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復三：歷史的沉思—《神曲》默想(下)

二、煉獄——中國是在“崛起”還是在下沉？

《神曲》的第二部分“煉獄”，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可以說就是“悔悟和希望”。在但丁時代，意大利文里用以指“悔悟”錯誤所使用的字（(Errore)也意味着“漂流”。

20世紀中國人經歷了戰爭和革命的時代，特別是戰爭結束後50年裡的無數革命運動，在精神上對 “漂流”這個字會感到十分親近；但若有人把過去所稱“歷史的必然”看作“漂流”，則不免會引起一些“愕然”。其實這個觀念就是鄧小平所說的“摸着石頭過河”。人們以為這只是用來形容一種政策，其實，50年來中國人的命運也一直是在“摸着石頭過河”。黨領導一切，整個中國被領導到今天，東西南北上下，六面楚歌，不知幾時才能自拔。當年的“偉大領袖”發動了把民族推入無邊災難的“文革”，難道還是“大救星”嗎？現在若有人稱“今日中國”是“爛泥塘”，“偉大導師”已經成了當局手裡的“燙土豆”，這是否醜化了中國，或有“惡毒攻擊中國政府”之嫌？

如果把視野擴大，把今日中國和世界聯繫起來，從世界看中國，從“全球一體化”看中國，或許能看得更清楚些。世界的幾個大趨勢是：

一、現代化帶來了生態環境的惡化，首先是全球氣候加劇暖化，土壤加劇沙化。大氣、土壤、水是人類賴以生存的3大資源，現在都在惡化。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惡化的過程還在加快，而受害最深的總是那最貧窮的社會階層。換言之，生態環境的惡化加深了社會貧富階級的兩極分化。

二，當前全球一體化的最明顯的特點是，工業上的落後國家如中國和印度，靠出賣本國廉價勞動力加快了資本主義工業化進程；另一方面，老的工業化國家的生產外移，國內失業問題深化、長期化。這兩個趨勢加深了世界範圍內的資本與勞動人民的對立，也引起了中國、北美、西歐的社會政治動盪，政治“走馬燈”到處“換馬”。

三，中國的資本主義工業化或許能緩解中國長期以來“人多地少”導致農民革命的歷史循環，但城鄉對立加劇，社會問題增多，矛盾突出。五千年來，中國大眾經受了多少苦難。

在苦難的磨練中，民眾表現出不怕艱苦的民族性格和頂天立地的英雄主義，戰勝了無數災難。這種愛和英雄主義在幾千年歷史中凝聚成民族的傳統，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而在20世紀下半葉里，幾代人民的政治獻身變成一個騙局，使多少當年的英雄為之感嘆。最令人痛惜的是，青年一代被告知說，任何社會都是建立在階級、也就是人對人的社會仇恨之上，中國民眾只能忠於一個秦始皇式的大獨裁者，中國的傳統文化應當被打倒，而且在思想上“批倒批臭”。於是老百姓被扔到水深火熱之中，連最後的一個“窩”（家庭）也被踐踏：“爹親、娘親不如共產黨、毛主席親”。中國人從來尊重知識，而這50年中人們曾被灌輸道：“讀書越多越蠢，知識越多越反動。”由於宣揚“讀書無用論”，知識分子在社會上一度成為“臭老九”。在中國的政治生活里，每次政治運動都要攻擊傳統文化，都要把知識分子作為攻擊對象。

經過這50年，現在中國大眾對國家命運的關心比20世紀初、比1949年，是更熱情還是更冷淡了，為國家或為自己，哪種心態多、哪種心態少了？政府和幹部為人民服務的熱情，比 1949年是更熱情還是更冷淡了？

政府和群眾的關係是更好還是更差了？政府以專政高壓手段推行政策，是減少了還是增多了？如果用這些標準來衡量中國，給人的感覺恐怕只能是：中國正在下沉，中華民族的精神正在衰亡。儘管蓋起了多少高樓大廈，可是進城打工的農民、下崗的工人、失業的人群、讀不起書的農村貧苦兒童、看不起病的老人們，遍布全國，何止千萬！這時，中國卻有“理論家”鼓吹，走資本主義道路發展的中國正在“崛起”，而且因此被看成了官方的寶貝。這一切能不令人愕然嗎？

