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糧食及吃飯問題始終是中國的頭等大事。這幾日罈子裡關於60幾年前那場大饑荒的人口問題，爆發了激烈的爭論。可見糧食與人口問題是息息相關的。

歷史上，由於糧食的制約，中國的人口始終徘徊在1億上下，較難有大的突破；政府層面，歷年頒布的一號文件，談的都是農村及農業問題；在罈子裡，關於中美的農業問題，各路豪傑爭得面紅耳赤、劍拔弩張。可見，糧食太重要了。

明朝年間，災情不斷，農民的收成不好，整個國家出現了糧食供應嚴重不足的問題。當時的人們食不果腹，有人啃食樹皮，有人攜家眷投河自盡，多地甚至曾出現“人食人”的慘劇。吃不上飯，人民對朝廷的不滿急劇增加，暴動不斷，人民更加民不聊生。原本就沒有過億的人口數量一落千丈，使明朝元氣大傷。

皇帝和各地官員對此卻束手無策，敵人入侵可以打，兵力不足可以補，可天災該如何去抗衡。直到一個遠洋回歸的商人的一次偷盜行為，徹底解決了這個問題。饑荒問題解決後，整個國家元氣大增，一直到清朝，人口增長了三億多。

這個商人就是聖偷 – 陳振龍，一個歷史地位應該不輸，甚至遠超袁隆平的人。

1.陳振龍其人

陳振龍（1573—1619年），生於明代，福建長樂人。他從小飽讀詩書、天資聰穎，加上刻苦努力，不到20歲，就成功地考取了秀才。明朝不同於之前的朝代，對社會的控制極為嚴格，秀才的地位也相對較高。

中了秀才之後，陳振龍又多次參加鄉試，但都沒能成功，於是他果斷放棄了讀書，轉行做起了商人。在古代，商人地位是非常低下的，排在官員、讀書人和農民之後，無論富甲一方還是富可敵國，商人都不能入朝為官、不能參加科舉考試。

直到明朝中後期，隨着商品經濟的蓬勃發展，商人的社會地位才得到明顯的提升。

2.陳振龍的聖偷之旅

由於做生意的緣故，陳振龍經常去海外經商。萬曆年間（1593年），他來到了菲律賓呂宋島，在工作之餘，他經常觀賞那裡的風景。一天，他像往常一樣，沿着小鎮的街道散步，走着走着，目光被街邊的一種植物吸引了，陳振龍發現這種植物生命力頑強，它的塊根產量驚人，味道甘甜，可以食用。這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紅薯。

後來他仔細觀察發現，在菲律賓，幾乎每家每戶都會種植這種植物。不少菲律賓人把這個植物長出的果實作為主食。

從小就經歷過饑荒的陳振龍馬上意識到，這個植物或許能解決家鄉的饑荒問題，心繫祖國的他決定，把這個東西帶回去。

然而事情並沒有他想象的那麼簡單。當時的菲律賓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任何人出入菲律賓都要經過當局的嚴格檢查，而紅薯作為重要的糧食作物，西班牙明令禁止任何人將其攜帶出境，如有違反，懲罰嚴厲，甚至就地處決。當局在每一個出境口都設置了多名檢察人員。

陳振龍的神偷之旅，進行了3次才得以成功。第一次，他把紅薯的藤條藏在箱子中，被發現，藤條被沒收，他也遭到責罰； 第二次，他把紅薯藤條編入藤藍中，又被發現，被打得鼻青臉腫；陳振龍左思右想，後來無意中看到船上的吸水繩和紅薯的藤極為相似，便決定將紅薯的藤纏於麻繩中。西班牙的檢察人員雖然仔細檢查每個出境人員的隨身物品，但並沒有發現陳振龍船上繩子的秘密。

結果有驚無險，在海上航行了七天后，終於農曆五月下旬，將紅薯藤條帶回了國。陳振龍激動地趕到家中，立刻與兒子經倫按照在菲律賓學來的種植方法，將這些藤條種下。果然，四個月後生命力頑強的紅薯藤成功長出了紅薯。

3．紅薯種植方法的推廣

為了紅薯能在家鄉得到更廣泛的種植，陳振龍找到福建巡撫金學曾。金學曾正在為糧食問題發愁，得知此事後，立刻大力推廣。

過了幾個月後，當地農民就種出了拳頭大小的紅薯。金學曾看着這些生熟都能食用的紅薯，被成功地培育出來，終於鬆了一口氣。

之後，紅薯在福建被大量種植，福建人民的飢餓問題得到了根本解決。福建人為了感恩金學曾的推廣，將紅薯命名為“金薯”。陳振龍則被後人稱為“番薯之父”。

再後，陳振龍的孫子陳世元等人將紅薯帶到浙江、河南、山東等地。大力宣揚其耐旱、高產、生命力頑強的優點，呼籲當地農民種植紅薯。

陳世元更是親自教授當地人民培育秧苗的技巧，在田間教人們如何修剪枝條。經過一番努力，到了秋天，多地農民成功種出紅薯。紅薯作為農作物性狀優良，不久，便在全國多地普及，成為與水稻、麥子和玉米等並駕齊驅的重要糧食作物。而且由於它的產量巨大，作用甚至遠遠超過了這些前輩。

饑荒問題解決後，整個國家人氣大增，一直到清朝，人口已增長了三億多。

陳振龍引種紅薯，是中國農業發展史上一件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世紀著名科學史專家何丙郁先生指出：“四百多年來，甘薯對中國山地和瘠地的利用，對雜糧種植的多樣化，起了極深刻的影響。”中國現在紅薯的產量占全世界產量的83%左右，它作為糧食、飼料和工業原料，已日益發揮其重要作用。

清道光十四年（1835年），福州人民為了紀念陳振龍和金學曾大力推廣種植番薯的功績，郡人何則賢在烏石山南側、海濱四先生祠後建“先薯亭”，後廢圯。1957年，人民政府又重修了先薯亭。郭沫若先生在《紀念番薯傳入中國三百七十周年》一文中，高度評價了陳振龍引種番薯的歷史功績。他在《滿江紅》一詞中寫道：

“蔭入藤籃試出航，歸來閩海勤耕植，此功勳，當得比神農，人誰識？”

偷，是一種令人憎恨的不恥行為。然而有一種“偷”，是例外，因為它不是為了個人，是為了國家和民族。陳振龍之舉，不但不可恥，而且是一位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