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的中國女外交官

李忠效

筆名鍾笑，海軍航空兵政治部創作室專業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員。1955年11月生於旅順，1969年12月從丹東市應征入伍；歷任潛艇輪機兵、輪機班長、輪機軍士長、宣傳幹事、創作員、潛艇副政委等職。1974年8月開始發表文學作品，至今已發表200余萬字，並有電影、電視連續劇問世，文學作品多次獲獎。1989年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

開場白 說服邢洚

我想以邢洚的經歷寫一本書，可以說是“蓄謀”已久。但是要將其具體實施，並按我的思路去寫，關鍵的問題是要說服邢洚，首先得讓她同意接受采訪，其次是讓她同意使用《聯合國的中國女外交官》這個書名。

在我沒有見到邢洚之前，我就知道她比較“固執”，不愛對別人講她的經歷，就連對自己的兒子也很少談起。邢洚有四個兒子，老二在外地，老大、老三、老四在北京。我很早就認識老三和老四，並從別人那裡聽說過一些關於他們的母親邢洚的故事。

她早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解放後一直在外事部門任職，多次出國訪問，多次接待外國友人，和華裔英籍作家韓素音交往多年，還曾在駐外大使館工作，離休之前是聯合國的官員„„

這些經歷足以構成一本內容豐富、色彩紛呈的書了。我決定先請邢洚的三兒子慶山來做說服她的工作。然而，反饋回來的信息是不樂觀的——邢洚不同意寫她。

我對慶山說：“不是寫她一個人，是以她為代表，寫他們那一代人，寫他們所經歷的那個時代。也許她覺得她個人的經歷不值得一寫，但她一輩子忙忙碌碌，幾乎連照顧家的時間都沒有，她總應該告訴她的子孫們她都忙了些什麼。”

慶山覺得我說的有道理，答應再做做老太太的工作。這一次反饋回來的信息是她答應“再考慮考慮”。但是，此後卻久無回音。

1994年4月的一天，我應邀參加一次朋友的聚會，邢洚也來了。那天我是第一次見到她。當時她已經70歲了，身體不太好，嚴重的關節炎使她走路都有些困難，但精神很好，言談舉止仍不失外交官的風度。在座的有兩位美國人，邢洚一直用英語和他們交談。邢洚是上海人，我聽她講普通話反而不如英語講得流利。席間，不知怎麼話題扯到了《我在美國當律師》這本書上。邢洚看過這本書，她的評價是：“《我在美國當律師》寫得不錯，很真實，如果文學性再強些，也許保存價值會更高些。”

我不失時機地對她說：“邢洚阿姨，我想把你的經歷也寫本書，爭取文學性強一些。”

她笑着擺擺手說：“我的經歷不值得寫，都是些很平凡的事兒。”

我說：“這要看和什麼人比了。和那些叱詫風雲的人比，你可能是平凡的，但和你同時代的其他人比，包括和那些和你同時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相比，你的經歷又要豐富得多。”

她沉吟片刻，說：“那倒是。”

我抓住時機近一步鼓動她說：“有些東西只要真實地記錄下來，就有它無可替代的社會價值。有這樣一種觀點：記錄一個普通人的經歷，若能使之成為屠格涅失所說的在某一個時期來說是最具體的個人，那就有了折射某一時代的典型的價值。如本身就是那一時代的漩渦中的人，其價值就更是不言而喻。”

她看着我。微笑不語。在座的其他人都認為我說得有理，隨聲附和說應該寫。一位不太懂漢語的美國人問她我說的是什麼，她把我的話翻譯給她聽，那美國人立刻用半生不熟的漢語說：“應該寫，應該寫 ！”

大家哈哈笑過之後。邢洚對我說：“這件事我再想想。另外最近我身體不太好，還要看醫生。我想好了，再讓慶山告訴你。”

此後我便靜候回音。一等就是將近一年。

邢洚終於同意接受采訪，對我自然是件高興的事情。不過邢洚和慶山都不習慣“采訪”這個詞，說應該叫“聊天兒。於是我就和邢洚聊起天兒來，斷斷續續，一直聊了一個多月。這期間，我跑北京圖書館，找到了許多珍貴的資料，並采訪了幾位有關人士，大大豐富了寫作素材。

寫作可以進行了。另一件要說服邢洚的事情，就是關於書名。我曾經為這本書想了好幾個書名，並徵求了好些人的意見，大家都認為《聯合國的中國女外交官》這個書名比較響亮，也吸引人。但邢洚說，她在聯合國不屬於外交使團，屬於聯合國工作人員，應該叫“公務員”，或者叫“雇員”、“官員”。

我早已准備好了一大堆說服她的理由。我說：“你從參加革命開始，幾乎一直在搞外事工作，多次到外國訪問，多次接待、陪同外賓，還在駐外大使館工作過，在進入聯合國之前，你早已經是一個外交官了。從聯合國方面說，你是聯合國從中國聘去的一個女外交官；從中國方面說，你是中國派到聯合國去工作的女外交官；另外，你在聯合國雖然不屬於外交使團，但你並沒有停止你與外國人的交往，而你所交的那些外國朋友，從你那裡了解中國，認識中國，並加強了與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交流，這不也是你在外交工作中的成績麼？所以，說你是聯合國的中國女外交官合情合理，名副其實。”

邢洚對我的“狡辯”無可奈何，只好說：“書是你寫的，這些事你自己看着辦吧！”

於是，便有了擺在讀者面前的這本書——《聯合國的中國女外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