，她所说的市公安局抓她的那一派，很可能就是“辽革站”方面的，而她们那个10人科长“战斗队”，从其批评军区与军管会一事来看，至少她不是“八三一”，就会是“辽联”方面的观点。 因而，刘丽英在书中只说是造反派抓捕了她是不确的，因为，她们那个科长“战斗队”，也是在搞“造反”的（反对军区的错误）。所以，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市局军管会与“辽革站”一派的人抓捕了她。 例四，1968年6月，刘丽英与1000多名沈阳市公安局干警，被市局军管会拉到乡下办“学习班”，名曰清理阶级队伍，实际上是整人。刘丽英与不少公安干警在此受到了很大的迫害，有的甚至被迫害而身亡。这个所谓“学习班”，有一项清查内容，就是清查“反军黑干将”、“现行反革命”。而主持这个“学习班”的，除了军管会的领导外，还有那个刘丽英所说的“文革主任”（即文革初被市委指派为局党组副书记的那个干部）。 刘丽英在书中，对在这一段遭遇中参入执行迫害无辜人们的干警，都斥其为“公安局的造反派”。 显然这也是不确的。 第一，1968年6月，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已成立，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担任了省革委会主任，文革中的军人执政时期开始了。因此，军管会成了市公安局的绝对主宰（凡军管单位无不如此，连外交部有段时间也是军代表说了算），而公安局又是当时要“彻底砸烂”的系统。所以，刘丽英所说的这一段黑暗经历，其应负责的是军管会某些军代表，不是造反派。 第二，刘丽英所说的“文革主任”及其手下人，从文革刚开始，到军管会时期、直至所谓五七干校时期，总是担任要职，并始终如恶魔般压在了刘丽英等人的头上，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呢？ 刘丽英没有在书中说明这位“文革主任”的下落。可以相信，如果在“四人帮”垮台后，此人被开除党籍、公职，甚至获刑，书中则一定会有交待。而没有这些内容，甚至书中连姓名都没有点明，这是不是说明，也许此人在1976年10月之后，并未受到什么制裁？ 什么样的人，可以在文革十年中不断地整了人，却最终竟能安然无恙？ 只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种人绝对不会是造反派。 第三，书中讲述了一位叫陈英芳的干警被迫害的情况，之中，说到军管会的“学习班”期间，举办人员将陈英芳抓捕后，将他送到了一个外号叫“李大麻子”的派头头经管的“专政班”。而这“李大麻子”搞武斗心狠手毒，当时沈阳了解文革武斗情况的人都知道这一点。 但是，这个外号为“李大麻子”的人，却既不是“八三一”、也不是“辽联”，而是拥护军区的“辽革站”的头头之一，真名叫李培元，是军工单位黎明机械厂（沈阳410厂）的工人。既然“辽革站”的头头尉凤英、李素文等人，文革后都安然无恙，没有被当作造反派清理，这李大麻子想必也不应算是严格意义上的造反派吧？ 公安局那些听从军管会指挥的干警，就是李大麻子一派的，能说他们是造反派吗？ 刘丽英在文革中的经历，是文革历史的一个缩影。她及她的家人所受到的迫害遭遇，令人为之落泪。然而，既然是写成书出版，就须实事求是——不仅事要是真的，而且对其定性也要准确，标签不能乱贴。不能因为现在有一种将文革中的坏事全归咎于造反派的笼统说法，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将文革中所有的坏人，全说成是造反派，将所有的坏事，都说成是造反派干的。若照此出版的书刊，便是对历史不负责任。 有的人认为，仔细分清文革中各类群体的历史责任，没有必要，认为反正文革是一场“浩劫”、“动乱”，是极左路线在“造孽”，用不着去具体搞清谁错了，谁有没有责任，反正只要参入了文革者，便是洪洞县里无好人。 然而，文革不是一堆空空的观念，而是由无数有血有肉的细节组成的，没有这些细节，便没有文革历史；没有细节，也不会有真理。文革是一段时间长达十年、过程复杂曲折、内容涵盖各个领域的历史，绝不是用几个词就能包含得了的。持上述宏大观点者貌似高瞻，不计小处，实际却是在抛弃构成历史的那些鲜活生命。 若那样来诠释文革，最终必然导致将文革历史展示为一段后人永远不可理解的举国神经病之巨史（现在已有很多年轻人就是据此而认为文革是数亿人都“发疯”了的时代），从而消解真正的文革历史，使之难以对后人提供有益的教训。 2010/05/24 —————————————————————————————————— 【书评与序跋】 我和坤权（注：沙漠本名张坤权）、中敬相识已经有三生三世了。不是吗？五十多年的生生死死，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够长的了。何况我指的还不是时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和沙漠、中敬属于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个个都天真得像铺满河滩上的鸭仔儿，披着清一色鹅黄色羽毛的那种。虽然我们年龄不同，经历也有差异，但我们却有着整齐划一的懵懂与幼稚。简直就是同年同月同日破壳而出的幼雏。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只要在北京，就会经常到东单三条青年艺术剧院的宿舍院看望坤权和中敬，以及他们的女儿小明和儿子小振。那时候他们的生活简朴而愉快，房子十分狭窄，做饭的时候煤球炉子必须放在门外。对自己的要求是：从现在起，这个国家是我们全民族牺牲奋斗近一百年得来的一个完美的新国家，人也必须是新人，一切的一切全都“今是而昨非”。特别是对他们的儿女的要求非常严格，要求他们更应当是全新的人。 演员的基本功本来就是必须诚恳而严格地在按照剧作家、导演通过舞台装置设定的舞台上生活。他们的发挥只能是创造性地发挥编导的意图。应该说，演员们能以极大的激情在设定的空间和氛围里投入得越深就越满足。在生活上更是如此，特别是制定和执行国策的是全国人民崇拜之至的革命领袖毛泽东，只要听从伟大领袖的话就万无一失了。但谁又能想到后来的事态发展会是如此呢？即使是老谋深算的政客也猝不及防，因为他们只知道世上有阴谋，不知道世上还有“阳谋”。 对于“遍地葵花向党开”的知识分子来说，更加难以言说。我和坤权夫妇都没能幸免。当他们“摘帽”后居然获准写戏演戏的时候，他们几乎是拼命在创作和劳动中表现自己的忠诚。后来才知道，大部分右派脸上的“金印”一生都没法擦掉，即使是把皮肉挖去。但他们毫无怨尤。他们对自己的要求严格到自虐的程度，对孩子处处都要以阶级观点来管教，一直到残酷无情的地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到过他们青岛的家，一间阴湿的小屋，栖息着一家四口，还时刻都在对党千恩万谢。我常常暗暗作如是想：就我对他们的了解，我如果是他们单位的党委书记，我会无条件发展他们为党员。多么可笑，当时我是被剔除出党的右派。我想，放大来看，这就是造成后来的信任与信仰危机的原因，举国上下，花了几十年的财力、物力、人力、时间来审查、考验广大干部和群众，其结果连写入宪法党章的接班人都成了乱臣贼子，到底相信谁？谁能相信？多么可怕，而又多么荒诞啊！一直到中敬辞世，他都没有放弃徒劳的忏悔与虔诚的补过。文革后，坤权探望年迈的老母到了美国，时时处处都谨言慎行，身在美国，对于美国都不敢“正视”。后来，她唯一的儿子，一位很有前途的剧作家黄小振英年早逝，这对于坤权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请允许我把在1996年冬天写给坤权的一封信，摘录在这里 坤权： 你的来信收到了，是我念给她听的，我哭着念，她哭着听。你一生最终还是幸运的，有中敬，有晚年终于见面并得以送终的母亲，有好儿子，好女儿，好孙儿，好外孙女，有一个好的避风的海湾。但是老天又夺走了你很多不能也不应失去的，使得你又是如此的不幸。我和你一样，百思不得解。所以我也不试着劝慰你，劝慰是贫乏的。我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独自整理了自己的思绪。才开始理解过去不理解的了。人生本来就充满迷惑和痛苦，所以才有释迦摩尼。一切学说和人生观，最终都避不开生与灭，聚与散这个规律。只能面对，坚强地面对。你是极善良、极重感情的人，善良和情感本身就是坚强的支柱。你不要过于苦自己。过于苦自己绝不是中敬和儿子乐意的，他们希望你健康地活着，思念着他们。我去年在美国和聂华苓一起去为她丈夫保罗扫墓，华苓很坚强，她身边和心灵里的保罗还活着，她不哭，她说保罗希望她快乐。在她外出旅行的时候，她的邻人在她别墅外种了很多百合花。没有语言，只让百合花对她说：像我们一样，面对阳光，面对保罗留下的世界。可惜我们不在你附近，我们的声音就是给你栽种在窗外的百合花。 你如果想出去走走，当然很好，散散心！ 你知道我们的内心也和你一样，因为中敬父子和我们很亲近。 冬安！ 桦弟96、 12、8、 她很棒，挺住了。后来，她为了散心，出访早年的同事、战友、观众。在朋友中找到了特别的安慰和温暖。忽然，进入耄耋之年，她开始追忆往事，勤奋写作了。对于一位记忆力很强、情感丰富的演员来说，她就像河流在悬崖上找到了一个宽阔的出口一样，那不就是一泻千丈的瀑布么！对于一个永远沉溺于契诃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曹禺、夏衍剧作氛围里的演员来说，经历了那么严酷的折磨和悲惨的际遇，内心里依然是无怨无悔，依然对自己的同胞、对全人类寄以高度信任与殷切的希望。 她是那样容易动情，在回忆中，在如梦如幻的往事里充满着艰苦岁月中的温馨，发现着丝丝缕缕的人性的光辉。抗战中的颠沛流离，流亡剧人的辛酸与快慰，那么多的熟人、好人、为救亡而呐喊至死的人，像星星那样互相依偎、互相温暖，都已经远去了。她能使他们在她的笔下回来，这不仅仅是她拥有比常人好得多的记忆力。在坤权的文字里，对人——即使是迫害过她的人都没有偏见，没有丝毫以牙还牙的心态。 譬如那篇《打电报》，写的是一个特殊时代的残酷故事。她心平气和地娓娓道来，即使在反思的时候，也只是把极端的悲哀深深地压在心底。再如关于珂儿的那篇文章，人物极为生动、鲜明，入情入理，令人信服。是那一代人的悲欢，是那一代人的情愫，是那一代人的生与死啊！ 她不仅仅能把回忆中的人与事写成动人的文字，她还能迅速把身边的人和事准确地描绘出来。如《黑人亨利》，她写了一个现代的汤姆叔叔，性格鲜明，行为可爱。她不仅把他摆在主观的理念中，同时也把他摆在有趣的生活细节中，他是她在美国看到的身边人物，写得可见性很强。她使得那些没见过黑人的人也可以亲近亨利。她微笑地讲述着一个人类奋斗了一百多年都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今天，人类种族歧视的形式和殖民时代不同了，更多是潜藏在普遍的观念上的歧视。