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青年時只能當共產黨，一九五七年只能當右派，晚年只能當自由主義者。”

                    --李慎之

李慎之（1923.8.15-2003.4.22）是中國著名的體制內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在燕京大學求學時便參與組織反獨裁、爭民主的學生運動，畢業後加入新華日報，後長期在新華社國際部工作，多次作為周恩來的隨行人員參加重大國際會議和外交出訪活動。1957年，他因為倡導"大民主"被"欽定"為右派。改革開放後，他先後陪同鄧⼩平、趙紫陽訪美，並受命創辦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任第一任所長。1989年，李慎之因同情學生運動再次被批，次年被免去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職務，開始提筆著述。2003年去世。

李慎之先生值得紀念，原因不僅僅是他幾起幾伏的為官經歷，更重要的是他離職之後奮筆疾書寫出的幾十篇文章。 李慎之是一位深受中國傳統文化薰陶、極度渴望精神自由的現代知識分⼦。在生命的最後十幾年間，李慎之厚積薄發，提筆作槍，為自由正名、為民主搖旗、為啟蒙吶喊，書寫了他一生最為燦爛光輝的一頁。

本文節選自壹嘉新書《李慎之自述與文章集萃》。自述部分系由李慎之檔案中的自傳、檢討，以及他⼈根據李慎之的自述整理而成。文章集萃部分或者源自李慎之本⼈寫的文章和書信，或者源自他人對李慎之採訪的文字記錄。因此，本書可以說是李慎之的人生自述和精神自傳。

一，我編“內參”

後來的新華社有國際部與參編部兩個部門，但是歷史上兩者有過分合，五十年代中期是合的時期。收集所謂外國資產階級新聞的選報、翻譯、編輯的工作全在我個人的分工範圍之內。為了執行喬木同志要把新華社辦成“消息總匯”的方針，為了要追求時效，從二十大開始，我自己下的命令，規定參考資料一天要出三本，上午版三十二頁，中午版二十四頁，晚上版二十四頁（有時三十二頁），而且要求一定得在早上八點、中午十一點、晚上七點送到中南海的辦公桌上。實際上送到我的桌子倒是真的，我不了解中央同志們，兩點鐘根本沒人看，要到晚上才看。這樣“一日三參”，八十塊十六開的版面，儘管是老五號字，大致算起來每天也有十幾萬字，數量是很大的。我當然做不到字字過目，但是大部分內容，尤其是重要的內容是必須知道的。

那時新華社還有一個任務很忙，到五一節就趕快打電話、打電報給莫斯科，“掛像怎麼掛？斯大林還有沒有？”反映過來，“有，很少。主要是列寧的”。這些毛都非常注意。這個不上《大參考》，上《內參》。

我還有任務，要搜羅全國、全世界各方面的意見。毛主席要求各國共產黨的總書記或者黨報或者中央的正式意見反映，就是《批判斯大林文集》。外交部有個會，張聞天主持，就外交部幾個司長以及我們新華社跟廣播電台，我是每禮拜都去，姚溱¹也擠進去。他知道有這個任務，就去跟陸定一請纓，由他和我合編，因為材料都在我那兒。合編可以得到一點稿費，我認為這幾千塊錢稿費是大家翻譯的，我不過編一編，我有什麼資格拿這個錢呢。而且編的條例都是毛主席規定的。所以我以我同姚溱的名義請了兩桌譚家菜，那個很貴，最高標準280元，請吳冷西等人吃了一頓，我生平第一次吃譚家菜，唯一的一次。剩餘的還有2000多塊錢，全部交給參編部的小金庫。陳適五就講：“你們今天都是吃的斯大林。”

吳冷西差不多每天要去毛主席那兒開會。他進宮以前總要找我問一問，了解最新情況。我也就有了一個特殊的權利，他要把中央討論的情況，特別是毛主席所講的，在我聽來是聞所未聞的話向我吹風，以作為我們搜集材料的指導。當時我被認為是消息特別靈通的人士，不是一般人吶，喬冠華見我面，[都]問我：“老李，有什麼消息？”

