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看過一部電影，叫《祁連山的回聲》，記得好像是倪萍等主演的。那個悲壯的場景，至今都記憶猶新。

西路軍，在中共黨史上幾乎成了“悲壯”的代名詞。1936年10月，以紅四方面軍為主力的2萬餘人（幾乎是當時紅軍總數的一半）西渡黃河，後被命名為“西路軍”。在150餘天時間裡，這支軍隊在河西走廊血戰到幾乎全軍覆沒，最後僅僅徐向前、李先念等倖存。

這是一段曾經諱莫如深的歷史，多年來爭論不休。在中共軍史中如此重大的事件，到底是誰之過，是毛，還是張？

1.毛及擁毛者的觀點

1937年12月，毛在接見西路軍所剩部分領導人時曾說：“紅西路軍的失敗，主要是張國燾機會主義錯誤的結果。他不執行中央的正確路線，他懼怕國民黨反動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國主義，不經過中央，將隊伍偷偷地調過黃河，企圖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塊地盤稱王稱霸，好向中央鬧獨立。這種錯誤的路線，是註定要失敗的。”這一結論成了未來若干年來的主調。

事實上，當時中共不僅只有“西路軍”。1936年11月8日，中共中央秘密制定了一份《作戰新計劃》。在這份新計劃中，中共中央將紅軍重新部署，分為南路軍、北路軍，分頭突破，其實也就是放棄陝甘，準備東進渡過黃河進入山西，來一次新長征。

與南路軍、北路軍相對應，在《作戰新計劃》裡將渡河部隊稱為西路軍，“西路軍”的名稱由此正式確立。陳昌浩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徐向前為副主席，西路軍下設三個軍：5軍軍長董振堂，政委黃超；9軍軍長孫玉清，政委陳松海；30軍代軍長程世才，政委李先念。

其它路軍雖有耗損，但主力得以保留，唯有西路軍全軍覆滅，張國燾這一四方面軍的長期操盤手，自然難辭其咎。

張國燾的目的是占領甘肅，希望保留紅四軍、紅九軍以對付馬步芳的部隊，因此，他命令紅九軍和紅五軍渡過黃河進入寧夏境內，面對這一既成事實，黨中央不得不認可張國燾的行動，張國燾隨後計劃將紅三十一軍和紅三十三軍也調至黃河以西，意圖在甘肅另立門戶。

張國燾的這一系列行動，表明他意圖在甘肅建立獨立勢力。

張國燾自己不敢說，一些人也只敢說毛澤東沒分享情報， 而不敢說毛澤東指揮他們送死， 因為徐向前陳昌浩只聽張國燾的， 彭德懷的兩次聯合作戰計劃被陰奉陽違，毛澤東確實發過一些建議性電報，基本上被當成廢紙， 徐向前只聽張朱所謂的中央； 還有一段最重要的信息， 張國燾西進逃跑的擋箭牌是莫斯科批准， 哪裡有毛澤東派西路軍去西北送死？

2.張國燾的看法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自然談到了西路軍及其失敗。

他說，西路軍的失敗，對中共以後的發展，和當時的西北局勢，都有相當影響，尤其使我這個四方面軍的領導者大受打擊。中共黨內鬥爭的矛頭，因而就指向我，打得我無法抬頭，同時也暴露了毛澤東氏的鬥爭，有其極為野蠻的成份。

後來西路軍只剩下四百多人，逃往新疆。此外還有一些小股，每股數人和十數人不等，向東渡過黃河，逃到陝北歸隊。如果說一方面軍在二萬五千里長征時只剩一副骨架子，那麼西路軍連背脊骨也被敵人打斷了。

當時我引咎自責，聲言我應負擔西路軍失敗的全部責任。我不願諉過於人，從未指責過別人，只說一切錯誤都直接間接與我有關。我曾要求舉行一次中共中央高級幹部會議，來檢討西路軍事件，但毛澤東等不予理會。因此，中共中央並沒有對這一事件，作出結論，一切批評都不免任意為之。

毛澤東自然不會放鬆攻擊我的機會，因而他自己和他的追隨者，便漫無拘束的亂說一通。總括起來，當時這些批評的言辭大約有三個要點：（一）西進軍事計劃根本就是逃跑主義，至少是帶有逃跑主義色彩；（二）張國燾對四方面軍的領導完全破產，總之是一無是處；（三）西路軍的失敗很為丟臉，蔣氏將更看不起紅軍，在西安事變的今天，將誘發蔣氏的報復和進攻，遺害全黨全軍。

一般同情和支持我的同志們，主要是第四方面軍的幹部，則認為西路軍的失敗，是陳昌浩同志的指揮錯誤，如果張國燾同志也過了黃河，親自策劃指揮，則不會失敗，反會勝利。他們對批評者答辯：（一）西進計劃為莫斯科批准，如何能說是逃跑主義；（二）四方面軍是中共的基幹勁旅，如何能加以毀謗；（三）誘發蔣氏圍剿之說是有意嫁禍於人，轉移目標，將對外轉到對內。甚至有些同志指責毛澤東壟斷軍委會的一切，不供給西路軍所渴望的情報，實在應援不力。還有少數人指責毛氏陰險，幸災樂禍，對四方面軍毫無手足之情。這些指責，在當時雖不敢說有充分證據，可是，是非自在人心。

張國燾稱，朱德肯定地說：西路軍驟然沒有老練指導者就近指示，兵力使用不當，不能集中兵力打擊敵人，而且對騎兵作戰技術不夠熟練，這些才是失敗的主因。

看來張國燾也沒把責任完全推給毛。

3.徐向前的看法

連身邊的工作人員都知道，西路軍問題，一直是徐向前之不去的一個心結。

徐向前在回憶錄里說，西路軍慘遭失敗。“孤軍外線作戰，任務不定，遲疑徘徊，實為兵家大忌。而西路軍的情況，卻恰恰如此。”

