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延安“抗大”的精彩奇人軼事

州官放火

開篇前，先說說“抗大”（中國抗日軍政大學）的來龍去脈

1931年9月東三省爆發了“918”事變，同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江西中央蘇區成立，主席毛澤東，定都中央蘇區瑞金縣。同時，蘇維埃政府在瑞金縣沙洲壩鄉大埠村開辦了一所“中國工農紅軍大學”，為了紀念蘇聯駐廣州領事館副領事郝西史（“廣州暴動”中被殺），這所大學一度改名為“工農紅軍郝西史學校”，簡稱“紅大”

“紅大”首任校長是何長工，彭雪楓繼任校長，劉伯承曾代理過校長，李德兼任過顧問。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都給“紅大”講過課。毛要求何長工和彭雪楓把“紅大”辦成“紅埔”軍校。

值得一提的，是“紅大”的宣傳科長兼政治文化教員名叫洪水，雖然出生于越南河內，但後來成為林彪、劉志丹等人在黃埔軍校第四期的同學。這位“洪教頭”不僅精通漢語，法語和英語也很嫻熟，上課嗓門兒洪亮從不用講稿，絕對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後來成為胡志明的得力助手，這是後話。

當然，劉伯承校長也不簡單，從俄文翻譯出各種軍語和名詞，比如，把“雜種旅”改譯為“混成旅”、把“黑猩猩戰”改譯為“游擊戰”,“伙夫”改為“炊事員”、“馬夫”改為“飼養員”，通過紅大學員普及到部隊，一直沿用到今天。

“紅大”能人不少，俱樂部主任趙品三就是一個，比如，紅軍的新式軍裝和小八角帽，“一顆紅心頭上戴，革命紅旗掛兩邊”就是趙品三的原創。學員王文禮更是個神槍高手，1932年7月“紅大”學員在瑞金野外演習，粵系軍閥陳濟棠的一架飛機突然低空飛來，王文禮用一支法國造的勒貝爾M1886步槍瞄準飛機開了一槍，正好擊中飛機的油箱，飛機起火墜毀，飛行員當場死亡。

好，書歸正傳。

1934年10月，中共決定放棄中央蘇區開始“長征”，向西轉移至湖南西部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紅軍大學在長征開始後改稱“幹部團”。幹部團由陳賡任團長，宋任窮任政委，幹部團轄步兵營、特科營、幹部隊，共1480餘人，隨中央縱隊（後改稱“陝甘支隊”）一起行動。次年11月，陝甘支隊到達陝北瓦窯堡永平鎮，幹部團和劉志丹（黃埔四期學員）開辦的“陝甘寧紅軍軍事政治學校”合併，成立“西北工農紅軍學校”。

“西北工農紅軍學校”成立後的第二年（1936年5月）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等人在陝北延長縣交口鎮開會，毛在會上提出：“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國大局面，則要辦個高些的大的紅軍學校。沒有大批幹部是不行的，現在不解決這個問題，將會犯罪。”（毛澤東《目前形勢與今後戰略方針的報告》1936年5月8日）

於是，1936年6月1日，在陝北安定縣瓦窯堡一所舊廟堂臨時搭起了一座演講台，毛澤東在台上宣布：“西北抗日紅軍大學”正式更名為“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毛說，第一次大革命時有一個黃埔，紅大就要繼承着黃埔的精神，要完成黃埔未完成的任務，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為主導的力量。

毛還宣布了任命：林彪擔任校長、羅瑞卿任教育長，毛本人兼任政委。第一期學員有劉亞樓、陳光、陳賡、張愛萍、彭雪楓、陳士榘、楊成武、楊得志、譚政、王平、耿飈、蘇振華、黃永勝、譚冠三、羅炳輝等等，還有原紅軍大學炮兵科朝鮮籍教官武亭，越南籍宣傳科長洪水，之後從紅四方面軍的軍、師、團三級的軍政幹部中招收大批學員，例如，李先念、王樹聲、許世友、王建安、王宏坤、羅舜初等紅四方面軍高級將領，先後收到了中革軍委發出的“紅大”入學通知書。

