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說過“（魯迅）要麼是關在牢裡”的話嗎？（五）（總結篇）

黨是偉大的，偉大內容物，包括偽造原始資料的行為。或許很多人非常理解黨這樣子做，理由也很堂皇，為了黨為了國家為了人民。現在又多了個理由，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任何下作的事情都是有理由的，如果口才好，理由感人的話，或許下作會升華為高尚的下作。今天，中國大陸的黨和民眾，正處於自上而下地把下作體制化的時代。

下作，在黨為腐，在官為貪，在商為奸；在歷史，則表現為偽造編造歷史。

本篇是《毛說過“（魯迅）要麼是關在牢裡”的話嗎？》系列文章的最後一篇，相信讀者和我一樣，通過前四篇的分析和對所有轉貼文章的閱讀，對“毛有沒有說過魯迅如果還活着，‘以我的估計，要麼是關在牢裡還要寫，要麼是識大體不做聲。’”這句話的結論，已經很清楚了：毛澤東說過這句話。時間是1957年7月7日，毛澤東在中蘇友好大廈接見談家楨、趙丹等上海科學、教育、文學、藝術和工商界人士座談會上。

在撰寫《毛說》一文中，我一直帶着幾個問題在編寫和思考：

一是，怎樣看待中國近代歷史，特別是黨史和黨國歷史？

二是，怎樣看待體制內編者所編寫的歷史，如黨史研究室副主任陳晉等？

三是，怎樣看待黨偽造歷史資料的行為？

關於黨偽造歷史資料的證據，在撰寫《毛說》時，就發現兩處提到黨偽造歷史資料。

一處是，讀王晴飛的《遠離真相的追尋——評秋石《追尋歷史的真相》》。他在文中寫道：“如魯迅、茅盾給紅軍的賀信，魯迅研究界已普遍認為不可信，”此話的意思是，魯迅茅盾給紅軍的賀信有偽造嫌疑。

另一處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陳晉的《“魯迅活着會怎樣”？---羅稷南1957年在上海和毛澤東“秘密對話”質疑》。他在文章中提到“這段話，早在1983年，就完整收入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和新華社聯合編選、新華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不過，在這篇座談記錄稿上，並沒有記載“魯迅活着會怎樣”這樣的話題。”
　　陳晉補充說：“事實上，在3月8日毛澤東召集文藝界代表座談時，便已經談到了魯迅，同樣也是回答人們的提問。當時，參加這個座談的巴金對毛澤東說：“我們大家這次討論‘如何反映人民內部矛盾’？比方說，描寫官僚主義，大家都覺得難辦，寫誰誰都不高興。還有雜文，上海有人說要全面，有人說雜文就不能全面，魯迅 的雜文，只講一件事。”毛澤東回答說：“恐怕要來大民主才行，黨內提過批評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還沒有展開。現在黨內還沒有統一思想，哪種是官 僚主義？如何批評？還不一致。要整風，那時就好批評了。現在剛剛批評一些，馬寒冰、陳其通就發表聲明，無非是來阻止‘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接着，毛澤 東又談起了魯迅：魯迅不是共產黨員，他是了解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他的雜文有力量，就在於有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我看魯迅在世還會寫雜文，小說恐怕是 寫不動了，大概是文聯主席，開會時候講一講，這33個題目（指此前中宣部印發的《有關思想工作的一些問題的匯集》的會議材料，其中編入了33個人們關心的 問題——引者注），他一講或者寫出雜文來，就解決問題。他一定有話講，他一定會講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

我查了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的《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中的《同新聞出版界代表的談話》的全文。這篇談話收入《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186頁，同新聞出版界代表的談話是在1957年3月10日，當時有黨外人士參加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正在北京 召開，不久後就提出了著名的“雙百方針”。

有關段落轉貼如下：

“你們贊成不贊成魯迅?魯迅的文章就不太軟，但也不太硬，不難看。有人說雜文難寫，難就難在這裡。有人問，魯迅現在活着會怎麼樣?我看魯迅活着，他敢寫也不敢寫。在不正常的空氣下面，他也會不寫的，但更多的可能是會寫。（何岸泉註：這段話，陳晉查資料後說，原始座談記錄稿上沒有。這就證明，是黨偽造的。）

俗話說得好:“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魯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論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徹底的唯物論者，是無所畏懼的，所以他 會寫。現在有些作家不敢寫，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我們沒有為他們創造敢寫的環境，他們怕挨整；還有一種情況，就是他們本身唯物論沒有學通。是徹底的唯物論者就敢寫。魯迅的時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殺頭，但是魯迅也不怕。現在的雜文怎樣寫，還沒有經驗，我看把魯迅搬出來，大家向他學習，好好研究一下。他的雜文寫的方面很多，政治、文學、藝術等等都講，特別是後期，政治講得最多，只是缺少講經濟的。魯迅的東西，都是逼出來的。他的馬克思主義也是逼着學的。他是書香門第出身，人家說他是“封建餘孽”，說他不行，但魯迅還是寫。現在經濟方面的雜文也可以寫。文章的好壞，要看效果，自古以來都是看效果作結論的。 ”

已經發現黨偽造歷史資料的證據很多，此篇就不一一舉例了。

編寫歷史需要資料，特別是原始資料。如果原始資料有偽造的嫌疑，那麼，根據那些有偽造嫌疑所編造出來的歷史，我們如何去相信？

那些體制內的歷史編寫者，如果以黨的需要就是人民的需要就是歷史的需要為原則，那麼，我們如何去相信他們編寫的歷史？

我想，是否該編一部注重歷史事件，而不注重原始資料，更不注重歷史人物的中國近代歷史？如果按照這個原則編寫的歷史，是否乾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