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官主義：貨殖意識形態的成因與結果

——從克魯格曼的新發現說起

錢   宏 Archer Hong Qian

Global Symbiosism Society (CANADA)

楔子:卡爾*馬克思在《巴黎公社的經驗》（1872）中特別指出，對《共產黨宣言》（日本翻譯如此，本應翻譯為“公社黨宣言”）要做的唯一修改，就是：消滅私有制一定要同時徹底打碎國家機器這個無產階級革命繼承下來的“禍害”，取消官吏、常備軍和警察這類壓迫性的工具。因為從歷史上看，權力的無序擴張（殖官）所造成的危害，遠遠超過資本的無序擴張（殖民）。因此，消滅私有制和國家消亡需要共同的條件與前提。在前提不具備時，消滅其中任何一個都只會帶來災難。而權力的無序擴張--必將落在人格化的殖官主義上--在中國已經持續了兩千多年，這是一個問題!

近代歷史走勢的簡明回顧

溯源“兩個一邊倒”“一個傳家寶”

官本位貨殖論意識形態的基本特徵

官本位貨殖論意識形態的結果

改變“殖官主義”經濟學思維勢在必行

終於，看到克魯格曼先生在紐約時報撰文中有一個新發現：（PRC大陸）這個政治體制與經濟結構，雖然號稱馬克思主義，其實與馬克思主義毫無關係。

而且，他如數家珍般列舉這個政治體制和經濟結構造成的歷時性和共時性問題，既精確實在，又深入淺出，可謂迄今為止無論在美國、在中國，還是在日本、在歐洲、在俄羅斯，無出其右者！

但是，作為諾獎得主的克魯格曼，把1949年後的中國政權的權力橫衝直撞，為所欲為，累及中國人民為其受苦埋單，馬克思主義為其背鍋污名，自己也深陷泥淖再也無法自拔的權力任性的結果，統統歸因於凱恩斯主義，呵呵，我只能借用他自己的話，不能說完全沒有根據，卻“也正確不到哪裡去”！

如果說，造成問題的行為主體——1949年後歷屆官家，“號稱馬克思主義”（參看 http://symbiosism.com.cn/7167.html），作為一個實然判斷還算說得過去，那麼，對凱恩斯主義，他們恐怕連“號稱”二字都談不上，就算他們中有些人知道“凱恩斯主義”，甚至讀過凱恩斯的書，也不屑於“號稱”和“標榜”！

有句俗話，叫“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我們評論一個政治、經濟、組織（文化）行為主體造成的社會傷害（問題），不能脫離這個行為主體本身的意識、意識形態及其榜樣的歷史源起。

近代歷史走勢的簡明回顧

“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和“慈祥新政”失敗後，由“武昌首義”“南北議和”“退位詔書”構成的辛亥革命，以和平方式結束了亞洲大地上最大的君主國。1912年成立的中華民國（ROC），是亞洲第一個非君主制的共和國，形式上也是繼瑞士聯邦、英格蘭、美利堅、法蘭西之後第五個共和國。

但不幸的是，革命的主事者們，包括孫中山、宋教仁、袁世凱、楊度、梁啓超及各省都督們，並沒有為這個在中國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通過非“成王敗寇、贏者通吃”方式和平更迭的政權，承載新的生活方式或現代政治文明——作好心智準備。

他們既沒有瑞士人的熱情理智，也沒有英倫人的契約精神，更缺乏新大陸美利堅人的“主權在民”的自由理性。

首先是，《臨時約法》“雙標”，先是造成南（京）北（京）政鬥、後是府（地、段）院（央、黎）之爭；

接着是，“二次革命”（孫袁各有其責）及其失敗，喪失了政治上的制衡力量；

再來是，短命的帝制復辟，京廣“一國兩政權”及軍閥割據；

接着是，“大革命”式的蘇俄政權，插手中國事務，扶持國共兩個黨，既“兩邊下注”，又鼓動“北伐戰爭”，終結“北洋政府”；

接着是，“一個領袖、一個政黨、一個主義”的“半統制半自由”的所謂“黃金十年”，卻又遭日本入侵而終斷；

這中間，中華民國在國運上看，還發生兩件“大好事”、一件“大壞事”，不能不說。

兩件大好事：一是北洋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站隊正確，取得“巴黎和會”入場券；一是南京政府第二次世界大戰加入同盟國，贏得弱國亦有外交的“四三廢約”（要求美英放棄在中國的租界、治外法權和各種特權，並簽訂了新的中美條約和中英條約等）。

