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延安“抗大”的精彩奇人轶事 |
送交者: 芨芨草 2021年03月28日06:03:15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
聊聊延安“抗大”的精彩奇人轶事 州官放火
开篇前,先说说“抗大”(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的来龙去脉 1931年9月东三省爆发了“918”事变,同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中央苏区成立,主席毛泽东,定都中央苏区瑞金县。同时,苏维埃政府在瑞金县沙洲坝乡大埠村开办了一所“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为了纪念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副领事郝西史(“广州暴动”中被杀),这所大学一度改名为“工农红军郝西史学校”,简称“红大” “红大”首任校长是何长工,彭雪枫继任校长,刘伯承曾代理过校长,李德兼任过顾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给“红大”讲过课。毛要求何长工和彭雪枫把“红大”办成“红埔”军校。 值得一提的,是“红大”的宣传科长兼政治文化教员名叫洪水,虽然出生于越南河内,但後来成为林彪、刘志丹等人在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同学。这位“洪教头”不仅精通汉语,法语和英语也很娴熟,上课嗓门儿洪亮从不用讲稿,绝对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後来成为胡志明的得力助手,这是後话。 当然,刘伯承校长也不简单,从俄文翻译出各种军语和名词,比如,把“杂种旅”改译为“混成旅”、把“黑猩猩战”改译为“游击战”,“伙夫”改为“炊事员”、“马夫”改为“饲养员”,通过红大学员普及到部队,一直沿用到今天。 “红大”能人不少,俱乐部主任赵品三就是一个,比如,红军的新式军装和小八角帽,“一颗红心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就是赵品三的原创。学员王文礼更是个神枪高手,1932年7月“红大”学员在瑞金野外演习,粤系军阀陈济棠的一架飞机突然低空飞来,王文礼用一支法国造的勒贝尔M1886步枪瞄准飞机开了一枪,正好击中飞机的油箱,飞机起火坠毁,飞行员当场死亡。 好,书归正传。 1934年10月,中共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开始“长征”,向西转移至湖南西部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红军大学在长征开始後改称“干部团”。干部团由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干部团辖步兵营、特科营、干部队,共1480余人,随中央纵队(後改称“陕甘支队”)一起行动。次年11月,陕甘支队到达陕北瓦窑堡永平镇,干部团和刘志丹(黄埔四期学员)开办的“陕甘宁红军军事政治学校”合并,成立“西北工农红军学校”。 “西北工农红军学校”成立後的第二年(1936年5月)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人在陕北延长县交口镇开会,毛在会上提出:“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国大局面,则要办个高些的大的红军学校。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会犯罪。”(毛泽东《目前形势与今後战略方针的报告》1936年5月8日) 于是,1936年6月1日,在陕北安定县瓦窑堡一所旧庙堂临时搭起了一座演讲台,毛泽东在台上宣布:“西北抗日红军大学”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毛说,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红大就要继承着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 毛还宣布了任命:林彪担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毛本人兼任政委。