 【1】姚溱（1921年3月20日～1966年7月23日），曾用名姚靜，化名姚澄波，江蘇南通人。曾任新華社華中二分社社長、華中總分社副編輯主任。1949年後歷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宣傳部副科長，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處長、副部長，中共中央宣傳部處長、副部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文革開始不久，遭到誣陷和迫害，含冤去世。

二，波匈事件後

在一九五六年秋天波匈事件鬧得不可開交以後，毛主席專門派他的秘書林克同志到新華社，向王飛和我這兩個當時接觸有關情況最多的人徵求意見。林克本人自一九四九年北京解放時起就一直在我手下工作，一九五四年秋天在《參考消息》選報組組長任上被調到毛主席身邊工作，幫助毛主席看一天十幾萬字的參考資料，（按：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後，《參考消息》由刊物型的十六開八版改為報紙型。另辦刊物型的《參考資料》，版面無一定限制。）所以毛主席派他來徵求我們的意見是最自然不過的事情。

當時正是蘇共二十大開過半年以後，赫魯曉夫在大會上作了揭露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在全世界特別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引起了強烈的震動，其衝擊波不斷擴大，直到在波蘭與匈牙利出現亂局，蘇共和中共對如何處理局勢也發生了意見分歧。我自己在鋪天蓋地的外國新聞報道日日夜夜的衝擊下，也是憂心忡忡，到了寢不安眠，食不甘味的程度。我認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暴露出來的問題太嚴重了，希望只能寄托在取得勝利才七年而且領導着新中國各項建設事業蒸蒸日上的中國共產黨身上，寄托在為全世界革命人民眾望所歸、一貫提倡集體領導與群眾路線，而且素有寬容與開明之稱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身上，希望由他在中國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建立一個民主與寬容的範例。

整個一九五六年，是在人們心目中越來越寬鬆的一年。高饒事件與先是反胡風集團的鬥爭，後來又擴大為肅反的運動都隨着一九五五年過去了；也就是毛主席後來說的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已經過去了。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已經基本完成。這一年開頭就是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接受私營工商改造完成的喜報，然後又是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知識分子皆大歡喜，一心想着向科學進軍了。三月份的蘇共二十大推倒了斯大林，在許多人心目中也去除了不少思想上的壓力。接着就是四月份毛主席發表有很多新思想的《論十大關係》。五月份，陸定一同志又根據毛主席的思想發表了在社會主義陣營從來沒有提出過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進一步使更多的人心情舒暢、思想活潑，我在這樣的大潮激盪下思想也越來越轉向尋求所謂的社會主義民主。

三，會錯意、表錯情：“大民主”的提出

因此當毛主席看到波匈大亂而派林克到新華社來向王飛和我徵求意見的時候，我們就大談蘇聯東歐出問題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沒有在革命勝利後建立起一個民主的制度。冷西同志向我說過，“毛主席說我們現在還是在訓政時期”；我就說“請毛主席除了經濟建設的五年計劃之外，還要制定一個還政於民的五年計劃”。冷西還向我說過“毛主席說我們現在實行的是愚民政策”；我就向林克說“我們也要開放新聞自由”；“小學中學都要設立公民課或者憲法課，新中國每一個公民都要清楚自己的權利與義務”。冷西又告訴我“毛主席說我們的問題不止是官僚主義，而且是專制主義”；我就說“我們應當實行大民主”，“應當建立憲法法院”。至於毛主席引用王鳳姐的話：“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更是使我欽佩他老人家胸襟之寬闊，氣魄之宏大。我還因此而明確提出“革命勝利以後就是要搞點改良主義”的主張。

我當時的思想與毛主席要搞“不斷革命”的思想真是南轅北轍，但是當時我這個有選擇性的腦袋卻居然懵懂到自以為是想毛主席之所想、好毛主席之所好的地步。當然，促使我這樣想的原因也還有別的刺激源，例如，那時我每星期都要到外交部去參加一次張聞天同志主持的匯報會。他是我最崇敬的我黨元老之一，那時還是政治局委員，至少能參加政治局會議。還記得他有一次講過：“毛主席說馬克思主義大家都可以發展一點，不要只靠他毛澤東一個人發展嘛。”就是這些話當時竟使我狂妄到了以為自己在毛主席面前沒有什麼不可以想，也沒有什麼不可以講的地步。