一件大壞事，是馮玉祥將軍冒然用武力，將和平退位的滿清帝皇溥儀，趕出小小的紫禁城流落天津街頭，既毀掉了1912《退位詔書》約定的中華民國“五族共和”（及廣大疆域）大國格局的契約，又被日本人鑽了空子，搞出個“偽滿洲國”（雖然其GDP曾為亞洲第一超過日本）。

接下來的情況是，太平洋戰爭結束，蘇俄、美國都同時兩邊下注的三年國共內戰。1949年在大陸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PRC）政權，中華民國政權（ROC）退居從日本人手中拿回的台灣。

溯源“兩個一邊倒”，“一個傳家寶”

來自中國大陸的Symbionomics（共生經濟學）人，清析地看到，1949年後PRC大陸歷時又共時“結構性失衡”問題的根源——政治體制和經濟結構之成因和內驅力，既不是馬克思主義，也非單純的凱恩斯主義，因而也無法象崇尚奧派經濟學的阿根廷總統米萊那樣針對性地解決問題，而是以“黨國代社會”的非社會主義亦非資本主義的兩次“一邊倒”，一個“傳家寶”。

兩次“一邊倒”

第一次“一邊倒”，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毛澤東），給中國人送來了盧布及列寧的“戰時共產主義”“國家資本主義”（控制經濟制高點）和斯大林的“集體農莊”“統購統銷”等，開啟了以暴力操控和資源壟斷為內核的“布共黨史+計劃經濟”156個項目和毛澤東自創的“繼續革命理論”（已經跟馬克思主義毫無關係）的30年。

第二次“一邊倒”，“凡跟美國的國家都富裕了”（鄧小平），以對美國開放促改革，將新古典綜合派+芝加哥學派混合為資源壟斷（1982憲法保證）前提下“效率優先”的商品經濟（1984）、市場經濟（1992）、“土地財政或土地金融”“鐵公基”“外向型”、政企“偏好負債經營”拉動的“半統制半市場”政府重商主義（或政府公司主義），成為既要“允許一部分人富起來”，又確保“紅色江山不被挖祖墳”（陳雲）理性政治經濟文化人的行為選擇，成全了又一個30年。

前後“兩個一邊倒”在經濟上的緣起與政治後果，本質上與清廷“洋務運動”有驚人的相似性。

一個“傳家寶”

但是，無論是前30年“向蘇聯一邊倒”，還是後30年“向美國一邊倒”，抑或接下來充滿慣性+惰性的15年，有一種可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的中國特色“傳家寶”，始終貫通於75年全過程、全區域、大一統的舉國意識形態，這就是：

源自先秦西漢（管仲-商鞅-司馬遷-桑弘羊）的“貨殖論”，歷經隋唐“分科舉官”清末“廢舉”演變至PRC排他性“黨管幹部”無孔不入，形成權力與資本人格化代表的精英“盡入彀中”的“官階大一統”機制，結合現行主流經濟學教科書“政府市場孰是孰非”語境，形成了一整套圍繞控制“經濟制高點”（列寧，1922）展開的“官本位貨殖論意識形態”（天下為公、假公濟私、利出一孔、利入一孔的全官尋租化全民佃戶化）導向——在政治經濟社會生活全領域與民爭利的“殖官主義”政策實踐。官官相護團伙共同體而非官民共生體的結果，只能一次次走向其閾值推倒重來悲慘的“治亂循環”！

所以說，克魯格曼準確地指出了PRC大陸經濟的問題，與馬克思主義無關。但是對不起，與凱恩斯主義也關係不大！

官本位貨殖論意識形態的基本特徵

首先，官本位貨殖論意識形態的基本特徵，是混淆了“孰公孰私”的邊界，為成王敗寇贏者通吃循環取代的統治集團，以“天下為公”之名，行“假公濟私”之實（黃宗羲），或說“堯舜之言行，桀紂之實”，或“超高價值承諾和與民爭利的政策實踐”以及“選擇性執法”獲取資源變現，大開方便之門；

其次，不管是政府經濟，還是市場經濟，也不管衡量標準是金銀鹽鐵煙酒石化芬太尼，還是中國人民戲稱的“雞的屁（GDP）錦標賽”，都必須確保一屆一屆的政治經濟文化活動主體（以前是皇帝朝廷，現在統稱國家幫派利益集團及其政治代理人或中外“白手套”），能夠高效率地“資源變現”，這就註定其馭民“割韭菜”內卷性的鮮明特徵，而必須不斷尋找“制度外部性”支撐（兩個一邊倒，加入聯合國、WTO）；