第一期学员有刘亚楼、陈光、陈赓、张爱萍、彭雪枫、陈士榘、杨成武、杨得志、谭政、王平、耿飚、苏振华、黄永胜、谭冠三、罗炳辉等等,还有原红军大学炮兵科朝鲜籍教官武亭,越南籍宣传科长洪水,之後从红四方面军的军、师、团三级的军政干部中招收大批学员,例如,李先念、王树声、许世友、王建安、王宏坤、罗舜初等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先後收到了中革军委发出的“红大”入学通知书。 天有不测风云,新“红大”刚刚成立一个月,国民党中央军第86师骑兵团袭击瓦窑堡,学校被迫转移到偏僻小县保安县境内的一个大石窟内,窟内的石洞成了红大新的校舍。同年底(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的东北军让出了延安城。 1937年1月,“红大”从保安县境内的一个大石窟迁到延安城内的学府衙门,同年4月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毛泽东任教委会主席,林彪任校长。 在“抗大”筹备开办第二期前,校长林彪前往延安王家湾村毛泽东的住处汇报和请示工作,林向毛提出,要把1936年6月他在瓦窑堡“红大”时提出的那句口号“团结、紧张、活泼、严肃”,作为“抗大”的校训。毛表示赞同,同时建议把“严肃”和“活泼”换了个位置,改为:“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两年之後(1939年5月26日)毛泽东在为”抗大“成立三周年发表演讲时,正式提出“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1937年初,“抗大”二期向全国公开招生,结果六百多名社会各界人士从天南海北奔赴延安报名入学“抗大”,其中年龄最小的是11岁的绥德小学生白纪年(原陕西省委书记)。二期学员中有59名女生,其中一名新生是来自上海的年轻大肚子孕妇。 校长林彪经毛泽东同意後,决定组建单独的“女生区队”,之後随着女生人数增加到600多人,区队升级为大队——“抗大”第八大队,由原红四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张琴秋任八大队大队长。 到了1938年底,“抗大”的学生人数爆棚,于是贴出告示“抗大停止招生”,延安城内4万居民中干部学生占了3万,再也无法接纳成千上万名外来人口。没有八路军新四军的无介绍信的男青年被遣返,但对女青年例外。仍是一概招收,来者不拒。 值得一提的,是来自米脂的女生刘新民,刚刚年满17岁,入学後改名叫“张梅”。陕北有句俗话“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张梅聪颖美貌,很快引起校长林彪的注意,林校长恳请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董必武做媒,向这个比他小16岁的米脂姑娘求婚,不久二人便在“红大”举办简单的婚礼,张梅成为林彪的第二任妻子。 1937年8月,“抗大”招收了周恩来的养女,朱德在欧洲留学时的铁哥们孙炳文的女儿孙维世。同时招收了上海电影明星马骥良(艺名唐纳)的前妻,女演员蓝苹。不久延安大礼堂上演话剧《血祭上海》,17岁的孙维世饰演剧中的“大小姐”,24岁的蓝苹扮演“二姨太太”,两人初露头角在延安一举成名,也引起毛泽东的关注。 次年(1938年)“抗大”学员蓝苹又在新编京剧《打渔杀家》中扮演女主角萧桂英,看得毛泽东春心荡漾。此时毛妻贺子珍正在苏联“长期养病”,毛决定无视中央政治局的反对,执意要娶江青为妻,让她提前从“抗大”毕业,改名叫“江青”,调到中革军委军委办公室做秘书,照顾毛的生活起居。 “抗大”有个学员不解,写信问毛为何舍弃贺子珍和蓝苹结婚,毛回信:“同贺子珍同志是为了意见不合,同蓝苹同志是为了解决性欲。”(齐世杰:《延安内幕》华严出版社1943年) 再说抗大三期学员孙维世,1939年毕业後随养父周恩来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当时林彪正在苏联养伤,孙维世与“抗大”学姐张梅有些来往,却与老校长林彪发生一段“婚外恋”,更狗血的,是正在莫斯科学习的“抗大”前教育长刘亚楼,虽然娶了中共元老苏兆征的女儿苏丽娃,也和孙维世发生情感纠葛。 