向毛主席提意見的是王飛同志和我兩個人，王飛為人遠遠比我謹慎。在林克來電話說要找我們以後，他還特意先同我一起向冷西作了一次匯報（這在我本來是認為並無必要的）。吳冷西沒有任何反應。談話開始以後，雖然我們對彼此的意見都是互相支持的，但是話還是我講得最多。“大民主和小民主”的話就是我講得忘乎所以時的臨時發明。（我這樣說不是要維護我的版權，而是不敢逃避我的責任。）但是我確實沒有說過“小民主不過癮要搞大民主”這樣的話，我的原話是說“我們的大民主太少，小民主太多”，而且我還對這兩個詞兒根據當時的時代背景作了解釋。一方面，我感到雖然當時的政治大體上可稱清明，社會也可算安定，卻又痛感人民群眾沒有多少議政參政的權利，認為這都是跟蘇聯模式學習的結果，蘇聯既然出了問題，中國也必須改弦更張，實行大民主，即人民對國家大政方針有討論的權利與自由，以免重蹈蘇聯的覆轍；另一方面，當時正是建國七年後第一次大規模的調資定級工作剛過，那次調資的過程中，我一方面堅決反對領導上對我個人提級；另一方面又對幾乎天天都有人到我的辦公室，甚至到我家裡來訴苦的現象十分反感。來的人無例外地都是說自己什麼什麼時候參加工作，現在的級別是多少多少，別的什麼什麼人跟他同時或者比他還晚參加工作，而現在的級別又是多少多少。我以為一個人自己到上級面前伸手要求提級是豈有此理的事情，而且這樣一鬧的結果，幾乎人人都覺得自己受了委屈。一次調整，半年不得太平。此外，如分房子，調工作……一概都是如此，更不用說上班遲到早退，辦公拖拖拉拉了。我雖然幾乎沒有在舊社會工作的經驗，卻硬是斷定這是古來未有的荒唐事。我認為這都是共產黨太講人情，不講法治的結果，這就是我所厭惡的小民主。

四，欽定“右派”

我自以為所見甚是，卻不料過不了幾天毛主席就在二中全會上對我不點名地提出了批評。“有幾位司局長一級的知識分子幹部，主張要大民主，說小民主不過癮。他們要搞的‘大民主’就是採用西方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度，學西方的‘議會民主’、‘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那一套。他們這種主張缺乏馬克思主義觀點，缺乏階級觀點，是錯誤的，不過，大民主、小民主的講法很形象化，我們就借用這個話。”據冷西同志會後向我講，毛主席的原話是說：“大民主就是要上大街，是對敵人的。我們不能搞大民主，只能搞小民主，搞小小民主。”這樣，我覺得毛主席完全誤解了我的意思。我雖然想不通，心裡倒並不害怕，甚至沒有委屈感，因為我心目中的毛主席絕不是像斯大林那樣會整人的領袖。另外，冷西還專門找王飛和我傳達：“主席說這兩個同志是好同志，回去不要批評他們。”又說：“這不僅是幾個人的思想問題，而是一個思潮。”我猜想毛主席雖然誤解了我的意思，但是他既然提出這是一個思潮，想必有解決的辦法，我只須靜待就是了。

不過林克大概是聽到了毛主席講話的全部內容的，心裡很有點緊張，又來找我，問我是不是他把我的話傳錯了，頗有歉意。我倒是覺得沒有什麼，只是向他再次聲明，我根本沒有上大街的想法。我的大民主是對小民主而說的，而且正是因為敵人已經被打倒了，我們才可以搞大民主。他聽了我的話去又向毛主席解釋了一遍，主席說“他們主張的議會民主、新聞自由實際上與上大街沒有什麼不同”。這樣，家就住在新華社大院裡的林克又回來向我傳達了一遍，我雖然百思不得其解，但是還是並不在意。

過不了幾天，我就隨周總理出訪亞歐十一國去了。後來總理跟陳毅訪問十六國好像常有人提，其實這兩個價值至少相等，甚至於前者更大。總理跟賀龍訪問十一國。我們還是老班子。從越南開始，然後柬埔寨，然後緬甸，然後印度，等等。

