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的中国女外交官

李忠效

笔名钟笑，海军航空兵政治部创作室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1955年11月生于旅顺，1969年12月从丹东市应征入伍；历任潜艇轮机兵、轮机班长、轮机军士长、宣传干事、创作员、潜艇副政委等职。1974年8月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至今已发表200余万字，并有电影、电视连续剧问世，文学作品多次获奖。1989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开场白 说服邢洚

我想以邢洚的经历写一本书，可以说是“蓄谋”已久。但是要将其具体实施，并按我的思路去写，关键的问题是要说服邢洚，首先得让她同意接受采访，其次是让她同意使用《联合国的中国女外交官》这个书名。

在我没有见到邢洚之前，我就知道她比较“固执”，不爱对别人讲她的经历，就连对自己的儿子也很少谈起。邢洚有四个儿子，老二在外地，老大、老三、老四在北京。我很早就认识老三和老四，并从别人那里听说过一些关于他们的母亲邢洚的故事。

她早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解放後一直在外事部门任职，多次出国访问，多次接待外国友人，和华裔英籍作家韩素音交往多年，还曾在驻外大使馆工作，离休之前是联合国的官员„„

这些经历足以构成一本内容丰富、色彩纷呈的书了。我决定先请邢洚的三儿子庆山来做说服她的工作。然而，反馈回来的信息是不乐观的——邢洚不同意写她。

我对庆山说：“不是写她一个人，是以她为代表，写他们那一代人，写他们所经历的那个时代。也许她觉得她个人的经历不值得一写，但她一辈子忙忙碌碌，几乎连照顾家的时间都没有，她总应该告诉她的子孙们她都忙了些什么。”

庆山觉得我说的有道理，答应再做做老太太的工作。这一次反馈回来的信息是她答应“再考虑考虑”。但是，此後却久无回音。

1994年4月的一天，我应邀参加一次朋友的聚会，邢洚也来了。那天我是第一次见到她。当时她已经70岁了，身体不太好，严重的关节炎使她走路都有些困难，但精神很好，言谈举止仍不失外交官的风度。在座的有两位美国人，邢洚一直用英语和他们交谈。邢洚是上海人，我听她讲普通话反而不如英语讲得流利。席间，不知怎么话题扯到了《我在美国当律师》这本书上。邢洚看过这本书，她的评价是：“《我在美国当律师》写得不错，很真实，如果文学性再强些，也许保存价值会更高些。”

我不失时机地对她说：“邢洚阿姨，我想把你的经历也写本书，争取文学性强一些。”

她笑着摆摆手说：“我的经历不值得写，都是些很平凡的事儿。”

我说：“这要看和什么人比了。和那些叱诧风云的人比，你可能是平凡的，但和你同时代的其他人比，包括和那些和你同时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相比，你的经历又要丰富得多。”

她沉吟片刻，说：“那倒是。”

我抓住时机近一步鼓动她说：“有些东西只要真实地记录下来，就有它无可替代的社会价值。有这样一种观点：记录一个普通人的经历，若能使之成为屠格涅失所说的在某一个时期来说是最具体的个人，那就有了折射某一时代的典型的价值。如本身就是那一时代的漩涡中的人，其价值就更是不言而喻。”

她看着我。微笑不语。在座的其他人都认为我说得有理，随声附和说应该写。一位不太懂汉语的美国人问她我说的是什么，她把我的话翻译给她听，那美国人立刻用半生不熟的汉语说：“应该写，应该写 ！”

大家哈哈笑过之後。邢洚对我说：“这件事我再想想。另外最近我身体不太好，还要看医生。我想好了，再让庆山告诉你。”

此後我便静候回音。一等就是将近一年。

邢洚终于同意接受采访，对我自然是件高兴的事情。不过邢洚和庆山都不习惯“采访”这个词，说应该叫“聊天儿。于是我就和邢洚聊起天儿来，断断续续，一直聊了一个多月。这期间，我跑北京图书馆，找到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并采访了几位有关人士，大大丰富了写作素材。

写作可以进行了。另一件要说服邢洚的事情，就是关于书名。我曾经为这本书想了好几个书名，并征求了好些人的意见，大家都认为《联合国的中国女外交官》这个书名比较响亮，也吸引人。但邢洚说，她在联合国不属于外交使团，属于联合国工作人员，应该叫“公务员”，或者叫“雇员”、“官员”。

我早已准备好了一大堆说服她的理由。我说：“你从参加革命开始，几乎一直在搞外事工作，多次到外国访问，多次接待、陪同外宾，还在驻外大使馆工作过，在进入联合国之前，你早已经是一个外交官了。从联合国方面说，你是联合国从中国聘去的一个女外交官；从中国方面说，你是中国派到联合国去工作的女外交官；另外，你在联合国虽然不属于外交使团，但你并没有停止你与外国人的交往，而你所交的那些外国朋友，从你那里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并加强了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这不也是你在外交工作中的成绩么？所以，说你是联合国的中国女外交官合情合理，名副其实。”

邢洚对我的“狡辩”无可奈何，只好说：“书是你写的，这些事你自己看着办吧！”

于是，便有了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联合国的中国女外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