这更可怕，更难解决，她却用对身边生活的观察描写出来了。 最接近美的是真，以那篇描写她和阳翰笙交往的文章为例，对大多数读者来说，那是一段很陌生的生活，可在她的笔下不仅不陌生，而且读着、读着就亲切起来了。一个老革命，老干部、中共高官，从多年如火如荼的战争岁月、政治运动和宦海沉浮中走出来，垂暮之年，熬着深居简出、与社会隔绝的悠闲而又寂寞的日子。他邀请多年前的一位朋友来做客，这位朋友在老人的记忆里，还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演员，如今也已年近古稀。几经波折，客人终于来了，盼望已久的客人的到来，真的改变了老人的生活。多么像一部古典欧洲话剧的开头啊！戏剧性的变化在阳翰笙的家里发生了，这位有权看到中共中央机密文件的老人，却在这个民间来客面前孤陋寡闻，从她那里知道了很多从来不知道的凡人小事，从这些凡人小事里却看到了国家社会的深刻变化。接着，家里的电话铃声多起来了。她通过电话把老人和老人的故友们都联系起来了。那些历经劫难的老友，那些怯于上门的老友，那些相互有过芥蒂的老友、那些手脚不便的老友，也蹒跚着来了。她甚至为老人操办并主持盛大的家庭“派对”，因而激起了老人在青春时代的激情，使得老人兴奋不已。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客人告别老人离去，老人的屋子又重归于寂寞、冷清和空旷。从这篇作品来看，她对于生活的韵律，语言的节奏，把握得十分恰当和成熟。 特别是她把笔接触到自己的儿子，在这篇文章里，写出了自己的愚昧，写出了自己对儿子的歉疚，写出了永远难以弥补的悔恨，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 坤权可以称做大器晚成了，因为她已经确切地知道她要写什么了，这才是非常重要的，有许多写了一辈子的所谓作家都不知道应该写什么。她也知道应该怎样写，而且在热情洋溢地继续写，这就决定了她会写得越来越好。我愿意热诚地向读者推荐这本书，因为它是一个奇迹。 2009年中秋节 上海 沙漠著《我心深处——一位话剧演员的今生今世》，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 —————————————————————————————————— 【争鸣】 《记忆》50期有鲍国芳女士《尊重历史真实是最起码的》（下简称《尊重》）一文，对我写的《师大女附中学生闻佳的文革冤案》质疑。我对鲍国芳女士 “为什么非要把闻佳遭遇与红卫兵扯到一起”的质问很意外。我写这篇文章是想尽个人之力记下闻佳冤案，相信公正的读者能从阅读中考查我的态度。 我以为，《师大女附中学生闻佳的文革冤案》一文实际上是王友琴、鲍国芳、许容、闻佳家属和我共同调查、回忆的成果。没有王友琴的《顾文选》一文，我不会知道闻佳冤案，也不会去做这个案件的调查并把闻佳的病历、判决书等史料找到，收集起来做数据化处理留存。没有鲍国芳的调查和许容的回忆，我的文章在事实上会缺少交叉印证。没有闻佳的舅舅闻林先生多次接受采访，审阅，修改我的稿子并授权，我不会有发表的决心和勇气。 《尊重》一文主要质疑的是我的引文“早在一九六六年八月，闻佳十六岁的时候，被同班的红卫兵称作狗崽子，在教室里遭到斗争。她的同学动手打她，她的眼镜被打碎。”（引自王友琴《顾文选》，《文革受难者》p102）这段引文应由其作者直接答复质疑。 《尊重》一文提到闻佳的班主任金元老师说我的文章是“胡说”。我想请鲍国芳女士转告金元老师：我写文章认真做了调查，找到了病历、复审判决书、法院给家属的信件等原始文件，文章也经过了家属的修改和授权。写作中我希望了解更多闻佳的情况，曾打电话或者上门采访过女附中的几位老师，其中包括金元老师。但别的老师能热情接待采访，只有金老师接电话时很慌张，马上挂断，再打电话过去都由徐恩庆老师代接。徐老师说，“闻佳的事儿大家都知道，我们不清楚。我告诉你，你可以去问别人。我现在重病在身，不希望干扰。”为了不干扰病人，我道歉后就再没有打扰他们夫妇。现在我想，许多对文革叙述愤愤不平的人都没想到，正是他们自己对亲历的史实不敢说，不想说，不愿花时间说，自己不说也不支持别人说，才使一些案例得不到及时补正，误传不能澄清。 《尊重》一文由于我提问“谁是一九六六年她同班的红卫兵”就认为“大有将闻佳同班红卫兵同学推上审判席的架势”，我不能认可这样的判断。因为我的原文是“闻林先生三次审读了这篇文稿，逐字认真修改后支持笔者发稿应征。记得他认为《为无告的闻佳》一文最有力的文段是：‘谁是一九六六年她同班的红卫兵？谁是一九六八年校园监狱的看守？谁整理、报送了她的反革命材料？谁批准逮捕了这弱小的女学生？谁把一个患有精神病的中学生当作反革命判刑二十年？谁引领、鼓励、纵容了这荒谬至极的迫害？’”我没有只孤立地提出第一个问题，而是在追问这件惨无人道的迫害案件到底是怎样发生、怎样演进的。我的追问是真实的，也是痛苦的。在此我还要重申这些提问。谁是闻佳冤案中的施害者？那些从高到低作恶的人都是具体的人，他们受到审判或谴责了吗？ 闻佳从师大女附中被投入监狱时只是个初三的学生，被判二十年重刑，受尽苦难和残害，终身成为精神病患者。写下闻佳冤案只因我的悲愤，只想对克服遗忘尽点力量，并寄托我对健康生活的一份期望。 （说明：我采集的闻佳的病历、一九七九年一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通知闻佳的母亲闻佳出狱的信、再审判决书四稿的影印件留存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2010，6，6 —————————————————————————————————— 【忆旧思亲】 直到几十年后，我才感觉我有勇气来回忆自己的父亲了，并且对多年来我们之间模糊不清的关系做出评价。 曾经那么怕过他、怨过他，又那么同情过他、可怜过他。1973年那个寒冷的冬夜，我守在他身边为他送终，第一次很难得地为他痛哭过，同时又莫名其妙松了一口气。缓缓跟在他的棺木后面——沉甸甸的棺木由远乡赶来的晚辈庄稼汉们非常敬业地扛在肩头，沿着野坡荒路艰难地前行——我和我的表弟，竟然在忧心忡忡讨论林彪叛逃之后中国的命运。在相当长的时间，我总是羞于谈论我的父亲。正如我们整个国家羞于正面讨论自己历史的许多细节一样。在我个人的历史上，这实在是一段难于评说的故事。直到我生为人父，为自己的儿子付出太多心力，最后也像大仲马为小仲马感到骄傲一样，以为他是我此生最成功的作品。直到我们国家沧桑变化，我从小接受的、曾经顽固坚守或像习惯一样不曾怀疑过的精神价值都如风流云散，飘逝而去；还有，直到孩提时代便被摧毁殆尽的文化观念如远去的幽灵，又昂首阔步重回国人的生活……这时候我才觉得，无论如何，应该把我和父亲的故事、还有我的忏悔与反思，记录下来了。 一，先说说父亲的商业生涯 父亲的坟头早已衰草离离，杂木丛生。可实在说吧，我至今仍不能准确知道漫长的生命里，父亲到底是干什么的？都干过些什么？ 1956年，初一年级某一天，不苟言笑的班主任把我叫去办公室，一本正经向我宣布（表情严肃得像宣布国家进入战争状态）：根据上级指示，学校必须为每一个学生正式建立档案。接着把一张表格推到了我的面前：从此后，几十年来，从中学到大学、从入团申请到入党申请、从工作到审干……这一辈子我总是被要求不断地、重复地填写类似的登记表。1969年，我获罪由重庆发配边疆，有幸在用人单位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档案袋，初中班主任推来我面前那一张薄薄的纸页，在我经历了人生最初的三劫八难之后，已经像变魔术似地变得畸厚无比，像十字架一般沉重。十三年前，刘老师和我面对面，不可动摇地要我将家庭情况如实招来，然后一一记录在案，很像是疑犯过堂。“姓名”、“年龄”、“民族”什么的都好办，只是轮到“家庭成分”一项，我便不甚了然了。班主任有点不耐烦，说家庭成分，就是你家靠什么吃饭？于是我回答，说我家穷呀！爹妈老让我们娃娃在椅子桌子上插一个草圈，放在路边去等候买主，好多天都卖不脱啊！还有，成都人喜欢吃花茶，父亲经常拎着竹篓子去茶厂领茉莉花，然后全家围坐一起，把茉莉花的重瓣小心翼翼拆成单瓣，再送回茶厂领工钱。三分钱一斤。一斤有好大一堆的，拆起来忒辛苦……老师更加不耐烦了。“你就简单说说！”他命令，“你爸爸，解放前做什么工作？”我说不知道。只听大人说做过生意，后来就垮了，全家就没饭吃了。“对啦！这一说就清楚了嘛！”老师再次把我打断，然后在“家庭成分”一栏，非常肯定给我填上了： “商”。 我们国家社会生活政治化的速度日新月异：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再接下来，阶级斗争开始“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直到这时，我才如梦初醒，班主任为我填写的那个字，原来投在我政治前路上的，是一团多么沉重的阴影！我觉得自己被暗算了。其实，如果趁大家都稀里糊涂，哪怕胡乱告诉班主任一个别的什么——只要不是“地主”、“资本家”、“历史反革命”就成——在事后多如牛毛的“忆苦思甜”和阶级教育活动中，我决不至于总是那么夹起尾巴，被弄得灰头土脸。 后来知道，其实不光我这娃娃糊涂，已经是大人的大姐比我更加糊涂。她听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上有颗小星星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竟然非常自豪又极端弱智地在自己的档案表上填上了“资本家”三个大字！后来的事自然就坏了。 “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那会儿，我已经上大学。我不愿意再糊涂了，我必须想办法，通过各种渠道，把父亲的商路历程弄个水落石出。 我家是广东梅县迁来成都的客家人，算到父亲是第七代了。排第六代的祖父曾在府河水码头经营一间柴禾店。府河是绕城而过的一条小河，自古以来成都重要的运输水道。直到解放之初，满河舟楫依旧如群鲫过江，熙攘穿梭，很有些《清明上河图》遗韵。河岸两侧参差排列的大小商铺间，祖父的店子肯定只是个小不点，经不住风吹浪打。于是，在一次灾难性的贸易失败后，他扔下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便撒手而去：上吊了。族谱的记载仅有简洁二字：“凶死”。那一年，父亲刚满十四，还是个娃娃。他领着比他更娃娃的妹妹，这就开始了艰难的人生长路。他妹妹我们叫“幺咪”，客家话“小姑妈”的意思。 关于父亲的商业活动，我最先见过的物证，是家里的饭桌书桌条凳圆凳，台面一律工工整整写着“锦章泰”三个大字，字上都蒙过油漆，擦不掉的。“锦章泰”是父亲手迹，非常漂亮的楷书。