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防疫：“隔離”最早見《漢書》

核心提示： 關於隔離觀察治療的最早記載見於《漢書·平帝紀》：“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而到了南北朝時期，則已成為制度。蕭齊時，太子長懋等人曾設立了專門的病人隔離機構——六疾館，以隔離收治患病之人。

古代醫術 資料圖

本文摘自：人民網，作者：李陽泉，原題：古代防疫方法：“隔離”最早見於《漢書》

在傳統史籍中，對流行病的記載比比皆是，所用的名稱有疫、疾疫、癘等，而一般統稱為疫，合稱疾疫。從現代疾病分類學看，這些疾疫包括瘟疫、瘴氣、痢疾、流行性感冒、麻風病等，包含甚廣。

中國歷史上最早記載的疾疫發生在周代。魯莊公二十年夏，“齊大災”。按照《公羊傳》的解釋，此大災即大疫。此後，關於疾疫的記載不斷增多。據鄧拓在《中國救荒史》一書中的不完全統計，歷代發生疫災的次數為：周代1次，秦漢13次，魏晉17次，隋唐17次，兩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從死亡人數看，程度最嚴重的一次是金朝開興元年(1232年)，汴京大疫，50日間，“諸門出死者九十餘萬人，貧不能葬者不在其數”。可見，疾疫對人類社會的破壞力的確非同一般。

從中國古代疫災發生的具體原因看，疫災的發生往往與其他災害相伴生。一般而言，大災之後，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屍體得不到及時處理，細菌和病毒便會大量繁殖，從而導致疫災發生。如隋代大業八年(612年)，天下大旱，繼而發生大疫，染疫者多死。宋朝慶曆八年(1048年)，河北發生大水災。次年三月，又繼發疫災。元代至順二年(1331年)，衡州連年大旱，接着發生疫癘之災，“死者十九”。

古代防疫方法

大多數古人對於流行病認識，是很難在科學的角度作出判斷的。他們往往把疫情的發生歸結為由於不順應天道而造成的天對人的懲罰。

先秦時期，傳說帝顓頊有三子，生而亡去為鬼，其中一個居江水是為瘟鬼。為此，人們每於疾疫發生時，作法以驅除疫鬼。《周禮·夏官》中所提到的方相氏四狂夫即是專門的驅疫鬼者。此四人身披熊皮，頭戴面具，執戈揚盾，帥百隸逐室毆疫，此即後世儺戲的由來。除此以外，歷代流行的設醮、紙船送瘟神等民俗，也都是驅疫鬼的具體形式，甚至連端午節的龍舟競渡也與驅疫鬼有關。

醫學的發展讓人們的這種觀念漸漸淡薄下來。人們逐漸認識到疾疫發生與公共衛生之間的關係，從而開始重視公共衛生事業。如南宋真德秀在泉州任職期間，鑑於泉州城內水溝湮閼歲久，“淤泥惡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為癘疫”，乃作《開溝告諸廟祝文》，興工清理溝渠。又如吳芾於乾道二年(1166年)知隆興府，當地“舊有豫章溝，比久湮塞，民病途潦。公曰：‘溝洫不通，氣鬱不泄，疫癘所由生也。’亟命疏浚，民得爽塏以居。”

一旦出現疫情，對病人採取什麼手段呢？許多典籍表明，是隔離。這種方法自古有之，而且，除此之外，再無更好的方法。關於隔離觀察治療的最早記載見於《漢書·平帝紀》：“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而到了南北朝時期，則已成為制度。蕭齊時，太子長懋等人曾設立了專門的病人隔離機構——六疾館，以隔離收治患病之人。

然而，隔離這一方法的推行並非一帆風順，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甚至遭到極大的反對。晉時就有記載說當朝臣家染上時疫，只要有三人以上被感染時，即使沒有被染上的人，在百日之內不得入宮。這種有效的隔離方法卻被當時人譏諷為“不仁”。