天有不測風雲，新“紅大”剛剛成立一個月，國民黨中央軍第86師騎兵團襲擊瓦窯堡，學校被迫轉移到偏僻小縣保安縣境內的一個大石窟內，窟內的石洞成了紅大新的校舍。同年底（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張學良的東北軍讓出了延安城。

1937年1月，“紅大”從保安縣境內的一個大石窟遷到延安城內的學府衙門，同年4月改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簡稱“抗大”。毛澤東任教委會主席，林彪任校長。

在“抗大”籌備開辦第二期前，校長林彪前往延安王家灣村毛澤東的住處匯報和請示工作，林向毛提出，要把1936年6月他在瓦窯堡“紅大”時提出的那句口號“團結、緊張、活潑、嚴肅”，作為“抗大”的校訓。毛表示贊同，同時建議把“嚴肅”和“活潑”換了個位置，改為：“團結、緊張、嚴肅、活潑”。

兩年之後（1939年5月26日）毛澤東在為”抗大“成立三周年發表演講時，正式提出“抗大”的教育方針是：“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團結、緊張、嚴肅、活潑。”

1937年初，“抗大”二期向全國公開招生，結果六百多名社會各界人士從天南海北奔赴延安報名入學“抗大”，其中年齡最小的是11歲的綏德小學生白紀年(原陝西省委書記)。二期學員中有59名女生，其中一名新生是來自上海的年輕大肚子孕婦。

校長林彪經毛澤東同意後，決定組建單獨的“女生區隊”，之後隨着女生人數增加到600多人，區隊升級為大隊——“抗大”第八大隊，由原紅四方面軍的政治部主任張琴秋任八大隊大隊長。

到了1938年底，“抗大”的學生人數爆棚，於是貼出告示“抗大停止招生”，延安城內4萬居民中幹部學生占了3萬，再也無法接納成千上萬名外來人口。沒有八路軍新四軍的無介紹信的男青年被遣返，但對女青年例外。仍是一概招收，來者不拒。

值得一提的，是來自米脂的女生劉新民，剛剛年滿17歲，入學後改名叫“張梅”。陝北有句俗話“米脂的婆姨綏德的漢”，張梅聰穎美貌，很快引起校長林彪的注意，林校長懇請陝甘寧邊區政府代理主席董必武做媒，向這個比他小16歲的米脂姑娘求婚，不久二人便在“紅大”舉辦簡單的婚禮，張梅成為林彪的第二任妻子。

1937年8月，“抗大”招收了周恩來的養女，朱德在歐洲留學時的鐵哥們孫炳文的女兒孫維世。同時招收了上海電影明星馬驥良（藝名唐納）的前妻，女演員藍苹。不久延安大禮堂上演話劇《血祭上海》，17歲的孫維世飾演劇中的“大小姐”，24歲的藍苹扮演“二姨太太”，兩人初露頭角在延安一舉成名，也引起毛澤東的關注。

次年（1938年）“抗大”學員藍苹又在新編京劇《打漁殺家》中扮演女主角蕭桂英，看得毛澤東春心盪漾。此時毛妻賀子珍正在蘇聯“長期養病”，毛決定無視中央政治局的反對，執意要娶江青為妻，讓她提前從“抗大”畢業，改名叫“江青”，調到中革軍委軍委辦公室做秘書，照顧毛的生活起居。

“抗大”有個學員不解，寫信問毛為何捨棄賀子珍和藍苹結婚，毛回信：“同賀子珍同志是為了意見不合，同藍苹同志是為了解決性慾。”（齊世傑：《延安內幕》華嚴出版社1943年）