出訪中途回京的時候，王飛還跟我講：“你走了以後，林克又來傳達主席的指示，要我們同他一起讀蘇聯編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被我婉拒了。”我當時還不理解，以為能同毛主席這樣的天才理論家一起讀書是莫大的榮幸，一定可以得益匪淺，結果未能如願，頗有惋惜之意。但是王飛對我說“已經犯了錯誤。挨了批評了，不要再惹事了。”我是末代延安人，沒有經歷過整風、審幹、搶救這樣一些運動，政治上是極其幼稚的，聽了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以後，心頭越來越熱，尤其是毛主席公開號召“共產黨員頭上要長犄角”，“要敢唱對台戲”更是使我心潮澎湃，以為毛主席要帶領我們走一條全新的通向共產主義的道路了，因此還是不改故態，放言無忌，終於被劃為右派分子。王飛則從此謹言慎行，只是最後還是不免受我之累，受到降級處分，丟掉了新華社編委委員（即黨組成員）兼國際部主任的烏紗帽。他雖然從不怨我，我卻是感到永遠愧對老友的。

五，“最後一次跟黨一致”

凡是右派都是背後先做結論，當面，頭一天這樣開始，說：“我們最近發現李慎之有些言論很不尋常，我們大家來給他辯論辯論。”

總理我不敢找，但我敢找吳冷西。他跟我講：“你當年爭取民主，是向國民黨爭，現在你怎麼向共產黨爭取民主。”當時我真是眼淚往下滾。一般他還能聽我說，我說完了他就說：現在我要去中央開會，你有什麼問題找穆之談。朱穆之跟我的交情不夠，我找吳冷西也可以說是百無聊賴，滿腔冤屈無處申訴。還有一條：恐懼，怕是怕得不得了。我這一輩子可以算是紅幹部了吧，一有特別的任務就是李慎之，這一下子掉到十八層地獄。

我在劃右派以前，幹了一件事情。南斯拉夫有德熱拉斯，寫了一本書叫《新階級》，受這本書教育的青年非常多，但他們看的是後來新華社的譯本。台灣的中央社在反右前期全文翻譯出來，一大厚本。我下的命令在《參考資料》全文發表。這是我最後一次作這種決定，幸好沒人提到，要提到的話，這是向黨示威，反黨行動。發完以後，第二天，第三天，李慎之你上場吧！我簡直無臉見父母，父母不在北京無所謂，老婆、子女，前面後面的院子。我每天晚上都在辦公室里，關着燈，到十點過了以後，我才敢回家。

我無法交待清楚我的錯誤言行。忽然發現王飛的抽屜，鎖上留着鑰匙，連忙偷偷拿出來，拿到我的辦公桌上，因為在人家的辦公桌如果被人發現怎麼辦？在我的辦公桌上打開燈一看，原來都是揭發我的材料。王飛後來老年痴呆症，我沒法跟他核對了。可能他有心救我一下。這下我得其所哉，明天要揭發斗我，先說兩句不着邊際的話，慢慢再對上號。“瞧，李慎之態度好的。”本來沒法態度好。王飛那時是國際部主任，是鬥爭我的小組成員之一。他真尷尬極了，他跟我思想根本一樣，但他要揭發我，我對他是絕對原諒。               

王飛請求，甚至可能會說：“我也有點不乾淨，還是請鄧崗主持”。所以由鄧崗來主持批鬥我，鄧崗跟我往日無怨，近日無讎，也無交情。他還可以，前後鬥了一個月。

到給我做結論那天，也就是開除我黨籍那天了，專門有人跟我講，“你一定要自己舉手！”理由很簡單：“你要最後一次表示跟黨一致。”我也知道這邏輯有荒謬性，但是表示一種忠誠吧。

王飛還是領導小組成員時跟我談話，沒別人在場，“老實承認錯誤，你的態度，我們認為還是不錯的。”“再過一次、兩次運動，立功表現（好），還可以入黨嘛。”我有一篇文章里講到：“多少人懷着重新入黨的希望”。