再次，一旦失去兩個一邊倒的“制度外部性”支撐，其內卷性貨殖結果，便承受不了“利出一孔，利入一孔”且“言必己出，行必己令”之下，“官多為患”（張全景）、“官滿為患（劉錫榮）的“全官尋租化-全民佃戶化”帶來的官腐遍地、民怨沸騰（朱鎔基）運行格局——用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框架，就是“龐大上層建築與超負荷經濟基礎基本矛盾”不可調和；

第四，官本位貨殖論意識形態的代際更迭，在引入有漏洞的“制度外部性”（如WTO某些規則、美國政客與華爾街資本的認知偏差）而占了不小便宜的同時，與主流經濟學陷入“市場自由與政府管控世紀鐘擺周期困境”，有一定的重合疊加效應（川普打貿易戰之因，拜登降風險脫鈎之果）；

最後，官本位貨殖論意識形態規劃一切的逞能本性，以及拆東補西超級負債經營偏好，勢必造成無數的資源浪費，“爛尾遍地”，政府失靈、市場失靈、道德失靈、信用失靈之下，必淪為顧此失彼“按下葫蘆浮起瓢”“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之漿糊經濟學——無解的“結構性失衡”。

總之，導致PRC大陸“結構性失衡”之成因，是中國官家固有的貨殖論主流意識形態與世界主流經濟學的實用主義合流或疊加效應。

官本位貨殖論意識形態的結果

官本位貨殖論意識形態的本質是“債”，其要義是“資源變現”，以獲得 “超額租金”。其行為主體是“官”，其客體對象是“民”。於是，作為工具性行為的組織系統（權力和金錢），入侵到交互行為的生活世界，實行“殖民”或“殖官”，將天地君親師、士農工商兵等一切社會關係，都簡化成“超高價值承諾下的與民爭利的政策實踐”及待價而沽的“債權/債務”關係。這就是中國特色經濟學主流思維。

2500年來，這種經濟學思維，從“內斂外掠搜刮金銀財寶”，到“開放促改革‘雞的屁’錦標賽”，目標只有一個，就是“通貨殖官主義”。

我們在《共生經濟學》前言中，分析過經濟學“系統性建模”的認知偏蔽中，系統思維(Systematic Thinking)存在“信源”和“信道”問題。這裡再借用哈貝馬斯有關“系統”(system)對“生活世界”(lifeworld)的殖民化傾向，進一步看清“生產回歸生活，生活呈現生態，生態激勵生命，一切為了人的身心靈健康生生不息！”才是經濟學的基本旨歸。

哈貝馬斯的《交互行為理論》中有一個發現，即人們生活在其中的、沒有被制度化和經濟化的社會生活世界（lifeworld)——家庭、文化、非黨派的政治生活等——為人們提供了交互行為的場所，人們通過交互行為讓本來原子化的社會整合起來，而與生活世界相對的系統，則是在社會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制度化結構和已確立的工具行為。這就形成了兩大行為主體，人們通過真誠、真實和正當的語言行為在人與人之間達成理解和共識的“交互行為”主體，及人們採取“工具理性”以達到自己的各種目的的“工具性或策略性行為”主體。不過，隨着以交互行為為基礎的生活世界逐漸變得複雜，一般交互行為的社會整合愈發困難，於是，社會由此進化出各類系統，以對社會人的行為進行制度化的協調和“系統整合”。儘管生活世界和“系統”(system)是相互依存、共同促進的存在。但正如交互行為優先於工具性行為，生活世界優先於系統。系統事實上“寄生於生活世界之內”或是生活世界的“附屬品”。

然而，系統存在着不依賴交互行為，而是以工具性行為為支撐，使得系統架構具有“內在的不透明性”和制度化、結構化默認了自身利益追求目標的固有危險，從而天然地阻礙的人與人之間的理解和共識的形成——系統內行為人身不由己和生活世界行為人自由意志的最終目標很不一樣，使得系統內行為人，自覺不自覺地利用各種集權工具（包括強力部門、信息、數字不對稱），對生活世界行為人實行統制性反噬。