母亲对我说，老爸开饭馆怕人偷，所以家具上都要亲手写上字号——我知道父亲开过饭馆了。又有一次，有人往我家拉来足够装满整整两柜子的新书。一问，又知道了：爸爸解放前与人合伙开书坊，这些书都是没卖掉的。此前，我家藏书除了一本沉重无比的《辞源》，了无他物。很滑稽，那本黑封皮的厚厚辞书恰恰成了我唯一的启蒙读物。我的第一个玩具：七巧板，就是我用马粪纸照着《辞源》上的插图剪出来的。看见如此众多新书搬来，娃娃的高兴劲儿无以言喻。可惜，全是线装书！而且全是“诸子百家”，不断句，没注释，对于我完全等同于天书。直到过了很久，我读臧克家编辑的《中国新诗选》，才发现北大教授冯至那首凄凄楚楚的爱情长诗《蚕马》，正是从我看不懂的天书中那册《搜神记》改编而来。原作是关于一个征夫和他留守女儿的故事，和爱情毫不沾边。 又是饭馆，又是印书坊——按照当时我的认识水平，实在是无法理喻的事儿。瞧瞧咱们的社会主义工厂、商店，谁不是从一而终，卖哪样就永远卖哪样——旧社会，简直莫名其妙！ 饭馆和书坊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史料进一步证明：真正让老爸取得巨大成功的生意，是与川菜及线装书毫不沾边的布匹及棉纱！抗战爆发了，下江一带的难民纷纷上溯而来（川人管江浙地区叫“下江”），给偏居西南的古城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资金和市场，就像几十年后的深圳渔佬儿，做梦也不承想邓老爷子在他们房前屋后画了个圈，一觉醒来就日进斗金。于是巴山蜀水商机无限，生意不想兴隆、财源不想茂盛都办不到。父亲这就狠狠火了一把。生意最火的时节——大人们后来说——父亲甚至荣任了成都纺织商会常务理事之类的要职。商会设在东大街“沁园”茶馆，墙壁上挂着老爸的标准相。大人还说，生我那会儿啊，为了招待前来朝贺的客人，鸡蛋干脆一盆一盆地买，流水一般往锅里倒。事业最高潮，是父亲在东升街74号买下了整整一座院子！——可惜天憎命达，上午钱房交割，下午小日本的飞机就光顾成都狂轰滥炸来了。顷刻之间新院变成了废墟。 这事还不算最倒霉。 更倒霉的是，全家老小跑警报，老爸将现金箱交给了当时家里唯一的成年男子、我的二哥。一个娇纵有加从而胆大妄为的纨绔子，身逢乱世，便注定要给众人惹出些故事了。只是这一回，他的麻烦惹得太大。 警报解除，众人返家，偏偏手提重金的老二不见了踪影！去政府公告查询，去张贴启事寻人……乱麻麻满世界求索而终无消息。直到大家几近绝望，几月后，二哥却不期而至：他从陕西讨口要饭，一路忍饥挨饿回老家来了。先是，他卷巨款趁乱出走，稀里糊涂买了一辆大卡车，又去新疆装了一车货物，梦想着回乡倾车倒卖，便一朝发达。可惜二哥不会开车，只能雇人驾驶——没承想趁公子哥儿夜半昏睡，开车人连车带货便世间蒸发！ 老爸除了把不肖子痛揙一顿，只能徒叹奈何而已。 由这院新屋引出的一连串灾难，许多年后，母亲却有另一番豁达大度的说法。妈妈世居穷乡，最害怕寂寞。城市的喧闹对她有一种永恒的诱惑。风烛残年，她总喜欢一个人独蹲家门，两手深深地插进袖筒，乐此不疲地瞄看市街里熙来攘往的行人和车辆。妈妈对我说，你爸当初一赚钱就想要买田置地，幸好被我坚决反对——要不，解放后划个地主，不挨枪子儿也会遭捆绑吊打，弄个半死。房子炸是被炸了，可是，丢银子总强过丢老命吧？ 上面这些只是灾难的开端。更糟的事情接踵而至：抗战胜利了。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下江人携金带银纷纷回了老家。紧接着国共内战又打将起来。这些，对本已骤冷的四川商业真不啻雪上加霜！困顿中的父亲决定邀约朋友，收集游资作最后一搏——大形势如此，一条小泥鳅，怎能翻起大浪？业务依旧再衰三竭，一败再败——最后，绝望的债主们打上门来了，赖在我家屋前又哭又闹……曾经辉煌的事业终于翻船。富家沦落，终到了靠变卖家具、全家老小苦做手工、拆茉莉花惨淡度日。实在开不了锅啦，老爸便硬着头皮，赔着笑脸，去满世界求人借债。 我已经有四、五岁了，那时光景至今记忆犹新。总是晚上，天黑尽了，妈妈总是领我们姐妹兄弟静候堂屋，眼巴巴望着门外夜雾迷离的小院，一旦爸爸身影出现，全家人总会不期然露出胆怯的欣喜——只是，每一次的失望也都一样：出现在大家面前的爸爸总是一语不发，满面愁容，于是我们知道事情坏了，于是谁都不敢出气吱声——接下来的情况也总是千篇一律：爸爸默默地把大家扫视一通，便靠去椅子上，然后“咚”一下便晕厥过去。满屋子顿时乱作一团，妈妈急忙吩咐姐姐们快去厨下烧姜汤，把老爸灌醒。 以上便是我所知道的父亲全部的奋斗史。其中，让人最说不清道不明的是，在时间坐标上，父亲破产应具体定格在哪一年、哪一月甚至哪一天？这非常要命。因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而我党划分阶级成分的唯一依据是解放前三年的经济情况，注意：时间概念非常明确，是“前三年”！既然我无法准确提供父亲由富甲一方栽到一贫如洗的具体时间，我自然就无法准确比照我党的政策杠杠以确认我的家庭成分到底该是“城市贫民”还是“资本家”？这个历史悬案让我伤透了脑筋，我只能对着各种各样的登记表发愁，因为，在我渴望献身并苦苦追寻的壮丽事业里，我搞不清楚父亲是革命对象还是革命动力，我该将他视为楷模还是视为仇敌，我该继承他革命阶级的优秀品质还是该与他的反动本性划清界限，在没完没了的阶级教育大会上，我该声泪俱下地控诉旧社会对我们家的压迫，还是痛哭流涕地检讨剥削阶级家庭对我的思想影响……从血统上讲，我该是革命的接班人？还是资产阶级的“狗崽子”？ 古往今来，无数哲学家穷经皓首，永远探索这样一个命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从小接受的革命教育，曾让我坚信自己是未来的英雄，我将毫无疑义地去承担大任，拯救日益堕落的世界。但是，恰恰因为父亲含糊不清的商业生涯，让我整个儿地将自己迷失了。 二、父亲的文化追求 按照经典革命理论，一个人的政治态度必然是由他的经济地位决定的。解放前夕，父亲事业崩摧，全家人吃饭都成了问题，恰恰是共产党的全面执政，使我们家绝路逢生，日日向好。国家的统一和经济复苏为全社会提供了充足的就业岗位。哥哥姐姐辍学的复学了，长大的陆续工作了。工作了的哥哥姐姐每月都把工资的大部分寄回家，爸爸完全不用再满世界求人举债了。送汇款单的邮递员总是按时来到我家门口，“啪”地将单车架好，拉长嗓子便是一声大吼：“周润卿！拿私章！”此时，邻居们总会一个个侧目而视，恨不早生十个八个孝男孝女的，好月月有账进。 爸爸该对共产党感恩戴德了。可恰恰不。解放以来中国社会生活出现的新变化，发生的新故事，他几乎一律看不惯。即使像汉字改革这样无关大局的事，他也格格难入。1956年秋季开学，我从学校领回的新教科书繁体已变了简体，竖排已变了横排，父亲一看，马上便愤愤了，说：“但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 中共执政初，轰轰烈烈的“反封建”“反迷信”运动席卷全国——我幼小的记忆里，仅砸庙宇一节，其声势，其规模，绝不亚于十多年后红卫兵“破四旧”。我就读的第一所小学：三圣街的火神庙小学，所有教室原先都塑有形状各异的大小菩萨。我班教室门口那尊菩萨面目尤其狰狞可怕，雷公嘴、鼓得高高的眼睛瞪得老大老大，吓得娃娃们根本不敢一个人单独进教室。对于摧毁菩萨这一类热热闹闹的社会故事，小娃娃当然兴高采烈，急不可耐。年级高些的，胆子大些的，等不及提着粗索巨锤的大人涌进校园，早已爬去菩萨肩头将玻璃眼珠抠下来满地上弹得欢。我的第二所小学位于傥扒街，校址大清庵的庙堂也塑满泥人，反正也全是些神呀鬼的——也在一夜之间被砸个精光。 我查阅过巴蜀学者傅崇矩所著《成都通览》，“成都之寺庙”中仅“城内各庙”一节，统计数中有名有姓有地点的大小庙宇就152座。9所清真寺尚不在内。等我长大了，成都市内除草堂寺、武侯祠少数因有重要历史人物可依托者，连中国煌煌佛学史上里程碑似的高僧大德玄奘剃度出家的古刹大慈寺，也被彻底砸毁。其余小庙的命运可想而知，整个儿荡然无存了。 作为商人，父亲一生未皈依过任何教门，皆因心地善良，故而对于行善积德事乐此不疲。他绝不杀生，年节杀鸡，他从来要把当屠夫的大舅舅叫来操刀，行刑时娃娃是必须请离现场的。还有，父亲终身不吃牛肉，即使没见活牛觳觫被杀也决不吃，原因是牛为人类一辈子辛勤劳作，忍心吃吗？甚至对“字纸”他也敬惜如仪。所谓“字纸”，即印有或者写有汉字的纸张，他绝不许家人胡扔乱抛，务必恭恭敬敬用火“化”掉。对于扬善惩恶的泥塑文化符号：菩萨，自然比任何人都虔诚有加了。他见庙必进，见菩萨必拜。成都北门豆腐街一座不知何庙，也不知何时被火烧了个精光，只剩下三两尊泥菩萨孤苦零仃依着断壁残垣栉风沐雨——就是对这样几堆自身不保的泥巴制品，父亲每次路过，也都恭恭恭敬敬礼拜如仪。共产党一进城就心狠手辣地狂砸寺庙，父亲能高兴吗？ 客家人祖宗崇拜的传统源远流长。社会上庙宇砸光了，父亲便收缩战线，集中更多精力、更大激情对家里的祖宗灵位表示敬意。堂屋正中那块刻有“周氏堂上历代高曾祖考妣位”的巨大牌匾，以及下面的土地菩萨龛室，父亲一丝不苟，天天都将其擦得黑亮亮，光可鉴人。过年过节是绝对不能马虎的，供香蜡，烧钱纸，化袱纸……绝对一样不能少。平时则持之以恒，早香晚祷，决不懈怠。供奉的水果一直要等到快腐烂了才取下来自己享用。父亲这种近乎愚昧的固执，以至于惹得讲求实际的母亲几乎忍无可忍，常常私下抱怨，说活人日子尚且艰难呢，干吗对死人那般破费？ 如果说父亲对死人固执的敬意给并不宽裕的家庭财政制造了点小麻烦，那么，他对祖宗坚持数十年如一日的崇拜活动给孩子们政治前景带来的负面效应，问题就严重得多了。 三哥在成都机床厂当工人，业务水平和政治表现超一流，于是从车间顺利上调厂办作秘书。入党大事眼看顺利过关，梦想成真，没承想支部开会表决，忽有“黑马”杀出，报出猛料：现在都什么时代了？你周家老爸还搞封建迷信！我可是亲眼所见的，天天烧香拜佛，又是供水果又是上点心的，神龛子擦得亮晃晃！于是质问：周培仁（我三哥的名字）同志，你对此事什么态度？为什么不大义灭亲？为什么不开展斗争？ “神龛门”顿时让周培仁同志的入党梦歇菜——从当时直到永远。 全家男丁数我最小，从大人耳中暗暗听得此类政治故事自然最多。右派蒙冤、左派告密……早将我吓破了胆，焉敢让小伙伴来“神龛子擦得亮晃晃的”家里窥探父亲的胆大妄为、倒行逆施？不敢。整个高中阶段，我几乎拒绝了所有同学的来访。即使意外主动上门的，我也坚持堵在门口将事情说结。谢天谢地！我的小心翼翼最终成全了我的大学梦。 除了敬祖宗，父亲对孩子们的传统文化教育同样不屈不挠。务要让我们和他顽强的旧观念始终保持一致。 父亲一辈子从商，可是从本质上说，他和自古以来所有中国商人一样，瞧不起自己的行当。中国社会地位排序：“仕农工商”，生意人永居末流。同样，父亲坚信只有读书做官才能算得正经，其余均属旁门左道。抗战年代他发了点财，一发财他就想起应该在文化、从而政治地位上挣点儿名份，这就由人介绍投去了西蜀大儒刘沅门下。 刘沅，前清名流，因所居成都纯化街院内有百年古槐一株，故世称“槐轩先生”，其所创学派为“槐轩之学”。