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贺龙的抢救问题，邱回忆说：“贺老总的专案问题我是一点不知道的，中央专案组是极其严格和保密的。在杨成武的军委办事组时期，我只听到杨成武说过一句话，‘总理叫把胡子放到象鼻子沟去了’。象鼻子沟和西山是一个山坡之隔，是国务院系统的战时指挥部所在地。在黄永胜的军委办事组时期，我也只听到黄永胜说过一句‘彭德怀和贺龙的案子杨成武的时候就基本定下来了’。六九年六月九日凌晨，三○一医院副院长曹根慧接到中央二办打来的电话说：‘贺龙得了重病，以前他看病都在卫戍区的医院，这次黄总长因你们条件好，技术力量强，指示你们立即派医生出诊治疗’。曹副院长立即进行了安排，他找到了曾给贺老总看过病的主治医生黄秀琴和南楼（高干病房）护士姜辉永带着抢救器械和药品赶到了贺龙的住处。黄秀琴诊病时，薛明和专案人员都在场。黄医生经过诊断立即向曹副院长汇报，因为曹副院长根本不知道贺老总的住处，他说：‘如路途近，道路平坦就速回医院抢救；如路途远，道路颠簸就增派医护人员去现场抢救。’黄医生认为贺老总的住处不具备抢救条件，这里去三○一的路途不远路况又好，请示送三○一抢救，曹副院长立即决定‘把病人接回来，路上不间断地抢救治疗，注意安全，防止意外。’曹副院长又立即向靳来川院长汇报，靳说：‘关键是确诊，然后进行抢救！’贺老总到三○一时，楼里楼外已经是戒备森严，显然是中央布置的。南楼（高干病房）主任李晋率医生进行抢救，确诊贺老总是糖尿病酸中毒。曹副院长立即组织专家会诊，大内科曾诚富主任，放射科高育？主任，心肾科黄大显主任等赶到病房，当时比较先进的移动式光机也由肖志达医生推来给贺老总拍片，发现贺老总肺部感染。再经过验血后，决定输液。输液的药剂是5%的葡萄糖和胰岛素，胰岛素适用糖尿病酸中毒和伴有并发症的病人；对昏迷的糖尿病患者要打一定剂量葡萄糖，直到醒过来为止。这个用药方案是可以经得起检验的。三○一从领导到医护人员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贺老总没有抢救过来，于六月九日下午三点去世。”（页885－886）

　　关于傅连璋问题，邱回忆说：“一次，总理、杨成武、吴法宪和我在场，江青对叶群说：‘傅连璋在五十年代初，不是害过林副主席吗？现在，为什么不报仇！’叶群笑了笑回答说：‘傅连璋还好，就是教林副主席养生之道，现在他（林）自己都会查药典了。’江青认为叶群不识抬举，立即说：‘把傅连璋抓起来，待后再处理。’大家都不吭声，江青就火了，这时总理说这件事我来办。也就过了一天卫戍区来了几个人，给我看了总理的条子：“把傅连璋交给来人，周恩来。”我看了条子之后知道总理并不是指名叫我办的，我就给总后副参谋长陈庞打了电话，陈庞带着他们到了香山傅的住处，翻墙进去把傅连璋带走了，并关进了秦城。“（页580）”过了几天（那时我不在碰头会，不是天天见总理）我见到总理，问为什么抓傅连璋？总理只说了一句话：‘和你们没关系。’不久傅连璋就死在秦城。“日后的中纪委审查小组对邱说：傅连璋之死与你无关，你对傅连璋在文革中说过的一些批评的话，不能和专案混为一谈。（页888－889）

　　从以上几件事情来看，中央专案直接掌握在周恩来的手上，具体的医疗事务也都由周恩来负责，别人不得插手。可以说，解放军三○一医院对于罗瑞卿、贺龙的治疗是认真负责的，不存在人为的故意疏忽和官方所称的“医疗上限制、拖延和反治疗”这个问题，当时的三○一医院从上至下都尽到了医务工作者的职责。至于傅连璋惨死于秦城监狱也与林彪没有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