再說抗大三期學員孫維世，1939年畢業後隨養父周恩來去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當時林彪正在蘇聯養傷，孫維世與“抗大”學姐張梅有些來往，卻與老校長林彪發生一段“婚外戀”，更狗血的，是正在莫斯科學習的“抗大”前教育長劉亞樓，雖然娶了中共元老蘇兆征的女兒蘇麗娃，也和孫維世發生情感糾葛。

林彪表示可為孫維世拋棄張梅，要孫維世與他一同回國，但孫維世經過反覆權衡後婉拒林彪。1941年林彪與張梅離婚回國，他曾對孫維世同學發誓“從今非你不要”，但說歸說做歸做，回到延安後的第二年（1942年）就和張梅的“抗大”學妹葉群了結婚。劉亞樓也在1943年與蘇麗娃離婚，但沒有等到孫維世，1947年娶了哈爾濱中俄混血女老師翟雲英為妻。（林利，《往事瑣記》，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萬伯翱，《屹立雲端的俏白楊孫維世》，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2年）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行下效，“抗大”女生繼藍苹、張梅之後，郝治平嫁給了“抗大”副校長羅瑞卿，傅慧英嫁給學員陳賡，林月琴嫁給學員羅榮桓，浦瓊英（卓琳）嫁給鄧小平，浦安修嫁給彭德懷，等等。

女生走了“首長路線”待遇就不同了，普通學員吃大灶，每月只有一元邊幣津貼，隊幹部吃中灶，每月拿4元津貼，還有2斤白面和1斤雞蛋，校級幹部吃小灶，拿5元津貼。

但也不是每個女生都攀想高枝走“首長路線”，比如，來自哈爾濱的美女學員郭霽雲，就直接了當拒絕了劉少奇的求婚。

不過，女生拒婚終於發生了轟動延安的“黃克功事件”。時任“抗大”三期六隊隊長的黃克功，因逼婚未遂、槍殺了不到20歲的女生劉茜，毛澤東只能“揮淚斬馬謖”，將這名井岡山嫡系驍將判處死刑。可悲的是，黃克功臨行前竟高呼口號“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打倒國民黨！”（解放軍出版社，《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人物誌》1995年）

以上這些大家也許耳熟能詳，俺就不多白話了，大家對“抗大”二期的林月琴改嫁的來龍去脈還不太清楚，俺多說幾句。

林月琴和張梅是“抗大”二期的同學，1946年7月林月琴陪老公羅榮桓到莫斯科治療腎病，林彪托林月琴給張梅帶了一封信，說他已經和葉群結婚生子，叫張梅另外嫁人，林月琴見到張梅後百感交集„„

林月琴曾在紅四方面軍任婦女工兵營營長，認識了比她大7歲的後勤供應部軍需處處長吳先恩，兩人在長征路上結為夫妻。1936年11月紅四方面軍在黃河南岸的兩萬多人改稱為“西路軍”，時任紅9軍供給部部長的吳先恩隨西路軍西征寧夏、甘肅，林月琴入“抗大”二期學習，夫妻二人就此別過。

1937年1月西路軍兵敗河西走廊，吳先恩逃出了重圍撤進祁連山，和延安方面徹底斷了聯系。紅軍總司令朱德的妻子康克清和林月琴是“抗大”二期的同學，也是吳先恩和林月琴婚姻介紹人，她告訴林月琴西路軍2萬多人已全軍覆沒，吳先恩很可能也“光榮”了，要林月琴做好“心理准備”。當時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面軍許多高級將領正在延安挨整，23歲的林月琴沒了老公更像像塌了天一般„„

幸好林月琴找到了紅四方面軍婦女獨立營的劉桂蘭，從劉桂蘭的那裡聽說紅軍後方政治部主任羅榮桓，17歲那年羅在湖南老家和當地女子顏月娥結婚，生了一個女叫羅玉英，後來離家出走上了井岡山，到如今已經35歲了仍是單身狗。