设馆“尚友书塾”讲学，经子刘枫文、孙刘咸炘薪火相传凡数十年，更是声名远播，门生弟子遍布西南各省。换得走马灯似的四川军阀、政宦对“槐轩”一律敬着几分。甚至大军阀吴佩孚败逃四川，专门致函意欲亲至刘门候教，亦遭刘先生婉拒，只淡应草堂寺一晤，且只谈学术，不涉政治。其牛气干云，可见一斑。 按时间计算，父亲拜门时，至少该是轮到刘沅之孙刘咸炘掌门。父亲能写得一手漂亮楷书，能把成都古迹名胜的楹联娓娓诵背，还能有板有眼地评头论足，当归功于刘门大师教益。顺便补充一句，1970年，母亲去世，父亲曾很动情地写了一首悼亡诗——这是迄今为止我们全家知道的、父亲唯一的文学作品。兹将全文照录如下： 生聚欢乐别惨然 春风初动破镜残 入室不见音容渺 徒向空帏哭逝川 刘门两位末世公子刘篪伯、刘东父兄弟交情尤好，几乎就是终身哥儿们。二刘都写得极具功力的一手好字。共产党来了，生活成问题，刘东父以写字为生，广告便贴在我家门口，让做过生意的父亲代为揽活。广告极简单却异常权威，就五个字：“刘东父鬻字”，润格每字三元。人民币三元钱等价于当时小学生整整一个月的伙食费，这个价格曾让娃娃我大惊咋舌。大哥刘篪伯就不成了，赚钱谋生彻底外行。他宁在街道小厂干杂活扫地（他也只能干这个），决不摧眉折腰求钱财。其迂阔酸腐和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毫无二致，自是穷得家徒四壁，孑然终生。偶尔，父亲留他吃顿便饭，他便感激涕零，赋诗相赠，还取出家藏古笺，用极其漂亮的正楷恭恭敬敬抄写送来。他的典雅诗笺父亲一律珍重地放进神龛抽屉。因为抽屉矮，最方便娃娃们取来学习。当时，虽然我对刘诗不甚了了，但其中若干句子至少成了我最初的文学启蒙。比如：“肴烹豆腐堪留客，窗明几净供名花”，如：“忆昔事亲磨子桥，高家碾上芙蓉娇。千亩平畴飞白鹭，峰回路转提字标”，等等。虽然我觉得诗人叙事不免夸张，比如诗中的磨子桥，不就现在的成都“电子一条街”一带吗？哪来千亩平畴？小平坝而已。峰回路转的“峰”，更属无稽之谈。严格说，爸爸对这帮书生朋友“不食人间烟火”的莫名其妙的清高并不完全赞同，在娃娃面前亦时有批评不屑之语，说篪伯兄简直就是“曰夫子”。“曰夫子”是“迂腐子”的四川谐音。 父亲还有一个“曰夫子”朋友叫陈孟宏。据父亲介绍，宏先生原系“槐轩”头牌塾师，发过毒誓：“要我不信孔孟，除非把头砍掉！”如此冥顽不化之人，中共执政后能有好日子吗？虽满腹经纶最后却沦落得靠推“鸡公车”（成都人对独轮车的俗称）、下苦力度日。1956年，我家境况已好转，那年暑假，父亲遂高薪诚聘“曰夫子”来家为我和两个上中学的哥哥及已参加过高考的姐姐做家教，专讲孟子高论。夫子其人干瘦如柴，戴一副啤酒瓶底般的高度近视眼镜，见人就谦卑地嘻嘻笑，只是一旦宏论开讲，他便调声吆吆，摇头摆尾，物我两忘。我是肯定如听天书的。老夫子乐山话乡音不改，所以他讲课月余，我根深蒂固记住的就只有一句，即孟子问齐宣王：“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这句话用陈派乐山话一读，便成这样：“都啰啰，迂人啰啰——梭啰”。酷似少数民族山歌大赛。父亲帮刘东父接活而从不收中介费，对陈孟宏的束修每次一元，也现讲现结。如此作派——我至今也没弄明白，他确实是要让孩子们继承祖国传统文化？还是扶贫？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我必须承认，对于新中国早已绝迹的父亲式的家教，无论内容，无论形式，我都暗地心存反感却又无可奈何。而且我确信，和我同样反感也同样无奈的，还有我姐姐。证明如下：某日，陈夫子正在“都啰啰，迂人啰啰——梭啰”，门外忽传来邮递员一声大吼：“周锦容！收信！”姐姐马上飞奔而出旋即又回跑而来，得意洋洋地摇晃着手里一张纸，欢呼：“我考上工学院啦！”她已经全然不顾父亲的威严了（每次上课，老爸总是正襟危坐，和我们一起听“迂腐子”坐而论道），也不管老夫子的惊诧莫名，继续威胁一般宣布：“我不听啦！”然后如脱笼小鸟一般，向家门外翩飞而去。 我们小时候不像现在，升学竞争把家长和娃娃全都压迫得死去活来。那时候没有什么“奥数”，没有什么加强班、培训班、兴趣班的，而且任何可供孩子娱乐的节目都没有，天一黑大人就催娃娃上床。我父亲相对另类。除延请陈孟宏一类“迂腐子”开展集体家教之外，还特别对我“开小灶”——都是和教科书，从而与升学率毫无关系的东西，比如背“唐诗”，背“天地玄黄”，背“幼学琼林”，等等。这些教材不知从何处随机弄来，无任何系统性，完全是“见子打子”。最让我搞不懂的一本教材名曰《声律启蒙》，什么“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之类——直到几十年后我才知道，那是古代撰写对联的启蒙读物。父亲下达的指标是每日背诵一则，完不成任务就得受惩罚。惩罚手段就是用戒尺打手心，当然还包括不得上床睡觉。他逼我背书时的严厉最容易让人联想起日本军国主义电影里长官训练新兵蛋子。军官意志是不可动摇的。只是发生在我儿童故事里的情节往往是这样：夜深人静了，妈妈见我还可怜巴巴站在父亲面前发愣，总要走上前来明知故问： “怎么回事啊？” 然后就拉过我，说先解个手吧！解了手再背。家里没厕所。马桶就放在床后面。待我小解完毕，妈妈立即借密不透光的蚊帐为掩护，悄悄把我抱上了床——等父亲发现娃娃已在帐内呼呼大睡，只能叹口气，不了了之。 让我庆幸的是，父亲的“魔鬼训练”确实让我的记忆力突飞猛进。即使如“舞女腰肢杨柳软，佳人颜貌海棠娇”这一类“儿童不宜”且意思完全不懂的句子，几十年后我仍记得滚瓜烂熟。 三、继续说我和父亲的紧张关系 我和父亲的分歧——用现代流行术语说，就是“代沟”——从根本上讲，是属于政治与文化认识上的南辕北辙。这个差距是无法弥合的。因为这已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代沟”，而是因为我和他压根儿就属于两种根本不同社会的人类。他代表“旧社会”而我代表“新社会”。 如果追根溯源，这个裂痕从我娃娃时代就开始了，而且完全因为一偶然原因而肇端：虽然那时候我压根儿就不知道哪样是文化哪样是政治。 生活在破产商人家庭，我从小无书可看，无玩具可玩，呆在空荡荡的院落，我就喜欢扑在地上看蚂蚁爬出的轨迹和树叶在白墙上投来的横斜疏影，并把它们想象成溪流和山峦，接着就画下来，然后陶醉在自己创造的世界里。街口有一裱褙铺，我便着了魔似地老往那儿跑。裱褙铺生意好，大小木板像迷宫一样摆了半条街。而我就像小陀螺，成天在那些徐悲鸿张大千们中间转，把那些马啊牛啊山啊树啊看好了，娴熟于心，或者钻去垃圾堆翻找破碎报纸，将印在上面的飞机大炮捡回来（那时抗美援朝战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回得家来，就把父亲交给的作业纸涂得阴云四合洪荒遍地——灾难总是在此时不期而至：我画得物我两忘时，父亲神不知鬼不觉出现了，接着大吼一声： 糟蹋纸！ 接着就举起鸡毛掸子，在我屁股或手心这两个没有风险的部位下手。 （右图：父亲去世前一年留影。背景的纸盒是家门口一国营皮鞋店免费占地堆放进来的。） 以下这件事足以说明他对艺术事业偏执的反感： 几十年后，我孩子出生，我于是喜悦而认真地函告老父，说今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干上与喜爱相一致的职业，故而希望孩子能为我了此夙愿，由是取名“亦丹”，亦从事丹青绘画之意。添了孙子他当然高兴。老爸当即回信道：“得知生一男孩，实乃我家值得庆幸之一大事耳”；对附于信中的婴儿襁褓照更给予高度评价：“相貌极好，使我心中大快”。但对我给孩子所取名字及相关说明却毫不留情，予以断然驳斥。首先，我未遵循祖法取名。按谱定字辈，我儿子名字应紧跟在我的“仁”字后面取一“义”字。先是，哥哥姐姐有了孩子，都要恭请父亲命名。五姐头生子取名时我正好躬逢现场：父亲引经据典，字斟句酌，然后一本正经将命名方案写于红纸之上（写得极有成就感）。我亲眼目睹过该份方案，大意云：古之贤者，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因此父亲提议，老大名曰修、老二名曰齐、三曰治，四曰平，如有老五老六相继出世，届时再行计议——事实是五姐仅生二孩便戛然而止，既未能连下四城，父亲雄心勃勃的起名计划也就因此搁浅。兄弟姐妹都严格按古法命名而我独不按规矩出牌，父亲当然不高兴，此其一也；其次，我函述的取名理由父亲更难接受，他宣布：“画画乃属下九流，雕虫之末技耳”——其实我查过资料的，画画准确说应属中九流，且排名第三。“三流丹青四流皮（皮影），五流弹唱六流金（卜卦算命）”，瞧，此行业并不太糟。父亲成见之深，可见一斑。 事态的发展进一步证明，我们父子之间的“代沟”已不再是简单的爱好、从而职业选择上的无法认同，演变成了更为复杂的政治立场的分歧，以至小小年纪我就意识到自己最终不得不背叛他。 由娃娃简单的兴趣取向发展为政治分歧的过程如下： 和父亲的武力镇压相反，学校老师特别宠我。每年的儿童节都是我真正的节日。每年在那一天举办的画展我都准得头奖，为我非常自豪地赢来一支铅笔或一块橡皮。坦克飞机大炮绝对是我的强项。有一天志愿军英雄来校作报告，老师还专门把我的涂鸦之作作为珍贵礼物献给贵宾……事态发展的最终结果再自然不过了：我爱学校而不爱家，爱老师而不爱父亲，我属于未来而不属于过去，属于共产党而不属于神龛上的周氏考妣……总之，随着慢慢长大，我终于下定决心离开成都，离开我头顶上久久笼罩，挥之不去的那团阴影。 我已经想不起离家远行前父亲的状态了。他肯定不再像过去那样对我专横而权威，有一天，他甚至非常平等，还有些谨慎地和我探讨过我的大学报考志愿，他希望我能留在成都。他说，孔夫子不是说过么，父母在，不远游。我很客气地笑了笑，然后宽容地用了一个缓兵之计，我说爸，让我和老师再商量商量吧! 其实，我的志愿早已决定。我将去远方读一所工业大学。新来不久的班主任告诉我，说灾荒已经到此为止。新的五年计划很快就要开始。国家急需工业方面的建设人才呢！班主任是在办公室单独对我说这些话的。办公室雪白的墙壁上庄重地挂着领袖像。我于是想起我的家，想起一进门就看得见的黑漆漆的祖宗牌位，沉甸甸地让人压抑。班主任要我报考工科大学，她的意图我心知肚明。我数理化成绩好。我参加理工科考试，肯定会给整个学校的平均考分进而校长的工作业绩带来好处，而报考美术院校——上级谁关心这个？班主任是校长夫人。她表情沉重地告诉我，说修正主义撤走专家，撕毁合同，为我们国家持续三年的“暂时困难”雪上加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能不听党的话，发奋图强吗？班主任是中共党员，长得非常漂亮，说话娓娓动听，刚从中国人民大学进修归来。我崇拜她。我喜欢把她看作苏联电影里那些胸前挂满勋章的女布尔什维克。我认为她对我讲的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箴言。