4.專家的看法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西路軍軍史研究專家陳鐵健認為，中央軍委的六大錯誤導致西路軍全軍覆滅。

1)西路軍渡過黃河後，奉中央軍委之命，滯留不進20天，貽誤迅速西進的良好戰機。

2)奉中央軍委之命，西路軍停止前進40天，建立永（昌）涼（州）根據地，招致紅九軍古浪戰敗，全軍減至18000人。

3)西路軍再次西進數日後，中央軍委電令西路軍在高台、臨澤集結，待機策應河東，創立根據地，招致紅五軍於高台失敗，軍長董振堂戰死。

4)西路軍在倪家營子血戰半月後，兵力減至10000人，請求突圍東進，卻遭中央軍委嚴令阻絕，要求西路軍就地殲敵自救。對於西路軍的正確意見，中央軍委不僅聽不進去，還施加巨大政治壓力。中央軍委在電報中嚴厲質問：“你們對過去所犯的政治錯誤，究竟有何種程度的認識？有何種程度的自我批評與何種程度的轉變呢？我們認為，你們今後的勝利與對過去政治錯誤的正確認識與徹底轉變是有關係的，你們認為是否如此呢？”面對中央軍委的巨大壓力，對中央軍委的錯誤指令，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陳昌浩不得不服從。

5)西路軍自救突出倪家營子後，情況越來越危急。西路軍總指揮徐向前不斷向中央軍委告急，請求速派援兵。中央軍委卻電令西路軍：“固守50天”，“奮鬥到最後一個人，最後一滴血”。西路軍不得不服從命令，重返倪家營子，苦撐苦熬，被動挨打。

6)西路軍請求中央軍委派兵西援，黃河以東的紅4軍、31軍將士苦等西援兩個多月，中央軍委遲至3月2日才決定組建援西軍，5日由淳化開進，9日止於距西路軍千里之遙的鎮原。13日，徐向前、陳昌浩電告西路軍兵力已不足三團，“子彈幾盡”，“望援西軍火速前進”，中央軍委仍不告知援西軍已止於千里之外。

歷史的真相是：西路軍從渡過黃河，到組成西路軍，到“西路軍”的命名，一直到部隊的進、退、行、止，都是按中央軍委的指示，或向中央軍委請示報告、得到批准後進行的。

在長達150天的苦戰中，張國燾只有兩封電報，且是告誡陳昌浩、徐向前嚴遵中央軍委的指示，不得心存異議，不許重犯過去的錯誤。

5.中共在粉碎四人幫後的做法

1980年12月2日，《徐向前傳》編寫組成員朱玉以“竹郁”這個筆名寫成《“西路軍”疑》一文，在內部刊物上發表。文章就西路軍西渡黃河、建立永（昌）涼（州）根據地、拒絕東返等問題提出疑問。

一個偶然的機會，鄧小平看到朱玉的文章。1981年10月30日，鄧寫了一個批示，要求李先念對此問題做進一步研究。

1981年11月22日，陳雲也跟李先念談起西路軍問題，說：“這個問題不能迴避。西路軍過河是黨中央為執行寧夏戰役計劃而決定的，不能說是張國燾分裂路線的產物。”李先念看到鄧小平的批示後，派他的秘書程振聲去查原始檔案。程振聲先後31次到檔案館，查閱了大量電報原件。

1983年2月，李先念主持起草了《關於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其結論是：

“西路軍執行的任務是中央決定的。西路軍自始至終都在中央軍委領導之下，重要軍事行動也是中央軍委指示或經中央軍委同意的。因此，西路軍的問題同張國燾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軍南下的問題性質不同。西路軍根據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創建根據地和打通蘇聯，不能說是執行張國燾路線。”

李先念先將上述“說明”，連同當時中央的29份電報一起，送陳雲審閱，得到陳雲認可。然後，李先念將“說明”，中央電報的原件，以及陳雲的表態信，送鄧小平審閱。

1983年3月22日，鄧小平批示：“贊成這個《說明》，同意全件存檔。”鄧小平批示後，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圈閱同意了這個《說明》。

當時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共六人，分別是：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陳雲。

也就是說，李先念主持起草的《關於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得到全體十二屆中共政治局常委的認可。

進而言之，西路軍失敗的領導責任主要在中共中央，在中央軍委，在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而不在張國燾，這個結論得到十二屆中共政治局常委的認可。

1991年，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出版，對西路軍問題的陳述，仍沿襲了以前毛澤東的說法。

時任中共全國政協主席李先念看到後非常生氣，他當即給中央黨史工作小組組長楊尚昆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奉命’，‘奉命’，究竟奉誰的命令？幾十年來一直說‘西路軍是奉張國燾之命西渡黃河的’，甚至說‘西路軍是張國燾擅自組成的’，‘西路軍是張國燾錯誤路線的犧牲品’等等……現在中央正式出版的黨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筆法”。李先念質問道，這麼寫，對得起死去的西路軍將士嗎？

收到李先念的信後，有關人員不得不作檢討，已經印刷的書籍全部收回，修改，重印。

我感覺，每種意見都有一定道理，歷史的真相可能真的很複雜。

任何重大歷史事件的評價，都不能脫離當時的政治環境。綜合上述各方觀點，個人覺得張國燾的說法最值得重視，因為他不但是最重要的當事人之一，而且寫書時已遠離政治漩渦多年，除了對毛尚存的不滿與憤恨外，心態已近平和，不擔心別人的打擊報復或不滿。

不知您就這一重大軍史問題有何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