林彪表示可为孙维世抛弃张梅,要孙维世与他一同回国,但孙维世经过反复权衡後婉拒林彪。1941年林彪与张梅离婚回国,他曾对孙维世同学发誓“从今非你不要”,但说归说做归做,回到延安後的第二年(1942年)就和张梅的“抗大”学妹叶群了结婚。刘亚楼也在1943年与苏丽娃离婚,但没有等到孙维世,1947年娶了哈尔滨中俄混血女老师翟云英为妻。(林利,《往事琐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万伯翱,《屹立云端的俏白杨孙维世》,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2年)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行下效,“抗大”女生继蓝苹、张梅之後,郝治平嫁给了“抗大”副校长罗瑞卿,傅慧英嫁给学员陈赓,林月琴嫁给学员罗荣桓,浦琼英(卓琳)嫁给邓小平,浦安修嫁给彭德怀,等等。 女生走了“首长路线”待遇就不同了,普通学员吃大灶,每月只有一元边币津贴,队干部吃中灶,每月拿4元津贴,还有2斤白面和1斤鸡蛋,校级干部吃小灶,拿5元津贴。 但也不是每个女生都攀想高枝走“首长路线”,比如,来自哈尔滨的美女学员郭霁云,就直接了当拒绝了刘少奇的求婚。 不过,女生拒婚终于发生了轰动延安的“黄克功事件”。时任“抗大”三期六队队长的黄克功,因逼婚未遂、枪杀了不到20岁的女生刘茜,毛泽东只能“挥泪斩马谡”,将这名井冈山嫡系骁将判处死刑。可悲的是,黄克功临行前竟高呼口号“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打倒国民党!”(解放军出版社,《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人物志》1995年) 以上这些大家也许耳熟能详,俺就不多白话了,大家对“抗大”二期的林月琴改嫁的来龙去脉还不太清楚,俺多说几句。 林月琴和张梅是“抗大”二期的同学,1946年7月林月琴陪老公罗荣桓到莫斯科治疗肾病,林彪托林月琴给张梅带了一封信,说他已经和叶群结婚生子,叫张梅另外嫁人,林月琴见到张梅後百感交集„„ 林月琴曾在红四方面军任妇女工兵营营长,认识了比她大7岁的後勤供应部军需处处长吴先恩,两人在长征路上结为夫妻。1936年11月红四方面军在黄河南岸的两万多人改称为“西路军”,时任红9军供给部部长的吴先恩随西路军西征宁夏、甘肃,林月琴入“抗大”二期学习,夫妻二人就此别过。 1937年1月西路军兵败河西走廊,吴先恩逃出了重围撤进祁连山,和延安方面彻底断了联系。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妻子康克清和林月琴是“抗大”二期的同学,也是吴先恩和林月琴婚姻介绍人,她告诉林月琴西路军2万多人已全军覆没,吴先恩很可能也“光荣”了,要林月琴做好“心理准备”。当时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许多高级将领正在延安挨整,23岁的林月琴没了老公更像像塌了天一般„„ 幸好林月琴找到了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的刘桂兰,从刘桂兰的那里听说红军後方政治部主任罗荣桓,17岁那年罗在湖南老家和当地女子颜月娥结婚,生了一个女叫罗玉英,後来离家出走上了井冈山,到如今已经35岁了仍是单身狗。 于是,刘桂兰通过自己的老公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卫处副处长许建国为罗荣桓介绍林月琴,两人一见钟情情投意合,毛泽东听说一方面军的的罗荣桓要娶四方军的林月琴做老婆,也认为这正是团结四方面军的”好事“,表示“要喝上这杯喜酒!” 1937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青年部部长冯文彬做证婚人,林月琴和罗荣桓入了洞房,新婚燕尔如胶似漆,有滋有味„;万万木想到蜜月苦短,两人卿卿我我甜甜蜜蜜还不到一个月,林月琴的原配老公吴先恩阴差阳错死里逃生回到延安! 原来吴先恩在临泽县战斗中被马家军打散,吴先恩带着40余人经过一番血战夺取了马家军马场的40多匹战马,但因没有经过骑兵作战训练,反被马家军骑兵追杀只剩22人逃进的祁连山深处。 1937年6月,吴先恩打扮成乞丐一路要饭,走到了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附近遇到了彭德怀的部队,他被送到了彭德怀的前敌总指挥部,彭立即派人把他送到西安办事处,从西安乘搭运输汽车回到了延安。