我连想都没想，便轻轻松松地放弃了“当画家”这个儿童少年时代固守了整整十几年、父亲挥舞鸡毛掸子怎么也无法赶走的梦想。 年轻人是怎么回事啊？我对父亲的背叛蓄谋已久，而对自己的背叛却发生得如此轻松？是不是对父亲的背叛只不过意味着对已知旧秩序的告别和新的未知世界的向往？而新世界对我，本来就模糊不清，更何况我的新世界一直就和学校、老师、校长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社会、规范、观念和政党联在一起。有他们指点，我还有什么必要坚持自己的选择？ 离家前夜，发生了这样一个细节：家里养了两只鸡，一黄一黑。大饥荒年代，黄黑二鸡所下鸡蛋是父母唯一的营养品。父亲在每只蛋上都用笔极端认真地注明身分及出生时日：“黑×月×日”、“黄×月×日”，以便从紧掌握计划消费。恰恰在我出发的前一天黄昏，不知为什么（是不是父亲想把它宰了为我践行？想不起了），黑鸡婆突然身手矫健地跃上了房头便飞。我和三哥——就是那位终生未能入党的哥哥——爬上屋脊，踩着哗啦作响的瓦片，小心翼翼尾追不舍，可那只理该千刀万剐的心肝宝贝总是在我们刚要得手时又轻轻松松展翅前去，不远不近，就在前方十来米处，得意洋洋，示威一般左顾右盼。时间已经不早，夜成都鳞次栉比的灰屋顶上，无边的灰色云团正缓缓垂落。父亲也爬上屋顶了，摇摇晃晃站在木梯上，远远地颓然呼唤：算啦，下来吧。下来!它飞了，不会回来了…… 我莫名其妙地感觉颓唐。一整夜未能入眠。望着嵌在黑屋顶上那一片亮瓦，望着模模糊糊的月色慢慢爬上来，又慢慢隐去。我好像听见父亲一直在哼哼地长吁短叹。到点了，我悄悄起身，摸黑走到他的床前，小声说一句：爸！我走嘞……然后庄严地挎上行包，上路了。 我骄傲地开始自己的人生远行。火车开点太早，爸起不来，吩咐两个哥哥送我。当时，我几乎没有一点儿离别的忧伤。没有。第一次乘车出行，第一次到陌生的远方去，仅管饥肠辘辘，却依然兴奋莫名。成渝铁路傍着沱江前行，晨光中的白帆像片片羽毛，轻飘飘地在水中游弋，好像是要飞起来。望着白帆如羽，我觉得我也要飞起来了。 四，父亲挥之不去的阴影 第二年，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在中国大张旗鼓开始了。伟大领袖发下话来：“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原教旨主义者们说的，仅仅是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的一个过度阶段，而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了。在这个漫长的时期里，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对此问题，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们的大学生涯，也不再是简单的、书斋里的闭门读书，更是政治辅导员督导之下一场没完没了的政治修行。 对于人的政治评价，那年月是三句话：“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可具体执行起来其实就一句：“有成分”。一旦生来世上，无论何人何种，注定均被打上了阶级烙印，也即家庭烙印：如烙在古代囚徒脸上的黥印。任何人都休想洗祛除净的。那时尚无DNA检测技术，如有，那么人种好坏优劣，能否重用提携、举为接班人、委以大任等等肯定都会变得十分简单。 我家“解放前三年”说不清道不明的经济地位重新被提上日程。从而我自己是什么人，也再次成为了问题。我离开了父亲，父亲的阴影并没有离开我。 我必须坦承，对这种“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钻地洞”的观点，我当时在暗中就并不认同。因为，我觉得父亲即便真属于反动阶级，对我又怎么样呢？我不是压根儿从小就瞧不起他吗？我不是一直就觉得他的思想太落后吗？对他力图向我灌输孔孟之道那一套，我不是一贯反感吗？我确信诱导我成长的思想资源完完全全来自我阅读过的革命书籍。还上小学五年级，我就读完了革命英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学时候读的就更多了：《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娅的道路》、《牛虻》、《少年英雄巴甫里克》……尤其需要一提的是，有一本极不起眼的苏联纪实小说《初升的太阳》，几乎成了我的《圣经》，小说主人公、少年艺术天才柯里亚·季米特里叶夫的一言一行，都成了我狂摹的学习榜样：热情、正直、刻苦、钟爱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祖国。我至今还记得小家伙就读的学校是莫斯科中等美术学校；记得他最喜欢参观的画廊是特列契亚柯夫画廊；记得小白脸父亲最喜欢带他拜访的朋友是莫斯科大剧院美工，小崽崽管他叫卡佳叔叔。 不管我心里怎么感觉别扭，反正忆苦思甜会总是不停地开，来自边远或者并不边远山区的贫下中农子弟，总要在会上理直气壮地一把鼻子一把泪，回忆父亲如何带他讨口要饭，大年夜，如何被地主恶狠狠的看门狗狂咬一嘴，等等。我也曾力图回忆我家解放前夕的艰难困苦来保持心理平衡：比如蹲在街头卖旧家具，比如父亲借钱未遂晕倒在地，比如全家围坐在簸萁周围小心翼翼地拆茉莉花，三分钱一斤……等等。只是我的这些回忆肯定上不了台面，很难调动众人的悲剧情绪，弄不好还会被指责说编造谎言，蒙骗组织。 1964年秋天，小妹妹考上成都工业学校了，不久，她气急败坏地给我来信，说班主任因为什么召见了她，明确告知我家成分是“资本家”，问我该咋办啊？其实，我能有什么办法？只能自欺欺人地把我所知道的情况给小妹重述一遍，着重强调：问题的全部要害，只不过是父亲破产的具体时间问题罢了，只要有朝一日准确查清，咱们全家绝对咸鱼翻身。说不准我们几兄妹的出身革命得很哩！ 虽然我气壮如牛地要妹妹“雄起”，其实心中早怵了一半。事实是，我很快也要填写大学毕业登记表了，我自己也有必要抓紧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于是，我忧心忡忡找到政治辅导员李光敦，我向他说明了妹妹的来信和我自以为是的解释。没想到李老师公然非常宽大地回答我，说城市“四清”还没开始，你原来咋填就咋填吧。这样，我心安理得地继续蒙混下去了。 三年多过去，随着大规模的文革动乱尘埃落定。四川省主管大学生分配的最高领导张某某把我钦定为“反动文人”和“毛主席点名的黑笔杆”（注：因其执笔写有《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一文，在1968年3月15日中央首长接见四川军政领导人时周恩来讲话中说：“重庆八一五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主席说叫反到底派批的一塌糊涂。”）。我理所当然被“办学习班”。我成了受到压制的一大派群众的标志性人物。我的家庭及我父亲的历史不能不让人家底朝天地翻个个儿，以便确定我的行为是否属于阶级报复、右派翻天？谜底在此时终于揭晓。某天，一位参加外调的哥儿们神秘兮兮地告诉我，说查清了。你家的成分，确实是——资本家。 我记得当时我超乎寻常的平静。对于政治，我早已心灰意冷，完全绝望。我说行嘛，“资本家就资本家吧。” 事实上，文革开始不久，我就已经与父亲开始了和解。正当我在重庆文革舞台跳得热火朝天时，突然得到消息，说成都的老家已被红卫兵抄了！不仅神龛被砸，还有人揭发父亲藏有金条——据说是居委会或派出所“点水”（俗语，告密的一种，暗中点出某人的某种身份，往往会使其大祸临头）。又说是解放前做生意时的某仇家使坏——连地板和炉灶都撬了个底朝天。我很快带了一床棉被便从重庆赶回成都。我看见爸爸妈妈整日价瑟缩泥地上的草堆和破絮间御寒度日，饥鼠在稻草中肆无忌惮地穿来穿去。一日三餐，只能在灶台夷平处，用三块砖头围起来开野炊一样做饭。那一年，他是七十多岁的人了。面对狼藉不堪的废墟，我还能说什么？ 需要顺便补充的是，红卫兵前来抄家时，母亲警觉得快，抱着哥哥刚满周岁的孩子逃了，父亲则被揪上高凳长时间批斗。老人腿脚发软，请求小崽儿们让他下来暂时歇歇。目睹过现场的邻居介绍说，红卫兵娃娃是这样回答的： “你才站了多久？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一站就几个小时，毛主席还没说累呢，你喊什么累？” 父亲的辩解更加认真： “毛主席，他比我们吃得好啊……” 娃娃们马上怒吼： “你污蔑伟大领袖！你罪该万死！……” 那年代的故事有多荒唐！ 将近半个世纪以后，当全中国都开始埋头于物质财富的创造、交换、占有和攫取；而执掌政权的领导者们，也正忙着建立和谐社会，忙着在全世界去建立孔子学院，推广中国最古老的文化传统；谁也不再关心阶级和阶级斗争了——直到这时，我才觉得我和父亲之间的是非恩怨应该彻底勾销了。我从千里之外赶去为他扫了墓。墓地在一座林盘边上。我记得安葬时墓前还能望见很开阔很安谧的一带平原，薄雾淡淡，叫天子拍着翅膀在林间婉转歌吟。几十年后，公路已经带着城市的喧嚣从墓前不远的田野粗暴扫过。幸好四周的林盘蔓生环绕，为长满衰草野花的坟茔护卫着永恒的宁静。我终于那么真诚地跪去了父母的面前。膝下是潮湿的黄土和窸窣的秋叶。已经被生活鞭挞得体无完肤的我，联想起老父亲艰难的人生和小时候他对我的种种关爱，鼻子一酸，我禁不住潸然泪下。 尾声：我和我的儿子 不到半年，1974年春天，我便被卷入一场特大的“反革命案件”。该案件和那年月发生过的许多类似案件一样，后来都平反了——只是过了太长时间。这一次，我被送到一个远离昆明的彝族乡村进行了长达数月的隔离审查。 前面说过，1968年四川文革第一波乱局尘埃落定时，执掌全省大学生命运那位女性最高领导张某某曾把我钦点为“反动文人”和“毛主席点名的黑笔杆”，并理所当然对我进行了我人生遭遇的第一次政治审查。那时候父亲曾为我的命运揪过心发过愁。只是事情仅仅过去一年，这位张姓高官和她职务更高的丈夫刘某某很快被最高当局一巴掌打了下去，以“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之罪投入大牢。事后我从边疆回家探亲，父亲的高兴第一次那么溢于言表。他记忆力非常清晰地向我说起解放前成都有一疯疯道人，破衣芒鞋，成天就满街里念念有词，说什么“海人终海节，海来海去海枝节”。父亲说，他的意思是“害人终害己，害来害去害自己”。四川这个害人的刘、张也一样，他们想害你，结果却是自己坐了班房。我突然觉得，父亲太看重自己的儿子了。其实，在那样的年代，在数不胜数的政治斗争受害者中间，我不过是沧海的小小一滴罢了。而1974年我在遥远山乡被收审时，父亲已经走了，已经没人再用古老的谶语在远方为我祈祷。 几个月后，使我受到牵连的案情基本明朗，隔离解除，我留在乡下劳动。冬天，妻子带着不满两岁的儿子来看我。孩子穿一身红毛衣。