於是，劉桂蘭通過自己的老公陝甘寧邊區政府保衛處副處長許建國為羅榮桓介紹林月琴，兩人一見鍾情情投意合，毛澤東聽說一方面軍的的羅榮桓要娶四方軍的林月琴做老婆，也認為這正是團結四方面軍的”好事“，表示“要喝上這杯喜酒！”

1937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青年部部長馮文彬做證婚人，林月琴和羅榮桓入了洞房，新婚燕爾如膠似漆，有滋有味„；萬萬木想到蜜月苦短，兩人卿卿我我甜甜蜜蜜還不到一個月，林月琴的原配老公吳先恩陰差陽錯死裡逃生回到延安！

原來吳先恩在臨澤縣戰斗中被馬家軍打散，吳先恩帶着40餘人經過一番血戰奪取了馬家軍馬場的40多匹戰馬，但因沒有經過騎兵作戰訓練，反被馬家軍騎兵追殺只剩22人逃進的祁連山深處。

1937年6月，吳先恩打扮成乞丐一路要飯，走到了陝西省涇陽縣雲陽鎮附近遇到了彭德懷的部隊，他被送到了彭德懷的前敵總指揮部，彭立即派人把他送到西安辦事處，從西安乘搭運輸汽車回到了延安。彭沒有告訴吳先恩，他的老婆林月琴已經改嫁別人，但立即向延安毛澤東報告，吳先恩活着回來啦！

吳先恩“死而復生”回到延安後，他的婚姻介紹人康克清第一時間告訴“抗大”同學林月琴，同時也告訴了自己的老公朱德。朱去見毛澤東，說他在張國燾左路軍發現吳是個好幹部，當初過草地時堅決和一方面軍站在一起，應該多關照他，需要什麼就給什麼。

然鵝，吳先恩最需要的愛妻林月琴卻被人抱走了！一時間引發了在紅四方面軍將領的憤憤不平„„

羅林的婚姻問題，如果處理不當可能造成政治問題，紅四方面軍本來就和中央關係緊張，並不好就會火上加油加深分裂，西路軍將士在前方浴血奮戰九死一生，好不容易從死人堆中爬了回來，沒想到鳩占鵲巢，老婆被別人抱走了，這對很多傳統觀念濃厚的四方面將領來說，這是非常嚴重的羞辱。

因此，毛澤東決定親自出馬干預，解鈴還須系鈴人，他把林月琴請到自己的窯洞裡，做她的“思想工作”，讓她和吳先恩交個底：自己和羅榮桓婚後生活很幸福，儘量讓吳先恩主動和她解除婚姻，口說無憑立字為據。

林月琴見到吳先恩後，兩人抱頭唏噓一番。雖說大難不死，但也未必就有後福。其實原紅四方軍總政治部主任、“抗大”女生第八大隊隊長張琴秋已和林月琴談過利弊得失，告訴她羅榮桓已被任命為八路軍115師政訓處主任（政治部主任），和林彪一樣，同是毛澤東的嫡系親信愛將；而此時此刻的敗將吳先恩，和如日中天的羅主任相比，其地位不說天壤之別，也是雲泥之差！如果硬要從羅榮桓的懷抱里把林月琴要回來，今後指定不會有啥好果子吃！

識時務者為俊傑，吳先恩只能淚流滿面打碎牙齒往肚子裡咽下，經過反覆權衡後，決定按毛的意思做，給林月琴寫一份離婚書，書中特地註明“永不反悔”，讓毛澤東和羅榮桓放心。

事情搞掂兩個月後（1937年8月）羅榮桓出任八路軍115師政訓處主任（政治部主任），之後率115師686團開赴前線。

吳先恩後來和沙堅結婚，再沒給林月琴和羅榮桓添麻煩。1955年羅榮桓任總政治部主任兼任總幹部部長，負責主持上將以下，少將以上的軍銜評定，吳先恩被授予中將軍銜，林月琴授大校軍銜。羅榮桓61歲就去世了，吳先恩卻活到了80歲，而林月琴享年90歲，不知兩人能否在天堂再相聚再重圓。