彭没有告诉吴先恩,他的老婆林月琴已经改嫁别人,但立即向延安毛泽东报告,吴先恩活着回来啦! 吴先恩“死而复生”回到延安後,他的婚姻介绍人康克清第一时间告诉“抗大”同学林月琴,同时也告诉了自己的老公朱德。朱去见毛泽东,说他在张国焘左路军发现吴是个好干部,当初过草地时坚决和一方面军站在一起,应该多关照他,需要什么就给什么。 然鹅,吴先恩最需要的爱妻林月琴却被人抱走了!一时间引发了在红四方面军将领的愤愤不平„„ 罗林的婚姻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可能造成政治问题,红四方面军本来就和中央关系紧张,并不好就会火上加油加深分裂,西路军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九死一生,好不容易从死人堆中爬了回来,没想到鸠占鹊巢,老婆被别人抱走了,这对很多传统观念浓厚的四方面将领来说,这是非常严重的羞辱。 因此,毛泽东决定亲自出马干预,解铃还须系铃人,他把林月琴请到自己的窑洞里,做她的“思想工作”,让她和吴先恩交个底:自己和罗荣桓婚後生活很幸福,尽量让吴先恩主动和她解除婚姻,口说无凭立字为据。 林月琴见到吴先恩後,两人抱头唏嘘一番。虽说大难不死,但也未必就有後福。其实原红四方军总政治部主任、“抗大”女生第八大队队长张琴秋已和林月琴谈过利弊得失,告诉她罗荣桓已被任命为八路军115师政训处主任(政治部主任),和林彪一样,同是毛泽东的嫡系亲信爱将;而此时此刻的败将吴先恩,和如日中天的罗主任相比,其地位不说天壤之别,也是云泥之差!如果硬要从罗荣桓的怀抱里把林月琴要回来,今後指定不会有啥好果子吃! 识时务者为俊杰,吴先恩只能泪流满面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下,经过反复权衡後,决定按毛的意思做,给林月琴写一份离婚书,书中特地注明“永不反悔”,让毛泽东和罗荣桓放心。 事情搞掂两个月後(1937年8月)罗荣桓出任八路军115师政训处主任(政治部主任),之後率115师686团开赴前线。 吴先恩後来和沙坚结婚,再没给林月琴和罗荣桓添麻烦。1955年罗荣桓任总政治部主任兼任总干部部长,负责主持上将以下,少将以上的军衔评定,吴先恩被授予中将军衔,林月琴授大校军衔。罗荣桓61岁就去世了,吴先恩却活到了80岁,而林月琴享年90岁,不知两人能否在天堂再相聚再重圆。 1938年“抗大”的学生人数爆满,于是乎西安城的电线杆子贴出了”抗大停止招生”布告。据原“抗大”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回忆,当时有几个西安的女学生想去延安入抗大,苦于没有门路,正好有个叫吉司恭冒充“抗大”政治部主任来西安招生,女学生彷彿看到救星拉住他不放,结果被这个色狼哄骗奸污„“政治部主任”占了几个女学生的便宜後撒丫子跑得不见踪影。 其实从1937年“抗大”开办第三期,学员人数已达到1372名,其中616人来自红四方面军和“西路军”残部,包括王树声、李先念、许世友、王建安、王宏坤、曾传六、曹祥仁、丁国钰、罗舜初、李寿轩等军师以上干部。 一年前(1936年9月)红15军团骑兵团团长韦杰奉命来到宁夏同心县王家团庄,军团长徐海东要他带领骑兵团火速攻占甘肃会宁,迎接二、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 10月2日凌晨韦杰的骑兵团顺利攻占会宁,随後红15军团73师进驻会宁城,红1军团1师进驻会宁郊外的青江驿。 5天後(10月7日)红四方面军第4军军长王宏坤带领两个团进入会宁县城与15军团73师会师,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10师在青江驿与红1军团1师会师。 一个月後(11月10日),中革军委电令西渡黄河的红四方面军总部组成“西路军”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率领三个军:5、9、30军和骑兵师西征宁夏、甘西,打通与苏联的联络通道。 “西路军”全军计21800人,作战部队13000余人,其余为机关和後勤人员。西路军在三无(无援兵、无粮草,无弹药)的困境下全军覆灭,总指挥徐向前化装成乞丐辗转返回延安,总政委陈昌浩带了10多个金戒指只身逃回老家湖北汉阳,一年後回到延安。30军政委李先念带领700余残兵翻越祁连山抵达新疆,第二年(1937年)返回延安。 