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配為君子，不失為正人----東海客廳論康有為

清末儒家群體，問題很嚴重。保守派固然迂腐顢頇，以康有為為代表的改良派，也是問題重重。康有為本人，為人驕狂浮躁，思想頗多偏倚，德智頗多缺漏。改良的大方向雖然不錯，但具體方法措施手段和他們的智能才幹都嚴重不配套，成事不足，自誤誤國。

德智當然不是萬能的。孔子德智高圓，然在魯國和列國所圖不遂，復禮不成，不能重造國家、人民之命，失敗原因在外也。然德智不足是萬萬不能的，王安石、康有為之失敗，自身要承擔重大責任。對於北宋之敗亡，王安石要負全責；對於清朝之敗亡，康有為要負半責以上。

戊戌維新失敗，有內外雙重原因，康有為自身思想、智能、品德問題又是內因的重中之重。東海隨筆《儒家何以被驅離》曾經指出：

“清末儒家群體負不起歷史性的改革責任。百日維新諸多措施不合時宜，廢除科舉制更是自絕於社會，也是自絕於儒家。兵圍頤和園更是昏招。若是君明臣賢，聖賢君子在上，何至於此。康有為和以之為代表的維新派，見識不高，格局不大，德智不足，無力應對頑固派和西方文明的夾擊，無力改良政治導良社會。”

或問：“以康有為代表道統，孫中山代表政統，熊十力代表學統，不知可否？”答：清朝覆亡，儒家退出政治領域，政統已絕，孫氏不足以代表之，孫氏只能代表國民黨之政統。至於道統，康有為亦不足以代表之。唯以熊先生代表學統，可以。熊先生是新儒家群體中最優秀高明者。”

對於康有為，某些儒家讚譽過度，固非所宜；反儒派一味貶斥，更是錯誤。康有為學術粗疏，觀點偏頗，不配為君子，然有一定的儒家修養，學術立足點頗正，已達儒士、正人級別。注意，正人級別的正，是一般性的正，士之小正，並非君子的中正和聖賢的大中至正。

儒家德性可分為士、君子、賢人、聖人四級。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為聖人。孔門十哲中，顏子、曾子大賢近乎聖，閔子騫、冉伯牛、仲弓為賢，子夏、子貢、宰我、冉有、子游、子路等，或君子或正人。孔子之後，子思、孟子、程顥、朱熹近乎聖，周敦頤、張載、程頤、陸王為賢，曾國藩君子，康有為正人。

士有鄉士、國士、天下士之別。康有為屬於鄉士。孟子說：“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土，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萬章》下）韓信曾被稱為國士，魯仲連曾被稱為天下士。依據儒家標準，聖賢為天下士，君子為國士，正人為鄉士。

周魯廳友說：“南海康氏嘗衍公羊之大義，著《大同書》一書，初欲藏之名山，秘不示人，謂“今方為‘據亂’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則陷天下於洪水猛獸”（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之第二十四章）。然康氏之晚輩，則不知深淺，欲廣而宣之。齊州之亂，今猶未已，前事未遠，足以為鑑。陷天下於洪水猛獸者，躁進之徒耳！由是觀之，南海康氏之論公羊，未必全然不知儒者慎言之理，後世淺學之士，則不及遠甚。”

東海曰：《大同書》的大問題不在過早廣而宣之，而在《大同書》本身知見不正。其大同構想有違儒家精神和王道原則處多多，屬於非禮的空想，與共產主義邪想精神投合，恰好充當了它的嫁妝。用周魯的話說，康有為就是個“不知儒者慎言之理”的躁進之徒和淺學之士。若是中道君子所作《大同書》，任何時候都不妨廣而宣之，對據亂世昇平世，皆可有導良之功。

康有為學術粗疏混雜，但仍以孔學為萬世法。其弟子概嘆中國器物和制度不如人，文化亦不如人（梁啓超1922年《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嚴重缺乏文化自信、動搖儒家立場矣。

執德不弘，信道不篤，偏離嚴重，這是康有為集團和大多數清儒的毛病，也是清朝的毛病，是導致清朝之中華度嚴重下降並最終衰敗滅亡的根本因。百年來學界反過來將中國落後、清朝敗亡歸咎於儒家文化，豈不顛倒！2021-6-5餘東海

首發於東海儒鍾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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