經過20世紀，人類可以從歷史中得到兩條經驗教訓。其一，任何政治野心家若要利用群眾，就總會煽動人民大眾心裡埋藏得最深的民族感情，把它變成政治意識形態，變成“神聖的”民族至上主義、國家主義,從而在這個名義下奴役人民。其二，任何政治若把文化當作政治工具，就總是要禁止文化對現存秩序的批判性反思，其實質便是扼殺文化，造成歷史的倒退。

今天，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看到，中國的許多事情，其實質內容早已被政治“掏空”，剩下的只是可供賺錢的“旅遊資源”；人民只能喊“萬歲”，只能唱“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外國人從中國的宣傳廣告裡能明白這一切嗎？不僅外國人不明白，就連“文革”以後出生的中國年輕一代、甚至50年代出生的一代，大概也難以明白。中國的報紙刊物、歷史書籍和中國的各級學校不得不按照領導的要求“教育”人們：過去的革命黨繼續在“保先”，中國歷史永遠在進步，“從勝利不斷走向新的勝利”。究竟哪種觀點更符合歷史現實，可以長期爭論下去。問題在於：容不容許爭論？只有容許人們爭論，文化才能進步；爭論被壓下去，文化便退化了。

進入21世紀，中國面前的命運，看來是一段漫長的煉獄。走出地獄，為什麼還不能進入樂園呢？為什麼煉獄將會是長期的？

但丁的《神曲》表面上是講基督教信仰中的一個重大問題：人類背離了神的道路。粗鄙的無神論者會認為，一把神抬出來就是迷信、反科學、反現代科學世界觀，這實在是無知，至少是無聊。但丁正是反對教皇專制的一個鬥士，這導致了他後半生被迫的政治流亡。《神曲》以人背離了神的道路為主題，是繼承了中世紀的傳統思想框架；但這部戲劇既不寫妖魔鬼怪，也不寫天兵天將或天使，“地獄篇”的第21章和第22章表現出作者對現實世界的細緻觀察。《神曲》是1300年意大利托斯坎納地區的一個政治流亡者對歐洲基督教會統治下社會的寫照，實際上是一部評論人間的戲劇。其中的3部分——地獄、煉獄、樂園——有各自的不同的境界韻味。讀者從“地獄篇”進入 “煉獄篇”時，感到自己仿佛和詩人的嚮導浮吉爾一起，剛走出地獄，登上煉獄島的邊緣。但丁在地獄裡所看見的景象令他震驚。但在那裡，詩人還是一個旁觀者。只有到“煉獄篇”里，詩人才是一個具有獨立人格、獨立思想的人。

在“地獄篇”里詩人所看見的景象，到“煉獄篇”里才有了思考中的意義，也就是說，詩人才有了自己的獨立人格。在地獄裡，罪人失去了對將來的希望，只有追求現實社會裡的個人享受，以此為業、以此為樂，逐漸發展到以此自傲，以此作為自己生命的意義。

“煉獄篇”貫穿着詩人的真正的愛，他以這種無私的愛篩選人間的一切，使他們從不自傲而開始反思，走向悔悟，意識到自己心靈長期在漂泊。這是心靈的漫長征途。

對現代中國人來說，煉獄給人什麼啟發呢？它引導人們把一樁樁親身經歷的事實聯繫起來，將客觀世界的現實和自己一生追求的理想相對照，感到理想的幻滅也正是自己對過去的一種幻滅感；由對客觀世界的痛苦反思，進而對自身痛苦地反思，從而產生悔悟，重新確定自己生命的意義，結束自己的心靈漂泊。這是一個煎熬心靈的旅途。

在今日全球走向一體化的現實世界裡，中國在經濟結構上正處於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中，舊的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這樣的社會變化之中，人們不得不問自己：“我在哪裡？中國在哪裡？世界又在哪裡？”

“五四運動”是這場變化的一個先聲。它本來是由文學到思想的一場革新運動，但由於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在20世紀初葉最容易挑動起被西方侵略的世界落後國家社會的神經，結果“新文化運動”很快就演變成反帝反封建的 “五四”政治運動，運動的左翼則發展為共產黨。它和國民黨的聯合與鬥爭構成了20世紀上半葉中國歷史的兩個側面。