這種觀念根深蒂固，疫情出現以後，很少有人自覺地採取這種措施。所以，儘管古人對防疫做了很多努力，其效果還是不明顯。每次疫情死亡的人數並沒有隨着醫學的進步而有所減少。  

一旦出現疫死者，屍體作為主要傳染源，該作何處理呢？據《周禮》所載，從先秦時期開始，就有了處理無主屍體的做法。此後，凡遇大疫，官府一般都有掩埋死者屍體的做法。如南朝梁武帝時，郢城大疫，全城十餘萬口，“死者十七八”。朝廷遂命給死者賜棺器盛殮，以防止疾疫傳染。這方面仍以宋朝處理得較好。在宋代，官方每於災害過後招募僧人掩埋屍體，以度牒為獎勵。如嘉定元年(1208年)，江淮一帶大疫，官府遂招募志願者，凡掩埋屍體達200人者則給度牒一道作為獎勵。此外，從北宋末年開始，各地普遍設立漏澤園制度，以掩埋因貧困無以安葬的無主屍體。宋代以後，各地均效仿這一制度，普遍建立漏澤園，從而減少了由屍體繁殖傳染病毒細菌的機會。

至於治療疾疫的藥物，除了專業醫書所載的藥方之外，散見於古代文集筆記之中的驗方、偏方尚有不少，其中不少藥方值得後人認真總結和繼承。如蘇軾在《與王敏仲書》中提到治療瘴疫方為：“用姜、蔥、豉三物，濃煮熱呷，無不效者。”《宋史·外國·吐蕃》中提到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六穀吐蕃的鐸督部族發生疾疫，宋廷提供的治疫藥物為白龍腦、犀角、硫黃、安息香、白石英等76種。沈括《夢溪筆談》中記載的一則事例，所用治疫藥物為柏葉，頗有神奇之效。《靖康紀聞》中記載的治疫藥方為黑豆湯，其方為：“黑豆二錢(令炒香熟)、甘草二寸(炒黃色)，右二味以水二煎一盞，時時服之自愈。”元人筆記《輟耕錄》中記載：元朝初年時，元軍發生疾疫，以大黃療治，所活近萬人，效果亦極顯著。

“我們畢竟走在中國前頭了”

古代政府對於災變的防治頗讓人欣慰。然而，這只是在幾千年的防災過程中零星閃爍着的幾點光芒。許多“會辦事”的大員對健康有效地防疫體系的建設起到了很不可思議的壞作用，譬如清代的李鴻章。

1896年5月李鴻章時來運轉，作為清廷“欽差頭等出使大臣”來到俄國，參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禮。

尼古拉二世素喜鋪張排場，所以此時俄國各地都舉行了各種大小集會，慶賀沙皇加冕。然而由於組織不周，在莫斯科的霍登廣場舉行的群眾遊藝會由於來人過多，混亂不堪，發生嚴重擁擠，造成近二千人死亡，史稱“霍登慘案”。當時的俄國總理大臣維特伯爵在《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維特伯爵的回憶》一書中說，李鴻章見到他後，仔細向他打聽有關消息，並問維特“是否準備把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詳情稟奏皇上？”維特回答說皇上已經知道，這件事情的詳情已經呈報皇上。

哪知，李鴻章聽後竟連連搖頭對維特說：“唉，你們這些當大臣的沒有經驗。譬如我任直隸總督時，我們那裡發生了鼠疫，死了數萬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寫奏章時，一直都稱我們這裡太平無事。當有人問我，你們那裡有沒有什麼疾病？我回答說，沒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狀況良好。”然後他又自問自答道：“您說，我幹嗎要告訴皇上說我們那裡死了人，使他苦惱呢？要是我擔任你們皇上的官員，當然我要把一切都瞞着他，何必使可憐的皇帝苦惱？”

對此，維特這樣寫道：“在這次談話以後我想，我們畢竟走在中國前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