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说过“（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的话吗？（五）（总结篇）

党是伟大的，伟大内容物，包括伪造原始资料的行为。或许很多人非常理解党这样子做，理由也很堂皇，为了党为了国家为了人民。现在又多了个理由，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任何下作的事情都是有理由的，如果口才好，理由感人的话，或许下作会升华为高尚的下作。今天，中国大陆的党和民众，正处于自上而下地把下作体制化的时代。

下作，在党为腐，在官为贪，在商为奸；在历史，则表现为伪造编造历史。

本篇是《毛说过“（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的话吗？》系列文章的最后一篇，相信读者和我一样，通过前四篇的分析和对所有转贴文章的阅读，对“毛有没有说过鲁迅如果还活着，‘以我的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是识大体不做声。’”这句话的结论，已经很清楚了：毛泽东说过这句话。时间是1957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中苏友好大厦接见谈家桢、赵丹等上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

在撰写《毛说》一文中，我一直带着几个问题在编写和思考：

一是，怎样看待中国近代历史，特别是党史和党国历史？

二是，怎样看待体制内编者所编写的历史，如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陈晋等？

三是，怎样看待党伪造历史资料的行为？

关于党伪造历史资料的证据，在撰写《毛说》时，就发现两处提到党伪造历史资料。

一处是，读王晴飞的《远离真相的追寻——评秋石《追寻历史的真相》》。他在文中写道：“如鲁迅、茅盾给红军的贺信，鲁迅研究界已普遍认为不可信，”此话的意思是，鲁迅茅盾给红军的贺信有伪造嫌疑。

另一处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的《“鲁迅活着会怎样”？---罗稷南1957年在上海和毛泽东“秘密对话”质疑》。他在文章中提到“这段话，早在1983年，就完整收入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新华社联合编选、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不过，在这篇座谈记录稿上，并没有记载“鲁迅活着会怎样”这样的话题。”
　　陈晋补充说：“事实上，在3月8日毛泽东召集文艺界代表座谈时，便已经谈到了鲁迅，同样也是回答人们的提问。当时，参加这个座谈的巴金对毛泽东说：“我们大家这次讨论‘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比方说，描写官僚主义，大家都觉得难办，写谁谁都不高兴。还有杂文，上海有人说要全面，有人说杂文就不能全面，鲁迅 的杂文，只讲一件事。”毛泽东回答说：“恐怕要来大民主才行，党内提过批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还没有展开。现在党内还没有统一思想，哪种是官 僚主义？如何批评？还不一致。要整风，那时就好批评了。现在刚刚批评一些，马寒冰、陈其通就发表声明，无非是来阻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接着，毛泽 东又谈起了鲁迅：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的杂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是 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时候讲一讲，这33个题目（指此前中宣部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的会议材料，其中编入了33个人们关心的 问题——引者注），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

我查了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的《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中的《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的全文。这篇谈话收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86页，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是在1957年3月10日，当时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正在北京 召开，不久后就提出了著名的“双百方针”。

有关段落转贴如下：

“你们赞成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何岸泉注：这段话，陈晋查资料后说，原始座谈记录稿上没有。这就证明，是党伪造的。）

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 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他的杂文写的方面很多，政治、文学、艺术等等都讲，特别是后期，政治讲得最多，只是缺少讲经济的。鲁迅的东西，都是逼出来的。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逼着学的。他是书香门第出身，人家说他是“封建余孽”，说他不行，但鲁迅还是写。现在经济方面的杂文也可以写。文章的好坏，要看效果，自古以来都是看效果作结论的。 ”

已经发现党伪造历史资料的证据很多，此篇就不一一举例了。

编写历史需要资料，特别是原始资料。如果原始资料有伪造的嫌疑，那么，根据那些有伪造嫌疑所编造出来的历史，我们如何去相信？

那些体制内的历史编写者，如果以党的需要就是人民的需要就是历史的需要为原则，那么，我们如何去相信他们编写的历史？

我想，是否该编一部注重历史事件，而不注重原始资料，更不注重历史人物的中国近代历史？如果按照这个原则编写的历史，是否干净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