像一团小小的、可爱的火苗。他一见我，就兴冲冲地把攥得紧紧的小手伸过来，不停地对我喊：“电池！电池！”因为没有玩具，他不知从哪儿捡来了一只废弃物，因此兴致勃勃。 受不了山村风寒，孩子又太小，来村那一夜就感冒了，高烧不止，整夜整夜地嚎哭。没有药也没有医生，我只能通宵不眠地守在他身边，不停地拍他，给他喝水。好容易睡着了。我抱着他，第一次悄悄地哭起来。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我和我的父亲的命运。我自然也为我儿子的未来担心：因为，他刚来到这世界上还不足两年呀！他的父亲就成“反革命”了。那么，他未来漫长的一生，将无端地为我而遭致多少本不该属于他的灾难呢？我不知道。 庆幸的是，小亦丹刚长到四岁，我们整个国家的命运便在1976年10月的一夜之间天翻地覆了。他可以毫无牵挂地去走他的路了——虽然他完全没有按照我给他取名时设想的那样，在笔墨丹青间去寻找自己的事业。 而我，也终于可以抛开头顶上所有的历史阴影，来写下这篇文稿。 —————————————————————————————————— 【乱世民情】 我小学二年级时，为欢送城里的知识青年——也就是十五六岁的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在学校学会了用各色的皱纹纸扎纸花。 扎纸花是为了营造热烈的欢送气氛。那花多是用大红或艳粉色皱纹纸扎的。那种皱纹纸特像现在质量低劣的卫生纸染上颜色的样子。用细铁丝扎好花，再剪出很多尺把、二尺长的绿的、黄的皱纹纸穗子，捆在纸花上。逢上一批知青要下乡了，学校高年级的孩子敲锣打鼓，我们这些一二年级的小豆包排着队，手里摇着缤纷的纸花，一路迤逦地到长安街去有组织地凑热闹。 长安街上锣鼓喧天，我们兴高采烈。兴高采烈不是因为要欢送什么人，而是这欢送替代了两节或三节课，我们终于可以不坐在枯燥的教室里了。 当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孩子向马路上缓缓行进着的大轿子车或军绿色的卡车挥舞着手中的纸花时，车上穿着半新不旧绿军装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似乎并不像报纸上说得那么高兴。 有一次，看到一个我可以叫奶奶也可以叫大妈的妇女，倒着碎步，撵着一辆在欢送夹道中缓缓行驶的大轿子车，一路挥着手，抹着眼泪；靠车窗边坐着一个女知青，也在抹眼泪。 上山下乡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她——居然哭！我发现了新大陆，扯了扯边上的同学，撇着嘴：“看哩，哭呢嘿！”同学木然地瞟了一眼。 从上小学起，我就知道长大后我也一定是要上山下乡的。但毕竟是中学毕业以后的事，很遥远。兴许上山下乡是件有趣的事也说不定。看那时报纸上登的木刻版画：大寨人大战虎头山，山上梯田一层层；还有河南红旗渠，铁姑娘战斗队飒爽英姿……这，比上学有意思多了，令我神往！ 纸花扎着扎着变了颜色，没有了红色的皱纹纸，但还会有零星粉色、黄色的。白皱纹纸成了扎纸花的大宗。老师先教我们用一种薄而透明的小方块纸扎小白花，这花用来别在胸前衣襟上；然后教我们扎大花圈。 那是1975年，报纸广播中铺天盖地一件事：伟大的康生去世了。 康生何许人，小豆包们并不清楚，只知道是个挺大的官儿。报纸上讣告康生去世通栏整版。他的名字前面有一长串一口气读不完的定语（那时候老师正在教我们学习汉语言结构，主、谓、宾、定、状、补之类，对语言句式结构比较敏感）：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等等。报纸头版正中是敬爱的。当然也一定会是永垂不朽的康生同志活着时候巴掌大的黑白免冠照片；还有康生寿终正寝后仰面朝天盖着中共党旗在鲜花丛中接受人们瞻仰的照片。第二版或第一版中下方的位置是另一些活着的、伟大或著名的什么者们为他守灵时面露哀痛或面无表情的照片。 康生这样重要级人物去世，老师会把那几天有关的重要报纸，当然统统是《人民日报》，钉在教室黑板旁边的显著位置上，以示重视。之后就是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扎花圈。 教室里孩子们扎花圈的气氛远没有那几天报纸上或广播里那么肃煞。同学们还会像扎欢送知青下乡时的纸花时一样叽叽喳喳，教室里嗡嗡一片。毕竟无论扎什么花，都占上课时间，只要不听老师讲读那些枯燥无味的报纸、《毛选》，孩子们干什么都轻松愉快。 很多年以后，街上靠近医院的地方寿衣铺重又开张，我这才知道，敢情扎纸花应当是这些店铺伙计们的专利。在我们上小学时，不自觉中被老师培养出这门莫名其妙的手艺，天下奇事，不可谓不多。 待同学们在桌上堆起大大小小黄的、白的纸花时，老师和几个男孩子用铁丝，竹竿盘起的花圈架子也成形了。这时老师点名了：“张波，你们那组，白色儿的先过来”。于是，教室靠墙那排的小孩子们有的小心翼翼地捏着自己扎好的花，有的满不在乎把一大捧搂在怀里，推推搡搡，你拥我挤，围到了花圈架子跟前儿。 “大花，……大花，……”老师的眼睛搜寻着：“就你，冯丽丽，你的大花儿，来，先扎，紧外头这圈儿……”“李红军，你们组，来。”……随着老师点名，同学们的桌上空了，教室讲台旁的花圈架子渐渐丰满起来，“来，紫的，紫的？……”老师自言自语，眼在讲台前的几个孩子那儿扫了一下，“来，刘卫平，粉的，放这儿。”老师指着花圈正中银黑色大“奠”字下面的位置。 “呀！好看多了哩！”当那几小朵浅黄和紫色的纸花扎到花圈上时，我心里升出些欣赏的感觉。最后，老师把自己剪好的几片银的、绿的厚电光纸叶子，用糨糊粘在花圈下边。 老师完成了扎花圈的最后工序：写着“伟大的革命前辈康生同志永垂不朽”和另一条“某某小学某某班全体同学敬挽”的挽联，匀称地粘在了花圈上大大的“奠”字两边，大功告成。 这次去没去天安门，我记不得了。只是那几天很肃穆单调。广播里反复播的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追悼会的事。先是有着严格次序的，长长的，熟悉的（因为老在广播里听到这些人的名字）人名单，然后就是一大堆亚非拉穷不拉叽小国，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的内容大同小异的唁电。 唁电的内容都差不多，什么：我谨代表我国人民和我们什么党，以及我个人，向康生同志的去世表示深切的哀悼，等等。似乎远在黑非洲的某个热带小国的子民，也很熟悉康生同志似的，然后就是一段凄婉沉重的哀乐。 那几天，每天放学的路上，从街道胡同两旁的院子里传出的大多是这样的哀乐，延绵不断，此起彼伏，一直伴我回到大杂院的家中。那几天就连想听平时厌烦了的样板戏，都没可能。因为广播电台要代表全国人民向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表示哀悼，不播放任何娱乐节目了。 生活从来不会因某个大人物的不幸离世而稍微停顿一下。过了些时候，教室黑板旁的报纸不见了踪影；广播里样板戏的唱段重又贫了呱唧地在耳边噪呱了。 1976年初的一天早上，我背书包刚出家门，住一个院的同学凑到我脸前：“哎，告诉你，周恩来去世了！”“真的？”大概是看我一脸惊异，同学更认真了：“真的，真的，我刚听的广播，不信，你听——”我定了定神，果真，北屋隐隐传来电台的哀乐声，接着，几乎是同时，院里许多人家打开了收音机。 我转身进了没有收音机的家，“妈，妈，周总理去世了！”“是吗？”下夜班后，一脸疲惫正准备睡觉的妈妈一下子坐了起来，“不许瞎说……”沉了一下，摇摇头，“这可不是个好消息。”说完，沉了一会儿，妈妈缓缓躺下睡了。 妈妈的态度让我认真起来：周恩来去世是件重要的事。 几年前的一天下午，我在长安街上看到过周总理和哪个国家的元首坐在行进着的敞篷车上，一路向两旁欢声雷动的人群挥手致意。那是我最近距离地看到周总理本人。那天阳光温暖明媚，那景象定格在我记忆里。 可今天，周总理去世了。他应该算是我们这个伟大国家的第二名人物了。他死了，怎么办呢？阴云密合中，我胡思乱想地到了学校。 冬天阴沉的早晨，老师办公室的日光灯都亮着。透过敞亮的玻璃，办公室里的老师没有像平常端茶倒水，批改作业的景象，每个人都垂头坐在自己办公桌前一动不动，泥塑木雕一般。 第一节语文课，五十出头矮矮胖胖的吴老师来到教室里。她面色沉重地缓缓把书本放到讲台上：“同学们，大家都听广播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他——”吴老师说不下去了，当着一班孩子的面儿，呜呜地哭了起来。 同学们有些不知所措，看到老师伤心，几个女孩子跟着啜泣起来。 吴老师很克制地停止了哭泣：“来，大家起立吧，为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默哀。”同学们默默地站了起来。 第二堂体育课，年轻强壮的张老师拿着一张报，走进教室。“同学们，我们最敬爱的周总理……”张老师说话突然岔了音儿，也哭了。看到年轻的男老师在同学们面前哭泣，小孩子们有些不能理解。教室后边几个淘气的男生嘻嘻笑了起来。平时很严厉凶狠的张老师并没有觉察到这些，哭了一会儿，展开手里的报纸，“今天，我们不到操场上活动了。我给你们念念周总理的生平”…… 放学的路上，弥散着沉重的哀乐，街上陆续出现了戴黑纱的人。第二天，妈下夜班回来，左臂上套着块黑纱，挺神秘紧张地和我讲起车间里的事儿。“我们夜班这组，我徒弟他们……”妈很严肃地顿了一下：“你可不许出去乱说！”妈妈每次跟我说点儿什么外面的事儿，总会把这句挂在嘴边，而且总是绷脸、瞪眼的神情。我习惯了，顺口答音儿催她快讲。妈妈的声音又压低了些：“好像上边传达，不让戴黑纱，也不让开追悼会，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又斗起来了。没准儿要开始什么新运动了。昨天车间上白班的去布店买黑布，布店不卖，说上头有规定。今儿夜班，他们又去布店了。都关门了，砸门！硬让开门，布店的人先不给开，后来门口人越聚越多，还有人问悼念周总理有什么错，都快吵起来了。黑布，白布一会儿就抢光了。夜里，我们班儿也不上了，大伙开始在车间布置灵堂，剪黑纱，每人一块，都戴上了。我也给你带回一块，你今天到学校看看，你们班要是有同学戴，你也戴上；要是老师什么的没人戴，你千万不要戴。你爸这……不要再给家里惹麻烦，听见没！？” 我一早到学校，记着妈妈的话，看见许多老师左臂上戴上了黑纱，操场正中的领操台上已开始布置灵堂了。1米左右的周恩来的黑白标准像挂在台子的正中，相框后面是黑色的缦帐，相框上垂着白布做的很大的白花。 上午全校集合在操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向周恩来的遗像虔诚地三鞠躬。寒风中，许多老师，同学默默地流了泪，受着大家悲伤的感染，我也禁不住小声哭了起来。