1938年“抗大”的學生人數爆滿，於是乎西安城的電線杆子貼出了”抗大停止招生”布告。據原“抗大”政治部主任莫文驊回憶，當時有幾個西安的女學生想去延安入抗大，苦於沒有門路，正好有個叫吉司恭冒充“抗大”政治部主任來西安招生，女學生彷彿看到救星拉住他不放，結果被這個色狼哄騙奸污„“政治部主任”占了幾個女學生的便宜後撒丫子跑得不見蹤影。

其實從1937年“抗大”開辦第三期，學員人數已達到1372名，其中616人來自紅四方面軍和“西路軍”殘部，包括王樹聲、李先念、許世友、王建安、王宏坤、曾傳六、曹祥仁、丁國鈺、羅舜初、李壽軒等軍師以上幹部。

一年前（1936年9月）紅15軍團騎兵團團長韋傑奉命來到寧夏同心縣王家團莊，軍團長徐海東要他帶領騎兵團火速攻占甘肅會寧，迎接二、四方面軍的先頭部隊。

10月2日凌晨韋傑的騎兵團順利攻占會寧，隨後紅15軍團73師進駐會寧城，紅1軍團1師進駐會寧郊外的青江驛。

5天後（10月7日）紅四方面軍第4軍軍長王宏坤帶領兩個團進入會寧縣城與15軍團73師會師，紅四方面軍第4軍第10師在青江驛與紅1軍團1師會師。

一個月後（11月10日），中革軍委電令西渡黃河的紅四方面軍總部組成“西路軍”指揮部，總指揮徐向前，總政委陳昌浩，率領三個軍：5、9、30軍和騎兵師西征寧夏、甘西，打通與蘇聯的聯絡通道。 “西路軍”全軍計21800人，作戰部隊13000餘人，其餘為機關和後勤人員。西路軍在三無（無援兵、無糧草，無彈藥）的困境下全軍覆滅，總指揮徐向前化裝成乞丐輾轉返回延安，總政委陳昌浩帶了10多個金戒指隻身逃回老家湖北漢陽，一年後回到延安。30軍政委李先念帶領700余殘兵翻越祁連山抵達新疆，第二年（1937年）返回延安。

1937年8月“抗大”第三期開學後，西路軍殘部將領王樹聲、李先念、許世友、王建安、王宏坤、曾傳六、曹祥仁、丁國鈺、羅舜初、李壽軒等人成為三期學員。

原紅四方面軍主席，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張國燾兼任“抗大”政治經濟學講師，紅四方面軍、西路軍政委陳昌浩從老家湖北回到延安後，也到“抗大”當了老師，講授“近代世界革命史”。

對於紅四方面軍的幹部來說，“抗大”第三期還有一項重要政治課程：學習毛澤東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批判“張國燾路線”。

啥叫“張國燾路線”，毛給出的定義是：“反黨，堅持他一貫的退卻主義和取消主義，張國燾是為敵人嚇倒的極端的例子，紅軍第四方面軍的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是這個路線的最後的破產。”

落毛的鳳凰不如雞，張國燾從此如坐針氈日子忒難過，會上挨批不說，會下分分鍾受辱，例如，有一次邊區小學組織小學生在街頭演戲，毛澤東中共領導人正好路過，看到張國燾大兒子張海威在戲中扮演“壞蛋”，毛笑着說，張國燾的兒子演壞蛋正合適。張國燾懟了毛一句，你毛澤東什麼東西，你無恥。一時局面相當緊張，劉少奇突然橫眉豎眼聲色俱厲，指着張國燾說，你張國燾什麼東西，你張國燾才是無恥。張國燾一看毛的身邊個個正顏厲色，知道自己實力懸殊太大寡不敵眾，只得拉着兒子拂袖而去。

更讓張國燾難忍的，是被自己曾經的親信手下翻臉不認人。例如，在一次與三期學員“面對面”的檢討會上，張國燾正在為自己辯解，突然從台下上一個學員，脫下布鞋，朝張國燾劈頭蓋臉地打去。全場立時震驚了。