由於中國與世界在歷史上和思想上的的長期疏離隔絕，由於中國對世界並未深入了解，“五四運動”雖然樹立起“科學”、“民主”兩大旗幟，但它們更多地是被當作政治口號，人們並不曾真正認識世界。這種局面後來使人民革命的果實被一黨篡奪，把中國引上了歧途的50年歷史。經過30年封建社會主義，中國在經濟上落後於亞洲“四小龍”，最後還是不得不回頭走資本主義經濟的道路；而在政治上則倒退到“戊戌變法”以前，連限制專制政治的“君主立憲”都不能正面提出，因此中國人對自己民族的歷史、對世界都更加疏離了。“五四運動”後，代表進步的左翼知識界對運動的歌頌壓倒了對它的分析研究，以至於看不到“五四運動”的不足──只從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看世界，從民族主義要求中國，而未曾從世界現代化來看中國，看不到中國從人民無權的專制統治走向現代化世界過程中的重任。換言之，中國還是在漂流着前進。

如今進入21世紀了，世界正一體化地沿着資本主義道路發展。從資本主義在西方發展的漫長道路來看，世界一體化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這個過程在世界範圍內的長期趨勢意味着中國社會經濟進入現代化的煉獄的長期性。中國人民文化思想上長期與世界隔絕，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思想深入人心，民族的自大心理根深蒂固，這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障礙，是中國煉獄長期性的一個根源。外部世界生態環境惡化，國際政治環境不穩定，兩者互相作用，這是中國煉獄的又一個根源。這些因素會相互影響，使問題糾結、難分難解，這便使中國的煉獄無可避免地成為漫長的征途了。

但丁在“煉獄篇”里假羅馬詩人浮吉爾之口說出了著名的詩句：“無論狂風怎樣憤怒，他像聳立山峰的燈塔那樣，絲毫不動。”這就是無論對朋友或敵人，都勇敢說出自己所見真理的詩人的自述。

三、對樂園的憧憬——歷史與未來

按照當代學者的研究，《神曲》第三部分“樂園篇”是但丁在1321年（他生命的最後一年）寫出的。“樂園”和“天堂”的區別在於：樂園還是人間。但丁是詩人，詩人總是嚮往着未來。18世紀上半葉的意大利哲學家維柯在他的《新科學》一書裡把歷史稱為“詩”，大概是因為在歷史裡人們說的是過去，其實想的是未來。以前我不明白，朱光潛先生晚年為什麼會放下他畢生從事的西方美學研究，而去翻譯馬克思之前一個多世紀的維柯的《新科學》。現在自己的年歲大了一些，開始懂得歷史並不是一條“金光大道”，而是崎嶇的；它不是教條，不是用理性邏輯織成的錦緞。因此，人們要學會離開書本，從一代代人的經歷中去觀察歷史、理解歷史。也似乎懂得：朱先生所想的是世界的未來，《新科學》正是引導人們以詩的熱情去看待未來；歷史和未來永遠是聯繫在一起的，歷史是詩，對未來的憧憬其實也是詩。

我清楚地知道，自己這一代，無論是在世界歷史裡，或是在中國歷史里，都已經從台上走到了台下，從觀眾席又走到了旁聽席，甚至從旁聽席又到了門外席，因為身在門外、成了“世界公民”。中國當局認為，中國的事情只能聽少數人頤指氣使；中國往何處去，不是一般老百姓該過問的問題。我卻擺脫不了焦慮，常常會問自己：中國的出路何在？我想它，乃身不由己。

中國人，怎能不想中國的事情呢！？即便不是為中國，即便已經踏入思想中國的禁區，除了“撿”中國當局的“罵”之外，不會有多少人理睬，即便只是為自己能夠存在，我也需要找到一條思想的出路。經過多少不眠之夜，回顧過去，也看世界其他民族的歷史，現在開始看到，中國的出路只有在現代化的世界上走現代化的道路。

不能不承認，有5千年文化的中國背上了不少思想包袱，比如文明古國、地大物博，還有人民聰明勤勞、不怕犧牲，“經過了長期革命的艱苦考驗”，又有了“全人類最先進的社會制度”，還有“偉大、光榮、正確、久經考驗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等等。中國人在民族孤立中成長，歷來容易自大，近50年來又被鼓吹民族主義“國情特殊”的專制統治者利用，與世隔絕、安於落後狀態。他們很難意識到，自己在思想文化方面落後了，與利瑪竇來中國、中國進入世界歷史、16世紀初西歐文化復興時期相比，恐怕落後了4百年。在今日中國，只有不怕被誣衊為“鼓吹西化、反華、顛覆中國”，敢於承認中國在思想文化上的落後，才能有前進奮鬥的方向，中國才能走出泥潭、走向新生。