有一點，就是想絕不帶害一個人。第一個受我帶害的王飛，文革中造反派找我寫揭發他的材料，我極力地幫他說話，後來等我平反了以後，我交給王飛看過，那時候他還沒得老年痴呆症。他說“你很不容易的。”第二個典型就是喬冠華，說喬冠華跟你差不多，你應該好好揭發他來立功。動員我的是我們黨委書記，因為外交部來要材料。當時我就說我這個人有點驕傲自大，我只記陶里亞蒂、南尼這些人的這些話，就算把他搪塞過去。其實喬冠華有些話比我還厲害，硬是講到兩黨制。他說兩黨制也有根據，可能是我告訴喬冠華的，內部參考登了一條消息，蘇聯有兩個院士主張搞兩黨制，結果被蘇共開除黨籍。毛主席看到這個了，就在常委會議上講，吳冷西回來傳達的，說“蘇聯為什麼把他們開除呢？要是我啊，我就要專門向他們請教，你這個兩黨制怎麼搞法？”我把這個話告訴喬冠華了，喬冠華可能覺得這話很有道理，就跟我吹了。我覺得這個不可能，所以我沒多說，他倒說了。就這樣傳來傳去。要問我他到底說了沒有，我也不知道。

批判李慎之以前先進行一個練兵運動，叫做反對溫情主義。出牆報，說：“有些人認為李慎之業務不錯，不能這樣看，剝開皮來看是一條毒蛇。”國際部有兩個人，號稱李慎之的金童玉女，是我的重點培養對象。金童你們不知道，玉女就是梁思成的女兒（梁再冰），起來批判說：“李慎之是反動，他怎麼怎麼瞎說。”李慎之忽然身份改了，說“李慎之業務上是強的，政治上不行的。”本來我高明就是政治上，凡是像我那種經歷的都是政治上強的，一變成右派就政治上不行了。

我是要極力用感情壓制自己的理智。我現在只能夠接受，說我是背叛了黨的原則，這一棍子打下來，打死了。我的辦公桌上有個日曆，中幹才有，上面我寫“一錯百錯，直滾下坡；一切維黨，諸法無我。”沒有我說話的餘地。我覺得是捨身飼虎，用一切荒謬理論自我解脫。這就是我的實際過程。我後來對佛經下過點工夫，這過程其實也不長，頂多兩年。我真正內心深處是不服，但上面我不斷地加一層一層地塗料，一個字，要“服”。叫做繳械投降。我有什麼“械”呢？“械”就是你要坦白。好不容易王飛救了我一把，否則我坦白不出來。人家說“李慎之你不要不老實，現在請誰誰誰來揭發。”開頭叫辯論。我還想辯。我有一個衝動，李慎之還有足夠的聰明，當時我記得很多，吳冷西傳達的，毛主席說的什麼，後來一想，我要一說這個，完蛋！那就更逃不了了，人家就說“你污衊”。這一點我沒做。第一不揭毛主席。我是學了所謂資產階級民主、資產階級政治學的。但是我全忘了，自信歸命正宗共產主義了，到蘇共二十大以後又冒起來了，冒起來又要往下壓，完全用忠君、忠孝的思想來置換民主思想。專制主義確實厲害，“天王聖明兮臣罪當誅”我也一再念的。我經常這樣問“毛主席能錯嗎？”只有李慎之錯了，哪能毛主席錯呢？第二“是我領會毛主席的話領會錯了。”我在上大學的時候，也學過一點心理學，知道人的視聽能力是有選擇性的，即所謂selective eyes或selective ears。毛主席當時講的話大概是兩面都有，但是我只聽得進，也只記得住他批評斯大林，批評蘇聯的話，認為蘇聯東歐之所以出問題全是因為沒有實行民主，而是一味強調專政，終致循着（當時世界上唯一與共產黨合作的）意大利社會黨領袖南尼的公式——“一個階級的專政必然走向一黨專政，一黨專政必然走向個人專政（即獨裁）”的結果。

毛選第五卷，毛有的話是留了兩面性的。冷西跟我講的時候也都講到了，但是我只記得對我有利的。極力說服我自己，毛主席不是像我這樣想的。前兩年把毛選第五卷仔細看了，他裡頭還有句永不忘記的話，“毒草可以肥田。”我就是毒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