這就是哈貝馬斯“系統對生活世界的殖民”（Systemic colonization of the lifeworld）概念。

生活世界本來具有進行社會整合的功能，可是，Trust系統的兩大工具子系統即行政（權力）和經濟（金錢）Trust工具行為，由於官本位的貨殖論意識形態設置（如天下為公、鬥爭取代、成王敗寇、贏者通吃），逐漸脫離人們生活世界自我膨脹起來，入侵並冒充生活世界的公域，使生活世界產生各種病態，如失范、分裂、異化（癌變）、道德淪喪、社會動盪，最後，由於Trust系統實際上依賴於生活世界（不是官養活了民，而是民養育了官），系統也會隨着生活世界的病態而發生動盪和危機，這就是生活世界殖民化的過程和結果，是所謂“治亂循環”的體制（系統）性根源。

我冒昧地認為，哈貝馬斯“系統對生活世界殖民”(Systemic colonization of the lifeworld)概念中的colonization，可以根據不同語境翻譯為：殖民化、殖官化、殖機化（如AI）。所以，把假公有之名，行濟私之實的科層化權力與逐利化資本，這些系統性Trust組織平台，通過統購統銷統一規劃“通貨殖民”政治經濟組織行為，對私人領域與公共空間的生活世界無孔不入的侵蝕，造成“利出一孔”“利入一孔”的“全官尋租化-全民佃戶化”，叫做“通貨殖官主義”。

對於通貨殖官主義之害，早在英國John Locke發現“權力不能私有，財產不能公有”（Power cannot be private, property cannot be shared）同時代，橫亙萬山千水的黃宗羲在明清之際已經說透了：“積累莫返之害”（稅制每經過一次改革，都導致賦稅的進一步加重）。他指出，天下非共生的原因，是君臣官僚集團“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益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並且更“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黨羽），受享無窮”。這也被稱為“黃宗羲定律”。

概而言之，從先秦排他性共同體改革的成功與失敗，經漢武、王莽、楊廣、朱由檢，到晚清十年改革的成功與失敗，以及75年“雙革”（文革、改革）思行的經驗與教訓，莫不由一代代成王敗寇贏者通吃循環取代的官本位假公濟私主體思行作祟、結構失衡歪邪、座主門生選秀、社會潰散無力所致，正是：

  通貨殖官主義2500年

刑徒經濟滅六國，指鹿為馬二世亡。

罷黜百家獨尊儒，貨殖鹽鐵一孔裝。

王莽崇禎老佛爺，商幫洋務逐銀兩。

新學未興廢科舉，皇族內閣憲政喪。

統購統銷法蘇俄，繼續革命卅陰光。

終至開放促改革，市場統制雙軌狂。

孰公孰私官本位，權錢沆瀣幫派揚。

供需規劃債台淫，比較優勢爛尾場。

時至今日，國家要民主，社會要自治，官民要革命，改變官本位貨殖論意識形態及其與民爭利的“殖官主義”政策實踐，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

改變“殖官主義”經濟學思維勢在必行

當代物理學家Lee Smolin在《時間重生》（Time Rebirth）說：當思想改變你的思想，那就是哲學；當上帝改變你的思想，那就是信仰；當事實改變你的思想，那就是科學。真正影響並改變人類歷史文明進程的是，偉大的思想和智慧。

要改變“天下為公、鬥爭取代、成王敗寇、贏者通吃”的系統治亂循環慣性和惰性，就必須改變“官本位貨殖論意識形態”導向的“殖官主義”工具性行為，對生活世界交互行為的入侵，回歸生命的交互主體行為，以呈現“民生、官生交互生，是謂共生”之共生權政經形態——天人、人我、心物共生關係過程。

2015年3月我應CES中國留美經濟學會30周年慶·密歇根大學邀請，作《讓生產回歸生活——Symbionomics What Problems to Solve?》報告，進一步表達了這樣的觀點：

貨殖論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釋有沒有“免費的午餐”，並圍繞着貨幣孞用、真實收入、虛實經濟的“三重兩極分化”，講述着新、老資本論的故事，陷入市場、政府、道德“三重失靈”的“市場自由與政府管控周期性鐘擺”困境，讓世界徒生出各種分裂與衝突。而問題在於，脫離生活常態的生產與資本增值（從“增長之術”到“增長之道”），已然超越自然、社會、你我他身心靈健康可承受的極限，改變何以可能？

