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誕辰120周年紀念日快到了，這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他三起三落的個人經歷及他的事業、成就。

中國40年改革開放的成就有目共睹，國家經濟從瀕臨崩潰的邊緣，到全球GDP第二，恐怕連最反華的人也不能否認。

但如果問，這一改變中國，甚至世界命運的發起人是誰？恐怕有人會認為，這個問題純屬多餘，因為老人家的塑像至今仍矗立在深圳。前幾年有一首歌很流行，叫“春天的故事”，歌中唱到：

1979年

那是一個春天

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

神話般地崛起座座城

奇蹟般聚起座座金山

春雷啊喚醒了長城內外

春暉啊暖透了大江兩岸

啊 中國 啊 中國

你邁開了氣壯山河的新步伐

你邁開了氣壯山河的新步伐

走進萬象更新的春天

事情果真如此嗎？這裡不得不提到一個人，他就是中國前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 – 華國鋒。

提起華國鋒，對不少人來說，是熟悉或陌生。熟悉是指上了一些年紀的人，不但熟悉，而且如雷貫耳；陌生，是指年輕人，因為現在華的名字極少出現在官方媒體中。

對華的好感由來已久，揮之不去，原因多重。從個人來講，在他的任期內，家庭出身不再是個問題，不少人獲得了與他人平等的權力，有機會讀大學、參軍，從而改變了自己和家庭的命運。從國家層面，懷仁堂事變改變了中國，能有此膽量的人實在太少；華的家風不錯，其當政時，其子女高考照樣落榜；其後也沒傳出兒女因他發大財的消息。

1.華國鋒其人

1921年2月16日，華國鋒出生於山西省交城縣一個製革工人家庭，原名蘇鑄，字成九。

1938年，投身抗日戰爭，同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華國鋒”即取意於“中華抗日救國先鋒隊”。1940年，任交城縣各屆抗日聯合會主任，後任中共交城縣委書記。

1949年以後，在湖南湘潭任縣委書記、地委專員等職務。1967年7月～1971年1月，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廣州軍區政治委員等職。1975年，任國務院副總理。

1976年2月～1976年4月，任國務院代總理。1976年4月～1980年9月，任國務院總理。1976年10月～1981年6月，任中共中央主席。1976年10月～1981年6月，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1981年6月～1982年10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1982年10月～2002年11月，中共中央委員。

2008年8月20日12時5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

2.華國鋒評價

繼毛之後，華國鋒作為中國最高領導人，任期四年零八個月：1976年10月至1981年6月；作為權力核心實際主政，卻只有兩年零三個月：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

1980年以來，官方對華國鋒主政兩年的評價儘管有貶有褒，卻貶多於褒。最權威的結論，可用“一正四負”來概括。

“一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有功，以後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負”：一是“推行和遲遲不改正‘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壓制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二是“拖延和阻撓恢復老幹部工作和平反歷史上冤假錯案的進程”；三是“在繼續維護舊的個人崇拜的同時，還製造和接受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四是“對經濟工作中的求成過急和其他一些‘左’傾政策的繼續，也負有責任”。

近年來，官方對華的評價有所鬆動，稱其為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曾擔任黨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為中國革命、建設、改革奉獻了畢生精力。2021年2月20日，還在人民大會堂舉辦了紀念華國鋒誕辰100周年座談會。

3.華國鋒與改革、對外開放

粉碎“四人幫”之後，華國鋒最早提到“改革”，是1977年5月公開發表的一篇文章。文稱：“在社會主義社會裡，生產力的發展也必然會使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上的不完善的地方暴露出來，喚起人們去加以改革。”

在借鑑和學習外國經驗問題上，華國鋒不是一個保守的領導人。1975年他任國務院副總理分管科技工作時，就曾感嘆“科技人員不敢看外國書，思想有顧慮”。1977年初，項南（時任第一機械工業部黨的核心小組成員兼農機局局長）向他匯報考察美國農業機械化的情況。項南一邊匯報，一邊放映拍攝的紀錄片，華對美國農業生產的發達和農業機械化的先進程度感到驚詫。一個人種1600多畝地、一年生產150萬斤糧食的事實尤其給他留下深刻印象。

華國鋒認為：“我們搞四個現代化，要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時學習外國的先進經驗。要學習外國，就得出去考察了解……出去考察一下，看來很需要，可以解放思想，看看國外有什麼好東西，看看資本主義的弱點，聯繫自己作為借鑑。”

1977年7月16日，十屆三中全會開幕。17日，國家計委向國務院提出今後8年引進新技術和成套設備的規劃，除抓緊完成“四十三億”引進項目外，再進口一批成套設備，共需65億美元。中央政治局原則批准了這個規劃。華國鋒說：決心下定了，要干，出點毛病難免，但要出得少點，搞得好點，精心籌劃，現在原則批准，要抓緊科學技術。