1937年8月“抗大”第三期开学後,西路军残部将领王树声、李先念、许世友、王建安、王宏坤、曾传六、曹祥仁、丁国钰、罗舜初、李寿轩等人成为三期学员。 原红四方面军主席,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张国焘兼任“抗大”政治经济学讲师,红四方面军、西路军政委陈昌浩从老家湖北回到延安後,也到“抗大”当了老师,讲授“近代世界革命史”。 对于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来说,“抗大”第三期还有一项重要政治课程:学习毛泽东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批判“张国焘路线”。 啥叫“张国焘路线”,毛给出的定义是:“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张国焘是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後的破产。” 落毛的凤凰不如鸡,张国焘从此如坐针毡日子忒难过,会上挨批不说,会下分分钟受辱,例如,有一次边区小学组织小学生在街头演戏,毛泽东中共领导人正好路过,看到张国焘大儿子张海威在戏中扮演“坏蛋”,毛笑着说,张国焘的儿子演坏蛋正合适。张国焘怼了毛一句,你毛泽东什么东西,你无耻。一时局面相当紧张,刘少奇突然横眉竖眼声色俱厉,指着张国焘说,你张国焘什么东西,你张国焘才是无耻。张国焘一看毛的身边个个正颜厉色,知道自己实力悬殊太大寡不敌众,只得拉着儿子拂袖而去。 更让张国焘难忍的,是被自己曾经的亲信手下翻脸不认人。例如,在一次与三期学员“面对面”的检讨会上,张国焘正在为自己辩解,突然从台下上一个学员,脱下布鞋,朝张国焘劈头盖脸地打去。全场立时震惊了。 张老师定眼一看,该学员竟是自己在红四方面军时的一名亲信,警卫团政委钱运彬,後任红四方面军第4军司令部侦察科科长,改名钱钧。钱钧和许世友是同在少林寺当过和尚,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1960年代任南京军区副司令。 钱均在红四方面军从来没挨过整,张国焘疯搞肃反时也没动过他一根毫毛,因此和张主席于公于私皆无宿恨。再说一个在少林寺学过武功的出手打人,习惯上是不会鞋子脱下来当家伙使的,因为这是老娘们的泼妇动作,练家子只会呲之以鼻。这个你如果不相信,可以去问金庸大师。 钱钧为啥要这样高调登场作秀?因为当时“抗大”教委会主席毛泽东正好坐在台下“听课”,看热闹不嫌事大,毛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了。 事後,毛泽东亲自到张国焘住处,向张老师赔礼道歉。张余怒未息,说怎么说自己还是边区政府主席、抗大老师,学员怎么可从打人。 毛说,打人者可是你们四方面军的。你的检讨不过关,大家都着急,你该有个态度才行。诚如你所说的,要检讨政治路线才对。不然,这样下去,对全党上下都不利„ 两人长谈了多时,张国焘有所触动。几天後,他给中央政治局写下了检讨承认:“我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实际上是为了争夺红军的最高指挥权。”(钱钧《钱钧回忆录》1988年) 无独有偶,30年後的文革中,时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在批斗彭德怀大会上,公然扇彭总一记耳光,又拳脚相加,这是後话。 学员钱钧翻脸不认人,公然出手殴打老师老领导,引起了台下其他学员的义愤,其中情绪激烈的有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詹才芳等人,尤其是许世友也跳到台上,学员大队长陈赓想拦没拦住。许同学喊道,张主席有功劳,不然红四方面军怎会有八万人马呢?你们不能没了良心! 当时的许童鞋毕竟城府不深,比他师弟钱钧差远啦!没看出这一鞋一拳喜剧幕後的那位导演是谁。其实这出戏明明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没有这几鞋子打脸,毛就不会登门道歉,张就不会和毛长谈多时,几天後也不会给中央政治局写下了检讨。脱下鞋来扇一位中央领导人的脸?没有在背後撑腰谁的胆儿有辣么肥! 钱均後来也对人说,“有武功的人,与不会武术的人是不一样的,有时你出手时并不想伤人,但往往事与愿违,一出手就误伤了人。过去,有时因对敌斗争的需要,我曾毫不留情地利用过功法,而在同志中间,有人邀我试拳、交手、掰腕子等等,在多数情况下,我都是装“矮人”,甘拜下风,轻易不开手。