中國要現代化，首先就要把毛澤東過去長期鼓吹的“秦始皇加馬克思”的中國特殊的政治意識形態打碎，也就是要“非毛化”。中國要再建文化，就需要“非毛化”。只要實行“非毛化”，就是在重建中國文化。中國要進入21世紀各國之林，舍“非毛化”沒有其它出路。這恐怕會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

魯迅曾經提出，要改造中國的國民性。他大概寄希望於中國建立起一個新國家，將會承擔起這樣一個歷史任務。今天的人們不得不想，人民共和國建立56年後，中國大眾還不能學會運用自己的頭腦思考中華民族如何發展，如此又怎能說“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了”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毛澤東在魯迅曾長期用紙筆奮戰的上海與文化界人士會面，毛回答問題時說，魯迅如果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還繼續寫他的雜文，他就只有蹲班房。毛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結果把中國人民推入更深的水深火熱之中。魯迅死得早，如果他多活30年，趕上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恐怕只好淪為“現行反革命”。1950年後，寫魯迅式雜文的人，果然驗證了毛澤東的話，去蹲班房了，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大家似乎都在等着看中國的前途如何。從20世紀下半葉的世界和中國的“共舞台”看，21世紀中國要演出的新劇目已經排定。這便是，上個世紀中國共產黨提出的理論，以及“在中國共產黨和它的偉大領袖領導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團結全國廣大人民，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這個綱領，連同50年來中國的政治領袖和19世紀馬克思提出的社會理論，在今日中國正由共產黨率領人民，費盡心機、用盡力氣，把它拆掉。這齣歷史劇現在已經上演。過去自稱“偉大、光榮、正確”的黨，現在在民眾心目中已日漸和“貪官污吏統治集團”合而為一，成為出租汽車司機為代表的公眾嘲笑唾罵的對象。

共產黨的高層領導當下正在竭盡全力地延長自己的統治，並從根本上毀滅自己，同時又使執政集團與人民之間的矛盾對立擴大，這便是中國前途的“早春消息”，是21世紀新時代中國之《神曲》的展現。

站在21世紀的開端向前展望人民覺醒和歷史發展的道路，似乎誰也無法準確地預見未來，但是統治階級反人民意志的行徑倒是很有歷史規律的延續性。任何中國人想到這些，能無動於衷嗎？經歷了抗戰8年、全面內戰4年、現代秦始皇“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30年、現代秦二世的資本主義經濟和“秦始皇加馬克思”式無產階級專政25年的中國人，今天還要繼續活下去，就需要對歷史的行進保持一點清醒的頭腦。

人生活在歷史之中，需要有一點嘲笑自己像唐·吉訶德的幽默感。這就是我的歷史處境和所見到的歷史前景。年來，海內外華人都在看“大漢天子”、“天下第一樓”等電視片。從這些電視片可以體會到，人們開始對歷史拉開距離，分析批判地看歷史、看人生，這是在中國大眾中間出現的一種緩慢的、新的“悟”。在廣大農村，農民為了保護自己的土地，為了進城當工人的權益，為了擺脫騎在農民頭上的“老爺”，正在開展鬥爭。知識界開始醞釀着爭取自己的人權。這些都是緩慢的、新的“悟”。它們在日夜生長着。

人的生命意義總是在和時代、命運搏鬥中自己努力開闢出來的，民族的生命意義恐怕也一樣。中國的老一代和年輕一代都面臨着開闢民族命運的挑戰。這是中華民族生死命運的新的搏鬥，令人不由得想起20世紀30年代聶耳為“義勇軍進行曲”所寫的、令人熱血沸騰的歌詞。這是陪伴我、激勵我走過一生的歌曲。雖然已經過了70年，想起這首歌中所唱“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心裡仍然火熱。又不禁記起魯迅寫下的、和歷史一樣沉重的詩句：“心事浩茫連廣宇，於無聲處聽驚雷”。沉浸在這樣的心情之中，我度過了自己的80歲生日。

（2006年3月8日晨3時寫完；2006年3月13日晨1點修改畢；4月11日晨定稿。）

轉載自「當代中國研究」2006年第2期(總第9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