華在視察中、在題詞中，反覆強調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還帶頭就經濟建設問題頻頻接見外賓。如1977年4月2日下午，會見了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長土光敏夫和以他為團長的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訪華代表團全體成員和隨行人員。

華國鋒接見日本客人與寶鋼建設有關。因為寶鋼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引進的最大一個項目，他很重視。

1977年9月16日至10月14日，冶金部副部長葉志強率團去日本考察一個月，發現經過十年“文革”，中國冶金技術水平和日本的差距不是縮小而是拉大了，至少差20年。1977年11月9日，冶金部向政治局匯報鋼鐵工業長遠規劃：今後3年在上海搶建一個現代化的、年產500萬噸生鐵的大型煉鋼基地，全套設備從國外引進。1978年3月11日，華國鋒批發國務院同意了這個報告，決定從日本引進成套設備，在上海寶山新建鋼鐵廠。建設規模為年產鋼、鐵各600萬噸，整個工程投資為214億元，其中，外匯48億美元，折合人民幣144億元，國內投資70億元。

1978年2月25日至3月5日，在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華國鋒作《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新時期的總任務，是在20世紀末把我國建設成為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3月13日，華國鋒在國務院會議上說：應該看到，我國科學技術落後，科學技術要搞上去，引進外國的先進技術，學習外國的好經驗，非常重要。從我們自己現在的基礎上，慢慢走，也可以，但把外國的東西拿進來，再研究發展，就來得快。現在提出的這個規劃很重要，要先把今年60億美元的引進方案定下來。可以利用銀行的外匯存款，這個方針已經定了。這是正常的銀行業務來往，既然人家存了款，為什麼不能用呢？

4月19日，政治局聽取國家計委等五個部門關於《今後八年發展對外貿易、增加外匯收入的規劃要點》的匯報。《規劃要點》提出了到1985年累計外匯收入1050億美元，其中引進新技術和進口成套設各200億美元（用國家貿易外匯支付150億美元，利用銀行外匯存款50億美元）。華國鋒說：西德（即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日本戰敗後，10多年就上去了，要研究他們的經驗。

7月11日，在國務院務虛會上，聽取國家計委副主任李人俊關於擴大新技術引進的初步設想後，華國鋒進一步提出：“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辦法再多一點，步子再快一點。”

基於這樣的思想，1978年3月起國務院派出四個考察團到海外考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

3月9日到4月10日，以中聯部副部長李一氓為團長、社科院副院長于光遠和中聯部副部長喬石為副團長的中共黨的工作者代表團對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進行了為期三周的考察訪問，重點是南斯拉夫。3月28日到4月22日，以上海市委書記、國家計委副主任林乎加為團長的“中國經濟代表團”到日本考察。4月10日到5月6日，段云為組長、房維中為副組長的計委、外貿部“港澳經濟貿易考察組”赴港澳考察。5月2日到6月6日，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率領的“中國政府經濟代表團”赴西歐五國法國、西德、瑞士、比利時、丹麥考察。

這四個代表團為改革開放起到偵察兵的作用。

段雲率考察組赴港澳考察回京後，大體理出幾條建議：設想將寶安、珠海建設成兩個出口基地，變成生產基地、加工基地，來料加工、來件裝配、來樣訂貨、補償貿易；建設一支競爭加強的遠洋船隊；建一個集裝箱碼頭；發展旅遊業。如何落實？提出在寶安和珠海劃出一塊地方，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簡政放權，給地方一點權力，財政支持，稅收政策調整一下，進出放寬限制，吃點偏飯，爭取3年至5年形成具有相當規模的對外生產基地、加工基地和旅遊業。儘快把經濟搞上去，為全國做個榜樣，把整個國民經濟搞上去。

段雲等起草了計委文件《港澳經濟考察報告》。 段雲等的報告應是特區建設的發端，是1978年，不是1979年。余秋里當天簽發。5月31日呈報黨中央、國務院。

接到港澳經濟考察報告後，華國鋒高度重視，先後於6月1日、3日，和國務院領導一起聽取了段雲等人的匯報。同意段雲和廣東省委提出的搞農副產品出口基地，主要出口中國香港、澳門和日本。

1978年8月14日至9月1日，華國鋒對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和伊朗進行了訪問。這是繼毛1957年訪問蘇聯後，中共最高領導人的第一次出國訪問，將出國考察、開放推向高潮。1978年有12位副總理、副委員長以上領導人先後20次訪問了51個國家。據當時的國務院港澳辦公室統計，僅從1978年1月至11月底，經香港出國和赴港考察的人員就達529批，共3213人，其中專程赴港考察的有112批，共824人。

關於改革開放起源的歷史敘述，很少提到華國鋒，似乎華與改革開放無緣甚至是對立的。其實這是一個誤解。

有些歷史問題，要隔一段時間再看，可能更清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