這就是共生經濟學試圖加以解決的問題——在能量轉換和孞息流變中重估一切所謂經濟增長的價值。

這需要回到生活世界經濟學的源起目的，回歸生命的交互主體行為，找回亞當·斯密在《國富論》發表前17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論》中探討的人生意義，及其終極性的明確答案：“我們在這個世界上辛苦勞作，來回奔波是為了什麼？所有這些貪婪和欲望，所有這些對財富、權力和名聲的追求，其目的到底何在呢？歸根結底，是為了得到他人的愛和認可。”

愛並獲得他者（她它牠祂）的愛與認可，也是經濟學的出發點，因為只有愛，是打通人生時間、空間、意間的盡善盡美的聯結。

特別是，當Web3-AI進化到Minds Networking-AGI時代，權力和金錢不再構成“現版人類”必須的Trust工具理性，無論生活世界多麼複雜，人們都可孞靠以愛之智慧，在時空意間裡，顯現你、我、他全息共生：生命自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的交響音畫，這就是共生文明Symbiotic Civilization！從而改變“殖官主義（傳統社會）-殖民主義（工商社會）-殖機主義（虛實社會）”的歷史。

以共生觀之，價值、意義，首先是一個約定問題，其次，才是有沒有的問題，再次是真假、是非、善惡、美醜、正邪、對錯、敵友、康病、官民、君子小人、紳士流氓、文明野蠻問題。

這樣處理世事——從人的語言、行為、權利（權力與財富）、尊嚴、幸福，到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己（身心靈、知情意、你我他）、人與神（未知、先知、後覺）的關係——再來評判言說我及我們、你們、他們當下所處位置、位分、位格之意境與適應性，會不會不一樣？

所有的分裂、衝突、對抗源頭，都來自價值約定的混沌、失序和獨尊。文明世界，沒有敵人，只有病人（身心靈適應性衰退），若有敵人，就是自己——自己和自己過不去，而殃及無辜！由於工具的利銳，一旦陷入紛爭、衝突且冤冤相報，最後大概率同歸於盡！

世間本無事，病人自擾之，客問：疫情、俄烏、哈以、官民、族裔、政經、文化文明衝突怎麼看？怎麼辦？答：凡所問者，先作如是觀，孞靠神造之人或人造之神——聖靈之殿結因應之果——必不缺解！

共生哲學認為，立足當下之人，“上揆天機、下接地氣、中通人和”。通人和，首要通心。通心是共生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的展現過程。人，本自具足又非孤島，自內而外，自外而內的身、心、靈相互作用、動態平衡而健康，比什麼都重要，也是人生最大的功課，是當今世界最大的政治！

所以，當下之人，“行動人”，必不只是“理性經濟人”，而是“仨自組織人”：即同時為政治自組織人、經濟自組織人、文化自組織人的三位一體。

共生，不必諱言，首先是男人女人的共生。和實生物，同則不継，同性相斥、異性相吸，所以，不同性格、不同族裔、不同區域的人你、我、他的全人稱、全生態共生要“存同求異、存同尊異，間道競和”,而Live and let live且Perfect connection,就是“通”（交換），且“流通”（連接）亦即愛（love）,是發生學（Genetics）、動力學（Dynamics）、恊和學（Synergetics）意義上的live is good最佳狀態。基於共生哲學的Symbionomics，綜合人權、事權、物權而超越“產權”“所有權”理論的“共生權”範式，由此顯現。

舍此，人就會陷入趨利避害、物質性算計互掐，比拼謀略，以致分裂、對抗、衝突，人禍天災，毫無幸福尊嚴的境地！

所以，中國接下來的出路是，走出“黃宗羲定律”，變“改惡”為“改良”，改變“殖官主義”經濟學思維，跳出“塔西陀-托克維爾-過秦效秦-批孔尊孔-打天下坐江山陷阱”，闕立交互主體贖福共生思想，生命至上，重建社會，生成公民自組織力、政府自組織力、社會自組織力三大自組織力相互作用共襄生長的局面。

世界也將從眾聲相契的經緯曲率中，超越基於主權、地緣、特權的“東西南北中左右，江湖廟堂農工商”自我本位的軸心時代，從而邁進一個人人自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全息共生的世界之可能——基於“全球共生”共識，簽訂建構新世界秩序的《全球共生公約》，以確保永久和平！

人類惟共生，才能讓“任何統治世界的帝國政治企圖成為不可能”（康德）。

孞烎（術後第15天）

February 7, 2024 in Vancou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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