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題目，有人或許會問：曹雪芹有文藝觀、美學觀、宗教觀和哲學觀，難道還有取名觀嗎？這樣說是否有故弄玄虛，牽強附會之嫌？我倒不這樣認為，曹雪芹的確沒有寫過有關取名方面的專著，但這並不能說他就沒有取名觀，就如同他沒有寫過文藝學或美學的專著，並不影響他有着豐富的文藝觀和美學觀一樣。曹雪芹的取名觀是通過《紅樓夢》中的人物之口說出的，是與他的文藝觀和美學觀滲透融合在一起的，尤其是在《紅樓夢》的第十七——十八回“大觀園試才題對額”中，曹雪芹借為亭台樓榭等自然景觀命名之機，集中闡釋了自己的取名觀，可以說此回就是一篇獨到的取名宣言！

        曹雪芹的取名觀，歸結起來，大致有以下三點，首先是不落俗套，新奇別致。

        取名最忌落俗套，也最難不落俗套。中國人多，姓氏又主要集中在很少的幾個大姓上，男女取名又有較為穩定的用字範圍或習俗，因此，想取出個真正超凡脫俗的名字並不容易，稍不留心，就會落入俗套，甚至出現重名。《紅樓夢》中的人物有名有姓的達四百多，不用說故事情節的創作，僅給這些人物每個人取個既恰如其分，又過目（耳）難忘的名字，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曹雪芹在《紅樓》人物的姓名上是煞費苦心的，人物姓名的命取，是他整個創作活動的一個重要內容。《紅樓夢》中的許多不解之“謎”，大部分都是“姓名謎”；《紅樓》人物的成功，也可以說，首先是姓名取的成功！而這恰與他的強調不落俗套，追求“新奇別致”的取名觀分不開。

        在取名上，曹雪芹是堅決反對落入俗套的，第一回他借石頭之口就說道：“至若佳人才子等書，則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終不能不涉於淫濫，以致滿紙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過作者要寫出自己的那兩首情詩艷賦來，故假擬出男女二人名姓。”這裡明確點出了舊小說在人物姓名上的兩大弊端：一是俗套，滿紙潘安、子建、西子、文君等俗名套名；二是假擬，在舊小說中，人物姓名只是作者虛擬的符號，因無真情實感，故更易落入窠臼，難怪第五十四回，賈母一聽女先兒說出故事中男女主人翁的名字，分別叫熙鳳和雛鸞，就馬上攔住道：“不用了，我猜着了。”為什麼呢？因為“都是一個套子。”在深刻揭示了舊作品“千篇共出一套”的致命弱點後，曹公旗幟鮮明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即強調自己的作品“不比那些胡牽亂扯，忽離忽遇，滿紙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紅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舊稿。”而是要追求“新奇別致”，以“令世人換新眼目”。

        曹公不僅如此說，而且如此做，他筆下的姓名既新奇又不俗。他用自己的藝術實踐，生動地闡發並驗證着他自己的取名觀。比如，第二回，當冷子興談到賈府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四春”名字後，賈雨村道：“更妙在甄家的風俗。女兒之名，亦皆從男子之名命字，不似別家另外用這些‘春’‘紅’‘香’‘玉’等艷俗字的。何得賈府亦樂此俗套？”子興道：“不然。只因現今大小姐是正月初一日所生，故名元春，餘者方從了‘春’字。上一輩的，卻也是從弟兄而來的。現有對證，目今你貴東家林公之夫人，即榮府中赦、政二公之胞妹，在家時名喚賈敏。”用“春”字命名，在中國無論男女都很多，賈府作為詩書禮儀之家，以此為名，並用作“范”字，的確流入了俗套，賈雨村如此說有道理。但賈家取此名，並非是沿襲世俗，套用艷字，而是根據元春生日所取的，至於之後三春為何隨着用“春”字，也完全是因為她們都生在春日的緣故。很顯然，這是因“實情”而名，按三姑娘探春的話說：這名字“雖然俗些，真有此事，也就不礙了。”（第三十七回）如果我們再了解了這名字中還隱含着“原應嘆息”的意義，就知道它更不俗了。

        關於《紅樓》命名之不俗，歷來評家都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其中尤以“脂批”，最言簡意賅。如，在談到“雪雁”之名時，“脂批”道：“（新）雅不落套”；在談到“鸚哥”之名時，“脂批”道：“妙極，……最厭近之小說中，不論何處，滿紙皆是紅娘、小玉、嫣紅、香翠等俗字”；在談到“李紈”之名時，“脂批”道：“一洗小說巢（窠）臼俱盡，且命名字，亦不見紅香翠玉惡俗”；在說到襲人、媚人、晴雯、麝月之名時，“脂批”道：“看此四婢之名，則知歷來小說難與比肩”；在說到賈府“四春”的丫鬟名時，“脂批”道：“妙名，賈家四釵之環，暗以琴棋書畫四字名之，省力之甚，醒目之甚，確是俗中不俗處。”

       曹雪芹強調取名不落俗套，並非要“搜奇撿怪”（妙玉語）；強調“新奇別致”，也並非要玩文字遊戲。縱觀《紅樓夢》中的人物姓名，並無稀姓、怪名、僻字，使用的均是常用之姓，常用之名，常用之字。有些甚至在別人那裡是俗名俗字，一經曹公之手，也立即化俗為雅，轉成新鮮。如，在說到上述賈府“四春”丫鬟之名時，“脂批”道：“琴、棋、書、畫四字最俗，上添一虛字，則覺新雅。”由此可見曹公在取名上，善於“舊瓶裝新酒”，“化腐朽為神奇”的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