張老師定眼一看，該學員竟是自己在紅四方面軍時的一名親信，警衛團政委錢運彬，後任紅四方面軍第4軍司令部偵察科科長，改名錢鈞。錢鈞和許世友是同在少林寺當過和尚，1955年授予中將軍銜，1960年代任南京軍區副司令。

錢均在紅四方面軍從來沒挨過整，張國燾瘋搞肅反時也沒動過他一根毫毛，因此和張主席於公於私皆無宿恨。再說一個在少林寺學過武功的出手打人，習慣上是不會鞋子脫下來當傢伙使的，因為這是老娘們的潑婦動作，練家子只會呲之以鼻。這個你如果不相信，可以去問金庸大師。

錢鈞為啥要這樣高調登場作秀？因為當時“抗大”教委會主席毛澤東正好坐在台下“聽課”，看熱鬧不嫌事大，毛把這一切都看在眼裡了。

事後，毛澤東親自到張國燾住處，向張老師賠禮道歉。張余怒未息，說怎麼說自己還是邊區政府主席、抗大老師，學員怎麼可從打人。

毛說，打人者可是你們四方面軍的。你的檢討不過關，大家都着急，你該有個態度才行。誠如你所說的，要檢討政治路線才對。不然，這樣下去，對全黨上下都不利„

兩人長談了多時，張國燾有所觸動。幾天後，他給中央政治局寫下了檢討承認：“我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線，實際上是為了爭奪紅軍的最高指揮權。”（錢鈞《錢鈞回憶錄》1988年)

無獨有偶，30年後的文革中，時任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李鍾奇在批鬥彭德懷大會上，公然扇彭總一記耳光，又拳腳相加，這是後話。

學員錢鈞翻臉不認人，公然出手毆打老師老領導，引起了台下其他學員的義憤，其中情緒激烈的有許世友、王建安、洪學智、詹才芳等人，尤其是許世友也跳到台上，學員大隊長陳賡想攔沒攔住。許同學喊道，張主席有功勞，不然紅四方面軍怎會有八萬人馬呢？你們不能沒了良心！

當時的許童鞋畢竟城府不深，比他師弟錢鈞差遠啦！沒看出這一鞋一拳喜劇幕後的那位導演是誰。其實這出戲明明就是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着，沒有這幾鞋子打臉，毛就不會登門道歉，張就不會和毛長談多時，幾天後也不會給中央政治局寫下了檢討。脫下鞋來扇一位中央領導人的臉？沒有在背後撐腰誰的膽兒有辣麼肥！

錢均後來也對人說，“有武功的人，與不會武術的人是不一樣的，有時你出手時並不想傷人，但往往事與願違，一出手就誤傷了人。過去，有時因對敵鬥爭的需要，我曾毫不留情地利用過功法，而在同志中間，有人邀我試拳、交手、掰腕子等等，在多數情況下，我都是裝“矮人”，甘拜下風，輕易不開手。當然有時候不使大家掃興，或者興之所至，也偶爾露一手。”（劉繼興《劉繼興讀史》2012年)

據原紅四方面軍4軍政治部主任洪學智回憶，在“抗大”批判會上，誰要為張國燾說句公道話，誰就是“張國燾的人”然後被扣上“張國燾的應聲蟲、被張國燾收買的走狗、反抗中央的土匪、軍閥、托派”等等大帽子，但像錢鈞這樣的見風使舵反戈一擊的投機分子，當然可以順利過關。