当然有时候不使大家扫兴,或者兴之所至,也偶尔露一手。”(刘继兴《刘继兴读史》2012年) 据原红四方面军4军政治部主任洪学智回忆,在“抗大”批判会上,谁要为张国焘说句公道话,谁就是“张国焘的人”然後被扣上“张国焘的应声虫、被张国焘收买的走狗、反抗中央的土匪、军阀、托派”等等大帽子,但像钱钧这样的见风使舵反戈一击的投机分子,当然可以顺利过关。 然鹅,像许同学这样的“刺头”必然被整得灰溜溜抬不起头来,尤其听到传言,说中央要枪毙周纯全、何畏,他顿时感到如果万一哪天自己也被枪决,实在忒憋屈冤枉啦! 他突然想到红四方面军长征後,留在川陕打游击的巴山游击队司令刘子才手下有一万多人,许多是自己的老部下,何不去四川找刘子才,打土豪分田地哪儿不是一吊样! 于是他串通了学员王建安、陈再道、詹才芳等11名军师级干部,20多名团级干部,定好了时间和路线,准备脱离“抗大”去巴山游击队入伙。 不料他的老搭档老伙计,原红四方面军4军政委王建安突然变卦,说肚子疼走不走了,许世友明白王建安借口临阵脱逃,要绑了他带走。王借上茅房为由跑到学员大队部,向值班的党总支委员,原红四方面军9军政治部主任谢富治汇报实情。为了获得中央信任好机会,谢富治立即向校长林彪报告,林又迅速报告毛泽东。毛指示:立即把许世友抓起来,同时秘密抓捕所有人,不能让一人跑掉。 林彪知道许世友会武功,给“抗大”保卫处处长周礼富下命令,要让在特别警卫队选派8名训练有素的精干队员立即抓捕许世友。当天(4月4日)下午4点左右,特卫队队长严大芳带着8名队员来到许世友的学员宿舍,许世友想跳房逃跑未遂,被特卫队用粗麻绳捆绑带走,另外30多同伙包括告密者王建安全部束手就擒,被特卫队押送边区保卫局监狱。 许同学被抓後,校长林彪主张枪毙他杀一儆百,很多人也喊着要枪毙许世友这个“叛徒”,案件最後交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审理。董必武和王建安、陈再道、詹才芳等11名军师级干部,20多名团级干部谈话後,认为“许世友反革命集团”并非一个有组织的“反革命”领导暴动,所有打算脱队人员都是自愿,没人指使和操纵,同张国焘、何畏、周纯全没一毛线关系。 许世友同学是策划逃跑的始作俑者,但他的错误要与“张国焘路线”区别开来,与他的功劳和贡献区别开来。于是,边区最高法院判许世友一年半的有期徒刑,其余人分别判了一年或者几个月,学员王建安举报有功免于处分。 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宣布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西北红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 八路军成立後选派得力的干部是个关键要素,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和总部特务团,除了红一、二方面军和西北红军的干部外,更需要人数众多经验丰富骁勇善战的红四方面军的将领,虽然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担任了129师副师长,但如何让红四方面军的将领丢掉思想包袱死心塌地跟“中央”走,是个至关重要的大问题。 毛泽东决定先让学员大队长陈赓去边区监狱探望许同学,还给他带了一条名牌香烟,再让许世友的老上级徐向前去做他的“思想工作”,最後毛亲自出马来到狱中安抚许世友,答应撤销对他的刑事处分,仍回抗大继续学习。 1937年8月许世友被释放,和他一起计划逃跑的人也被提前释放,全部回到抗大继续学习。 次年1月,毛泽东批准撤销了对许世友的党内处分,给他恢复了党籍,任命他为八路军第129师386旅副旅长,旅长是他的上级,抗大学员大队长陈赓。 1940年9月许世友调任山东纵队第三旅旅长,他的抗大同学王建安在鲁中军区当司令,在山东军区一起开会时,两人不理不睬如同陌路,直到1948年国共内战济南战役,才握手重归于好。 1980年7月25日,王建安去世前交代妻子牛玉清,骨灰埋在湖北红安老家,因此没人知道他去世的消息,也没人前来追悼。五年後(1985年)许世友去世,经邓小平特批土葬在河南信阳新县田铺乡许家洼其母亲坟墓旁,前来祭拜的络绎不绝,墓地前茅台酒瓶堆成了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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