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到西单的又一顺饭馆去给妈妈买上夜班带的干粮——两个三分钱的小火烧。从饭馆出来，发现西单十字路口的人越聚越多，却一点儿没有平日的喧闹。我好奇地凑了过去。 天还是那么阴着，聚拢的人群密密麻麻，站在长安街两旁，一眼望不到头。 我又小又瘦，三钻两拱，挤到马路边上。街上没有如今清道时站成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警察，也没有汽车，甚至连骑自行车的也很少。好静啊，静得就像梦里一样，人们默默伫立，等候着什么。 一会儿，从天安门方向自东向西，缓缓过来开道车，后面跟着一辆挂着黑花的大轿子车，车窗挂着白色的窗纱，人们听到车上一个女性哭泣的声音。街上的人群向那传出哭声的汽车注目，许多人默默擦着眼角的泪。我身后的一个男青年在人群中小声哭起来。久久，人们没有散去，向着他们心中敬爱的大人物行最后的告别礼。 后来，妈告诉我那晚大概是10点多了，正是三九天，干冷干冷的，人们在寒风中吸溜着鼻涕，轻轻跺着脚，双手拢在胸前，插在大衣袖子里。“街上又聚了好些人，我们夜班都没人干活了，等着周总理的骨灰从八宝山回来。” 一个大人物的死竟牵动了那么多百姓的政治神经，人们发自内心去悼念他，对他的离世由衷地哀伤。无论如何，作为逝者，应该能够安息了。 1976年的清明节快到了。每年清明节前，学校都要组织同学们去给革命先烈扫墓。扫墓分成两大组，高年级组去八宝山革命烈士陵园，低年级组就近去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3月底，我们年级扎好花圈，每人胸前别着自制的小白花，排队向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出发了。队伍的最前排，由出身革命军人家庭的同学捧着周恩来的遗像，另几个同学轮流抬着我们自制的花圈。 那时候的孩子不像现在，交通工具发达，可以游走四方。我们小时候虽然距天安门五六站的市内车程，但也很少能到那里去玩，至多不过是在民族宫、商业部前的广场上捉捉迷藏，这已算是到外面“野”了。 那天，天安门广场人很多（当然除了戒严、清场之类，天安门广场上人一直很多），基本是各单位、工厂、学校来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扫墓活动。 我们到时，已经有另外几个学校的孩子在老师的带领下背北面南向着纪念碑排队宣誓，一些小学生在这个时候被发展成红小兵。他们面对纪念碑庄严宣誓，光荣地加入了红色的少年组织。 纪念碑的基座和台阶两侧几乎摆满了各种花圈、花篮，周恩来的遗像也有一些。我们站在靠升旗杆往南些的位置等前面的学校举着校旗走了，老师把我们领到了刚才别的学校排队宣誓的位置。严肃地站好，前面大队委的老师面朝我们举起右拳，左手举着喇叭，所有同学也顺从地举起拳头，向着纪念碑庄严凝重地宣誓。誓词我已记不大清了，反正是老师念一句，我们跟一句，大概就是些“继承先烈的遗志，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之类的，当老师说“准备着”时，学生们不再说老师同样的话，而是熟练地应道：“时刻准备着！”一副明天就要上战场的架式。 之后唱《国际歌》。当然这时是老师同学们一齐唱，不用唱一句跟一句了。同学们都很熟悉这首已经异化了的法国大革命时的歌曲，在一片稚嫩、严肃、略显沉重而又参差不齐的（我曾在学校录音后，小喇叭播出的同学们的合唱中，领悟过这种参差的感觉）的歌声中，仪式过半了。接着是抬花圈捧照片的同学在老师的带领下，一步一个台阶缓缓走上纪念碑，把花圈和照片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这时老师会指示同学向革命烈士默哀。待默哀完毕，同学们缓步登上纪念碑，从鸦片战争那幅已看过很多次的浮雕开始，顺时针方向绕碑一周，仰起脖子看着毛泽东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和周恩来的那一大段碑文。 孩子们的心境是很容易转移的。从登上纪念碑第一层台阶开始，队伍就不成形了。匆匆略过那些现在已不能近距离观摩的汉白玉浮雕，有些孩子还摸了摸够得着地方的雕刻。 那时，我不可能想到，我们无意中处在了几天后即将到来的划时代事件的开端时刻上。 1976年不仅是多事之秋，那简直就是惊涛骇浪中的一年。没过几日，我大舅来家：“哎，姐，今天怎么街上警察那么多，不是要出什么事吧？”历来只关心国营农场苹果收成好坏和自个儿虎皮大衣是不是漂亮的大舅，也嗅出些不对头的气味。那的确是个萌动不安、反抗而躁动的清明。 4月6号的上午，全校紧急动员，下午我们又要上街游行了。 中午我在家听下夜班回家的妈妈散布了不少马路消息，什么昨天夜里天安门的灯都突然灭了，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在大喇叭里命令广场上聚集的人离开那里；什么昨天白天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大门都关得紧紧的，里边满都是手拿狼牙棒的工人民兵，就连人民大会堂里都满是工人民兵，就等夜里广场上灯一灭就冲出来打人抓人。 “听说夜里，广场上抓了不少的人，民兵用大棒子打人，打死人没有不知道，听说广场的地上淌了好多血……” 我好像嗅到了丝丝的血腥气，眼前浮起一片恐怖的暗红色。 下午我们全校的学生，每人手里举着一杆小三角纸旗，上面用毛笔写着“拥护北京市委的决定”、“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打倒邓小平”之类。 从学校出发时就已经听到长安街上震天的锣鼓了，待从民族宫拐上这条街时，早已是人潮一片，每支浩荡的大队伍前面都有一支举着红旗的方阵作先锋。 有些工厂还在电瓶车或大卡车外面加装了大红旗、大航船或工农兵塑像的模型，车上站着些身大力不亏工人模样的人，可劲儿地敲锣打鼓。每支队伍前都有一个或男或女，或雄浑高亢或尖锐刺耳地带头喊着口号。他们手里都拿着一小张纸，看一眼喊一句，那后面跟着的队伍也跟着一片口号声。我们也在老师的带领下，一路喊着“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坚决拥护党中央”、“打倒邓小平”，在锣鼓震天中涌向天安门广场。 我跟着喊口号，举小绿纸旗，心里却想着天安门广场会是什么样。当然不是想游行的场面，而是地上会不会有血迹…… 过石碑胡同往东，马路上渐渐潮湿起来，天虽然阴，却没有要下雨的意思。 到了人民大会堂北门外，地上的潮湿更明显了，漫着花岗石大方砖的广场地上湿乎乎的，有些稍低洼的地方还积着浅浅的清水。妈说的血迹是一丝也看不到，一定是洒水车把整个广场扫了一遍。我有些失望，想窥探前一夜广场神秘景象的好奇破灭了。 游行回来，学校开始批判邓小平，一片打倒声中我们放暑假了。 7月中，报纸上、广播中又悲哀了一下，这回是朱德去世了。那悲哀在我的记忆中是那么的浅，可以忽略不记的，可我还是记住了。 同样是去西单给上夜班的妈妈买烧饼的时候，看到车辆稀少的长安街上，自东向西缓缓驶过一辆灵车，街上除了少数好奇的人，大多数人并未停下匆匆的脚步来缅怀这位敦厚的长者。 关于朱德的记忆对我来说太浅了，只记得批林批孔时提到过朱德，那是因为井冈山会师的问题。原本是朱毛会师，在林彪红火成接班人时，被广泛宣传成毛林会师，朱德的扁担被说成是林彪的扁担。批林彪时，提到这件事，好像是批林彪贪天之功，为自己涂脂抹粉。 炎热的夏季真是太无聊了。一日，妈妈心情不错，和我聊起封建迷信：“那年我们老家做大水，有一天，满天乌云呐，我亲眼看到一条像小白龙样的云，就那么钻呀钻的，钻到黑云彩里不见了。老人们说小白龙上天，今年要做大水喽。果然，那年就发大水了。还有一年，我被镇上的人喊到街上，抬头看到一半的天都被黑云彩遮住了，还有半边天是晴的，那黑云彩的边就像张开的大鹏鸟的翅膀哩，还镶着金边，真太像了。老人们又说大鹏鸟遮日头，天要大旱呢，结果真准呐，那年旱的，水田都裂了口子。” 我听一个神话样地看着妈妈，妈妈的声音突然低了：“1950年，我还在上学呢。我们老家不是靠金门那边吗？每天都能听到轰轰的炮响，还有部队到我们镇上。国民党的飞机老来洒传单，我还捡到过呢。有一个传单上写的特准呐，什么‘杀猪（朱）拔毛祭周公’。哎，你看这顺序是不是这样的，”妈妈的声音更低了，“那可是1950年呐，26年前了，有时候……你不能说它不准，现在就看毛老头什么时候……” 妈妈的眼睛里生出一种期盼而诡谲的光芒。我狐疑地瞅着妈妈的脸，沉浸在一种神秘的幻想中。突然妈妈的声音又严厉起来，低低的，“不许出去乱说，听见没有！说了，这是要杀头的！”妈妈脸上隐约显出一丝后悔。 妈妈诡谲的期盼，很快变成了现实。1976年9月9号下午3点，院里各屋匣子里传出一个声音，宣布4点钟会有重要广播。看看钟，还有一个小时呢，我又和同学上街玩了。玩着玩着，我忽然关心起这重要广播了， “李华，你说今天能有什么重要广播呢？” 李华迟疑了一下，看得出她鼓了下勇气的样子，“……好像是毛主席死了。” “真的！——” 李华看出我的表情很夸张，“嗨，也无所谓，一会儿大家就都知道了。”李华有些自言自语。 李华的爸爸在长话局当个什么领导，这个消息应该是准确的。 我用手揽过同学的肩膀，“那你说，毛主席死了，咱们国家怎么办呢？谁还能像毛主席那样领导咱们呢？”那一时刻我竟然关心起国家的命运前途了。 李华似乎很有政治经验的样子顺口答道：“嗨，谁死了，地球也得转呗！也不能不生活了。”李华的脸上略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悲哀。 我猛地想起她的两个哥哥刚刚在前不久发生的大地震中陨命，心里生了些对不住李华的感觉。 下午4点钟到了，街道上、胡同里都静了下来，只有电台里夏青那浑厚、清晰中略带鼻音，富有磁性张力的声音随着电波弥散在空气中，伴着哀乐，一遍又一遍，冲击着所有妇孺老少的耳膜，全国人民要操办一场最大的白喜事儿了！ 我们住的那个大杂院最先流露出悲哀的不是院里的街道积极分子，而是里院东屋瘫痪在床一年多，有些神志不清的马姥姥。老太太躺在床上听着广播，突然呜呜地大哭了起来，接着，竟举起那只还能动的左臂，口齿含糊地喊起了“毛主席万岁”，接连喊了好几声。 西屋80岁的白奶奶坐在家门口发呆，听东屋老太太的喊声竟有些莫名的兴奋，拄着棍站起来，叭叽着瘪嘴，咕碌着混沌的大眼睛，似笑非笑地往东屋开着的门里瞧了瞧，“还不糊涂哩，知道毛主席死了，嘻嘻……”“73、84哩”，白奶奶颤霍霍地进了自己的屋。 第二天一早学校操场又变成了大灵堂，领操台正中央悬挂着毛泽东的巨幅照片，后面是黑色的幔帐，照片两侧垂着大脸盆口大的白布扎的花，哀乐萦绕着操场。我真的记不起那些天是否上过课，只记得教室里每天都换新的《人民日报》，江青头上裹着黑纱，一袭黑衣为毛泽东守灵的照片登在报上。她的脸上似乎没有比我们老师更悲伤哀痛的神情，更准确地说，是“面无表情”。 老师给每个孩子发了黑纱，我们胸前又别上了小白花。