然鵝，像許同學這樣的“刺頭”必然被整得灰溜溜抬不起頭來，尤其聽到傳言，說中央要槍斃周純全、何畏，他頓時感到如果萬一哪天自己也被槍決，實在忒憋屈冤枉啦！

他突然想到紅四方面軍長征後，留在川陝打游擊的巴山游擊隊司令劉子才手下有一萬多人，許多是自己的老部下，何不去四川找劉子才，打土豪分田地哪兒不是一吊樣！

於是他串通了學員王建安、陳再道、詹才芳等11名軍師級幹部，20多名團級幹部，定好了時間和路線，准備脫離“抗大”去巴山游擊隊入伙。

不料他的老搭檔老伙計，原紅四方面軍4軍政委王建安突然變卦，說肚子疼走不走了，許世友明白王建安藉口臨陣脫逃，要綁了他帶走。王借上茅房為由跑到學員大隊部，向值班的黨總支委員，原紅四方面軍9軍政治部主任謝富治匯報實情。為了獲得中央信任好機會，謝富治立即向校長林彪報告，林又迅速報告毛澤東。毛指示：立即把許世友抓起來，同時秘密抓捕所有人，不能讓一人跑掉。

林彪知道許世友會武功，給“抗大”保衛處處長周禮富下命令，要讓在特別警衛隊選派8名訓練有素的精幹隊員立即抓捕許世友。當天（4月4日）下午4點左右，特衛隊隊長嚴大芳帶着8名隊員來到許世友的學員宿舍，許世友想跳房逃跑未遂，被特衛隊用粗麻繩捆綁帶走，另外30多同夥包括告密者王建安全部束手就擒，被特衛隊押送邊區保衛局監獄。

許同學被抓後，校長林彪主張槍斃他殺一儆百，很多人也喊着要槍斃許世友這個“叛徒”，案件最後交最高法院院長董必武審理。董必武和王建安、陳再道、詹才芳等11名軍師級幹部，20多名團級幹部談話後，認為“許世友反革命集團”並非一個有組織的“反革命”領導暴動，所有打算脫隊人員都是自願，沒人指使和操縱，同張國燾、何畏、周純全沒一毛線關係。

許世友同學是策劃逃跑的始作俑者，但他的錯誤要與“張國燾路線”區別開來，與他的功勞和貢獻區別開來。於是，邊區最高法院判許世友一年半的有期徒刑，其餘人分別判了一年或者幾個月，學員王建安舉報有功免於處分。

1937年8月22日，國民政府軍委會宣布紅軍第一、第二、第四方面軍和西北紅軍等部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朱德任總指揮，彭德懷任副總指揮。

八路軍成立後選派得力的幹部是個關鍵要素，第115師、第120師、第129師和總部特務團，除了紅一、二方面軍和西北紅軍的幹部外，更需要人數眾多經驗豐富驍勇善戰的紅四方面軍的將領，雖然原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擔任了129師副師長，但如何讓紅四方面軍的將領丟掉思想包袱死心塌地跟“中央”走，是個至關重要的大問題。

毛澤東決定先讓學員大隊長陳賡去邊區監獄探望許同學，還給他帶了一條名牌香煙，再讓許世友的老上級徐向前去做他的“思想工作”，最後毛親自出馬來到獄中安撫許世友，答應撤銷對他的刑事處分，仍回抗大繼續學習。

1937年8月許世友被釋放，和他一起計劃逃跑的人也被提前釋放，全部回到抗大繼續學習。

次年1月，毛澤東批准撤銷了對許世友的黨內處分，給他恢復了黨籍，任命他為八路軍第129師386旅副旅長，旅長是他的上級，抗大學員大隊長陳賡。

1940年9月許世友調任山東縱隊第三旅旅長，他的抗大同學王建安在魯中軍區當司令，在山東軍區一起開會時，兩人不理不睬如同陌路，直到1948年國共內戰濟南戰役，才握手重歸於好。

1980年7月25日，王建安去世前交代妻子牛玉清，骨灰埋在湖北紅安老家，因此沒人知道他去世的消息，也沒人前來追悼。五年後（1985年）許世友去世，經鄧小平特批土葬在河南信陽新縣田鋪鄉許家窪其母親墳墓旁，前來祭拜的絡繹不絕，墓地前茅台酒瓶堆成了牆。