中午放学，我左臂上戴着黑纱进了家门，妈妈很别扭地瞅了瞅我，“别戴那东西，回家摘了它，带在左胳膊上，妨你爸呐！？不好！去学校再戴！” 那几天，老师要求学生们写决心书，向党中央表态，决心沿着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走下去。在“你办事，我放心”的华主席领导下，狠斗走资派，接过革命的旗帜，为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奋斗。 又到了谣言四起的时候，我的谣言来源都是我妈妈。 “听说毛老头（妈妈总是这样称呼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不去八宝山呐，听说他的棺材是水晶的，能防腐，我们工厂这几天每天都开会、念报纸，我回来晚，你得听话，不要出去乱跑，你们老师有哭的吗？” “有——好像，好像也有没怎么哭的。” “我们工厂，那些积极分子开会时候都在四周盯着，使劲儿看我们这些五类分子家属，看我们谁不哭，当时就能给揪出来，我没办法，只能往手绢上弄点水，往眼睛上擦，实在没眼泪呀，我就想想你爸爸还在山西受苦受难，一想这个，我就哭了。你到学校，开追悼会那天，大家哭，你也哭，听见没有？多想想你爸爸还在山西受罪的事，多想想周围这些人都是怎么欺负咱们的，你就会难过了。” 全国性的追悼大会是在天安门广场开的，我们都听了实况转播。 学校的追悼会是哪天开的不记得了，只记得领操台上摆满了各班集体扎的花圈。台子右角边竖着麦克风。我们年级三班年轻的叶老师走上台角去念她的决心书，向毛主席表达哀思悼念。她只念了两句，就开始捶胸顿足地嚎淘起来，哭得的确有些夸张。我垂着头有些想笑，猛然想起妈妈的嘱咐，咬了下自己的舌尖，头垂得更深了。 每个上台的老师、工宣队干部、学生代表都在麦克风那里大同小异地哀伤了一回。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也不知向台上的标准像做了几次三鞠躬，在操场上的人都已经站累了的时候，追悼仪式终于结束了。 可这不算完，大家臂上的黑纱还得戴着。天安门、新华门的旗杆也还继续下半旗向全国人民敬爱的毛老人家致哀。广播里也停止了娱乐节目，就连每天半小时的小说连续广播也没有了。 快到国庆节了，妈本打算让我碰到商店卖排骨时买两斤回来，想了想又犹豫了：“别做什么肉了，那味一散，还不得有人说右派家属想翻天呐，毛主席去世了，你们还吃好的？！”妈自己去熟肉店称回半斤猪头肉，娘仨悄悄打了回牙祭。 中秋之后，妈下中班回家，又凑到我小耳朵跟前儿灌起新的谣言：“听说江青被抓了”， “江青！”我瞪起小眼睛，“她——她不是毛主席的老——” “是呀，是呀，”妈一点儿也不奇怪我的震惊，“她是毛老头的老婆，她最坏了。”妈妈说这句时鼻子眼睛都快纵到一起了，“把她抓起来，就太好了，就不知这是真是假”…… 之后的一切与追悼会就无关了。江青真的被抓了，人们又锣鼓喧天地往天安门去游行。我只记得一次课堂上，老师又给我们念什么中央文件，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了。对这个结果，我感到些奇怪：文化大革命不是我小时候那会儿的事吗？怎么现在才结束呢？那以后还用不用七八年再来一次呢？ —————————————————————————————————— 【故纸堆】 关于公社、大队、村、街更名的通知 政办字第58号 各机关、企事业、工厂、学校、人民公社、街道办事处： 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一个横扫“四旧”的革命洪流正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用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改变着我国整个社会面貌。我区广大工农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们纷纷建议更改我区一些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色彩的村、街等名称，通过各单位广大革命群众酝酿，已进行了较全面的更改，但还有些公社、村、街的更名易重，尚待通过有关公社广大革命群众进一步酝酿协商调整。现将目前已确定的第一批更名通知如下。 附：天津市汉沽区公社、村、街更名表。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日 抄送：市人委政法办公室、区委办公室、区委文革办公室。 天津市汉沽区公社、村、街更名表 一、公社、街道办事处： （注：以下原为表格，本刊为便于编排改成了文本。以“原名→改名”表示名称变化。原表格中备考一栏中的内容放入改名后面的括号内。） 1、营城街道办事处→红星街道办事处 营城人民公社→红星人民公社 2、桥沽人民公社→红旗人民公社 3、大田人民公社→东风人民公社 4、杨家泊人民公社→东方红人民公社 5、茶淀人民公社→东光人民公社 6、蔡家堡人民公社→红卫人民公社 二、大队： 1、汉沽蔬菜大队→满天红农业大队（属汉沽街道办事处） 2、西孟庄大队→红星大队（属红旗人民公社） 3、孟家（瞿+阝）大队→向阳红大队（属红旗人民公社） 4、桥沽大队→建国大队（属红旗人民公社） 5、后沽大队→红权大队（属红旗人民公社） 6、前沽大队→胜利大队（属红旗人民公社） 7、宝田大队→爱国大队（属红旗人民公社） 8、大马勺沽大队→先锋大队（属东风人民公社） 9、小马勺沽大队→红岩大队（属东风人民公社） 10、大王（瞿+阝）大队→红专大队（属东风人民公社） 11、小王（瞿+阝）大队→红心大队（属东风人民公社） 12、大田庄大队→立新大队（属东风人民公社） 13、芦前大队→建新大队（属东风人民公社） 14、芦中大队→红升大队（属东风人民公社） 15、芦后大队→要武大队（属东风人民公社） 16、高庄大队→红耕大队（属东方红人民公社） 17、付庄大队→红光大队（属东方红人民公社） 18、看才庄大队→红兵大队（属东方红人民公社） 19、罗卜坨大队→红英大队（属东方红人民公社） 20、李自沽大队→红军大队（属东方红人民公社） 21、羊角庄大队→红阳大队（属东方红人民公社） 22、桃园大队→红园大队（属东方红人民公社） 23、东尹大队→红武大队（属东方红人民公社） 24、辛庄大队→红新大队（属东方红人民公社） 25、东庄坨大队→红革大队（属东方红人民公社） 26、西庄坨大队→红群大队（属东方红人民公社） 27、未庄大队→红伟大队（属东方红人民公社） 28、李公庄大队→移山大队（属东光人民公社） 29、茶淀大队→东光大队（属东光人民公社，原茶淀东、西大队的合并社） 30、大辛庄大队→洪流大队（属东光人民公社） 31、福田大队→四新大队（属东光人民公社） 32、东辛庄大队→东新大队（属东光人民公社） 33、太平大队→永斗大队（属东光人民公社） 34、洒金坨大队→光明大队（属原双桥人民公社） 35、枣树底下大队→曙光大队（属原双桥人民公社） 36、前大坨大队→文革大队（属原双桥人民公社） 37、后大坨大队→太阳大队（属原双桥人民公社） 38、海沿大队→永革大队（属原双桥人民公社） 39、火神庙大队→卫东大队（属红卫人民公社，原火神庙大队的五个自然村统一改为卫东大队划为五条街道） 40、土桥大队→反修大队（属红卫人民公社） 41、大娘娘庙大队→工农大队（属红卫人民公社） 三、街、村： 1、营城东街→东升街（属红星街道办事处） 2、牌坊西街→曙光街（属原寨上人民公社） 3、牌坊东街→中心街（属原寨上人民公社） 4、太平街→备战街（属原寨上人民公社） 5、杨家寨上街→翻身街（属原寨上人民公社） 6、娘娘庙街→红星街（属原寨上人民公社） 7、兴隆街→建新路（属原寨上人民公社） 8、新平路新宿舍→战斗街（属原寨上人民公社） 9、汉沽中街→光明街（属汉沽街道办事处） 10、兴发胡同→胜利胡同（属汉沽街道办事处） 11、郭家胡同→前进胡同（属汉沽街道办事处） 12、老杨家胡同→建国胡同（属汉沽街道办事处） 13、老刘家胡同→中心胡同（属汉沽街道办事处） 14、后坨街→革命街（属汉沽街道办事处，原后坨南、北街改为革命南、北街） 15、王家园子→东方红街（属汉沽街道办事处，原王家园子南、北街改为东方红南、北街） 16、白庄子→团结街（属汉沽街道办事处） 17、东沟子→沿河村（属汉沽街道办事处） 18、思家坨→互助村（属汉沽街道办事处） 19、老魏家→文化村（属汉沽街道办事处） 20、大堡子小堡子村→胜利村（属红卫人民公社） 21、小娘娘庙村→兴无村（属红卫人民公社） 22、高岗子村→朝阳村（属红卫人民公社） 23、乱港子村→永红村（属红卫人民公社） 24、滨河路→建新路 25、新平路→东风路 （李晓航录入、提供） —————————————————————————————————— 【编读往来】 47期非常好！非常精彩！都是第一手的回忆，极其珍贵难得。王友琴过去所写有关卞校长被打死细节如宋彬彬的责任，以及有关宋彬彬打死了多少人的传说等，均非事实。我曾听过好几个女附中的同学对王的文章不认同。你们这期《记忆》中的那几篇文章读后大有茅塞顿开之感。都更客观，更准确，更严谨，永远站得住脚。为研究文革不可多得的一手材料。写历史不能感情用事，对一些民间很流行的但是错误的认识，应该敢于纠正，说出真相。谢谢了！你们干了一件好事！ 读了上期那篇悼念尹慧珉老人的文章。我对尹老原不了解，文章让我对她很有好感。回头我要找找她的文章来读。人离去虽然很遗憾，但老人家走得很不错，不拖累自己，也不拖累他人，应算为自己划了个很漂亮的句号。 文章转述她关于抗战时老蒋对教育态度的那些文字，让我想了许多。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是不是对政府，对领袖太“苛刻”了？几十年后（也许十几年的时间就够了），这些读书人应该能够比较前后两个朝代的生活，有所反省。尹老认识的转变我感觉来得太迟，当然，也比没有认识好，我父亲到最后，尽管认为现今的执政者比国民党倒台时还腐败，但他还是不能改变对国民党和老蒋的认识。其实前后比较起来，前朝比现在自由宽松很多。也许是国破家亡的少年经历，让那一代的精英对当年的政权情绪化地予以全盘否定，至死不改变观点。 我们，包括我父亲那辈人，看民国，看老蒋都是着眼于腐败，贪污……其实，哪个朝代的官员不贪污，不腐化？明朝如此，前清如此，红色王朝也是如此，为啥民国就被看成十恶不赦，非得以暴力革命打倒、推翻？当然，当年的青年人反腐败没错，但方式不对。今天的青年反腐败也是正确的，但一定不能再走当年的老路，要从深处找出腐败原因，从制度上加以根除。这才是根本的出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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